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师群经，友迁、固
强调文成于学，反映了黄溍文章观念中重视性理的一面，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蕲向，并未能为如何提高文章技巧提供方便法门。黄浯所倡行的细化的文章经验，是通过宗本群经、取法二史来实现的。宋濂自述学文经历，言及自己对古今文章大家，多所究心，“及游黄文献公门，公晦之日：‘学文以六经为根本，迁、固二史为波澜。二史姑迟迟，盍先从事于经乎？’①”黄溍的训诲包含了几层含义：文章根本在于宗经，经学深湛则文章淳雅；但仅重性理容易导致文章典实有余而质木板滞，故而需要学习史家笔法来增强文章艺术性，使之活跃而富有灵动之气。而这两端当中，宗经则为根本准则。在《叶夷仲文集序》中，宋濂更重引此说，以识师法：“昔者先师黄文献公尝有言日：‘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槁木死灰而已。”’两论对照，师群经决定了文章的内容；而法二史则影响了文章表达。造性理本源，尽文事之变，这与合程、朱、欧、苏于一的主张契合，反映出黄溍文章观念的一致性。后人称赏“此言约而能要，宋文宪公屡称之以励学者”②，并奉之以为圭臬，足见此说影响并不仅限于师门。
这一观点的具体意涵，黄浯并未形诸文字，而其门生宋濂、王袆却多称道不置，因而有必要考察宋、王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首先需要明晰他们所指称的“文”的具体内容。对于“文”的理解，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早已提出天文、地文与人文之说，有代表性意义，同时此文中已有将文与道联系起来的倾向。宋濂的见解大力突出了道对于文的规定作用，在为王袆所作的《华川书舍记》中，他强调“立言不能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者，皆不足谓之文也”。这样的标准自然只有圣人之文方能符合。在他的梳理下，诸子百家之文皆不免“学未闻道”，而“自是以来，若汉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曾巩、苏轼之流，虽以不世出之才，善驰骋于诸子之间，然亦恨其不能皆纯，揆之群圣人之文，不无所愧也”。他所罗列的几乎尽是后人所推重的文章大家，遴选结果却是无一合辙，悬的之高令人惊异。合于这一标准的，不过寥寥数人：“上下一千余年，惟孟子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后，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经翼传，而文益明尔。”除孟子之外，其他皆为理学家，显然是以为理学家所推明的道，延续了圣人之传。他们的文章方为极则，是学习的典范：“士无志于古则已，有志于古，舍群圣人之文，何以法焉？斯言也，侍讲先生尝言之。”圣人之文自然就是儒家经典，因而宋濂转述的黄浯的论点，其实质仍在于宗经。
根据上述论点来判断，黄浯的文章观念基本不出理学家文论范围，作为常规话语，似乎早已失去重述的必要。不过这其中尚有未发之处，而正是这被遮蔽的存在，构成了黄浯文章论的独特性。黄浯所说的师群经、法二史不仅仅是对文章轨范的限定，更体现了文类观念。黄浯将文章分为两大类：纪事之文与载道之文。师群经一说所针对的，是载道之文；而法二史则是对纪事之文的要求。因而这一观念其实在重视性理、引史入文的同时，也具有提领实际写法方面的效用。
这一分类论文的见解在王袆《文训》中有充分表述。王袆自陈“华川王生学文于豫章黄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于是“太史公一日进生而训之”，因而《文训》中的观念皆直接秉承黄溍而来。文章提出：“文有大体，文有要理。执其理则可以折衷乎群言，据其体则可以剸裁乎众制。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气。才以为之先驱，气以为之内卫，推而致之，一本于道，无杂而无蔽。惟能有是，则统宗会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为文之至乎？”这与上文所言的文成于学构成呼应，是重道的表现。接下来文章对诗词四六、科举之文、金石之文、王言之作等逐一论列，而皆意犹未足，于是引出文类概念：“抑吾闻之，文有二：有纪事之文，有载道之文。”纪事之文当推史为极则，“文之难者，莫难于史”，“文而为史，诚极天下之任矣”。可见黄溍对文章的这一区划，是着眼于文章的最高境界，而并非对文体的逐体细分，由于史体代表了文章的最难之体，因而可以举以概全。史体当以迁、固为法，是因为“盖自纪表志传之制，马迁创始，班固继作。纲领昭昭，条理凿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谓特起拔出，隽伟超卓。后之为者，世仍代袭，率莫外乎其榘矱。论者以谓：迁、固之书，其与善也隐而彰，其惩恶也直而宽，其尊华也简而明，其防僭也微而严。是皆合乎圣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晔、陈寿之流，则遂肆意妄纂，曲笔滥笺。暧昧其本旨，而义驳以偏。破碎其大体，而辞谫以纤。况乎哗、寿之不若者，则又卑陋而无足观矣”。在体例、笔法、义旨方面，二史皆远迈群伦，足为效法对象。
不过文章并不以史体为极致，“史者，纪事之文，于道则未也”。文章的最高境界即为群经，“经者，载道之文，文之至者也”。群经各有轨范，“圣人之文，厥有六经。《易》以显阴阳，《诗》以道性情，《书》以纪政事之实，《春秋》以示赏罚之明，《礼》以谨节文之上下。《乐》以著气运之亏盈。凡圣贤传心之要，帝王经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极，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于是乎有征。斯盖群圣之渊源，九流之权衡，百王之宪度，万世之准绳”。载道之文，就可以汲取群经的优长：“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变，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乐》以求其通，本之《礼》以求其辨。夫如是，则六经之文为吾之文，而吾之文一本于道矣。”达到这一标准，文之能事也就穷尽而无余蕴了。P172-174
我对黄溍的了解，起初只限于各种文评中给出的元代文章大家的定位；后见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对其诗文均予高度评价；而在阅读元史研究论著的过程中，发现黄浯的文章实为高频度征引文献，遂有专力研读的兴趣。恰逢义乌丛书中列出了评传的条目，就不免产生踊跃一试的冲动。
真正着手后却发现并非那么简单。首先黄浯别集版本复杂，元明清各代都有刊刻且有些版本甚为罕见，搜集版本成为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其次由于黄浯的地位与影响，研究中必然要涉及政治、文学、地域、思想、学术、宗教甚至科举、艺术、行政、经济等诸多层面，这无疑需要相当的知识储备，对我而言挑战巨大。此外，由于学界对黄浯的行实缺乏细致梳理，在讨论专题的时候，需要不断停下来考辨相关史实，及至对诗文进行系年，这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写作的进度。不过随着研究的展开，在众多师友特别是黄灵庚教授的襄助下，文献搜集方面进展巨大。通过对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及美国相关图书馆的访查，集齐了别集的所有版本，同时还发现了《义乌洞门黄氏宗谱》，从而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而静嘉堂所藏文献中新见的黄浯科场程文，则为了解其儒学思想、政治态度提供了切实的根据，使我偶尔也有点一愚之得的欣喜。就这样在近五年的时间里，伴随着我对元代文史的学习，书稿也终于得以完成。
感谢王师水照先生对我长久以来的关心与指导。先生惠允题签，为拙稿增重，我愿将之视作激励与鞭策。感谢学习生涯中张仲谋老师与陈尚君老师对我的殷勤教诲。廖可斌教授审阅了全稿，提出宝贵意见，特致谢忱。另外，书稿被列入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项目，亦此申谢。
慈波
总序
第一章 家世与宗族
一、义乌洞门黄氏世系
二、诗书世泽，节义宗风
三、敬宗意识与宗谱编纂
第二章 地域、学派与士人网络：黄浯的师友渊源
一、师承授受与思想谱系
二、交游耆旧与文采风义
三、师友影响与出处选择
第三章 难进易退：黄浯的游宦生涯
一、奋由一第
二、州县沉浮
三、白首登畿
四、提学江浙
五、人直词林
六、林下休致
第四章 酌古通今：试策与黄浯的政治关怀
一、试策制度与策题拟定
二、乡试对策中的政治理想
三、策问：通达治体，善为疑难
第五章 文苑或儒林：黄浯儒学史地位的衡定
一、举场程文与黄浯的儒学素养
二、《日损斋笔记》：根据分明，不同臆断
三、黄浯与宋元之际浙东儒学
四、义理与文章的分合
第六章 佛学与学佛：黄浯的佛家思想及信仰
一、早岁学佛：聿熏旃檀妙
二、晚年喜为浮屠
三、会一趋同的佛教观念
第七章 地域、交游、出处选择：道家思想与黄浯的人生思考
一、婺州地域与道家文化
二、与道教人士的交往
三、出处思考与道家观念
第八章 自成一家：黄浯的艺术论与书画
一、书画题跋中的艺术论
二、雅善真草，笔札峻逸
第九章 诗主性情，文依经史：黄浯的文学观念
一、言诗而本于人情
二、六经根本，二史波澜
第十章 以文辞鸣当世：黄浯的文学成就
一、黄浯创作的发展阶段
二、元诗文献中的黄浯诗
三、平实流丽、超绝町畦的诗歌创作
四、文章：“类欧阳永叔”与“类王介甫”
五、文脉流传中的黄浯
参考文献
后记
自秦王政始置乌伤县，义乌迄今已有两千两百多年历史。古老的义乌大地，山川秀美、物华天宝，文教昌盛、地灵人杰。勤劳智慧的义乌人世世代代在此耕耘劳作，繁衍生息，改造山河，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历史原因，在义乌大地上产生了独特的地方文化。她既是江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
“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是义乌精神；“崇文，尚武，善贾”是义乌民俗；义乌的民风则是“博纳兼容，义利并重”。义乌精神及民风、民俗遂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泓泓一脉，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千百年来，义乌始终在传承着文明，演绎着辉煌，从而使义乌这座小城艳光四射，魅力无限。
自古以来，特别是唐代之后，义乌学风渐盛，至有“小邹鲁”之称。自宋以来，县学、社学、书院及私塾等讲学机构多有设立，而“莅兹土者，莫不以学校为先务”。故士生其间，勤奋好学，蔚成风气，学有成就，烨烨多名人。并且，辐射出巨大的文化能量，不仅本地名儒代有，在浩浩学海与宦海中大展宏图，而且还活动过、寄寓过数不胜数的全国各地的文化名人，从文人学者到书家画师，从能工巧匠到杏林名家，其生动活泼的文化创造与传播，绵延不绝的文化承续与传递，从来没有湮灭或消沉过。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领域里独树一杆颇具特色的义乌文化之帜，在优雅千载的儒风中诞生了许多屹立于中华民族之林的英杰。也正是文化底蕴的深厚与文化内涵的博大，造就了令人神往的义乌，使其作为中华文化渊薮的鲜明形象而历久弥新。
历史，拒绝遗忘，总要把自己行进的每一步，烙在山川大地上。
时间逝而不返，它带走了壮景，淘尽了英雄，留下了无数文化胜迹和如峰的圣典。只有在经过无数教训和挫折之后的今天，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城市的各要素所具有的种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它们饱含着从过去传递下来的信息，而《义乌丛书》正是记录这些信息的真实载体。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许多古老的文化至今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我们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怎样继承古老文化的精华，剔除其封建糟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新的文化格局，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的任务。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哲学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失落的家园。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时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开始意识到，对民族民间文化源头的追寻迫在眉睫，鉴于此，我们编纂出版《义乌丛书》，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概而言之，有三大作用：
文化典籍的传承保护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文化典籍中的善本古籍，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见证，极富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义乌也同样，历代文士迭出，著述充栋。这些历经沧桑而幸存下来的“国之重宝”，或则出于保护的需要，基本封存于深阁大库，利用率甚低；或则由于年代久远，几经战乱，面临圮毁，因此，亟待抢救。如今，《义乌丛书》编纂工作的启动，为古籍的保护与使用找到结合点，通过影印整理，皇皇巨著掸除世纪风尘，使其化身千百，为学界所应用，为大众所共享；同时，原本也可以得到保护。真可谓是两全之策，是为民族文化续命，是为地方文化续脉。
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在义乌历史上，有许多人文典故值得挖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值得记载。拨浪鼓文化需要传承，孝义文化值得发扬，义乌兵文化应予光大。但由于历史上的义乌是个农业县，文化底蕴虽然深厚，载入史册的却寥若晨星。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能孕育和产生强大的文化力，能为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提供重要基础，这种文化力所形成的精神力量深深熔铸在城市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因而，《义乌丛书》编纂者坚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衔接，精品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兼顾，创作出义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系列丛书，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
发展经验的文化阐释义乌经济的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定有其源。”义乌发展的文化之源，义乌商业的源流之根，义乌文化圈的形成特质包括宋代事功学说对义乌“义利并重，无信不立”文化精神的影响，明代“义乌兵”对义乌“勇于开拓，敢冒风险”文化精神的影响，清代“敲糖帮”对义乌“善于经营，富于机变”文化精神的影响等。因而，如何用文化来解读义乌，也成了《义乌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义的文化几乎无所不包，狭义的文化基本限于观念形态领域。从以上包含的内容可看出，《义乌丛书》对“文化”的界定，似乎介于广、狭之间，凡学术思想、哲学原理、科技教育、文学艺术等多个类别与层次，均在修编范围之内。
几千年岁月蕴蓄了丰赡富饶的文化积淀。面对多姿多彩、浩瀚博大的义乌文化形态，我们感受到了其内在文化精神的律动。
保存历史的记忆，保护历史的延续性，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如今，守望岁月的长河，我们不能不呼吁，不要让义乌失去记忆。
这也正是我们编纂出版《义乌丛书》的主旨与意义所在。
《义乌丛书》卷帙浩繁，她集史料性、知识性、文学性、可读性、收藏性于一体，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题材、新颖的编排，全景式地再现了江南“小邹鲁”的清新佳景和礼仪之邦精深的内涵。走进她，就是走进时间的深处，走进澎湃着历史的向往和时代的潮音的宝地，去领略一个时代的结束，去见证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宏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曾经是，也将永远是义乌区域文化赓续绵延的基石，也是义乌继续前进乃至走在全省、全国前列的力量。在建设国际商贸名城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因而，编纂这套丛书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时势的需要。
谨为序。
中共义乌市委书记 李一飞
义乌市人民政府代市长 盛秋平
黄溍(1277—1357)字晋卿，婺州义乌人，延祜首科进士，以《太极赋》驰名一时。入仕后浮沉州县，白首登畿，入直词林，侍讲经筵。黄浯会融文理，合而为一；研精佛学，解行兼全；随遇旷达，仕隐无碍。黄浯诗文兼擅，文章“雅驯不佻，粹然有儒者气象”，诗歌“不苏不黄，超绝町畦”。其弟子宋濂、王神为明初文坛领袖，开明代文章之派。在《元史》中黄浯与虞集、揭傒斯、柳贯一起列名“儒林四杰”，就文化贡献、时代声望、历史影响而言，黄溍实为研究元代文史难以绕过的精英士人。
慈波编著的这本《黄溍评传》探讨黄溍的思想和文学艺术创作特点的成因；以及思想构成和文学艺术成就。
黄溍(1277—1357)字晋卿，婺州义乌人，延祜首科进士，以《太极赋》驰名一时。就文化贡献、时代声望、历史影响而言，黄溍实为研究元代文史难以绕过的精英士人。
慈波编著的这本《黄溍评传》分别从家族传统、地域文化、仕宦经历等方面探讨黄溍的思想和文学艺术创作特点的成因；从政治思想、儒学思想、佛学思想、道家思想、书画理论和书画创作、文学观念和诗文创作等几个方面论述黄溍的思想构成和文学艺术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