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非虚构等称名及其相关的文体话题，近年来论议颇多，甚至还引起了一些争议。

《2013最佳纪实文学／中国好文学》由丁晓原主编，全书包括了江边中国、国家的儿子、一枚铺路的石子、此岸，彼岸、出梁庄记、工厂女孩、“囚犯”的救赎、呼伦贝尔的忧伤、大陆孕妇赴港生子纪实等供读者阅读。

纪实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强调对现实的参与和对生活的干预，是经世致用的活文学。由丁晓原编著的《2013最佳纪实文学／中国好文学》选取2013年关于纪实类文学中的“最佳”的作品。编者力求在史志性、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等多方面都达到完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纪实文学年选。

报告文学，回到非虚构叙事本位(序)

江边中国

国家的儿子

一枚铺路的石子

此岸，彼岸

出梁庄记

工厂女孩

“囚犯”的救赎

呼伦贝尔的忧伤

大陆孕妇赴港生子纪实

牙香街

“中国式”家庭农场

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

悲壮三门峡

宣传队

小偷回忆录

驶向香港的船飘走了，越走越远。黎桂康瘫坐在岸头，哭到最后连眼泪都哭不出来了，一个劲地自言自语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不为什么。走的人都听说去香港能有饭吃，能吃上好饭，能赚钱回来养家糊口，说不准还能发大财。

这一年前后，广东东莞、深圳一带跑到香港的偷渡客据说有几十万人。若干年后，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又回来了。当年的公社书记黎桂康，后来当上了东莞市市长、广东省副省长。

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小平同志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使中国知识界沉浸在“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的喜悦心情之中。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拥抱这个春天吧！”诗人郭沫若这样欢呼道。

在“科学的春天”暖风吹拂下，被骂了十几年的“臭老九”们从此昂首挺胸，以从未有过的激情与干劲，投入到了四化建设之中。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将陈景润这样埋头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形象推到了全国各行各业面前，成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这一年4月，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然而人们在中央媒体上看到了两个很不相同的观点：一是“两个凡是”，二是“必须纠正‘文革’留下的一切错误的东西”。前者的话出自中央最高领导，后者的话代表着民意，也代表着小平等老一代领导的主张。

5月4日，时任党主席的华国锋访问朝鲜。11曰回来的那天，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掀起党内和全国性的一场思想理论战线的大交锋，颇有些刀光剑影，结果是真理获得了胜利。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地位全面确定，改革开放和思想大解放运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7月6日，中央为广东、福建两省制定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企业补偿办法试行条例》（后来广东人称它为“22号文件”，此文件引出的一个叫“三来一补”名词，再后来这名词就变成了“引进外资”和“招商引资”的一场大革命）。

这一年，全国的农民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找着自己摆脱贫穷的出路。有一个农民的名字在当时根本没有人在意他，因为他仅仅是九亿多农民中的一个，如果说他比其他农民稍稍硬气一点的话，那他还是农民的小头目——中国最基层的大队支部书记。

他叫吴栋材。本书的主人公，时年四十三岁，职务：江苏省沙洲县南丰公社二十三大队（现为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一把手”。

1978年时的吴栋材，实在是个小人物，别说无法与安徽小岗村那十八位按手印、开创中国农民分田到户先河的农民英雄们相比，就连我父亲都远不如。我记得那年我父亲已经在自己的生产大队里办起了两个企业，一是绣花厂，二是眼镜厂。绣花厂有几十个年轻妇女，她们个个心灵手巧，绣的花都是供苏州出口的。能进绣花厂的青年妇女不仅可以不晒太阳，不沾泥巴，穿着“的确凉”衣服，在室内做千干净净的针线活儿，而且还能挣上比插秧、割稻、挑大粪等重劳力多一倍以上的工分——绣花工是发工资的，但钱不能到自己的手里，由厂里按数发到生产队，再折合工分后记在她们的头上，年底与生产队其他农民再进行分配。绣花女在我心目中是我那会儿一辈年轻男人们向往的找对象最佳群体。眼镜厂多数是男性农民工人，他们的收入也不错，可抵一两个绣花女的工资，分配方式与绣花女一样，先折合工分到人头，再参加本生产队的年终分配。眼镜厂和绣花厂的男女工人们最容易走到一起，他们的恋爱和成婚率非常高，父亲曾经也为我物色过他鼻子底下的一名绣花女作我对象，父亲的理由非常充分和有力，“人家的爹是苏州大厂子的工程师，居民户口，我们的厂全靠她爹的路子……”但当儿子的我，有些书呆气，坚决不干，非要跳出农门，出去“闯天下”。为此事，父亲曾经愤怒过我很长时间。虽说“私事”没办成，但父亲办的两个厂子却红火一时，我印象中当时连吴仁宝的华西村都有人来参观学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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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时代文体，因此，随着时代生活的变迁，它也应该与时俱进。新闻性是报告文学的基本基因，是这一文体醒目的胎记。从报告文学的发生史看，它产生在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而新闻又相对不开放的时期，以文学的方式报道新闻人物和事件，以跨文体的新闻性的传输，获得了这一文体的特长。但在当下行进中的全媒体时代，互联网与自媒体的便捷，使报告文学原有的新闻性优势已不复存在。另外，报告文学曾是“在野者”的文体，或者是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其批判性、启蒙性的文体功能尤为显见。但在新的社会语境中，不仅主体的写作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现实社会也不再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时代，报告文学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参与到其时的思想启蒙，这是特殊时代所赋予的报告文学的特殊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已成为现时代的一个“天问”。这是一个非启蒙的时期。同时，现在的思想者主要并不在报告文学界内，从整体上说，报告文学家的思想能力普遍偏弱。因此，原来基于深刻精警的思想言说而形成的政论性，也不再是报告文学的重要特征。而且新世纪新读者也不再满足于过去主体激扬文字式思想表述，而更期待以自己的思考参与作品内蕴的解读。这样，报告文学曾经独特的主题阐释的优势也并不显见了。

没有了新闻性和思想性优势的报告文学，是否意味了这一文体的消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真像杰克·哈特所说，“读者对现实题材的故事兴趣高涨”，“虚构文学在美国读者心中的地位日趋下降。根据《大西洋杂志》的报道，在1982到2004年间，在美国阅读小说、戏剧和诗歌的读者人数比例下降了十个百分点，跌至历史的最低点47％，而非虚构文学的读者却在不断扩大。”①新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写作实况，也表明弱化了新闻和思想优势后的这一文体，依然具有它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逻辑。这种合法性逻辑源于变幻丰富复杂的现实。现实之种种，超出了许多虚构文学想象的空间，它成为写实文学不竭的书写资源。现实的存在需要写实的文体对其实录。并且，读者对现实真实故事的心理期待，也为此类文体的发展，开拓着需求市场。故事不仅有着明显的社会属性，而且还有“故事的生物学性”，“很难想象叙事不是我们本能的一部分”。“我们视自己的生活为一种叙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他人的叙事如此着迷。”⑦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内在本性就是它的非虚构叙事性。无疑，它的存在可以满足现实的需要和读者的需求。因此，很显然，现在讨论报告文学的话题，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报告文学如何回到非虚构叙事本身，建构具有这一文体特质的叙事美学。将报告文学作为～种非虚构的叙事艺术，探寻它对于读者召唤性魅力的生成，这对报告文学而言不是一个虚拟的命题，而是极具当下针对性的务实的重要课题。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最近十年一些优秀的报告文学，如《根本利益》《部长与国家》《寻找黛莉》《发射将军》《千古一梦》《丹东看守所的故每》《解放战争》《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中国水利调查》等，无不以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对深有意味的故事作具有作家个人色彩的讲述，显示着报告文学在新的时代场域中新的发展趋势。像赵瑜的《寻找黛莉》运用连环悬念设置的叙事策略，李鸣生的《千古一梦》以双声叙事构篇等，作家的叙事自觉生成了作品独特的叙事魅力，在本位的意义上，彰显了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价值，也表示了非虚构作品在艺术性的制备方面，与虚构性写作一样，作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

普利策特稿写作奖得主乔恩·弗兰克林有《为故事而写作》，其间对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中“故事”作了“定义”：“当人物遇到错综复杂的情况，而他又不得不面对和解决时，行动就发生了，故事正是由一连串这样的行动所构成的。”①报告文学是对具有现实性的“故事”的叙事，其叙事魅力的生成与丰富、复杂、曲折、多义的故事置备密切关联。相比于新闻的相对简单、单一，报告文学需要讲述更多“错综复杂”的故事。在新闻弱化的背景中，报告文学的写作需要更多地致力于对于已知存在的深度挖掘和故事性再现。在深度细化和故事性还原中建构报告文学的叙事召唤力。年选所选的《一枚铺路的石子》是一篇典型的“主旋律”作品，但这一作品没有此类写作常见的纯化、物化和新闻化，于短篇中呈现人物的多样与丰富，设置了“他是孩子的‘人生导师’，拨亮一盏盏希望的灯”、“他自称‘文学迷’，对民族文化爱得深沉”和“他开辟的＿条条‘兰辉小道’通往百姓心间”等三个章节，以具体的事例、生动的细节，真实地凸显主人公“甘于做一枚‘铺路’的石子，垫高他人的身躯，畅通前方的路”的师者风范、“以诗的品格，以歌的旋律”，“在精神世界里徜徉”的才子风采和“把老百姓放在心坎上，摸着良心行事，尽力地张大自己的双臂，呵护曾经泪水纵横的父老乡亲”的赤子情怀，写实写活了人物丰富的个性，并且以真切感人的人性充实了主旋律作品单一的先进性。何建明的《江边中国》是苏南叙事中的新作。“江边”，这一叙写的具体对象与其存在的宏大背景“中国”之间，建构起了一个充满叙事张力的意象时空。《江边中国》“江边”与“中国”之间有机的组构，调制出作品别致可人的叙事魅力。宽幅的叙事与细密的言说，故事主干的强化与关联性材料的穿插等，将作品组织成既有宏阔大气又有精致诗美的立体的、表意丰富的非虚构艺术体。阅读《江边中国》，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的写作进入了某种自由的境界。这种境界来自何建明对报告对象的熟知，来自对故乡的深情，对吴栋材等永联人的崇敬。在作者的笔下，吴栋材不是一般的叙写对象，而是可敬可爱的“父辈”。作者的写作更多的不是一种采写，而是一种生命的投入和释放。作者既写吴栋材这一代父辈的创业的业绩，更写他们特有的精神品格。父辈勤劳、执着、智慧而不乏乡村世界的野性。作者写人不作单面关照，力求写出人物的丰富性。吴栋材是江边汉子、伤残军人、学徒铁匠和新时代的创业者，人物的主导性格影响着人物的人生，而这样的个体生命，在大时代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而吴栋材又是普通的人，也有普通人的人性弱点。由《江边中国》中的吴栋材，我想好的报告文学应该像好的小说一样，要为读者雕塑多面的、变化的“圆形人物”。

年选，并不能任由编者一人兴趣偏好所取，面对林林总总的作品和无定的读者，基于主导的兼收可能是一种合适的策略。因此本年度的年选既有《国家的儿子》这样的颂歌，也有《“囚犯”的救赎》《呼伦贝尔的忧伤》等的问题报告；既以现实再现为主，也有《悲壮三门峡》这种历史叙事；既有宏大庄严的国家叙事《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也有《大陆孕妇赴港生子纪实》《小偷回忆录》诸类杂色题材。凡此种种，摄照现实的多副面孔，反映多样的中国故事。选本有如超市，读者各选所需吧。

2013年12月写于虞山尚湖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