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编写的系列长篇小说《失忆的年代》横穿现代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横截面上放大细节，为现已步入“失忆时代”的社会汲取面对未来的营养，这是一种严肃的、负责任的、带有批判意义的社会反刍，对现今的世界发展和人类社会反思都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文坛巨擘余华、阎连科、苏童、韩少功、贾平凹、莫言；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联袂荐书。

《失忆的年代》是诺贝尔文学奖前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的系列长篇小说，包括《失忆》、《误解》、《蔑视》、《复仇》、《忠诚》、《仇恨》、《欢乐》七部较短的长篇小说。书中，作者通过7位见证人的视角聚焦当今的社会问题：第一个见证人——《失忆》的主角——是负责教育的官僚，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好像负有部分责任。第二个见证人是个喜欢收买人心的报刊主编，好象对于文化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误解》）。第三个见证人是个母亲，为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中出人头地，还给母亲一个公道（《蔑视》）；第四位见证人是建筑工人，也是工人运动化身，而他现在开始自我检讨，评价自己的运动正确与否（《忠诚》）。下一个声音则是一位被谋杀的首相，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版本（《仇恨》）。随后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巨头，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描述（《复仇》），另一个则是备受打击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妇女，为我们提供她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欢乐》）。

中文版序

失忆

误解

蔑视

复仇

忠诚

仇恨

欢乐

译者后记

来自中国作家群的评论

我很高兴你来找我。你在走廊里的快速脚步声，就已经使我本来几乎停止的思维运转了起来。你的动作里有一种期望，使我又有可能找到词汇。而你自然而然地坐下，就像在一个老熟人家里，尽管我们两人都知道，这样的关系其实早已不存在。让我这么说吧，你用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把你我算成同一个圈子的人——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本来确实是可能成为朋友的。

摇曳的光线里我很难看清你。当我想确定你的形象的时候，你的样子却散开和重叠。但是我能清晰地听到你的呼吸声，不是那种气喘吁吁的呼吸，好像你曾经快步爬上楼梯，或者因为咄咄逼人而来势汹汹，你只是平稳悠然地呼吸，像在等待着什么。我感到你在偷窥着我的手提箱。你当然已经明白，这只箱子就是我的记忆。是啊，你得原谅我，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口气有点苦恼。就像某种外在记忆物如今已经必不可少一样，当你的无能为力就这样成为眼下的问题，你也会一样感到烦恼。不过，就调查工作来说，这样的安排是一个前提。没有了手提箱，我就完全束手无策了。

我知道，我必须赶快抓住你的注意力。否则你只会听几秒钟，越来越不耐烦，最后就站起来走掉了。我可正需要你呢。我想你也需要我。也许，我要说的事情也关系到你的生活，至少触摸到了你我生存的根基。我要试试进入正题。

就我的理解来说，你来找我，是想知道失忆到底是怎么回事。原则上，派一个负责调查此事的人来说明情况应该是最好的了，没有人更合适。我只担心，你会过高估计我对这个问题的掌握程度，但是我还是要尽我所能，不要让你再莫名其妙。作为回报，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找到……是啊，再找到她。我想捕捉一个名字，但是已经没什么名字存在，这你当然明白。尽管有一个名字几乎就在唇边，可我不敢说出来。要是说错了，那我就等于闯入了一条不能回头的死胡同。我必须让这个问题开放。

就是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来评估这些不多的线索。属于这次调查范围的文件只占了这个手提箱里的主夹层的一部分。在侧夹层里，我放的是我个人材料里剩余下来的文件。我没有计算那些塞在各个衣袋里的成堆的记事条，我来不及看，但是也不敢扔掉，这些能提醒我的纸条越来越多，像杂草丛生，简直要把我的头都埋起来了。你能看到，那些放在私人文件夹层里的材料并不多，是我随身带的不同种类的证件，有些已经损毁或褶皱了，有些是比较新的，一些照片、几张收据、几本日历簿、一两张账单等等。这些文件实际上对我也是陌生的，就像它们对你应该是陌生的一样。

当我开始挖掘我的个人历史的时候，必定是有过担心的，生怕用这种方式来抗拒健忘症是违法的——是，我更喜欢“健忘症”这个词，而不是更流行的用语“失忆”。我显然已经查看过了目前有效的法律文件。在这个记事条上我看到，我甚至和司法部的主管提到过这件事情。是27号，没有写出月份。但记事条上写着“同意”。那个笔迹是我的：这是我最基本的身份。只有一个迹象是让人不安的。在这张纸条上的“同意”下面写着：“不过得睁大眼睛”。还有一个问题预兆着灾难：“你—的—调—查—呢？”显然每个字都下笔很重，做了强调。不可理解。

现在你坐在我的面前，这就给了我一个独特的机会，能帮我从绝望中清理出头绪。我可以对照你的茫然来测试我的茫然，可以一起搜查我们正在扩大的空白，一段一段地推进……我不是要搞明白那种小事情，比如说你不记得自己成长时期的事情，或者不记得昨天晚上在哪里，或者是你正在做的随便什么事情——这样的事情我们毕竟还是学会了应付。不，我想到的是每个晚上当站在我们称呼为“家”的门前时的无奈与无聊，不知道在门后等待着我的是什么面孔。几个陌生的孩子向我走来，试着用一种称呼：爸爸？一个陌生的女人给我一个犹犹豫豫的拥抱，或者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口气可能就像学校的女教师，也可能就像一个监狱的看守。想想看，其实这就是她！我可能和她睡觉，可能不睡。不记得。但很可能今天晚上和昨天晚上不一样。

我肯定被赶出来很多次了。很多迹象表明，健忘症是分布不均的。分布最密集的很可能就是我通常在里面活动的那个圈子。有时，会有人感觉我是陌生人，他们会排挤我。我不记得了。

但是，这些想找到家的绝望尝试，只是一种寻找的迹象，延伸过我的整个生存状态。我反反复复地翻遍了我的文件，焦急迫切地寻找什么踪迹……对，她的踪迹。我在我的材料中要找的是那样一些要点，其中有一些更重要的前后关联会突然清晰，一行字，或者一张照片，能给一个巨大而未知的部分投上出乎意料的光芒。但是你必须帮助我来看。

P3－5

《失忆的年代》是七部较短的长篇小说构成的一个系列，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虽然是从瑞典人的眼光去看的，但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有效。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最近还把我们的时代称为“遗忘的时代”。相同看法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人表达过，从米兰·昆德拉一直到戈尔·维达尔：昆德拉揭示过占领捷克的前苏联当权者如何抹杀其祖国的历史，而维达尔把自己的祖国美国叫做“健忘症合众国”。表述最清楚的可能是伊凡·克里玛：“看来现代人越来越生活在当下，而过去就好像是一个黑洞，一切都可以在里面消失：英雄、罪犯、明星和无名的群众。甚至活着的人也在里面消失了，不像在过去的时代，活着的人是在自己生命结束后才消失。”这种看法在《失忆的年代》第五部《仇恨》里也有表述，不过时间上更短：一个政治家“在发表苍白无力的竞选演说时就消失了”。而且，“当我的嘴唇上还有我爱人的嘴唇留下的温暖时，我就已经忘记了她”。所以，这个系列涉及的其实是全世界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观察到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是，把这个现象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系列的主线，应该还是第一次。

在《失忆的年代》里，笔者转动着透镜聚焦，用讽刺漫画的尖锐笔法向我们展示这种情境——记忆在这里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这意味着，昨天你在哪里工作今天你就不知道了。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睡在哪里。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你会有疑问：开门的这个女人，会是我的太太吗？而站在她身后的孩子，会是我的孩子吗？这个系列的所有长篇小说里几乎都贯穿着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或情人的苦恼。

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记忆，如果没有了我们行事的上下关联，孤立的事情就不可能去固定下来。那么每个解释都会变得随意武断，方向也不可确定。本系列第一部小说《失忆》里的官僚埃利克·克尔维尔就特别经历了这样的情境。每次他企图搞明白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一种不确定性，一种不清晰性。而正是他要找到他所爱之人的企图，让他不可能找到她。

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对和权力纠结的经济活动也一样——可谓如鱼得水。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你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过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有入会认为失忆好像是一种查禁制度，是市场或者政治权力强加在人民头上的。但如此解释就过分简单化了。失忆是从各种角度来伐害我们的——也是从我们内心。那个被谋杀的瑞典首相把瑞典人和瑞典贝格的天使做比较的时候触及了一部分真相：“他们的嘴唇和舌头也已经有了特别形状，所以他们不能说别的，只能说我们认为真实的话，就在此时此地说。”不过自我查禁比这种情况还要深入，“我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自己就会把自己擦掉。而我们不应该感觉的东西就会悄悄地从我们的意识里溜走。”也就是说，“体面的瑞典人有保存自己的无辜和体面的艺术。”这是“天使的语言”。（参见此系列第五部《仇恨》，本书第534页）而这其实也就是失忆的一小部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正式公开谈话会把正确的词汇放到我们的嘴里，会把正确的思想放到我们的头脑里，帮助我们忘记那些我们不应该记住的东西。

这种情况听来会让人感到悲哀。但是在我们这个价值等级系统崩溃、再也分不出高低的生存环境里，其实连悲剧都是不可能的了。克尔维尔就提到：“好像我们上面的高大空间已经崩溃了，让我们变成二维空间里的平面，就好像是一个被踩扁了的阴虱飞翔在地球之上的喜剧模式里。”他也发现，“我们的生命已经变成了没有任何价值的悲剧，一种闹剧里的绝望”。（参见此系列第一部《失忆》，本书第20页）不少批评家在这些小说里找到了黑色幽默，而这也很好呼应了作者的初衷。

这个系列涉及的其实是七个人的独白，因此也是对这个社会语境的七个不同的个人切入视角。第一个见证人——《失忆》中的主角——是一个负责教育的官僚，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看来负有部分责任。第二个见证人是个民粹主义的报刊主编，看来对于文化方面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误解》）。第三个见证人是一位母亲，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还给母亲一个公道（《蔑视》）。第四位见证人是个老建筑工人，也是工人运动的化身，而他现在开始自我检讨，评价自己的运动正确与否（《忠诚》）。下一个声音则是位被谋杀的首相，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说法（《仇恨》）。随后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寡头，对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自己的描述（《复仇》），然后是一个备受打击的妇女，为我们介绍她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欢乐》）。

《失忆的年代》在写作中也曾有过另一个书名：“一部低于人类的喜剧”，这是戏仿但丁的《神曲》（神圣喜剧）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我这个系列里，人们落入的是人类的地下室层。那些陷在这个地狱色彩的当代人物确实都到了他们人生处境的最低点，还都带着他们被极端具体化了的烦恼、热望和内心的破碎。

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细密刻画的个人肖像——但这一个人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这是一部浓缩在一个用尖锐笔触刻画的单独人物身上的社会史诗。这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曾经一度想实现的目标。但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这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而只是想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展示她的焦虑不安、热烈欲望和茫然失措，并在我们眼前成为具体而感性的形象。

《蔑视》中的那个老女人躺在医院病床上看到垃圾在她周围堆积起来：空纸箱、橘子皮、陈旧而酸臭的尿布、一个废弃的冰箱和被刺破了的床垫，全都堆积在不停飞舞的一群苍蝇之下。这个垃圾堆其实是她一生感受的蔑视的具体化。以同样的方式，《仇恨》中的首相被关闭在一个富人通常在那里购物的食品商场里。这个商场是市场经济的物质表现，他感到自己是被囚禁在里面，只有很小的活动空间。而谋杀者如此之多，拥挤在他周围，也具体形象地显示出他从多方面感受到的仇恨。

和常规叙事散文相比，这个小说系列对读者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把人的精神生活转化为具体图像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要求，是内在和外在事件的双重揭示。最苛刻的方面也是和大多数小说结构不同的密集性。我的雄心是把本来可以写成四百页的小说压缩在一百页之内。凡是没有绝对必要的段落和词都删除。要达到这样严格的经济和简略，就要求精准和知性方面的含蓄。人物和事件的描写都需要精确和可靠，全都能清晰展露在读者眼前。所有这些特色，我们通常都习惯于在诗歌而不是散文语言中看到。在我看来，好的小说散文语言是诗歌的孪生兄弟。

这个小说系列里贯穿始终、统领一切的模式也得到了一部文学史上最伟大作品的启发。穿越了整个小说世界的行动可以追溯到但丁《神曲》里穿越地狱的旅行。但谁是这个旅行者，是谁在这个影子王国一般的社会里一会儿和这个人物相遇，一会儿和那个人物相逢？我的想法是读者。正是对着读者，我的每个小说人物在说出独白。他们正是想抓住读者，努力要让读者相信他们，也许还要欺骗读者，不过首先是要把读者抓住，这样才能有一个谈话的对手，然后才能有办法搞清楚自己的情况。只有读者也在场，这种独白才有可能进行下去，是读者的回应使得独白成了对话。这七部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其实还是你。

瑞典最大早报《每曰新闻》将《失忆的年代》称之为“二战之后瑞典小说散文艺术中最有说服力的社会批判杰作之一”。

多年前瑞典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教授就向我推荐过他的瑞典学院同事埃斯普马克的这部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马教授认为这部书值得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文读者。但我读后感觉吃力，翻译很难，所以一直没有动手。

2012年我在世纪文睿出版我翻译的瑞典诗人马丁松的长诗《阿尼阿拉号》。因为马丁松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也曾经是瑞典学院院士，《阿尼阿拉号》又是一部瑞典文学经典，所以那年夏天我写信给瑞典学院希望他们派一位院士跟我去上海做新书的宣传活动。埃斯普马克是瑞典文学界公认的研究马丁松的专家，出版过专著《大师马丁松》，他表示愿意跟我一起去中国，不过因为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在当年评选工作结束之前走不开，所以答应等10月初公布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跟我去中国。正好10月底南京译林也要推出我翻译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和美国诗人布莱的通信集《航空信》，而特朗斯特罗默2011年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又是埃斯普马克的老朋友，埃斯普马克当然也愿意参加老朋友中文译本的新书发布活动。我很感谢这个老院士八十多岁还不辞辛劳，不远万里到中国来帮助我做瑞典文学翻译出版的宣传，所以暗下决心在他到中国之前完成《失忆的年代》系列的第一部《失忆》的翻译，在他到上海的同时出版。三个瑞典文学大家的三本瑞典文学著作，由我翻译同时出版，自然也是件让我高兴的好事。当然，翻译了第一部，就不能停下来了，2013年和2014年我又翻译了后面的五部，而到2015年春终于完成了第七部，可以合并成这个精装本出版。这里也将分册出版时的后记整理成一篇作为后记。

《失忆》：卡夫卡式的寓言、加缪式的荒诞

翻译一部文学作品的过程，和一般阅读过程不同，需要字斟句酌，自然也是对作品加深理解的过程，更是文学欣赏的过程，能给人带来更多的阅读之悦和阅读之趣，让人获得更多教益。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正是这样体验越来越多的悦趣，也引发很多深入的思考。

悦趣之一是欣赏小说的叙述方式。对我来说，形式的意识是区别小说家优劣的关键。小说不仅在于你写什么，也在于你用什么方式来写，后者甚至更重要。有的小说家只关心内容的精彩离奇，取悦大众。争取销路，而叙述俗套，语言粗糙，根本没有形式感。《失忆的年代》则是一部非常讲究叙述方式的小说，而且正好也是我欣赏的方式。这里有些个人爱好的原因。我自己本来学习过戏剧，也写过小说，早年我就欣赏马原的叙述方式，因此还为他的《冈底斯的诱惑》写过序。后来我自己曾经尝试过一种如戏剧式对话体的小说形式（比如我的短篇小说《穿风衣的女人》和《归路迢迢》的叙述方式）。这种形式像是两个人物在台上的对话，而因为看法视角不同，可能面对同一叙述对象却讲述出各自不同的故事。《失忆的年代》的叙述表面上是一个人物独白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对话方式，只不过是另一方始终没有说什么，而是主角一人喋喋不休，几乎像是自言自语，只是偶尔停顿喘口气而已。小说的章节是由这种停顿构成的，所以分章节时不编号不用标题也有其道理，因为这是一种绵绵不绝的语言流，类似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我在读高行健小说《灵山》时也感受到这种独白式的语言流的悦趣。不知道是否因为这种语言流的共鸣，惺惺相惜，使得作者担任院士的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的绣球也抛给了高行健，瑞典学院的颁奖词称赞他开辟了中文小说形式的一条“新途径”（当然写小说的“途径”可以很多，并不是说中国作家只能走这一条“途径”。莫言就走出了一条和高行健完全不同的“新途径”，也恰好在埃斯普马克来中国之前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在对话体小说中也寻找过一条“新途径”。我是用两个人的叙述来探索不同叙述方向可能性。穿同一件风衣的女人，在不同叙述者那里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故事。有人把这类小说称为“元小说”或“后设小说”（英语是metafiction）。在《失忆的年代》里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叙述方式。比如在第一部《失忆》里，因为对于同一张照片、同一本护照或同一根铁管，主角在自言自语的追忆、推理、分析中也能讲出不同故事，使得叙述有往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而这正好符合一个失忆者的真实心理状态，可谓心理现实小说和元小说两者兼得。

悦趣之二自然还是这个小说系列处理的“失忆”主题。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说的，虽然“失忆”现象在当代社会越来越普遍，但用这个主题来创作系列长篇小说还是第一次。在翻译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常常联想到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和加缪的《局外人》。比如第一部《失忆》中经常使用的词“审理过程”或“调查过程”，其实就是卡夫卡《审判》书名一样的词（原文是processen）。而《失忆》主角的那种心理状态，那种自己都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荒谬，甚至不知道和自己做爱的女人是否真是自己寻找的妻子，“同床异梦”，我觉得和《局外人》的主角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代社会的“异化”现象（英语alienation）在中国八十年代其实也是很热门的话题，但在社会全面异化中就已经被人们遗忘，就不再是话题了。而这正是小说要点明的“失忆”现象：我们都得了不可救药的健忘症。

……

我赞赏作者说的这种敢于独立抗争的“公民勇气”，也在作者身上和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种勇气。因此我更认为作者秉承了易卜生这样的北欧作家的文学传统，他就和易卜生剧作《国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为了说真话而不惜得罪国民一样，不怕做最孤独的人。

《失忆的年代》整体的风格一直让我联想到卡夫卡式的寓言体小说和加缪式的荒诞叙述作品，但又独创一格，其独白叙述的结构和人物设置，兼具剧诗和诗剧特色的语言（作者本来也同时是诗人），使得这部作品不仅在瑞典文学中独树一帜，就是在欧洲和全世界的文学中也罕见可比之作。

翻译完《失忆的年代》之后，我的这种体会更加强烈更加深刻也更加明确：我在读在译的不是一部平常意义的小说，而是一部当代的寓言。闭目回想，在我所读所知的瑞典或者欧美当代作品里，还没有一部具有这种风格这种结构。就社会批判的意义来说，我也没有看到哪个瑞典作家对世人当作天堂的今日瑞典有如此尖锐如此强烈的批判。而我自己在瑞典生活二十多年的经验却告诉我，作者是对的，作者的思想是犀利的，他看到了一般人和平庸的作家看不到的东西，看到了最具当下意义的问题。

我因此敢这样断言，《失忆的年代》不愧是一部承继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大作，不仅承继二十世纪作家如卡夫卡、加缪或贝克特，不仅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家如巴尔扎克，甚至追溯到更久远的世界文学经典作品，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但丁的《神曲》。《欢乐》中故事套故事的连环包孕手法也是作者对阿拉伯民间文学名作《一千零一夜》的合理运用，而两个王子的故事又。可追寻到《圣经》故事。作者不愧为兼有文学教授身份、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身份、诗人和剧作家身份的小说家，文学修养深厚，文学知识渊博，文学语言丰富，文学风格独特。我终于能顺利完成这个包括了七部作品的长篇系列的翻译，当然感到轻松和欣慰。

在交出全部译稿的时刻，我愿意再次衷心感谢对这个长篇系列的翻译和出版提供大力支持和帮助的所有人士，包括作者埃斯普马克本人、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和夫人陈文芬、我的妻子陈安娜、上海世纪文睿公司总编辑邵敏和负责出版发行事务的林岚、本书的封面设计者王小阳先生等。感谢七位为这个系列各部小说写荐语的作家。我也感谢瑞典文化部艺术委员（Swedish Arts Council）提供的慷慨翻译资助。

万之

2015年3月5日完稿于斯德哥尔摩

这是一部浓缩在一个用尖锐笔触刻画的单独人物身上的社会史诗。它给社会做了一次X光透视，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展示她的焦虑不安、热辣欲望和茫然失措。

——埃斯普马克

这部作品的批判性，更直接地指向了人性的弱点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悖谬。因此我认为这是一部洞察人性弱点、曝露人性弱点、希望疗治人性弱点的悲悯之书。

——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