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欣，1957年10月进《光明日报》，历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组书记，直至1967年受迫害被投进监狱，主持报社工作整十年。

《光明日报》办报坚持面向知识分子，以教育、科技、文化、理论为宣传重点。1957-1967年，作者主持《光明日报》工作的十年，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领域非常活跃的时期，这本《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是作者通过自己的经历，对这一阶段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做了细致的观察和思考，能够帮助读者了解历史真相，了解前辈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

《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根据作者穆欣的亲身经历，对1957年以后的十年间意识形态领域里所发生的重大论争及其相关问题，分专题进行了记述，由此反映当时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各个方面。时过境迁，有些论者的观点或已有所改变，本书仍按当时实情记录，以存其真。笔者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负责人，亲身经历过这十年的风风雨雨，深切感受过这一段特定的历史。

一 到《光明日报》工作

二 储安平在《光明日报》任职前后

三 报史翻开新页

四 推动百家争鸣的尝试

五 一场导向错误的论战

六 遗传学在争鸣中前进

七 心理学论战的三个回合

八 “拔白旗”到“神仙会”

九 曲折发展的教育革命

十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十一 构成报纸特色的专刊

十二 综合性的《东风》副刊

十三 文艺界的波涛（上）

十四 文艺界的波涛（下）

十五 对《李慧娘》的错误批判

十六 “合二而一”批判的真相

十七 史学领域的风风雨雨

十八 揭开“文革”帷幕的一场批判

十九 八年冤狱纪事

后记

“语法修辞方面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叶圣陶先生回答说：一是用词要精。“不要用那些模糊的词。”应该对准客观的东西，运用自己能用的词，最恰当地说出来。”二是造句要工。“造句越自然越好，不要装腔作势，搭起一副架子，不同于平常说话的调子。写文章跟平常说话一样，一定要自然。”“造句要工，就要用最妥帖、最恰当的句式和虚词。这在说话和写文章都很重要。在我们的话里，有许多没有实际意义的词，比如，‘因为’‘所以’‘但是’……这些虽然是虚词，但很重要，不能乱用。我们经常听到有些人乱用虚词，像‘所以因此’这两个词，只要用一个就够了，但是，发言时候把它们连在一起用，几乎成了传染病，好像不这样说反而不对了。”三要简洁明快。“这就是说，去掉那些不需要的部分。我们写文章，重看一遍总可以去掉几句，可以去掉的总比可以加入的多。就是说，要写短的文章，要用最少的字句表达必须说清楚的意见，不要说废话，不要说晦涩难懂的话。”四要明晰畅达。“文章要有‘气’，‘气’就是条理。第二句和第一句接起来，一定有必然的道理，第二句是从第一句来的，第三句是从第二句来的。看人家的文章，把这种关系弄清楚以后，主要的意思也就弄清楚了。”

叶圣陶先生在讲演结束时非常谦虚地说：“讲到这里就讲完了。我讲的三个小时中，如果有三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的话对诸位有一些帮助，我就很荣幸了。”其实，两位大师的话都是金石良言，对于改进我们报纸的文风，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这些都是1956年下半年的事。转过年来，进行整风学习，特别是在开始反右派斗争以后，约请学术界人士来校讲演的工作停止下来。教研室的同志一面继续编写教材，一面按照校委会的统一部署，还以较多的时间参加反右派斗争。

如前所述，当我到高级党校工作时，新闻教研室编写中国报刊史的工作早已开始，全书各个章节多已分别写出初稿，具体编写的事自己插不上手，只是参与对已编写出来的各章的讨论。车道沟的校园靠近紫竹院(那时住地周围建筑物还很少，紫竹院公园还是一片荒凉)，环境幽静，党校图书馆的存书又多，是一个理想的读书、研究学问的场所。因为报刊史的编写工作插不上手，自己一边利用难得的时机读书，同时着手对我国报刊史影响较大、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一些研究，考虑列入计划的题目，是邹韬奋和《生活》系统的报刊。

邹韬奋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真理、寻求光明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我国报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他所主编的《生活》周刊及其以后创办的许多报刊，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我国知识界和青年一代中产生过巨大影响，引导大批知识青年走向革命斗争的道路。当时比较关心政治的知识青年，有很多人受过韬奋著作和他所办事业的影响。在近代中国的新闻记者和著作家中，很少有人像他拥有那么众多的读者，在群众中产生过那么广泛而深刻的教育作用。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青年一样，笔者在学生时代也曾在思想上受到韬奋的启蒙。在自己从事新闻工作以后，深感韬奋作为一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所表现的伟大事业精神，独创的新闻实践经验和他基于人民立场的办报观点，都是值得新闻工作者学习的。

《邹韬奋》的写作比较顺利，一来是对他的著作和经历比较熟悉，先前断断续续地作过一些研究，而且围绕《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书，还曾发表过几篇评述韬奋著作的短文；同时在写作中得到各方面人士的热情帮助。笔者先后访问过韬奋的二十多位家属、亲友和在生活书店工作过的同志，得到不少珍贵的资料。当时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工作的韬奋的弟弟邹问轩同志，曾从他们家乡江西余江找来韬奋幼年读书时的课本、笔记等资料。此外还有一百多位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和同志，直接或间接地对这本书的写作给予帮助。他们或者代购参考书刊，或者供给所收藏的资料，有的不辞辛劳地代拍照片，有的详细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当时手上汇集保存有关这本书的来信有近二百封(可惜这些热情洋溢的信件在“十年浩劫”中全部被毁)。这样，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在1957年7月初写成了传记《邹韬奋》初稿，并于1958年10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本来，当时还想继续研究其他一些报纸。但是，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6月开始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其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因为改变报纸的政治方向，发表“党天下”言论而成了新闻界的热门人物，加以我同这个报纸间有过前述的那么一种特殊关系，遂又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储安平及其所主办的旧《观察》周刊。P16-17

后记

1957年秋天，我到《光明日报》工作，前后历时十年，担任中共党组书记兼副总编辑、总编辑。这个时期国内外风云变幻，风雨莽苍，党内外风波迭起，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历史的轨迹，在这张中共中央领导的、重点宣传党的文教方针政策的全国性报纸上刻画了清晰的印痕，其间连续开展的学术讨论，尤在人们记忆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956年党中央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个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经历了许多坎坷、曲折和磨难，未能保持它的连续性稳定性。《光明日报》是一张面向知识分子、以党的文化教育政策为宣传重点的报纸，这个时期编辑部着力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曾经组织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争鸣。讨论的内容涉及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包括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有些讨论是比较成功的，至今为人乐道。遗憾的是，有些讨论不但未能取得有利于艺术繁荣与科学发展的成效，甚至造成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报社编辑部主观上极想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但是，这个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误，当时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不可避免地要在报纸上进行的学术争鸣中有所反映：某些学术讨论变为政治批判，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特别是1963年至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批判，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正如中国共产党十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其时正是全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当时“‘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曾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报纸编辑部对于学术争鸣的成败、执行政策的得失，固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经验的不足，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缺陷，都会导致工作中的失误。但在“左”倾思潮铺天盖地泛滥开来的时候，根本无法抗拒来势汹涌的“左”倾思潮的侵袭。由于“左”的干扰，有些讨论往往把学术批评搞成了政治批判，对坚持所谓“反面意见”的作者进行政治性围攻，在批评中乱打棍子，乱扣帽子，抓小辫子，又死不松手，等等，曾经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有关戏曲改革问题的讨论由于那个以“文艺旗手”自诩的江青插手，“合二而一”问题的争鸣由于那个以“理论权威”自居的康生的干预，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后者尤使许多同志受到严重伤害。20世纪50年代康生策划、命令各报刊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错误批判，受害者不仅限于马寅初本人和学术界。其间，笔者也曾就文艺方面的问题写过几篇评论文章，因受当时“左”倾思潮影响，持论比较偏激，态度显得粗暴，致使有关同志受到伤害，至今深感歉疚。

实践已经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条科学的方针。认真地正确地执行这个方针会使我们的国家受益无穷，反对它或者歪曲它就会吃大亏。历次学术讨论的经验和教训很多，能否正确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能否保障一项学术讨论取得有益的效果，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把学术与政治分开，不要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若把学术与政治挂钩，对科学发展、文化繁荣是极其有害的。如果把学术与政治挂钩，学术问题变为政治问题，势必堵塞言路，形成“一花独放”的局面。你在那里挥舞政治大棒，人家避之唯恐不及，谁还敢来和你“争鸣”？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潮恶性膨胀，形而上学猖獗达到极点：学术争鸣变成不讲道理的政治上的“大批判”，进而发展成为残酷无情的政治迫害。1965年11月间，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强词夺理，无限上纲，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终将吴晗夫妇迫害致死；1966年5月戚本禹批判“三家村”，造谣诬陷，对邓拓进行人身攻击。5月16日各报转载了其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评<前线><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第二夫晚上邓拓同志就含恨离开人间。史学大师翦伯赞、戏曲名家孟超，……许多学术界知名人士都被这种“大批判”逼迫致死。整个“文革”期间，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悲惨局面。

1957年10月至1967年9月，我在《光明日报》正式工作十年，1967年9月至1975年5月在冤狱八年，出狱后又被“专案组”折磨了五年，1979年12月15日才作出了一个能够接受的基本上还算公允、“不留尾巴”的结论，另行分配了工作。所以细算起来，前后共在这个报社逗留了二十二年。在此期间，无论是在报社忙碌的3600多个夜班加白班，或者是在牢狱“清闲的”2809个日日夜夜，都给自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尤其是在监狱那一段孤寂而严峻的冤狱生活。

本书最末一章，记述的就是屈辱的冤狱生活中经受的残酷折磨、家破人亡的不幸遭遇。限于篇幅，这里记述的只是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所犯罪行的一小部分。当时所以会出现这种残酷的迫害，乃是林彪、江青一伙违背党的政策，恣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结果。“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的罪行，目的在使这段年长者难以忘怀、年轻者感到陌生的历史“记录在案”，不让这类历史悲剧重演。周恩来同志说得好：

“历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人们虽然在这场浩劫中经受许多苦难，却也容易在记忆里忘却。写出这些东西，意在备忘。

本书内容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1957年以后的十年间意识形态领域里所发生的重大论争及其相关问题，分专题逐一叙列。为的是想由此反映当时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个侧面，从中吸取应当牢牢记住的教训。书中有关历次学术讨论的记述，只是如实地摘引双方当时发表的论点，笔者一般不作评论。如今时过境迁，有些论者的观点或已有所改变，本书仍照当时的实情反映，以存其真。笔者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负责人，亲身经历过这十年的风风雨雨，深切感受过这一段特定的历史，不但难以忘怀，而且将终生受益。

要写这本书的念头虽已酝酿很久，真正动笔写起来困难还是不小。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历年积累的有关资料大部荡然无存，仅只剩下一份十年间的报纸、自己失而复得的笔记，以及极不完全的当年报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和残存的少数业务总结之类。许多重要档案已经无法追寻，写起来挂一漏万，错漏自会不少。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经得到报社内外一些同志的热诚帮助。有的同志提供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资料，有的帮助核对书中提到的重要事实，有的费神审阅对其情况比较熟悉的章节。白钢、张绰、杨瑞等许多同志，都曾对本书的写作给予帮助。这里应当特别感谢的，是其时年逾80高龄的原《光明日报》编委、学术部主任黄卓明同志，多年以前他就鼓励笔者写这本书，并曾帮助思考它的框架结构，还为先期撰写的《“合二而一”批判的真相》《推动百家争鸣的尝试——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并多次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不幸他于1998年12月30日已因病逝世）这里，谨向所有支持和帮助本书写作与出版的同志深致谢忱。

2005年9月29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