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人案例奠定了精神分析学探究强迫症的基础，巨细靡遗地刻画出此病症在潜意识中复杂的心理动力。弗洛伊德透过《鼠人(强迫官能症案例摘录)》曲折精彩的分析过程，阐明了父子之间的爱恨纠葛如何在爱情、移情及反移情中盘错交织，堪称俄狄浦斯情结在20世纪再现的精妙范例。

“鼠人”是一名精明、敏锐的律师。他自童年起即受到强迫症困扰，曾幻想他的父亲及所爱的女人将被老鼠从肛门钻入，并有杀死别人或用剃刀割喉自杀的冲动，因而于1907年接受弗洛伊德的治疗。

弗洛伊德通过对此案例曲折精彩的分析，巨细靡遗地刻画出强迫症在潜意识中复杂的心理动力，奠定了精神分析学探究强迫症的基础。

最珍贵的是，《鼠人(强迫官能症案例摘录)》收录了弗洛伊德对此案例的原始记录，提供给我们独一无二的机会来研究他与病人的互动。

【译序】像容器一般的精神分析实景

【导读】鼠人分析的蜿蜒道路

一名强迫官能症个案摘录

 英文版编者序言

 引言

 Ⅰ 个案史摘录

 Ⅱ 理论

个案原始记录

 编者序言

 原始记录

【附录】弗洛伊德生平年表

病情加剧以及鼠刑的出现

二十二岁时，蓝泽的一个阿姨过世了，姨丈在丧礼中的一番话导致他的强迫症加剧，从那之后症状持续存在，并且延伸到“死后世界”。蓝泽将姨丈的话解释为暗指父亲在婚姻上的不忠实。是否有任何方式可以从俄狄浦斯冲突的角度来解释，以便让我们明白为何这番评论会成为加重病情的原因?或许可能：假如父亲曾对妻子不忠，他就可能会和儿子喜欢的保姆发生性关系，或是与和蓝泽有乱伦之爱的妹妹奥尔佳发生性关系。蓝泽忆起一个事件，他听见奥尔佳的房间传出尖叫声，父亲从房间走出来，说：“这女孩的屁股像石头一样硬。”姨丈的一番话有可能再次激起了他对父亲的强烈嫉妒感，然而父亲已死，丝毫不受蓝泽的敌意所影响。于是想要在“死后世界”中攻击性地追逐父亲这个愿望，也许正是他的强迫症状与防卫扩展到死亡之后的原因。

然而马奥尼指出，弗洛伊德认为还有另一层加重因子：大约1905年左右，蓝泽的母亲替儿子安排了一件婚事，希望他迎娶一位有钱的表妹，她来自收养母亲的那个家族，只要他拿到博士学位，就会有财源资助他开设一家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蓝泽假设父亲也跟他一样，在娶母亲之前曾爱上一位贫穷的女孩，但鄙视他为钱结婚。因为在两种冲突的情绪之间挣扎，他甚至故意拖延自己的学业，延迟上交博士论文。因为贫穷女／富家女的冲突相当重要，以致分析时在他对弗洛伊德女儿的移情幻想中又重新出现。

另一个关于博士学位的重要面向就是蓝泽将超越他的父亲，在潜意识中意味着“干掉”父亲，这使他感到罪恶感，强迫性的防卫因而增加。事实上，在1907年7月拿到博士学位后不久，他就去接受那有名的军事训练，随即病情急速恶化，以致在10月前来寻求弗洛伊德的诊治。在盖力西亚(Galicia)的这次军事演习中，一名上校描述在东方有一种和老鼠有关的刑罚。(很重要的一点是，蓝泽的父亲也曾经对幼子描述过刑求的方法。)从此以后，蓝泽发展出弗洛伊德所谓的“老鼠谵妄”(rat delirium)，而在后来的分析中，弗洛伊德精妙地将其中的谜团解开。申苟发现上校的描述很可能出自于一本书：奥克塔夫．摩比(Octave Mirbeau)所著的《酷刑花园》(Tarture Garden)，于1899年出版(Shengold，1971)。在摩比的书中，一个中国的刑求者，描述了一种酷刑，方法是把老鼠放到一个盒子中，这盒子紧紧地与囚犯的屁股粘在一起。之后用一根铁棍激怒老鼠，让它们直往囚犯的肛门钻进去。

一听到这个故事，蓝泽马上想到这个酷刑可能会发生在他的父亲(已经过世)及吉赛拉身上。老鼠穿入两个所爱的人的肛门这样的幻想，强烈地满足了他的虐待愿望，以致强迫症的“抵消”(undoing)机制无法包容其焦虑。他的精神防卫机转瓦解，所以他进入急性精神错乱(acute psychic confusion)及沮丧的状态。关于想超越父亲的矛盾，在“适当地”还钱的强迫症当中尤其明显——父亲年轻时有一次滥用了军中的钱，幸亏一位朋友解救了他，父亲之后却无法“适当地”还钱。然后蓝泽记起自己读过的一本书，作者为弗洛伊德，就决定要拜访他。当时弗洛伊德五十一岁，私人执业已有二十一年了：他是维也纳大学的教授，写了一些书，是一位卓然有成的男人。

移情和反移情的意涵

让我们暂停一下，并想象蓝泽踏入弗洛伊德的诊疗室当时可能有的感受。他罹患了明显和性与肛门素材有关的严重强迫症。在1907年，任何人都很难和同伴沟通这样的精神内容，更何况是单独面对一位备受敬重的权威。然而他从弗洛伊德身上找寻到一个开明且具同情心的倾听者，也是一位渴望理解蓝泽的骚动幻想的父亲形象。弗洛伊德展现其容忍被爱与被恨的能力，被恨但不报复。仅仅经过一个短暂的分析期，蓝泽就感受到充分的自由，可以侮辱弗洛伊德为“肮脏的猪”，对他说弗洛伊德太太应该“舔他的屁股”，或者形容和弗洛伊德女儿有关的性幻想。最重要的是，这显示出在这段分析中，他在智识上和情感上必定觉得相当安适，也呈现出分析师和患者二者建立起正向工作联盟的能力。

一些学者论及从出版文本与原始笔记两者所流露出来的分析之情绪气氛。虽然弗洛伊德面对所有病人时都很主动，但他对蓝泽的态度似乎不只是主动，也特别地同理(empathic)。他所表现出来的友善态度和支持性的互动程度着实令人惊讶(Gottlieb，1989)。空气中仿佛飘荡着热切的元素，分析师和患者二者皆享受着相互的着迷(mutualfascination)(Beigler，1975)。除了分析介入以外，弗洛伊德也试着让蓝泽放心、为他带来自信、赞美并鼓励他，促进了相互尊重的气氛(Zetzel，1966)。马奥尼对此有一个适当的比喻，他说弗洛伊德好比是朵拉的“迫害者”，对蓝泽而言他却成为一位“尽心照顾的教育者”。我们可以把这种彼此间的意气相投归因于社会背景和民族血统的类似。他们的家族彼此相识：蓝泽强迫症的精神病理学也接近于弗洛伊德自己的精神结构。

至于治疗本身则同时受到赞美和批评。大部分的批评着重于弗洛伊德处理移情的方式。事实上，所有弗洛伊德的个案史皆发表于他完整了解此重要技术概念的多年以前，出版当时他也尚未形成其他的精神动力概念(例如精神的结构模型、双本能理论、原始防卫机转等)。许多精神分析师从未察觉这一点，就假设弗洛伊德打从一开始就对精神分析有着全盘了解，这种对此一领域创建之父的理想化，有时会到了难以容忍他任何缺陷的程度。正如施瓦茨(Schwartz)所指出的，有一种……

P18-20

【译序】像容器一般的精神分析实景

医学院时代的某个夏夜，一位学长曾兴致勃勃地与我共勉道：“我们未来应有计划地精读一些原典。”他所指的原典一为马克思著作，二为弗洛伊德作品。当时我们都被一种对智识渴求的热切欲望所围绕。日后和马克思渐行渐远，却因为在北市疗走入精神医学和心理治疗的领域，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靠近了。这份译稿的完成，也算是对年轻时那股渴求智识欲望的一个迟来回应吧。

整个翻译过程漫长而曲折。事情肇始于2001年10月，蔡荣裕医师成立“弗洛伊德案例研讨小组”，我们两人当时即负责“鼠人”案例。隔年适逢王浩威医师及王桂花小姐倡议由心灵工坊文化公司出版“弗洛伊德经典个案集”，而就我记忆所及，市面上并无任何“鼠人”中译本，于是我们心想，虽辛苦但值得一试。不久我们忙于出国进修相关事宜，并于2003年8月中旬负笈英国伦敦，直至2005 年9 月中旬返国。这段时间虽然翻译之事仍萦绕脑际，但总是缺乏充分的时间来仔细整理译稿。我们只能利用相当零碎的时间，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断续工作着。虽然如此却也同时感觉到，由于这两年远离临床、重返学生生活，才使得原先塞得满满的脑子，得以再清出一些空间来，再加上有幸获得亲身躺卧在精神分析诊疗室躺椅上的复杂滋味，因此有机会重新思考弗洛伊德的原典。于是在整理译稿时，也感觉因此得到颇大的助力。我们两个进修的地方，距离弗洛伊德死前在伦敦的最后寓所（现为弗洛伊德博物馆）都很近，每天都得和弗洛伊德铜像打招呼，在心情上，精神分析终究不再遥不可及。

翻译的思路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其一为应该尽己所能把文意翻译清楚，增加其可读性；其二为标准本中语意或有暧昧晦涩之处，尤其是原始手稿记录部分，中译本亦应保留此模糊性。“鼠人”的翻译就在这两种倾向交相辩证当中，“情感两歧”（ambivalently）地前行。

“鼠人”是一个强迫症的案例，而强迫症这个名词现已成为当代台北的社会词语之一。在今日的主流精神医学界对于强迫症心智现象的支配性诠释之外，我们终于可以借由“鼠人”一窥后设心理学的论述轨迹。这样的论述绝非牢不可破的真理，实际上它留下些许破绽，轨迹也可谓错综之至，但是，它的意图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在表面乍看毫无意义的精神症状之中，病人和分析师尝试共同去发掘深层的心理意义，这样的意义显然又联结着“我”的主体性。如此的精神分析论述，无非想要把原本属于人心和生命的复杂度，再次还给主体，而不单单只是独尊“脑中一些化学物质失去平衡”这个生物学因素而已。

在我们愈来愈熟悉“鼠人”的过程中，这部个案史也似乎日渐成为一个容器（container），足以涵容许多我们每天遇见的心理治疗实务困境，这真是意料之外的一种感受。当病人在我们眼前激躁不安时，我们想象“鼠人”曾经在诊疗室内起身行走；当我们觉得治疗中的移情强大、难以承受时，可以想象“鼠人”分析过程中出现的移情（及反移情）也是摧枯拉朽；当我们怀疑自己是否对病人太好、背离中立（neutrality ）或禁制（abstinence ）等原则时，我们会想到当“鼠人”饿了，弗洛伊德请他吃饭；最后当我们因治疗结束、病人离去而偶有一丝失落感之际，我们不免忆起“鼠人”的分析虽然成功，虽然他也可以爱、可以工作，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令人不胜唏嘘。以上各种百年前的临床情境交织而成这个容器。因为有了这个容器，当我们坐在治疗师的椅子上时，仿佛就觉得稍微安心一些了。

“鼠人”中译最为特别的一点，就在于德国柏林的克莉丝汀·葛斯坦费德医师给了我们最大的协助。在阅读詹姆斯·斯特雷奇所编译的英文标准版过程中，若有任何不解之处，我们就写电子邮件向她请教，克莉丝汀会仔细推敲并就该处和德文版做一比较后，再以电子邮件回复我们。这样的沟通始于2005年7月，直至定稿之前依然持续，已不知书信往返多少回了。此外，她又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珍贵的导读，在此我们要对克莉丝汀致以最深的谢意。当然，对于一向鼓励支持我们的家人、朋友及同事，以及所有不吝分享其生命经验的病患，我们感念在心。

许欣伟　林怡青

2006年2月，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