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载沣一帮少壮派清贵刷了下来，这对一帆风顺的他是很大的打击。多年来他一直苦心广结的人脉，这回看还是出现了结构性的缺陷：因为权重，因为和清贵中的元老派走得太近，被人家清贵少壮派锁定为“定点清除”对象。
刚到彰德的日子里，他垂钓、下棋、看戏、吟诗，过得十分悠闲。历经险恶风浪大起大落的他，也真想就此隐居算了。我们见得最多的袁世凯“名照”，大概就是那张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的“闲云野鹤”照。这是他曾寄往上海某报纸发表过的一张照片，以示自己淡泊名利，再也无意于政事。这其中虽不乏作秀成分，但多少也反映了袁世凯当时的心境。他还为此照题诗道：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出于本能，袁世凯首先想的就是保命。所以，在河南卫辉和彰德的第一年，他惶惶不可终日，整天担心的是生命危险。情绪低落得一个人都不想见，一封像样的信也没回过。自己一个人老在那里解脱不了：想，想不通，想不通就流泪。流了泪，还是想不通，越想越委屈，每到伤心处就对着老主子慈禧太后的画像号啕大哭。
这些恰恰证明袁世凯当时并没有反骨，他还是无限热爱“大清国”的，最多有点儿清君侧的想法。同时也可看到他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不知道政治的残酷性。
因为感到委屈、感到恨、感到为他人受过，于是那一时，那一刻，袁世凯真有不如回家种红薯的颓废，所以他赌气也要在“洹河边上一气盖九个院落”，借此宣告归隐。
可是，归隐也并不容易。一旦没了权，集八大臣于一身的袁世凯就是“草民”一个。其实1909年，袁世凯连“草民”都不如，自己的命自己都说了不算，人一见风就打哆嗦。
就算没性命之忧，昔日朝堂上下呼风唤雨，何等威风，突然什么事儿都没了，搁谁一时半会儿都适应不了，比更年期还难熬。
1910年，从各方反馈来的消息是：袁老尽管放心，至少您老生命无恙。听了这话，袁世凯一下子轻松了一半。此时，老袁在洹上村又结交了一批当地的新朋友，如何兰芬、王锡彤、李时灿等。加之退隐后的家庭生活平添许多天伦之乐，兄弟相谐，父子共读，诸多以前不得不割舍的乐趣慢慢地都释放出来了。
最后是人在乡间，对慢节奏闲情逸致的田园生活也渐渐地适应了。这时的他和最要好的三兄袁世廉相聚了：哥俩一杯浊酒喜相逢，天马行空地说着地道的中原雅音，亲切极了。去他的谨小慎微，这些年官场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的话这会儿都和自己的三哥掏了心窝子。对袁世凯来说除了权和钱，这些年哪有这么淋漓痛快过。所以这时候的袁世凯是闲云野鹤，而且是一只亢奋的野鹤。此时的袁世凯特别想炫给大家看看，所以他高薪请来了天津的大牌摄影师，一口气拍了“渔、樵、耕、读”四组照片。这四组照片是老袁的呐喊，是他的宣言。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袁世凯大概忘了当时自己是怎么被人打回老家的。1906年到1908年那阵，他飞扬跋扈，挤兑别人，还以立宪派领袖自居想成立责任内阁。可责任内阁在载沣等人看来就是狼子野心，结果被人联合起来给罢免了。
看来，做人还是应该低调些。可袁世凯偏不低调，逢上过年或过生日，他还请北京京剧界名角如谭鑫培、王瑶卿、王晦芳、杨小朵等来唱堂会，好不热闹。
这种悠闲又嬉闹的生活深深地感染了袁世凯，以致后来到中南海居仁堂里他仍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每日公余到晚间，袁率全家人去逛花园，进晚餐，与在洹上村时情形相同。
1911年，由清贵少壮派组成的清廷，慢慢地显出能力低下的毛病。所以，留在位子上的袁党老部下慢慢地开始想到袁世凯。最初一两个人偶然路过，参见参见、拜访拜访，后来大家成群结队地找上门来。
当然，没有摄政王载沣的默许，谁也不敢上门。载沣家的兄弟仨并不恨袁世凯本人。载涛还和袁世凯一同视察过新军训练，袁世凯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极力讨好载涛。他们恨的是重兵在握的袁世凯、飞扬跋扈的宪政派领袖袁世凯。现在袁世凯老实了，军权也没了，平民一个。奉命前去护卫实则监视的袁得亮被袁世凯的糖衣炮弹拉下了水，不但没有实情报告中央，还替袁说好话，甚至还把北京的肃亲王派密探到河南的消息漏给“同宗”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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