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高校专业标准教材，世界国家安全研究经典著作；

世界知名高校必修课，情报学基础普及读本；

研究情报与政策的科学关系，聚焦美国国家安全决策内幕。

马克·洛文塔尔所著《情报（从秘密到政策最新中文译本）／情报与反情报丛书》对情报活动的内在问题进行严肃学术探讨的起点。本书为国家安全研究实用工具书，全面网罗世界情报资源，全美外交、国关、国安、情报等诸多学科的权威教材，长期被哥伦比亚、斯坦福、麻省理工等知名院校选用和推荐。

马克·洛文塔尔所著《情报（从秘密到政策最新中文译本）／情报与反情报丛书》详细阐述情报的概念、历史、流程、搜集、分析、反情报、隐蔽行动等问题，重点讨论情报在美国国家安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情报至少具备四大功能：

（一）避免遭遇战略突袭；

（二）提供国安专业知识；

（三）量身定制情报产品；

（四）防止外国间谍渗透。

作者还介绍了美国情报工作的发展，勾勒出美国情报界的内部机制，探讨了情报工作的伦理与道德问题。此外，本书还简要概述了世界主要大国的情报机构情况。全书案例丰富、语言平实，十分适合读者理解和学习；章末列有关键词和阅读书单，书末附有参考文献、网站以及情报界改革的评论和建议，便于读者更深入地研究。

作为资深情报专家的经典著作，本书享有极高声誉，多次再版修订，已成为全美外交、国关、国安、情报等诸多学科的权威教材，长期被哥伦比亚、斯坦福、麻省理工等知名院校选用和推荐。对从事相关实践和研究工作的人士而言，它也是极有价值的参考书。

前言

第一章 什么是“情报”

 一、为什么设立情报机构

 二、情报与什么有关

 三、关键词

 四、延伸阅读材料

第二章 美国情报组织的发展

 一、重要主题

 二、主要历史发展阶段

 三、关键词

 四、延伸阅读材料

第三章 美国情报界

 一、考察情报界的方法

 二、众多不同的情报系统

 三、情报界的重要关系

 四、情报预算程序

 五、关键词

 六、延伸阅读材料

第四章 情报流程概览：何人为何人做何事

 一、情报需求

 二、情报搜集

 三、情报处理与利用

 四、情报分析与生产

 五、情报分发与使用

 六、情报反馈

 七、有关情报流程的思考

 八、关键词

 九、延伸阅读材料

第五章 情报搜集与搜集手段

 一、重要主题

 二、优长与不足

 三、结论

 四、关键词

 五、延伸阅读材料

第六章 情报分析

 一、重要主题

 二、情报分析方面的问题

 三、情报分析：一种评价

 四、关键词

 五、延伸阅读材料

 一反情报

 一、内部保护

 二、外部征象与反间谍活动

 三、反情报中的问题

 四、泄密

 五、国家安全信函

 六、结论

 七、关键词

 八、延伸阅读材料

第八章 隐蔽行动

 一、决策过程

 二、隐蔽行动的范畴

 三、隐蔽行动带来的问题

 四、评估隐蔽行动

 五、关键词

 六、延伸阅读材料

第九章 决策者的作用

 一、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流程

 二、何人想要得到何物

 三、情报流程：政策和情报

 四、情报分析

 五、关键词

 六、延伸阅读材料

第十章 监督与问责

 一、行政监督问题

 二、国会监督

 三、国会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四、国会监督的内在动力

 五、结论

 六、关键词

 七、延伸阅读材料

第十一章 情报议题：民族国家

 一、苏联问题的首要性

 二、以苏联军事实力为重点

 三、重视统计性情报

 四、双边关系的“融洽”

 五、苏联解体

 六、情报与苏联问题

 七、当前面临的国家问题

 八、关键词

 九、延伸阅读材料

第十二章 情报议题：跨国问题

 一、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和冷战后的情报工作

 二、情报和新的优先次序

 三、网络空间

 四、恐怖主义

 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六、毒品

 七、经济

 八、人口特征

 九、健康和环境

 十、维和行动

 十一、军事支援

 十二、结论

 十三、关键词

 十四、延伸阅读材料

第十三章 情报中的伦理与道德

 一、常见的道德问题

 二、与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

 三、与情报分析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

 四、与监督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

 五、媒体

 六、结论

 七、关键词

 八、延伸阅读材料

第十四章 情报改革

 一、改革目的

 二、情报改革的问题

 三、结论

 四、关键词

 五、延伸阅读材料

第十五章 外国情报机构

 一、英国

 二、中国

 三、法国

 四、以色列

 五、俄罗斯

 六、值得关注的情报机构

 七、其他情报机构简介

 八、结论

 九、关键词

 十、延伸阅读材料

附录一 补充参考书目和网址

附录二 主要情报评论或建议

英汉术语对照

译后记

初步迹象表明，国家情报总监正被迫履行首席运营官的职能——满足《总统每日简报》、主官委员会和副手委员会对其提出的日常工作要求。高级情报官员、决策者和国会在遭遇情报相关问题时总是找国家情报总监寻求帮助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这再次彰显了国家情报总监职责与其权力之间的不平衡。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似乎试图更多地发挥首席执行官的职能，但无论选择何种角色，他总要为美国情报界的总体表现负责。

国家情报总监与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国家反恐中心主任的地位几乎是完全自治的，他由总统任命并经过参议院批准，在与恐怖主义和反恐有关的分析和行动方面充当国家情报总监的主要顾问。由于恐怖主义在国家安全问题中所占据的优先位置，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可以接触包括总统在内的数量众多的高官，因而可能成为国家情报总监的潜在对手。2004年的法令明确规定，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应直接向总统报告联合反恐行动的规划和进展。

国务卿是仅次于总统的主要外交官员，国家情报总监麾下的情报部门被广泛视为外交政策的臂膀。国务卿与国家情报总监之间的关系，至少涉及两个重要问题：根据外交政策的目标协调拟定的情报行动，及利用国务院（即驻外事务处）作为海外秘密情报官员的掩护。不可避免地，国务卿和国家隋报总监所属的官僚机构会出现紧张关系。事实证明，利用国务院作为掩护是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关注的根源所在。历任中央情报主任与国务卿的关系，很少有像艾伦·杜勒斯与其兄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国务卿，1953—1959年在任）那样密切。在最佳情况下，国务卿与国家情报总监之间的关系通常有些许紧张；而最坏时，双方则成为彻头彻尾的对头。

在国外，美国大使与其高级情报官员一隋报站长，通常由中央情报局官员出任——关系一向紧张。大使负责整个驻外国家团队——所有派往大使馆的美国人员，不管其来自哪个主管组织。（较大的驻外国家团队可能包括来自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司法部、财政部、商务部及农业部的代表。）但情报站长并非始终向大使汇报其情报活动，不论其为职业驻外人员，还是政务官员。虽然人们反复努力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此类情况依然存在。另外还出现了新问题。第一个新问题是，情报站长代表谁？理论上说，情报站长现为国家隋报总监的代表，但考虑到中央情报局局长一直负责人力情报、情报行动和对外联络，所以说情报站显然是中央隋报局局长下属的关键部门。另外，情报站长指望中央情报局局长为其升职、进行工作评价和分配任务等，他们仍然将中央情报局视为家园。国家隋报总监与中央隋报局局长为争夺人力情报和隐蔽行动的控制权而关系紧张，这可能导致情报站更不愿意与大使共享信息，并将此作为与国家情报总监保持距离的另一个方法。以上就是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之间出现的问题，对此，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了有利于中央情报局的裁决。

在日常工作中，国防部长控制着情报界的多数机构，包括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以及军种情报单位，数量要多于控制着国家情报委员会、国家反恐中心、国家防扩散中心、国家反情报执行办公室的国家情报总监。因为有大量的国防情报需求，所以国防部长也代表了情报用户群中的大多数情报机构。此外，情报预算包含于国防预算中，在很多方面也要受惠于后者。（2010年，国防部长盖茨与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决定，上一财年国家情报计划和军事情报计划不再保密，可能会让这种官僚机构式的借口发生改变。）所以，国防部长与国家情报总监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尽管这种关系看起来像是“共治”，这两者肯定也不是对等的。2004年情报法令中关于情报预算争论的结果说明，国防部长在国会中的政治影响力很大。至于在与国防部长打交道时，国家情报总监与中央情报局局长两者孰强孰弱，并不明朗。一方面，国家情报总监不像中央情报局局长那样有可以依靠的基地——中央情报局；另一方面，国家情报总监拥有一个庞大的参谋部和法律赋予的权力，若运用得当，他与国防部的关系可能更为对等。国家情报总监内格罗蓬特曾经面对的是强势的国防部长和分管情报的国防部副部长（分别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斯蒂芬·坎博内［Stephencambone］）。

P59－P60

以隋报工作为研究对象，探索隋报工作规律，研究改进隋报工作途径的学科，在西方称为I青报研究，在中国则称为军事隋报学。名称不同，本质一致。

长期以来，由于情报工作本身存在着较强的隐蔽性，各个国家对情报机构的活动秘而不宣，其情报档案也不公开，从而影响了情报工作受关注的程度，情报活动成了历史研究中被遗忘的一角。

西方韵情报研究，始于1949．年美国学者谢尔曼．肯特（ShermanKent）《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一书的出版。肯特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缩写为OSS）研究分析处欧洲一非洲科的科长，战后一度回到耶鲁重执教鞭，随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口国家评估办公室主任。在该书中，肯特把战略情报定位成为战略家制订和执行计划所必需的情报，是身居高位的文官员保卫国家福祉必须掌握的知识。肯特开启了情报分析专业化的大门，他因而被称为情报分析之父”。

1962年，美国兰德公司的罗伯塔·沃尔斯泰特（RobertaWohlstetter）出版了《珍珠港：预警与决策》（PearlHarbor：WarningandDecision），深刻剖析1941年驻珍珠港美军遭日军突然袭击的原因。从珍珠港事件起步，美国人—点一点地厘清了情报失误发生的原因，并有针对地开出了改进情报工作的“处方”。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信号情报研讨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由于相关档案的公开，情报在二战中的作用必须重新审视，二战历史有必要重写。此后，情报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一批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战略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加入了情报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情报研究的发展。在英语世界，情报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情报研究起步并不算晚。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兵圣孙子就写出了著名的（《孙子兵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情报学著作。孙子对战略情报要素认识的完备性、情报评估的重要性、情报谋略的微妙性、情报理论的科学性的分析，即便与2500年后谢尔曼‘肯特的著作相比也不逊色。1943年，军统特工郑介民出版《军事情报学》，书中所勾勒的军事情报工作体系与今日西方的情报研究体系并无本质差别。

今天，军事隋报学已经列入了我国研究生与学位教育的学科门类，我们已经培养了军事隋报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甚至博士后。但情报研究在我国远未成长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理论研究的落后，制约了我国情报与安全保密工作的发展。

中国兵圣孙子说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情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进国家安全工作，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要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中、在尖锐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谋划保密工作，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主要大国情报机构进行策反、渗透、心战、窃密的基本手法，掌握其情报活动的基本特点，从而有的放矢，筑起反渗透、防泄密的防火墙，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是每一个从事国家安全和保密工作的同志的神圣使命。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策划了这套《情报与反情报丛书》。所选作品均为西方名家的情报研究经典，内容涉及情报基础理论、情报体制、情报历史、谍报技术、反间谍、隐蔽行动、情报分析与失误、突然袭击等，涵盖了情报工作的各个领域。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推动我国的情报研究，并对改善我国国家安全工作有所裨益。

美国的情报研究蔚为大观，不仅各大学普遍开设情报研究课程，各种各样的培训机构也在向公众提供情报教育。本书作者马克·洛文塔尔就是美国“情报与安全学院”（Intelligence＆SecurityAcademy）的院长，本书即他为培训撰写的情报教材。本书初版于2000年问世，迄今已经多次修订，篇幅从初版的250页扩展到2012年第五版的400页、2014年第六版的560页，成为美国情报教育领域的标准培训教材。

马克·洛文塔尔是美国情报行业的一位老兵，有着30余年的情报实践和情报教育经验。他毕业于布鲁克林文理学院，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他担任过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副局长、中央情报局情报分局助理局长（AssistantDirector。，2002年）、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评估的副主席（2002—2005年）、中央情报主任顾问等职。他也从事过多年的情报教育。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开设过《情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克里格文理学院开设过《情报：从秘密到政策》课程，现在是“情报与安全学院”的院长，负责国家安全教育、训练和咨询。他曾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曾指导国会班子研究2l世纪的美国情报工作，出台了《IC21：21世纪的情报界》这一研究报告。他对美国情报界的运作情况，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获得过国家情报杰出服务勋章，这是美国情报界对情报人员的最高奖励。

本书以探讨情报定义开篇，核心内容围绕情报流程组织。所谓情报流程，包括情报需求、情报搜集、情报分析、情报分发及（情报与）政策等。这是情报工作的标准程序，任何一部讨论军事情报工作的著作，都不可能离开这一流程。作者以美国情报界为样本，详细剖析了美国情报界在这些问题上的做法，分析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得出简短的结论。

关于隋报的定义。每一本讨论情报的著作，都不能离开对“情报”这一术语的定义。在美国的情报术语中，从谢尔曼·肯特开始，情报就具有三重含义：情报是一种知识，获取这种知识的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组织。本书沿用了这种传统的三分法，将情报定义为一种知识，一个流程和一种行动。作者指出，情报是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定类型的信息，是根据情报需求进行情报搜集、分析并（将分析结果）提供给决策者的流程。这种三分法与谢尔曼．肯特的定义有着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差别。谢尔曼．肯特所谓的情报活动与生产情报（特别是对外情报）相关，马克．洛文塔尔所谓“情报活动”则要宽泛得多，它不仅包括肯特所说的对外情报活动，也包括反情报活动与通常不被视为情报行动但又由情报机构执行的隐蔽行动。作者指出，情报通过反情报活动维护上述流程和所获信息的安全，情报是根据合法当局的要求采取的行动。这就涵括了美国情报活动的全部范畴，反映了美国情报工作的实际情况，避免了有些定义强调进攻性情报而忽视反情报、强调情报获取而忽视隐蔽行动的局限，堪称我们目前所见最全面的、能够涵括美国情报工作全部内容的一个定义。

关于情报流程。美国情报界传统上用“情报周期”这一术语来指代情报活动步骤。这一周期从决策者感知信息需求开始，到情报机构向其提交情报分析产品为止。这种对情报工作的线性描述，因为不能反映情报工作的真实情景而遭到诸多诟病。因此，美国情报界用“情报流程”这一新术语取代了“情报周期”，以反映情报工作的复杂性。

本书没有使用“情报周期”这一术语，但依然对情报工作的几个步骤进行了线性描述。作者认为，决策者并非白板一块，或是任由情报驱动的机器人。他们如何使用情报，情报利用到何种程度，都是影响情报工作的重要因素。因此，他们是情报流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制定情报需求、反馈情报效果方面，决策者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决策者应当让情报界了解，他的情报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告知其情报流程中需要调整的部分。由此，作者在情报流程中增加了“使用”与“反馈”两个环节。这与本书研究的主题“情报如何在决策中发挥作用”完全一致。同时，作者也注意到近年来美国情报界流行的“目标中心”流程，认为传统的线性流程不符合情报工作的实际，在任一环节都可能出现新问题，从而导致人们可能反复重复某一流程。因此，他对传统的情报流程进行了修正，使其运行同时具有直线式、循环式和开放式的特点，可以让人们对实际情报流程的运行有更多了解。

关于情报需求。作者供职中央情报局期间，曾努力推进“国家情报优先框架”的确立，为确立情报搜集需求提供指导。这一框架是决定情报分析与生产的基础，对整个情报界都有重要影响。因此，本书详细阐述了这一框架的构成情况。作者指出，情报应为政策的附属物，而不应凭借其自身力量反过来决定政策。情报的优先次序应当反映政策的优先次序。决策者应当对自己政策的优先次序成竹在胸，并明确传达给情报部门。如果决策者不做决定，那么就会留下需求空白。如果情报界自行制定情报需求，那又可能跨越情报与决策的界限，侵入决策领域。围绕这一问题，本书进行了详细讨论。

关于情报与决策关系。对情报与决策关系的讨论贯穿全书。作者指出，决策者并非消极地接收情报，而是积极影响情报工作的方方面面。情报在决策中的作用，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避免遭遇战略突袭、提供长期性的专业知识、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持，以及对情报的信息、需求和工作方法加以保密。发挥这样的作用，要求情报与决策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是，情报应当保持客观性，不推动某种具体政策、对策选择或结果，否则就会威胁到分析结果的客观性。这就是所谓的情报政治化。如果出现这种现象，情报的客观性将荡然无存。

作者指出，情报与政策有别，并不意味着情报官员可以不关心政策施行的结果，不对结果施加影响。试图通过情报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这种做法可以接受；通过操纵情报来达到让决策者做出某种选择的目的，这种做法不能接受。在情报与决策的关系中，情报是被动的一方，为决策提供咨询是情报的本职工作，但决策者可以拒绝情报，自己进行分析。这就规定了情报参与决策的程度和方向。

关于情报工作主题。美国的情报工作主题在冷战后出现了明显变化。冷战期间，美国的情报工作主题以民族国家为代表，苏联问题是美国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冷战结束后，以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为代表的跨国问题，成为美国情报工作的新主题。情报工作的环境变了，优先次序变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变了，但情报工作的任务没有变，情报工作服务于国家安全决策的方式也没有变。本书用三章内容，探讨了美国情报界面临的民族国家问题、跨国问题，以及情报中的伦理与道德问题。这些探讨，对我们理解美国情报界的工作重点，理解美国情报界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它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洛文塔尔是美国情报界的专业人士，他的考察对象是美国情报工作，其得出的结论可能有“美国中心论”之嫌。但正如作者指出，情报活动的绝大多数层面及探讨的主要问题，都具有普遍性、长期性，不会轻易过时。我们在这里要再加一句：美国情报界存在的问题，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也会碰到。因此，像作者着墨较多的情报需求的确立问题，情报能力的配置问题，情报与决策的关系问题，情报产品的评价问题，实际上都具有普遍意义。了解美国情报界对这些问题的处置，对改进我们自身的情报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正是本书作为一本经典的情报读物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