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随遇而安
【朱利安】
当女儿看着我收拾行李时，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那双深邃的黑眼睛中有一丝担忧。她的眼睛和她母亲的眼睛很像，她的薄嘴唇却像我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身体也会横向发展，最后越来越像她妈妈。如果我把她和拉克尔五十岁时的照片相比较，母女俩简直就是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豌豆。女儿在想，我简直是个不可救药的疯老头子，执著于没有人还会在意的过去，我很难记住电影名称，却无法忘记那时的每一天，每一个细节，每一张脸，每一个名字，甚至又长又难记的德语名字。
无论我多么努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开心一些，也无法让她心里不难过，因为我不仅年事已高，行为疯狂，还有动脉阻塞。尽管心血管专科的医生竭力安慰我说血液会从那条动脉的支动脉流过，我也不敢妄想有机会活着回来。因此，亲吻女儿时，我尽最大努力不让她觉察到这是我最后一次亲吻她。她总有和我最后见面的时候，我宁愿那是在我还活着，正在收拾行李的时候。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收到老友萨尔瓦·卡斯特罗的一封信，以我现在的状况，这样疯狂的念头根本不可能从我脑子里冒出来。我们从中心出来之后，我就没再见到过他。
最初成立那个中心的目的，就是追踪逃窜到世界各地的纳粹军官。我们分别时，中心本身也准备解散，因为其追踪目标大多已经快要走到生命尽头，离死不远了。这些奄奄一息的恶魔逃出了我们手心。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恐惧，他们随时保持警惕，以便能及时脱身。他们害怕我们，因为我们恨他们。他们已经被迫学会一项本事：嗅到我们仇恨的气息，然后闻风而逃。
当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中拿起那个信封，看到寄信人的名字时，我惊愕不已，差点当场猝死。然后，我热血沸腾。萨尔瓦和我亲如兄弟，是这个地球上唯一知道我真正面目的人，他知道我从哪里来，知道我为了求生或者求死能做出些什么。我们很年轻时相识在那条生与死的狭窄通道上。信教者将那里称为地狱，像我这样不信教的人也把那里称为地狱。它有个名字，叫毛特豪森。我从来没想过地狱会与那里有什么不同，或者会比那里更糟糕。当我再次奋力从地狱中探出头来时，我们正在白云间翱翔，空姐正从我身旁经过，身后留下一股好闻的香水味。我舒服地在座位上伸了个懒腰。此刻，我身处两万多英尺的高空，我的命运掌握在风的手中。
萨尔瓦在信中告诉我说，他已经在阿里坎特的一个养老院里度过几年退休时光。养老院很好，坐落在离海几英里远的橘树林中，阳光灿烂。刚开始时，他想去就去，想走就走，因为养老院像个酒店，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带浴室的房间，还可以点菜。后来，他的健康出了问题（他没细说），现在进城和回养老院都要别人帮助。但无论他的行动多么不便，他一直没停止工作，用他自己的方式，不要任何人的帮助。“有些事情你不能听之任之，对吗，朱利安？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唯一可以不让我去多想今后生活的事情。你还记得吗？我进那里时，还是个孩子，一个普通的孩子。”
对于他，我知之甚深。我不想失去他这个朋友，就像你不想失去胳膊或腿那样。我们两个都明白“那里”所指的地方——集中营，我们就是在那里的采石场工作时遇上的。萨尔瓦了解我的过去，知道我所经受的苦难，我也知道他曾经的遭遇。我们以为一切就这么完了。我们被释放时，形容枯槁，恐怖吓人，所以只好穿上西服戴上帽子，略作遮掩。可是，仅仅六个月之后，萨尔瓦就了解到，有许多个旨在追寻和抓捕纳粹分子的组织已经成立起来，而这也正是我们计划做的事情。由于当时我们已经恢复自由，于是报名加入了追忆行动中心。曾经有数千名西班牙共和主义者被送到了集中营，我和萨尔瓦也在此列，但我们不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我们也没有觉得自己是英雄，说我们是瘟疫流行的受害者更合适。没有人需要受害者，也没有人需要失败者。其他人只是保持沉默，像所有幸存者一样，遭受恐惧感、羞耻感和犯罪感的折磨；我们却变成了猎手，萨尔瓦比我更像。可以说，我完全是在他的愤怒和复仇精神的带动下，才参与了追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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