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外公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次年，大学院系调整，复旦教育系调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于是外公、外婆两人都到华师大教书。1955年，外公任华东师大教育系主任，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上海分会理事。此时的他，以拳拳报国之心，准备在事业上大干一场。可是到了1958年，他为之尽瘁近四十年的心理学，竟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科，他本人也遭到批判。尽管如此，外公依然满怀希望，经常向家人抒发他对心理学各种问题的见解，认定这是一门深具实用价值的学科，定能为祖国建设服务。
外公最大的心愿，是在有生之年修中国心理学史。他过去发表的《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一文，就是这个计划的雏形。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古时虽无‘心理学’名目，但属于这一科的研究，则散见于群籍，美不胜收。不仅有理论的或叙述的心理研究，且有客观的及实验的研究。不仅讨论学理，且极注重应用。他们称这种研究为‘性理’为‘心学’”。为了发掘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宝库，外公孜孜不倦地花了十几年工夫，整理中国古书中有关资料多达二十万字，还撰写了若干篇论文，然而却发表无门。
1963年1月，外公七十岁，这也是他与外婆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此时的他，因中风而半身不遂已三年，身体每况愈下。他自知来日无多，紧握外婆的手说：“我们二人共同生活在二十世纪不平凡的岁月里，是幸福的。所恨者，我未能编出《中国心理学史》一书，不能整理旧作，不能陪你欢度晚年……”1964年7月9日，外公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一岁。
“文革”后期，一次我到上海探望外婆，看到年迈体衰的她独居陋室，甚是凄凉。屋里除了一床，一桌，一个破旧的单人沙发外，就是满架子的线装书。
外婆程俊英“文革”前任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系副主任。她国学功底深厚，在先秦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文革”中惨遭迫害，被迫退休。她告诉我，“文革”初期“打砸抢”横行，华东师大校长常溪萍和多位教授死于非命，她自己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到处抄家，她的住所时刻面临被抄的危险。在极度恐惧中，她含泪一把火烧掉了外公的全部手稿；还给上海造纸厂打电话，让他们把外公的藏书拉走。外公生前酷爱藏书，家中有专门的藏书阁，题名“望海居”。他读书涉猎面甚广，不只局限于心理学，古今中外、九流杂家，连诗、词、曲、小说都看。他的遗藏大部分是精装英文书，生前几乎每本都认真读过，并在空白处写下许多眉批。由于要处理的书量太大，造纸厂派卡车来拉。可人家看了那些书不愿意要，说他们回收旧书的目的是用来打浆做草纸的，那些洋装书上的硬壳封面不能打浆，得先拆掉才能卖。万般无奈，外婆只好自己一本本撕去书上的封皮，心里在淌血……最后，那些堆积如山的“书瓤”称斤卖，总共竟有四吨之多！外婆说到这儿懊悔不已，为外公花毕生心血之收藏毁于一旦痛心疾首！她长叹一声：“当年郑公（郑振铎）为避免珍贵文献流到海外，倾其所有；可我却这样大肆毁书，造孽啊……”
劫后重生
“文革”结束后，1978年底，中国召开了心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恢复了名誉。与此同时，外公的工作也得到肯声。此后数年，母亲协助外婆整理外公旧作，分别于1983年和1986年出版了张耀翔《心理学文集》和《感觉、情绪及其他——一心理学文集续编》，以此告慰外公在天之灵。
1978年，年近八旬的外婆，应华东师大古籍研究室邀请再度出山。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她拼命工作——带研究生、著书立说，先后撰写了《诗经注释》、《诗经漫话》、《诗经选译》等著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推崇，公认她是《诗经》学权威。更令人惊叹的是，九十高龄的她，还与青年女作家蒋丽萍合作，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长篇小说《落英缤纷》。该书问世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读者纷纷来信，表示钦佩和欣赏。
外婆程俊英于1993年2月20日病故，享年九十三岁。
外公张耀翔是最早将西方现代心理学介绍到中国的人。作为开拓者，他从1920年回国到1964年病逝；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我国心理学教学、科研和普及工作。他虽然没能实现晚年的心愿——修申国心理学史，然而他一生的经历，他的生前、身后，恰似一部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史，留在人间。
（本文写作之前，老友关慎捷先生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写成之后，又提出了若干宝贵意见，使其更趋完善。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本文参考了张耀翔著，《我的教学生活》、《情绪心理》、《感觉心理》、《新法考试》、《民意测验》、《识字测验》、《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程俊英著《耀翔与我》、《回忆郑公二、三事》、《怀念郑振铎先生》、《程俊英自传》；艾伟著《汉字问题》；张纯音著《忆父亲——心理学教授张耀翔》；张素音著《怀念母亲——程俊英教授》等著作，特此申明。）P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