3．佘幼芝：一段感人的故事
2000年清明后的一天，在袁墓与袁祠所在的东花市斜街52号，我第一次见到了余家的第十七代传人——佘幼芝老人。她为我叙述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她说：“从先祖至今，佘家守墓已经整整370年了。我们佘家世代单传，都不长寿，始终没有活过七十岁的，而且多是急病而亡，如心脏病、脑溢血什么的。所以最荒唐的是台湾作家李敖最近写的那本叫《北京法源寺》的书，居然说有一代佘家人在法源寺当和尚!那怎么可能?那样我们佘家岂不是要断代了?我曾祖父余淇是第十四代；爷爷佘恩兆是第十五代；到我父亲佘显增时有兄弟俩，他行二，四十九岁就去世了；我伯父佘翰卿也是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我的堂兄。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我们佘家注定不能蕃衍外迁，而要把根留在这里，永远继承先祖的遗训。”
“文革”当中，墓地遭劫。由于传说墓中袁崇焕的头颅是金子做的，有人甚至挖地三尺，袁墓彻底被毁。祠堂的正房被当时街道革委会的主任和红卫兵占了，后来逐渐迁入十几户人家，而佘家则被挤到院西的两间小屋中——那本是以前余家的羊圈。堂兄一家也搬走了，不知下落。
“文革”结束后，有关部门根据佘幼芝提供的线索，修复了袁崇焕与佘义士的陵墓，但由于种种原因，袁祠却未能复原，这正是佘老人始终惦念的事情。几十年来，她把各级部门都找遍了，许多领导也亲自到这里来看过，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她说：“有人提议要把墓地迁到龙潭湖，和袁崇焕庙并在一起，我坚决反对。大将军的墓是文物，离开它所在的地方还能叫文物吗?我去市里区里到处找领导，反映情况，在有关人士的支持下，终于拦住了……”
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佘幼芝的丈夫焦立江，他是一位普通退休教师。
说到佘家守墓的事，他说：“原先我对她不理解，不明白一个老太太东跑西颠地图个什么。后来，许多材料需要我帮她写，写着写着，我也被袁大将军和他们佘家的事感动了，有些材料我是含着眼泪写的。”
曾经有一位美国人在参观过墓地后感慨地说：我们美国建国才二百多年，而佘家人为一个死去的将军竟然守了三百多年的墓，真是令人敬佩!这使焦立江更深刻地认识到佘家守墓的特殊意义：这分明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从此，他便成为佘幼芝最得力的帮手。他很为自己能够有幸参与这样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感到自豪。
那次，我还见到了他们的儿子焦平，他是一个很文静的小伙子。由于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佘幼芝热情地要我留下吃饭。午饭很简单，就是打卤面。切面是焦平现去买的，饭后，也是他默默地把桌子收拾干净。
佘幼芝与焦立江有两个孩子，女儿焦颖已经成家，儿子也参加工作了。令人欣慰的是，也许是从小受影响的缘故，他们都很理解自己的父母，有空的时候，也经常陪他们去墓地打扫。孩子们还说，等将来真的有一天老人干不动了，他们会代替父母的。实际上，孩子们已经为保护袁墓做过不少事情。比如佘义士的墓碑在“文革”中失落，后来还是焦平发现的。那时他还小，有一次玩耍时无意中看到一块垫作台阶的石头上有些刻字，像是一块残碑，他赶紧告诉大人，经辨认后发现，那居然是佘家先祖的墓碑。如今，这碑已被修复，重新竖立在陵园里余义士墓前。余幼芝说：“我儿子对佘家的事很自豪，自己还写过一首诗：‘独守义园思元素，勇镇宁锦慑贼胆；大破后金敌百万，生前功名身后传。’那时他只有14岁……”
P7-10
很庆幸自己有过在胡同里生活的经历，所以才对北京这座古城，以及曾经或正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感情。留下这段过去的文字以代替“后记”，作为一个美好的回忆。
我其实算不得地道的北京人。上高中时举家迁京，刚来就赶上“文革”。三年后去陕北插队，那时以为自己再也回不来了，倒开始眷恋这座城市，想念什刹海的荷花、北海的白塔、绿树浓荫的胡同和蓝天上盘旋的鸽群……
在外漂泊了15年，最终重返北京，突然觉得，这就是我的故乡啊!那激动的心情持续了好长时间。
起初，我住在广渠门北里，而上班则在城西。每天两趟，要骑着自行车横贯花市大街，走兴隆街、鲜鱼口，一路小胡同，往返于京城两端。北京的街巷风情，从来没有像那会儿似的，让我感到无比亲切，给我留下了那么深的印象。
记忆最深的，还是锦芳小吃店。刚回北京的时候赶上冬天，起早上班的时候天还黑黢黢的。来不及在家里吃早点，推车穿地道过铁路，下坡是白桥大街，再往西就是花市大街了。早上人少，路灯又暗，冷清得很，顶头的西北风噎得人张不开嘴。好在骑不多远，前面路北就能看见锦芳小吃店那灿烂的灯光了。锁好车掀开棉门帘子进去，热气直扑人脸，身上的寒气儿一下就消了一多半。我最爱吃的是这店里的面茶，稠乎乎，香喷喷，热得烫嘴。喝面茶急不得，有窍门儿：老主儿从来不使筷子不用勺，转着碗贴边喝，喝到底儿干干净净。就着俩焦圈，一碗面茶下肚，浑身热乎，接下来那40分钟的路程就不至于冻得脸歪嘴斜手脚发木了。
花市一带住的多是平民百姓，过日子讲究的是个实惠。花市大街上各式各样的小店多，说来也就是方便、实惠。下班的时候，在路南那家小门脸儿花上两毛一分钱来斤切面，再买几个刚出炉的热烧饼——当然别忘了付粮票——全家三口的晚饭主食就齐了。家住花市附近，买菜很方便，东花市白桥有一个挺热闹的自由市场，平时人就不少，礼拜天更是挤得满满当当的。改革开放搞了好几年了，市场上的菜很丰富。秋天储备大白菜，早先得排大队，这会儿两三块钱能买一推车，人家还管送。
那会儿供应开始好转了，起初买肉得要肉票，后来也放开了。我们两口子是双职工，为了省事儿，往往是周日上街时买一大块五花肉，炖得烂烂的，连汤带肉，下面条也成，烩菜也成，能吃一礼拜。虽说那时家里还置不起冰箱，不过大冬天的，炖好的肉盛锅里搁着冻成冰砣子，半拉月也坏不了。花市有个清真寺，街里住的回民挺多，牛羊肉铺也不少。清真肉铺服务态度好，顾客可以随意挑选肉的部位，有人爱吃牛腱子，有人想要羊通脊，随便。
记得当时电视里正播一部名叫《阿信》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说的是一个女子艰苦创业的故事。恰好有个待业女青年在西花市路北开了家不大的烧鸡店，被人称为“中国的阿信”，慕名而去的人很多，她那烧鸡也的确做得不错。后来媒体一宣传，不知为什么却关门了，让人觉得挺遗憾。
出花市大街西口往北不远，是崇文门菜市场。当时北京城里有东单、西单、朝内几个大菜市场，崇文门这个建得晚一些，但规模最大。那会儿刚开始兴“自选”，崇文门菜市场里也设了一个，那其实就是后来的“超市”，架子上的东西让顾客自己动手可劲儿挑，让人觉得很新鲜——不光购物方式新鲜，卖的东西也新鲜。不过，等结账的时候，人们往往发现买的东西超出了原先的计划——不知不觉就拿多了!
菜市场对面是老便宜坊烤鸭店，北边过崇文门路口是新侨饭店西餐厅。遇上节假日想解解馋，喜欢中餐可以来半只烤鸭，想换换口味不妨去薪侨——别以为西餐有多贵，新侨外卖的正宗罐焖牛肉才一块九毛钱一份，味道好极了!
崇文门外大街上，药店、茶叶店、食品店、服装店……卖什么的都有。不过平时用不着跑那么远，一般问题在花市大街里就都解决了。比如花市西口路北是家挺大的日用杂货店，上下两层，小至铁丝、洋钉、苍蝇拍，大到煤炉、碗橱、五斗柜，东西很齐全。路南往东一点儿还有一家杂货铺，规模要小得多，但价格相对要便宜些。我刚安家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是在这两家店里置办齐的。
路南把口的，是人们熟悉的花市百货商店，楼下是自行车、电风扇等“大件”，楼上是服装布匹日用百货。百货商店东面是教育书店，那时北京城里好像只有这么一家专卖各类教科书的书店，我那上小学的儿子是个马大哈，三天两头丢课本，还只能在这个书店里才买得到。
教育书店斜对面，是挺有名的花市电影院，那年初次尝试放通宵电影，在北京城里还是个稀罕事儿。赶上一个周末，把儿子哄睡了，我们两口子溜出来享受了一把。从晚上11点开始连放4部电影，中间休息半个钟头，就着自带的小暖壶喝点热水再啃上半个烧饼，完了继续看。老婆困了，倚着我的肩膀打会儿盹，我是越看越精神，心里还真有点儿谈恋爱时候的滋味儿!
要说花市什么都不少，还就是缺了个公园。不过好在交通便利：3路公共汽车从广渠门发车，由东花市斜街过来，穿过整条花市大街。在铁轳辘把那站上车，要不了半个钟头就到天安门广场了。星期天带着儿子去广场放风筝、到中山公园看露天电影、在太庙里的空地上打会儿羽毛球，方便得很!
那年月虽说收入不高，可活得挺舒心。后来单位分了房子，住得离花市远了，但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牵挂着，还经常骑自行车回来转转，那绿树浓荫的街道，让人留恋。
如今，花市大街大变样儿了。路倒是宽了，树却少了；高楼起来了，胡同和老房子没了。再想寻找早先那份儿感觉，难啦。
与《走读京城角落》一样，这也是一本讲故事的书。不过，它讲的是与北京有关的一些人物。
说到“人物”，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名人”。北京这座古城，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曾有无数名人来来往往，岂是一本小书可以容纳的。所以，这里所涉及的，主要还是近百年来曾经在北京留下过特殊的足迹、对北京产生过特殊的影响、在北京有一些特殊经历的名人。
限于篇幅，选择的人物不多；不求其全，只为了讲一些特殊的故事。
有许多名人，我们似乎很了解，其实未必。比如主持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百年来始终是国人的骄傲，但很多人被一些虚幻的“业绩，，所蛊惑，而热衷于传播讹误——像所谓的“之”字形线路和所谓的“詹氏车钩”等——以致遮掩了真正应当属于他的光辉。
还有一些名人，尽管业绩辉煌，却被如今的人们所遗忘。比如朱启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几乎算不得“名人”，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历史实在不公平，居然让一位改造过北京城、开发过北戴河、开创了中国古建筑研究事业的实干家默默无闻。
至于溥仪、蔡锷、邵飘萍、林白水、张自忠、司徒雷登、张允和、梁从诫、侯仁之……他们生活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而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与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关于这本书的中心脉络，也许还是本书的责任编辑黄新萍总结得更为准确——“对北京城的形成发展以及气质的养成做出独特贡献的人；是这座城市的建造者、完善者和守护者”。
关于“人物”，我想扭转一些传统的观念：并非只有名人才算“人物”，普通百姓照样也是“人物”；故人可以是“人物”，今人同样是“人物”。对我而言，这书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焦平和他的父母。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佘家十七代人在三百余年间为一位古代将军守墓的故事广为流传，却很少有人知道佘幼芝、焦立江和焦平的名字，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然而，在长达十四年的交往中，我曾亲眼目睹他们这个小小家庭所遭受的沉重严酷的磨难和生离死别的痛苦。他们催人泪下的坎坷经历，是我所读过的最感人的故事。任何天才作家纵使有生花妙笔，也编写不出这样曲折悲壮的情节，因为这故事是佘家人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的，他们是无名的“名人”。有了他们，才使得袁崇焕墓从一处普普通通的古迹升华为一种精神传承的象征。当初，正是因为认识了他们，才促使我踏上“走读”京城的道路，从而陆续写出了一些书籍和文章：这样一座城、这样一些人，怎不让人产生真挚而浓烈的感情!
所以，如果读者在读过这些故事以后，还能有掩卷回味的兴趣，并由此引发思想与感情的共鸣，这是我最想得到的回报。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收录的12篇文章，都是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所谓的“后记”，也用一篇旧文“花市印象”代替——对于我来说，在胡同里的生活是一段宝贵而难忘的经历。
不过，此次将这些文章编为一册，并非简单的“旧文重发”，而是根据新近的情况或资料，进行了大量修改增删甚至重写，并补充了许多未曾发表过的图片。对于一些有资料价值或纪念意义的照片，还特地标明拍摄日期，以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这本书依然保持我的习惯：除了少量必不可少的历史图片取自有关的资料，其他的景物照片均属实地拍摄；书中的那些画像、速写、地图等，也由我执笔绘制。如此做法，并非出于所谓的“才艺展示”，而是为了突出“走读”的特点。
其实，所谓“走读”，并非我的发明，此前已有一些以“走读”命名的文字或电视作品。简单而言，这无非是实践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诲，也符合现时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有人解释为“行走中的阅读风景”。而将“走读”由“景物”扩展到了“人物”，也许可算是一种探索吧——“人物”同样也是一道具有特殊魅力的“风景”。
我还认为，命以“走读”的作品，不仅推崇将实地考察与案头工作相结合的理念，还应当具备一些自身独有的个性。比如：
为确切了解事物的真实性，作者应做到“亲历、亲写、亲摄、亲绘”。所谓“亲历”未必是亲身经历，但应在可能的前提下力求亲自走、亲自看、亲自查，而不能仅靠坐在书斋里抄资料。事实证明，许多资料未必可信，需要认真甄别验证。
必须坚持“图文并重”的原则。所谓的“图”，应主要取自作者亲自拍摄的照片、亲手绘制的插图。即使是出于需要而采用的旧照片、旧图片，也要有可靠的出处。图片不仅是正文内容的重要补充，还应是具有独立意义的重要资料。
应尝试一种“边走、边读、边想、边写”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也并非我的发明，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如此，能在书中人物、作者与读者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对话的气氛，从而产生精神上的沟通。
上述等等，便是我所说的“走读”。
当然，这些想法和做法能否获得理想的效果，还需经受读者的检验。
借此书出版的机会，我还要向当年那些认真的编辑们致谢。比如《北京青年报》的尚晓岚、谭璐、赵维、谢燕辰，《法制晚报》的陈洁，《北京晚报》的李峥嵘，《文明．北京时间》的李晨，上海《文汇报》的刘绪源、傅庆萱，《纵横》的高芳，《报告文学》的吴双、徐晓珂，等等。
我仍要重复曾经说过的那些话：我与这些编辑中的大多数人仅有信函交往，至今未曾谋面；然而，当年正是南于他们的督促鞭策，才使我不得不克服懒惰趋于勤奋，而每篇稿子无不留有他们精心编辑加工的痕迹。如今汇集成书，责任编辑黄新萍同样付出了许多心血，从内容筛选、文字修改直到图片配置和版式编排，其间经历了很复杂的过程。
所以，如果这些文章能够让读者产生兴趣的话，首先应当褒扬的，是编辑们的功劳。
2014年7月于北京会城门
陈光中的《走读京城人物》这本书讲的是与北京这座城有关的一些人物的故事。
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曾有无数名人来来往往，岂是一本小书可以容纳的。所以，本书所涉及的，主要还是近百年
来曾经在北京留下过特殊的足迹、对北京产生过特殊的影响、在北京有一些特殊经历的名人。
陈光中的《走读京城人物》是一本讲故事的书。不过，它讲的是与北京有关的一些人物。北京这座古城，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曾有无数名人来来往往，岂是一本小书可以容纳的。所以，这里所涉及的，主要还是近百年来曾经在北京留下过特殊的足迹、对北京产生过特殊的影响、在北京有一些特殊经历的名人。关于这本书的中心脉络，也许还是本书的责任编辑黄新萍总结得更为准确——“对北京城的形成发展以及气质的养成做出独特贡献的人；是这座城市的建造者、完善者和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