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吉贤、张翔所编的《探寻中国的现代性（汪晖学术思想评论集1）》围绕着著名学者汪晖的代表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就思想的命运，政治的价值，观察西藏问题的新视角等展开的探讨。既是对汪晖思想的深度解读，又是对所涉及问题多角度的探讨。

对于专业内人士来说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是一本富有影响力的重要著作，书中的阐述体现了知识与历史的厚重，值得好好阅读，其贡献就在于此。

汪晖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也具有深广的国际影响。他的学术工作开启了当代中国思想和学术的重要视野，围绕他的这些工作的学术评论无疑也构成了这一视野的“风景”之一。

何吉贤、张翔所编的《探寻中国的现代性（汪晖学术思想评论集1）》围绕他的四卷本代表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收集了国内和世界各地对他这一巨著的各种学术评论。这些出自不同知识背景和问题意识的学术评论不仅能帮助读者理解汪晖这一卷帙浩繁、内容艰深的著作，同时，这些严肃的学术评论文章本身也是讨论当代中国思想和学术的优秀文本。

黄宗智 探寻中国的现代性

李集雅 汪晖与中国反现代的现代性

章永乐 过去之未来——评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于治中 现代性的悖论与开展：汪晖的思想视界

王斑 在历史中发现启蒙——阅读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王德威 理、物、势的多重变奏——阅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石井刚 知识生产?主体性?批评空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日文简本“译者解说”

甘怀真 从历史论述中解放出来——读汪晖《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有感

陈赟 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转换——汪晖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论说

林少阳 “势”或“时势”：一个重审现代与时间观之关系的概念

杨立华 在谱系学与精神史之间

慕唯仁 两种现代性的故事——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谱系

韦宁 论汪晖对亚洲和欧洲的重新想象——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的章太炎论所引发之思考

石井刚 理、势、语言以及个人的生存——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的章太炎论所引发之思考

夏明方 “缠绕的现代性”：儒学与“帝国的自我转化”（节选）

黄锦树 帝国，现代性与合法性——回应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清华大学讨论会（上）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清华大学讨论会（下）

关于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讨论

综上，《兴起》在自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足以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然而这部作品的知识雄心之宏大，所涉及的学术文献之庞杂，也导致了迄今为止仍缺乏批判性的讨论。考虑到这本书的覆盖范围，这并不完全令人惊异：欲深入其中，对任何读者来说都需要很高的知识要求。但在此我们仍然能够进行若干尝试性反思。在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品中，某些失衡现象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批评已经涉及到这些失衡。这部书的一些局限或遗漏，下文将一一指出。

与其宋代理学的处理相比．汪晖对明朝心学及其知识继承者的处理看起来显得有点仓促。他只花了大约三十页来处理王阳明与其追随者，而这与心学在新儒学历史上的重要性似乎不成比例。尤其是，汪晖急于证明心学仍然处于理学的概念框架之中，在这一证明上花了很大篇幅，导致其对这一学派思想的语境化处理不够。当他细致讨论宋儒的改革方案时，他对明朝思想的讨论较少对政治背景进行交代，这就将心学化减为知识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这对他自己的重新发现另类现代性的中国资源的目标来说是一种损失。一位重要的人物也未在汪晖的叙事中出现，王夫之，这位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儒家学者对晚清的反满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汪晖只在两处匆匆提到他的名字，并没有展开他的思想。这些缺陷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跟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文献条件有关：关于新儒家的兴起，已经有非常集中的原创性的研究文献可资借鉴，但对于宋之后的思想学派的新陈代谢，研究文献呈现出了更为纷繁复杂的线索和观点。

《兴起》历史叙事中的另一个不平衡是，汪晖强调了今文经学对于现代中国诞生的重要性，但对古文经学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意义尚缺乏同等力度的阐发。章太炎可以说是晚清最重要的古文经学的代表，他利用古文经学来服务于自己的反满民族主义，与康有为基于今文经学的保皇立场形成对立。但在讨论章太炎的一章里，汪晖并没有提到章太炎的古文经学背景，在讨论康有为的一章里，汪晖也没有讨论康与章之间的辩论，这给读者留下的一个印象是，古文经学在清朝中期达到其高潮．但在晚清丧失了其政治重要性。

这一不平衡有何种意涵？我认为这只是体现了汪晖历史叙事的弱点，而不是其研究的弱点。汪晖对晚清的今古文辩论所知甚详，只是他的写作方式限制了其思想表达。《兴起》最初只是一系列相关主题研究的集合，存在某些内在的线索关联。其诸多章节已经或本可以作为独立的文章发表。它们被整合到一本著作中，但整合的规则却又各不相同。如该书第一卷基本上遵循着时间轨迹，第二卷从清代早期一直讲到康有为，基本上也遵循时间顺序，第三卷则是在一个平面上覆盖三位晚清思想家，探讨中国本土出产的三个现代性方案。从逻辑上说，康有为也可以被划归这一部分。他被归人第二卷而非第三卷，是因为他就帝国／国家问题多有著述，因而有助于巩固第二卷的论点。最后，第四卷的结构是复合性的．将思想运动、辩论与对其参与者的专门研究结合在一起。这一安排的结果是，传统派和西化派、儒家和非儒家各个学派激烈辩论、思想丰富而生动的晚清，在汪晖的篇章结构安排中所获得的处理，与其实际重要性相比，仍然不成比例。

另一个问题牵涉汪晖作品中两条线索——科学与帝国／民族国家关系。第二条线索叠加在第一条线索之上，使得汪晖的计划变得更为复杂．也引发了两条线索之间的形式与实质整合问题。汪晖的长篇序言解释了两条线索之间的关系：第二条线索应该被视为第一条线索的历史具体化。因为天理与公理这样的观念并不仅仅涉及知识的基础，同时也是道德一政治权威与认同的基础。而以“中国”概念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对这种权威和认同的讨论，是汪晖对前后相继的知识型的探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要探讨“中国”，就必须将“帝国／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框架带出来。更具体地说，从整体主义的冲动出发，儒学倾向于将认知、道德实践与政治统治纳人到一个框架中去。其知识论总是具有道德与政治意涵，因而道德与政治实践的变迁，往往也呼唤着知识论上的改变。甚至在儒学衰落之后，这种整体主义的冲动仍在晚清的改革时期存续下去。继续将知识、道德与政治凝聚为一体，直到20世纪，领域的分离成为一种坚硬的现实。汪晖这一解释颇有说服力。然而从形式上说．两个主题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平衡。这或许和该书的写作顺序有很大关系。可以设想，如果汪晖彻底地修改后两卷，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其整体性，提供一幅更为全面和圆润的图景，描绘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和他们同时代人之间关于中国未来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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