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有一次跟赵人伟叔叔谈到顾准伯伯给她布置的翻译作业。她说：“我的英文水平过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莱坞原版电影的，可老顾给我的论文却怎么也读不懂。即便把每个字都查了词典，仍不懂。可见不是英语水平问题，而是经济学水平问题，我们对西方当代经济学实在太隔膜了。”赵叔叔说：“我也有同感。老顾从《美国经济评论》中选了鲍尔丁的《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一文，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把它翻译过来。’可我啃了一两个礼拜都啃不下来。勉强译了几段拿给他看，他看了之后说：‘程度还是不够。’”
听赵人伟叔叔讲，有一天他把翻译好的论文交给顾伯伯。本来那天顾伯伯是要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的，可为了帮赵叔叔改翻译稿，他放弃了去北图，边批改边讲解，整整花了七个小时，用红笔在稿纸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不但修改译文的措辞，还详细解释为什么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其内涵是什么，讲得非常透彻。如：“mechanism”这个词要翻译成“机制”而不是“机构”，因为它指的是机体的运作方式。
顾伯伯那段时间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可只要所里这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前来求教，他总是热心相助。
八号楼二层东侧有一个电视房，里面摆放着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7点，有人负责打开机柜给大家放电视。这时全楼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那里，享受这一点点有限的娱乐，整个楼一下子变得异常寂静。母亲和顾准伯伯从来不去看电视，他们正好利用这难得的宁静来探讨各种问题。
一次他们谈到孙冶方，母亲不无忧虑地说：“冶方已被关了这么多年，真担心他在精神上垮了。听说有的人被长期单独监禁，最后变疯了。”顾伯伯说：“不会的，我了解他，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发疯的。”他还说：“冶方若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
听母亲讲，顾准与孙冶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文革”初期，他俩都被打成“黑帮”，红卫兵“勒令”他们打扫楼道和厕所。他们每天故意去得特别早，趁楼里还没有人来，边干活边交换思想，讨论对“文革”的看法。1968年，孙冶方以“特务”、“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七年之久。孙伯伯被关押之后，顾伯伯很想念他，经常谈起他。遗憾的是，顾伯伯没有等到孙伯伯出来就故去了，这当中仅仅差了几个月，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
还有一次母亲问顾伯伯：“你年轻的时候不顾一切地参加革命，结果革命倒是成功了，却一步步走到‘文革’，把国家祸害成这样，你后悔吗？”他说：“我不后悔，我的眼睛永远向前看。这正是我现在要做的工作——总结以往走过的弯路，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顾准伯伯为了节省时间，从不自己做饭，而是去食堂打饭来吃。一到吃饭时间，总会看到他拿个很大的白色搪瓷缸子，径直朝食堂走去。学部食堂的大锅饭菜营养倒是够了，可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母亲有时烧了比较可口的菜，如红烧排骨什么的，就会分出一些让我给顾伯伯端过去。即便如此，她还是对顾伯伯的健康忧心忡忡。一次，她跟老友骆耕漠说：“老顾身体这么虚弱，却整天埋头读书，缺少活动，咱们得想点儿办法才好。”从那以后，骆老、江明，还有我母亲，时不时会拉顾伯伯去附近的小饭馆儿吃饭，并借机陪他逛逛街，每次他都感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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