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欧洲史》是当今世界最受尊崇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尼·朱特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历经20年构思10年撰写，广泛运用6种语言文献资料，涉及34个国家，兼顾西欧东欧，囊括整个欧洲，第一部全面展现现代欧洲60年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的大师级历史杰作！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欧盟外长索拉纳等欧美政治首脑人物隆重推荐。

本册为第一卷，欧洲的终结1945－1953。

从残酷的种族灭绝到人权价值的倡议，从法西斯主义席卷全球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从自由资本市场到大政府福利主义国家，从军备竞赛到成立互助合作的欧盟，从关税壁垒到统一货币欧元……欧洲就是人类活动的实验室，它经历了各式各样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秩序、文化思潮的洗礼和试验。无怪乎，托尼·朱特说：“像狐狸一样，欧洲懂得很多。”对于现代公众而言，“不了解欧洲，无以了解世界”。

《战后欧洲史》是当代最顶尖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历时十余载而成的心血巨著。从“二战”结束直至21世纪初，这本书展现整个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面貌，全面而简练地再现了欧洲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的现实与精神历程，并揭示出欧洲走向联合自强的未来之路。托尼·朱特以敏锐的观察、深厚的人文关怀以及高超的叙述能力，将1945年至2005年的欧洲六十年历史，淬炼成了一部引人入胜、意义非凡且极具个人见解的伟大著作。

《战后欧洲史》出版后赞誉如潮，获奖无数，被誉为“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期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并已成为社会大众“理解现代世界不可不读的经典巨著”。

本册为第一卷，欧洲的终结1945－1953。

前言与鸣谢

导言

卷一 旧欧洲的终结1945一1953

第1章 战争遗留的问题

第2章 惩罚

第3章 欧洲的复兴

第4章 难以安定

第5章 冷战来临

第6章 卷入旋涡

第7章 文化战争

尾声 旧欧洲的终结

第1章

战争遗留的问题

发生在欧洲化世界的不是缓慢衰败——其他各种文明慢慢地逐步瓦解，欧洲文明却一下子被炸得粉碎。

——H·G·威尔斯《战祸将临》，1908年

战争留给人类的难题尚未被人想象到，更不用说会有谁在正视它。生活的结构从未被如此毁坏、如此解体过。

——安妮·奥海尔·麦克考米克

到处都在渴求奇迹发生，获得救治。战争将那不勒斯赶回到了中世纪。

——诺曼．刘易斯《1944年的那不勒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完全呈现一片悲惨荒芜景象。当时的新闻照片和记录影片揭示了大量可怜而且无助的平民在轰炸后破碎的城市和荒凉的乡间跋涉。孤儿们愁苦地流浪，衣衫褴褛的妇女们成群结队地在瓦砾中拾荒。被驱逐出境的人剃光脑袋，集中营囚徒穿着带条纹的表裤，饥病交迫，目光呆滞地张望着镜头。甚至连电车也好像被炮弹击中过，在损坏的轨道上，凭着时来时停的电流艰难地行进。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都似乎疲惫不堪，由于失去支撑而精疲力竭，值得注意的唯一例外是营养良好的盟军占领部队。

假如我们想要理解，这同一块大陆在随后的岁月里为何能如此迅速地恢复元气，那么就必须对这幅景象做细致描绘。然而它传递的是德国战败后欧洲状况的根本事实。欧洲人感到绝望，他们的确疲惫不堪了——不过一切都事出有因。欧洲的战争开始于1939年9月希特勒侵占波兰，结束于德国在1945年5月无条件投降，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它将平民和士兵都裹挟在内。

的确，在那些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里，从法国到乌克兰，从挪威到希腊，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是一场平民的经历。正式的军事战斗只限于冲突的开端和末尾。在这两端之间，这场战争是占领、压迫、剥削和种族灭绝，而在其中，由士兵们、冲锋队员们和警察们控制着日常生活和千百万囚徒的生存。在有些国家里，占领持续了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它给一切地方带来了恐惧和剥夺。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一样，它几乎是全世界的经历。它持续了很长时间——自始至终卷入的国家（英国、德国）经历了6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战争开始得更早，从1938年10月纳粹占领苏台德地区时就开始了。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希特勒战败后，战争仍未结束，因为（苏联红军的）占领和内战在德国出局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

当然，战争的占领在欧洲并非史无前例。完全不是。民间还保留着对德国17世纪30年战争的记忆，在那场战争中，外国雇佣军占领土地，使当地居民生活在恐怖之中，300年后在他们的故事和传说中还记忆犹新。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老祖母们还用拿破仑来威吓不听话的孩子。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的经历使他们印象尤深。这部分地是由于纳粹对待屈服的人们的态度非常特别。

先前的占领军——17世纪占领德国的瑞典人，1815年后占领法国的普鲁士人——剥削当地物资，侮辱和屠杀当地平民只是偶尔为之。但是1939年后，陷入德国统治之手的各国人民或者必须为第三帝国服务，或者被列入灭绝计划。这对欧洲人来说是遇到了新问题。欧洲各国在它们的海外殖民地里，习惯于为它们自己的利益而约束或奴役当地人。它们也只是使用拷打、残害或大规模屠杀来迫使受害者服从。但是自从18世纪以来，这些做法在欧洲人自己中间已经不大听得到了，至少在布格河与普鲁特河以西的地区。

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现代欧洲国家的整体力量第一次被动员起来，主要目的是征服和剥削其他欧洲人。为了作战取胜，英国剥夺和洗劫它自己的资源：到战争末期，大不列颠为战争花费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然而纳粹德国为战争——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利用了大量掠夺受害国家的经济而得来的财富（这同1805年以后拿破仑的做法非常相像，只不过其效率之高使拿破仑难以望其项背）。挪威、荷兰、比利时、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尤其是法国，很不情愿地为德国的战争付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们的矿山、工厂、农庄、铁路完全服从德国的需求，它们的人民被迫为德国的战时生产而工作：起初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后来在德国本土。1944年9月，在德国有748．7万名外国人，组成德国21％的劳动力，而他们大多数是被迫的。

P16－18

欧洲是最小的一块大陆。实际上甚至可以说它不是大陆——它只是同亚洲连接的一块次大陆。整个欧洲（俄罗斯和土耳其除外）只有550万平方公里——小于巴西2／3的国土，比中国或美国的一半面积略多无几。与面积1700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相比，欧洲简直像个侏儒。但就其内部差异和鲜明对比而言，欧洲是独特的。根据最近统计，它包括46个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包含着各有自己语言的州（邦）和民族；有许多国家虽无州（邦），却合并了其他民族和语言；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和叠合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记忆；每一个国家都被翔实地研究过。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短暂的60年欧洲历史，光是英文的第二手文献，就已经是无穷无尽的了。

于是，无人敢立志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或者确切的当代欧洲史。我自己恐怕也有点力不胜任：作为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生的人，我同本书描述的大多数事件处于同一时代，而且随着写作的进程，我能记起所见所闻——甚至亲身参与过——的这段历史中的许多事情。这究竟使我更容易理解还是更难以理解战后欧洲的史实？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些记忆有时可以导致客观冷静地解决历史难题。

本书不冀求采取一种类似奥林波斯山上诸神的超然态度。我希望《战后欧洲史》坚持客观和公正，坦率地提供一种对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说得难听些，本书是“固执己见”的。它的有些判断可能会引起争议，有些可能会是错误的。凡人皆会犯错。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我自己的判断——尽管任何差错都会溜进篇幅这么长、范围如此广的一本书里。如果本书存在这类差错，但至少有些评价和结论经得起时间考验，那么也应该大部分归功于许多学者和朋友，他们使我在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获益匪浅。

首先，这类书是站在其他书的肩膀上的。现代历史经典著作中使我们得以找到灵感和范例的有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乔治·利希泰姆的《20世纪欧洲史》，A·J·P·泰勒的《1914——1945年英国史》，还有已故的弗朗索瓦·孚雷的《一种愿景的消逝》。这几部书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彼此迥异，它们的作者无疑都有渊博知识和学术自信心，这在他们的后继者中间已很罕见——而且他们思路清晰的写作风格应该成为每一位历史学者的楷模。

我们拜读过的晚近欧洲史学者中间，特别值得一提和值得感谢的是哈罗德·詹姆斯、马克·马佐厄、安德鲁·莫拉夫斯克。他们的著作明显地影响了本书的各个章节。在研究现代欧洲的学者中，我要特别感谢博学的艾伦·S·密尔沃德对战后经济的创新研究。

就我熟悉的中欧和东欧历史而言，这是一般欧洲史家们经常关注的课题，但都由西欧的专家们撰著，而拙著得益于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包括布拉德·艾勃拉姆斯、凯瑟琳·梅丽代尔、马齐·肖尔、蒂摩西·斯奈德，以及我的朋友雅克·鲁帕尼克和伊斯特凡·德雅克。我从蒂摩西·加尔顿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关于中欧的知识（这是他本人多年来的研究方向），而且尤其是关于“东方政策”（Ostpolitik）时代两个德国的情况。在多年来同扬·格罗斯交谈的过程中（我得益于他的开创性著作），我不仅了解了波兰历史，也学会了如何理解战争的社会后果，他在这方面的著作里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人性关怀。

本书与意大利有关的一些章节得益于保罗·金斯伯格的著作，而关于西班牙的几章得益于阅读著名学者维克特·佩雷兹－达埃兹的著作和聆听他的高见。我特别要感谢他们两人，还有安妮特·维维奥卡，她对战后法国在大屠杀犹太人问题上的暧昧反应所做的权威性分析《驱逐出境和种族灭绝》深深地影响了我对那段棘手史实的叙述。我对“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的思考大多受到杰出的国际法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著作的影响，她对“崩溃的国家”的研究著作有力地为欧盟形式的国际治理辩护，这不是因为此举在本质上更有利或代表着一种理想模式，而是因为在我们存身的世界里舍此别无他法。我在欧洲各地的朋友们、同行们和读者们教给我的欧洲大陆晚近历史和当前历史的知识，远远胜过我自己点点滴滴地从书本和档案馆里收集的资料。我要特别感谢克尔齐兹托夫·齐苏斯基、彼得·凯尔纳、伊凡·克拉斯台夫、丹尼斯·拉考纳、克尔齐兹托夫·米哈尔斯基、米尔西·米哈伊斯、伯尔蒂·穆斯里乌、苏珊·尼曼和戴维·特拉维斯等人的慷慨帮助。我要感谢伊斯特凡·雷夫坚持要我参观布达佩斯的“恐怖屋”（HouseofTerror），无论这种体验令人多么不愉快，毕竟值得一看。在纽约，我的朋友和同事理查德·米顿、凯瑟琳·弗莱明和杰罗德·西格尔慷慨付出时间和思想。迪诺·布图罗维克善意地帮我仔细检查我对南斯拉夫语言的复杂现象的叙述。

我非常感谢纽约大学艺术科学系的先后几任系主任——菲利普·富尔曼斯基、杰斯·班哈比和理查德·福莱——支持我的研究，也支持了我为鼓励别人研究和讨论欧洲问题而建立的雷马克研究所。若没有伊维斯－安德烈·伊斯特尔的慷慨支持和保护，我就不可能创建雷马克研究所（它主办了许多研讨班和讲座，从中我受益良多）。若没有研究所所长杰伊尔·凯斯勒任劳任怨而且特别高效的合作，我就不可能在管理雷马克研究所的同时写出这本书来。

我同样感激我的著作权代理人安德鲁·威利和莎拉·查尔方特的友谊与高见；他们自始至终支持这样一个项目，尽管不曾预料到时间延长和篇幅增大。在感谢编辑拉维·默钦达尼和斯科特·莫埃斯的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斯科特和他在企鹅出版公司的同事简·弗莱明，正是有赖他们这本书才成功出版。感谢列昂·维斯尔蒂埃，他在《新共和》周刊上开辟的著名艺术专栏首先以杂文形式发表了对卷二第5章和卷三第1章的评价意见。使我在专业问题方面受益最多的无疑是罗伯特·西尔弗斯，他是《纽约书评》的主编，一位无与伦比的编辑，多年来他一直鼓励我在更大的政治和历史视野中漫步，这种冒险给我带来许多风险，也带来许多益处。

本书极大地受惠于纽约大学的一批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保利娜·布伦博士、丹尼尔·科恩博士（现今在莱斯大学）和尼科尔·鲁道夫博士——用他们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帮助我理解战后欧洲史，我谨向他们致谢。另外一些人里，杰西卡·库伯曼和艾维·帕特作为研究助理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米歇尔·平托和西蒙·杰克逊毫无怨言地做出了富有经验的图片研究，米歇尔负责安排许多同内容最相关的插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那幅包扎起来的列宁雕像的照片，为第三部分的结尾增色不少。亚力克斯·莫洛特勤奋地寻找和积累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统计数据报告和系列数据，像本书这类著作不可避免地依赖这样的确切数据。说实话，若没有这些数据，这本书就写不成。

我的家庭在战后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我的子女们在战后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他们不仅容忍我不在家或外出旅行，以及由此给他们带来的烦恼，而且对本书的内容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丹尼尔确定了本书的书名；尼克拉斯提醒我，好故事不一定要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我的妻子珍妮弗为本书贡献甚多——她至少将书稿仔细阅读了两遍，并且提出建设性意见。但是本书作者欠她的实在太多，故《战后欧洲史》题献给她。

精湛地剖析了今日的欧洲如何从1945年的灰烬和疲惫中站立起来。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年度最佳图书评语

一部精彩巨著，文笔有力，阐述清晰，具有许多来自个人在政治、社会领域敏锐观察的深刻洞见。全书涵盖的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展现出对已发生、正发生且需要予以面对和了解的改变的深刻理解。

——《观察家》(The Observer)年度最佳图书评语

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处理这么宏大的主题，只有已经成熟的学者，才能依据二手阅读和对当代史的观察，成就如此伟大的历史著作。当代史的作品很容易随着时事演进而被埋没在书海里，但如果兼具叙事的诚意、机智的巧辩和独特的风格，这样的著作就能一直被传颂。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rn，近现代史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