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生前连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可他的敌人，“焚烧淫掠，备极残酷”，毫不手软地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价值连城的圆明园。菩萨心肠管什么用？甚至无力为自己的子民提供必要的佑护。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善良的人是可欺的，怯懦的人是可耻的。
说咸丰是清朝的败家子并不为过。在洋枪洋炮面前，他拱手献出了都城，并退避三舍。逃跑主义与投降主义，就是由其开始的。狩猎者的家族，已生疏了弓马，竞争能力大大地退化了，任人宰割不可避免。从此，西方列强的铁蹄在华夏版图上横冲直撞，恣意地围猎。
就像道光选错了接班人，咸丰还有个失误：娶错了老婆。他真不该纳慈禧为妃。慈禧把老公的棺材从承德抬回北京后，就发动祺祥政变，由此垂帘听政达48年。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阴盛阳衰的境地，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尴尬：不断地赔款，不断地割地，不断地签署卖身契（不平等条约）。慈禧不思振作国防，反而把原本购置坚船利炮的海军军费挪用来盖别墅（颐和园）了。这个女人瞎掺和的结果，是使首都再度失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在中南海饮马，在太和殿里跳华尔兹……
我偶尔会作无用的假设：继承道光衣钵的若非咸丰，而是身手不凡的恭亲王奕诉——那么历史是否要改写了？即使不能说国家的命运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至少，叶赫那拉氏恐怕就没有机会在舞台上亮相了，更难以成为一个动乱时代臭名昭著的女主角。慈禧太后的晚清，至今仍是国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想忘是忘不掉的，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
当年咸丰去承德避祸，却把擦屁股的事交给恭亲王，令其留守京城“主持抚局”。这是一盘很难收拾的残棋，连皇帝都下不了的，只好委托自己的兄弟充当替罪羊，跟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讨价还价，赔笑脸、求情。“这是个置之死地的‘差事’。和谈破裂，背城一战，奕诉只能‘殉社稷’。和谈成功，背上个丧权辱国的罪名，既‘愧对祖宗’，‘亦无颜于人世’。可是奕诉居然‘不辱使命’，不但‘妥善’地处理了‘抚局’，而且利用‘留守’之职和洋人拉上了关系，打开了局面，控制了北京地区。”（引自方彪著《北京简史》）奕诉作了咸丰的“人体盾牌”，抵挡腥风血雨。然而这“小六子”确实有几分指挥才能与外交手腕，总算把一团乱麻理出了头绪。
恭亲王本是挽弓当挽强的世袭贵族，有射天狼之豪情。不得不屈尊与豺狼谈判，赔礼道歉，委曲求全。想一想，真是够为难他的。若将奕诉比作中流砥柱，有点夸张了；但他毕竟努力发挥了能屈能伸、能开能合的外交家风度，以应付祸从天降的激变。不容易啊。
假如19世纪的大清帝国由这样的人当家的话，估计情况会好一些。
然而历史从来没有第二种选择。自咸丰始，清朝的皇帝彻底丧失了猎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御敌于马上，救民于水火，又不擅长料理财政、工商、科技等诸多内务——导致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况愈下，频频遭受列强的欺凌。咸丰之后，同治与光绪二帝，都不太像男子汉，皆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被一个老太婆玩弄、操纵于股掌。尤其光绪，虽曾想谋取改革，以摆脱“母虎似的婶娘”（林语堂语），可几个回合就给打趴下了。连一个女人都斗不过，又如何统治四方、降龙伏虎呢？他眼睁睁地瞧着心爱的珍妃被“老佛爷”投进井里，却无力解救，活得真够窝囊的。
至于末代的宣统小皇帝（溥仪），那更是扶不上马的“阿斗”。他三岁时被推上龙椅，看着满朝文武，嗷嗷大哭，吓得尿裤子了，哪像是有能力担起整个国家的帝王？最终还是人民的觉悟推动清王朝走向了灭亡。
河北遵化马兰峪的东陵和易县永宁山下的西陵，分别安葬着清代的九位皇帝。光绪的崇陵，是其中的最后一座——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座帝陵。因为末代皇帝宣统登台仅三年出头就被迫退位（故称“废帝”），葬送了大清王朝。况且，溥仪去世时的身份是平民，已无再造皇陵的可能。清陵是以光绪的崇陵画上句号的。
P24－25
在作家洪烛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地图里，北京文化是一盏明灯，照亮了他，而他也渴望为之增光添彩。洪烛新著《北京：城南旧事》不同于同类书的地方，就在于不仅淋漓尽致地怀旧，还充满梦想。那是一座世界名城旧梦与新梦的结合，也是城市梦想与个人梦想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光彩照人，照历史也照现实。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
洪烛在北京一步步走得很稳。像所有来北京这样一个轮盘城市下赌注的外乡人一样，他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出版了几十部专著，包括这部新书《北京：城南旧事》。“洪烛体”散文恐怕已自成了一家。并不像所有人想象的首都北京是多么美妙，这里到处都是机会，同时到处也都是竞争，城市表面的温情脉脉和慷慨大度的包容性并没有掩盖在这里生存和创业的严酷和艰难。但北京给了洪烛立足之地，接纳了他，承认了他。
——《人民文学》副主编邱华栋
洪烛以他特殊的方式解读着北京。他的大多数书，是在他大学毕业走出校门来到北京后写下的。有一种像诗歌一样的韵味和意境，或唯美或伤感，篇篇都带有很浓的“诗人味道”。都来自于现实体验，有感而发，谈古论今，信手拈来。他写作时习惯于一气呵成，他以一位江南才子特有的灵性和自觉，捕捉着北京生活中的每一次感动，内心深处的每一次变迁，情感上的每一次磨难和期盼。洪烛对北京这座城市有种说不出的热爱：“北京，这就是我对你爱的方式。在你丰富的内涵、巍峨的结构面前，我永远是一位充满探险精神的读者……”
——北京女作家、编剧赵凝
地图上的北京
阅读一座城市有多种方式，譬如实地考察，或者浏览史料。我力图以当代人的视角，剖析北京这座有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古老城市。
2003年，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筹建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我受聘为文案顾问，使自己多年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所做的知识积累得到发挥，同时又有机会更全面地接触到有关北京的图文资料。位于北京前门东大街（老北京火车站东侧）的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于2004年9月24日正式对外开放。展馆共分4层，分别以展板、灯箱、模型、图片、雕塑、立体电影等形式介绍，展示了北京悠久的历史和首都城市规划建设的伟大成就。
我荣幸地参与这项工程，其原因又很偶然。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新华书店见到我的《游牧北京》《北京的梦影星尘》《北京的前世今生》等专著，很喜欢我的研究角度和抒情风格，想方设法通过出版社联系上我。那一年里，我不得不暂时中断诗歌创作，参加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和项目研讨，撰写并不断修改着策划方案和各种文稿，周末经常带着几位助手加班，一直忙碌到第二年春天。虽然辛苦，但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武功”大增。
我在此基础上酝酿升华，尝试用散文化的笔法来重新审视、勾勒北京的轮廓及细节，便于当代读者了解北京的古迹与往事。
后来，我还连续几年为《北京规划建设》杂志担任专栏作家，开设过个人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新作。每一期都有编辑的推荐语，譬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作者的眼中也有一千个北京。不同的是角度各异，互有倚重，相同的是老北京的沧桑厚重辉煌。规划、建筑界人士从专业视角对北京的精读细研，我们早已不再陌生，但作家眼中的北京又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似乎并未熟稔。为此，我刊特刊登洪烛的系列篇章，以便让我们跟随作家洪烛一道走近北京的前世今生，寻找这座城市古老的灵魂。”
北京旅游一直是世界热点，为了展示人文北京，我还与李阳泉合写了畅销书《北京AtoZ》，一部北京文化词典，在2004年出版后，被新加坡出版公司购买英文版权，翻译成英文于2006年出版，全球发行。
我的《北京的金粉遗事》也于2004年推出，由台湾知本家出版公司购买了该书繁体竖排版权，2005年易名为《千年一梦紫禁城》在海外出版发行。
我不敢自称“北京通”，但绝对是北京文化的铁杆粉丝。
感谢中国地图出版社，策划并约组了我的这部书稿，还为之起了一个响亮的书名：《北京：城南旧事》。
《北京：城南旧事》里的每一篇文章，都牵扯着一座城市的记忆和我的记忆。是的，记忆就像一块块补丁。它们汇集到一起的主要理由，只是因为它们产生于同样的地点——北京，并且在这同样的背景烘托下呈现出情绪上的差别。
我的笔下有一个情绪化的北京。很长时间了，它像风中的烛焰一样与我共呼吸。它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生活、一种感性的存在。这是一件我以流浪的方式收藏的百衲衣，忠实记载着青春岁月的抗争与追逐、忍耐与尊严乃至疼痛与伤口，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构成一位年轻的诗人与一座古老的城市强烈的对比。在那被风雨剥蚀的举世闻名的城墙面前，这些稚嫩的文章，我所谓个人记忆中的补丁，新鲜得就像婴儿身上的胎记。但这已经足够了，足够用来证明对一座城市的私人感情，以补充对这座城市的公共认识。北京这个地名，给我提供了联缀、缝补这些精神领域的“落叶”的线索与脉络，甚至还额外提供了某种神秘的力量。
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郁达夫等都曾经描述过北京的风土人情，尤其老舍的小说，堪称是对北京平民生活所进行的“纪实的虚构、虚构的纪实”。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多种的影响，对作为首都的北京的文学描写却一度陷于概念化的误区，对北京的吟咏也是千篇一律的赞美诗的体制，洋溢着汉赋的风采。从那个时代的歌曲中可见一斑：《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有个金太阳》《北京的金山上》……最平民化的也是《挑担茶叶上北京》。北京的文化肤色，是以金色与红色为基调的。北京是思想高度、公众意识、集体力量的象征，似乎限制或拒绝了私人化的感情色彩——即使是对北京的歌颂，也必须具有人民性或代表性。无论谁说起北京，首先想到的都是悬挂有领袖画像的天安门，它印在小学课本的第一页，日夜浮现在亿万群众的脑海里。天安门是北京光荣的面孔，它金光四射的形象已构成北京的化身、祖国的化身。天安门的光芒覆盖了整个北京，这是一座没有阴影的城市。作为一位迟到的写生者，倚靠在广场的汉白玉栏杆上，隔着金水桥、隔着长安街与这既载入史册里、又活在现实中的天安门城楼遥遥相望，我简直不敢轻易地打开画夹，即使我手握着彩虹，也会惭愧于自身笔法的苍白……
过去对北京的重复赞美，无疑对我今天的写作造成了难度，如果我期望提供一份极其个性化的文本的话。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刚刚在古老的北京城里，过了自己的47岁生日，《北京：城南旧事》就当是一份送给自己的礼物吧，这份礼物当然也送给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喜欢我喜欢北京的读者，菲薄而又厚重。一个人在一座城市的成长史（抑或一个人和一座古城的关系），只能算这座城市积累的厚厚的一叠发黄的剪报中最新鲜的一页。那就让我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写一部年轻的书吧，这种鲜明的对比恰恰给我带来了勇气。这会是怎样的书呢？私人相册？岁月画廊？拆散的笔记簿？经过剪辑的录音？行吟诗人的锦囊？被泪水打湿、在同志中传阅的手抄本？但可以肯定它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史诗，不是考古学家的备忘录，我希望它是一部抒情之书，而非理智之书。
虽然近半个世纪里很少有作家从私人感情的角度来描写北京，但几十年前，诗人食指勇敢地创作了一首未公开发表、但在知识青年群落中广泛流传的短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记录上山下乡出北京时的内心感受。其中有这样几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因为这是我的北京，是我的最后的北京。”它凝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北京时间、北京的时间概念——这是火车出站的时刻，这是人生轨道扭转的时刻，这也是诗歌诞生的时刻。从此在我心目中，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属于诗人的，属于缪斯的。这是一个永恒的瞬间，应该载入当代中国的诗歌史。也许这一时刻并未发生什么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但充满历史感。北京的历史需要以年代抑或朝代来计算，但诗人心目中的北京时间则精确到小时抑或分钟，这印证了我所说的举重若轻、化永恒为瞬间的艺术功能。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思考城市与诗歌的关系。有一次诗人伊沙走出崇文门地铁站，蓦然看见欧式风格的崇文门饭店（新中国成立前称哈德门饭店），伊沙说他想起一种叫哈德门的老牌香烟，我则想起海子的一首名诗《姐姐》，并半开玩笑地将其结尾“今夜我在德令哈”改为“今夜我在哈德门，今夜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或许在我阅读北京、描写北京的过程中，也刻意追求这种戏剧性修改的效果，它不亚于一次再创作。这同样类似于补丁的效果，给城市的历史面貌（如同陈旧的布料）拼贴上一块块新鲜的补丁。城市本身就是一件百衲衣。旧的建筑颓败了，新的建筑又崛起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所以我面对北京被前人歌咏过无数遍的名胜古迹、风情景物，仍然有那么多新的感受，有那么多新的感受要倾述。瓶子是旧的，酒却是新的。衣服是旧的，补丁却是新的。它们增加着，扩张着，延续着，努力刷新这件旧衣给观众的印象。这已是一件不断蜕变着的新衣，一件梦的衣裳。我剪辑着城市的历史与现实，获得反衬或互补的效果，哪怕我的笔法无法解构其灵魂。我相信这斑驳的图案是无法模仿的，却又是可以辨认的。
我试图自己动手给这部城市之书设计封面，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总是天安门的形象。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天安门都是北京当之无愧的封面。全世界都熟悉这张北京的面孔、中国的面孔，古老与智慧的象征。它笼罩着东方文明的光辉。这是一道面对现实敞开的历史之门，又是一道面对历史敞开的现实之门——我在这时间的门槛上徘徊着、沉吟着，甚至无法肯定自己的身份：是作为朝拜者呢，还是作为守望者？全中国人都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它以儿歌的旋律，启蒙了几代人的童年与青春，天安门是亿万国人爱的核心。我对北京的感情，永远带有童真的性质，以诗人的童心来歌颂一座古城。为天安门写诗，为天安门写传，是我至今所做过的一个最大的梦。也许我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我做过一个伟大的梦。在城市的影子里，我活得很真实。
北京。我在稿纸方格上首先虔敬地写下这个地名，就像供奉心目中的一尊神——这是一座我热爱的东方化的都市，它在人文地理方面所具备的特征契合了我性格中庄严肃穆的属于信仰的部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上，齿轮与麦穗环抱着天安门，天安门上空是五颗星星，所以我有理由一再重复：天安门是北京的面孔，更是中国的面孔。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图案了，我们在国徽的照耀下安居乐业。上海诗人默默写过一首《国徽上》：“我们在国徽上收获民族迷人的性格，汗淋淋的国歌响彻云霄……”他渴望在国徽上的天安门前种植一个浪漫的约会。国徽上的图案或许是最袖珍的艺术品了。但其发行量却是最大的，各种面值的人民币上都印刷有它的形象。我尤其喜爱硬币背面陈列的国徽图案，凹凸有致，耐人揣摩。这是被多少亿人亲手抚摸、用汗水擦拭过的天安门啊！我甚至觉得，最微型的浮雕，通常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硬币上，这是连穷人都能够随身携带的面值最小的艺术品。无论在历史抑或现实中，天安门既是属于伟人，属于英雄的，又是属于平民的。平民化的天安门形象，同样在民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广泛流传。钱币上的形象拉近了天安门与群众的距离，也放大了天安门的形象。天安门与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命运息息相关，这是它无微不至的温柔与力量，它甚至使清贫的人也会觉得富有呀。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完整的天安门，并且在它的凝视中劳动与消费、创造与收获，这是天安门赋予的平等的权利。自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天安门的形象便被移植在新中国的国徽上，迄今已半个多世纪了。这是天安门所反映的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也是它最引以为骄傲的一段历史。在此之前它还承载过更多的沧桑与荣辱，它的存在就是一部血泪书写的民族传记。哦，天安门，中国的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是包罗万象的，它接纳崇高，又不拒绝平凡；接纳荣誉，又不拒绝朴素；接纳巨人，又不拒绝平民……每位中国人都能从中透视出跟整个民族共同经历的岁月里自己的往事。我创作这部书的过程，无疑也是一次给这座城市——包括给自身照镜子的机遇。我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梦想：渴望借助这面博大的镜子，照得见自己投奔北京后的生存状态与情感轨迹；渴望能从镜面里映射的茫茫人海，捕捉到一丝属于自己的影子……有记忆作为证明，有文字作为证明。
1989年的夏天，我提携着简陋的行囊出现在人海茫茫的北京火车站。为了投奔北京，我几乎来不及做更多的准备，只带着几本世界文学名著和一颗心就上路了。我暗暗鼓励自己：远离湘西的青年沈从文也是这样下火车的，沈从文甚至没休息一下就去拜访鸦声如雨的大前门。只听从命运打了个响指，我手持毕业分配派遣证在景山派出所办理了登记手续，成为一名有本地户口的外来移民。我没去大前门，我在恍若隔世的老胡同群落里转悠着，据说写《大堰河》的艾青，就居住在东城的某一座四合院里，我相信我会遇见艾青的。
年轻时的我在北京，几乎每隔一年就要更换一次睡觉的屋顶。因而我的梦也像一册拆散的线装书，缺乏温情脉脉的连贯性。锻炼期间，邻近的麦子店街道借调我去搞人口普查，我便在那一片破旧的四合院群落里租了一小间防震棚改建的农民房。那是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而所谓的家具不过是一张老式八仙桌、藤椅和一架行军床。即使很久以后我艰难地赢得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成功庆典，也会对寄宿北京的最初几个冬天记忆犹新：那间6平方米的窝棚没有暖气设备，我作为南方人又不擅长生煤炉，便完全依靠血肉之躯以及硕果仅存的青春激情来抗衡无孔不入、地冻三尺的严寒。我一下班便蜷缩进两层棉被的行军床上，悬挂在脑袋上方的吊灯散发出有限的温暖，我便哈着气暖暖手指，去翻动横陈在胸前的厚重书页。我有好几个合订本的文稿都是在那架行军床上写下的，我把它假设成马背吟诗的乐趣。当这些洋溢着生命本质光辉的文字陆续出现在各省市报刊的一隅时，远方的读者，不可能了解它们在一灯如豆下诞生的过程。
我又不断地在物质势力的驱逐中搬家，甚至还曾在单位的书库里搭床寄宿了春夏秋冬几百个夜晚。由于这种生活的流动性，我尽量避免添置任何可能在搬迁中造成负担的个人用品（书籍与换洗衣服除外），我对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奢求：拥有笔、纸以及旺盛的创作激情，是我幸福的唯一前提。我偏爱这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框架，四海为家。我有一篇曾经被转载与传抄的散文，叫作《我的灵魂穿着一双草鞋》。我说灵魂需要一双合脚的鞋子，它随时愿意以浮名与虚利作为交换。人的一生，不就是寻找一双与自身的审美和价值观念最为吻合的鞋子吗——哪怕它表现为某种生活方式、思想境界抑或某一瞬间心灵的默契与抚慰。
我认识好多从外省闯荡京城的文化界人士，哪怕他们今天胜券在握，也未敢淡忘或忽视创业期间的艰难。他们都是从两袖清风的自我起步，直面人生的惨痛而背水一战，终于以不计代价的拼搏获得思想的提升，成为精神的富翁。外地人在北京，破釜沉舟之后不敢再寄希望于命运，只能依靠勇气、忍耐、勤奋等人格魅力作为反驳外界压力的武器——这恰恰是赢得曙光至关重要的因素。不要以曾经是雾都孤儿为耻辱，生命中可以省略一个花季——只要能把果实累累的秋天圆满地兑现，就不能算遗憾的人生。我们是在书写北京呢，还是在北京书写着？隶书的北京，草书的北京，淡妆浓抹总相宜。
我喜欢阅读新老北京的地图乃至种种史料。现实中的北京，总给人以面目全非之感。历朝历代的古旧建筑，大多数已灰飞烟灭，侥幸遗存下来的，一般也都经历过今人的翻修、改造，失去了原汁原味。假古董很让人倒胃口，不看也罢，免得破坏了我等原始的想象。
所谓原始的想象，基本上都是由史料里获得的，至少对于我是如此。一本古书，或一幅老照片，有时候比一座实际的城市更容易使我兴奋。或者说，它保留着这座城市最遥远、最鲜明的特征，我只需看一眼就能认出来。一旦身临其境地走在人潮涌动的大街上，我反而容易迷路，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误入了巴黎或纽约：到处都是摩天楼，到处都有霓虹灯。这似乎证明了北京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所做的努力，是成功的。然而，它却离我的记忆，越来越远了。
很久以来，我是在故纸堆里摸索北京的。摸索着文言文的北京，繁体竖排的北京，古色古香的北京。
读《马可·波罗游记》，这位外国游客描绘的元大都简直像太虚幻境。幸亏忽必烈汗营造的土城墙尚有一段残存，足以证明那一片热土就陈列在我们脚下，甚至还没有完全冷却。
读刘侗、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我感动于明代这两位秀才对风景的挽留：“成斯编也良苦，景一未详，裹粮宿舂；事一未详，发箧细括；语一未详，逢襟捉间；字一未详，动色执色。”纵然风景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而消逝了，毕竟在纸上留下了体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故纸堆才是一座城市记忆的温床。或者说，一座城市在故纸堆里孵化着它那恐龙蛋一样快要失传了的往事。
读元史、明史、清史、民国史，我都能找到老北京的影子。在现实中，却常常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我更愿意接近那故纸堆里的北京。它的真实性同样不容怀疑。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阅读史料，我面对着一群死去了的活人——抑或一群依然活着的死者。譬如朱棣、乾隆、纳兰性德、曹雪芹、纪晓岚，譬如香妃、珍妃、慈禧太后……这些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男男女女，在故纸堆里欢笑、叹息，彼此取暖。他们比我生活中的邻居更能调动起我的感情：有一种爱，有一种恨，可以通过对历史的感慨而得到宣泄。
我把自己的这项工作，戏称为“纸上考古学”。是的，用不着到野外去，挖掘貌合神离的废墟；用不着购买旅游景点的各项门票；用不着走出家门……我躺在沙发上读古书，照样能清点出这座城市的年轮。年轮滚滚，如同车轮滚滚，我骑上去就下不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的想象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下意识地成为一位年轻的古人，进入一个遥远的时代，却不无还乡般的亲切感。 诗人西川，有一段精彩的话语：“北京的确存在着另一个北京，是老舍那类人所不曾见过的，就像这世界上存在着老舍不曾见过的生活、不曾读过的诗篇。日常生活的北京还不是全部的北京。你需要想象北京，北京会满足你的想象；即使它暂时没有你所想象的东西，它也会应着你的想象长出你所想象的东西。我们都从想象中来。”他还说这种想象不仅带给他空间感，还带给他历史感。他觉得“一座幽灵与活人混居的城市比一座被行尸走肉占满的城市更抒情”。是的，北京的往事永远与现实接壤，现实是往事的边疆。
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往事里。即使面对着故纸堆，我也有着自己的呼吸方式。
至于北京这座城市，它也同样如此。它的正面是现实，而历史则构成它的背影。
北京仿佛有两个：一个是往事里的，一个是现实中的，共同构成它的黑夜和它的白昼，它的梦和它的醒，它的传统和它的叛逆。用俗话来说，这就是老北京和新北京。我也说不清楚更爱哪一个，也许，一个都不能少吧，它们唇齿相依，正是在相互的比较中增添着各自的魅力。失去任何一个，都会打破这种近乎完美的平衡，都会令另一个失重或倾斜。我个人的心愿也许是太奢侈了、太不现实了——渴望能同时拥有两个北京，享受其双倍的美感。可问题在于：其中的一个正在蚕食着另一个，这座频频改建的城市正在滑向单调的边缘。应该加以阻止，哪怕是用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一声呼吁。
就像半个世纪前建筑大师梁思成所做的那样。梁思成申请保留危在旦夕的北京城墙时说：“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七公里的城墙，人称‘俄国的项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毁于战火，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作‘中国的项链’，而应该是‘世界的项链’。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这条项链虽然不以其个人意志为转移地被摘去了，但它肯定会感动于一个书生的挽留。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遥遥的声援：抢救的行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算晚，都是必要的姿态！我以文字的形式来表达寻找的心情，寻找那失去的项链，包括那个戴项链的贵妇人……我在搜索着灰烬里残存的记忆。
找呀，找呀，找呀，找。我找不着的是古典的北京，是北京的另一半。但我还是必须固执地找下去。
由《北京：城南旧事》这部书，我念叨着：城南旧事，城南旧事，旧事的里面还有旧事，还有更多的旧事。也许每个北京人，都有自己的城南旧事。
北京原本有三重城墙：中央是宫城（紫禁城），第二层是皇城，第三层是京城——分为内城、外城（即南城）。至于远方拱卫的长城，只能算编外了，是三重门之外的“城外城”。里应外合的三道城墙，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另外两道先后被拆除。最外层的京城是解放后消失的，中间的那道皇城的夭折则要早得多。几乎可以说是伴随着20世纪的抵临而敲响了第一记丧钟：1912年，东安门在曹锟的“壬子兵变”中被烧毁；左安门又于1922年倾塌；1917年拆除了东安门南段皇城城墙、西皇城根灵清官一带皇城城墙；1923年后又拆除了除中南海南岸经天安门至太庙以外的其余东、西、北三面皇城城墙……从此，皇城基本上就名存实亡了。北京人经常念叨的皇城根儿，确实只剩下“根儿”了。或者说，北京人只能凭借记忆来“寻根”了，寻找那被铲断的根。
外城墙遭到破坏，也同样始于解放前：1915年为在正阳门（即前门）瓮城两侧修建火车站，拆除了雄伟壮观的瓮城；后来修筑内城环城铁路，又陆续拆除了朝阳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宣武门的瓮城及朝阳门、宣武门城楼，并挖开了许多道“豁口”以辅导交通。当然，北京城墙遭受的致命一击，还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被彻底“解除了武装”，解甲归田。它的面貌显得有点陌生。
其实城墙并不懂得疼痛，懂得疼痛的是人心。写过《城南旧事》（后被拍成电影）的台湾作家林海音，不敢面对自己的“城南旧事”，那已是一座纸上的空城：“我常笑对此地的亲友说，北平连城墙都没了，我回去看什么？正如吾友侯榕生（1990年故）十年前返大陆探亲，回来写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她说，我的城墙呢？短短五个字，我读了差点儿没哭出来。”哭有什么用？假如孟姜女确曾哭倒过长城，难道我们的哭——就能使城墙重新站立起来？更值得一哭的并不仅仅是城墙的垮掉，而是在拆城墙时肯定曾有人欢呼：倒也，倒也！最令人悲哀的应该是精神上的损失与残缺。
我们的城墙呢？我们的良知呢？
另一位台湾女作家，有“龙卷风”之称的龙应台，20世纪80年代叩访北京后颇为惆怅：“新建筑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毫无个性、特色和美感，把古城温馨、传统的氛围破坏了，使老北京荡然无存。这些古迹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也属于我。我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好像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把它毁掉了。”促使她直言相谏的，其实是一份更为深沉的爱——“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诗句）北京城是所有中国人的老家。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在重建北京城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应该多听听批评性的意见，哪怕这已是迟到的警钟。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对于古老的记忆，必须更为殷勤地挽留。据说一位“老外”也毫不客气地发表过一番“酷评”：“由于外国的侵略，如今圆明园一片废墟。但是古老的北京城连同它的城墙、宫殿、寺庙、公园这些文明的象征横遭破坏，则要由中国人自己负责了。现在的北京，与其说是一座城市，毋宁说是街道、建筑物和空地的堆砌……沿马路走上几个小时，竟然看不到一座前两个世纪留下的古建筑物，更不用说具有引人注目的建筑风格了。”（转引自《城市季风》一书）说实话，听此言，我的脸还是有点红了。我觉得，比自责更重要的，是自省。自省才能自强，自强才能自尊。
北京的自尊心，再也容不得伤害了。北京，再也容不得伤害了。该怎样抚慰这颗饱经沧桑的古老的心呢？
城南旧事的旧事
城南的特色在于老，老而不朽，是沧桑所赋予的一种美，城南的魅力在于有许多老故事，苍老而哀婉的音乐如斑驳且凄艳的苔痕，装饰了秦砖汉瓦、唐诗宋词的影壁。我走访过祖国大地上的多座古都，发现城南大多为平民聚居区，建筑陈旧，商业繁荣，遗留有浓郁的民俗色彩：不知这究竟由历史还是风水造成的。北京的城南也不例外，在市区地图上不过巴掌大的篇幅，却密集着数不清的老字号商店、茶楼、饭庄、剧院（俗称戏园子），以及明清风格的胡同与四合院。所以说正宗的老北京在城南。要想了解北京的老故事，那就闻着味儿追到城南来吧。城南的老人多，老房子多，老地名与老字号多，老树、老公园乃至老街道也多。说到底，小城故事多。
写到这里就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那电影我看过，在阶梯剧场的黑暗中我就有不同意见：这种剧本，只适宜用黑白胶卷来翻拍，朦朦胧胧的，可达到某种怀旧的审美效果；拍成彩色的，无异于将破败萧瑟的寺庙重新油漆，看上去倒是金碧辉煌，但感觉总是假的。最终我只记住了作为画外音的李叔同的谣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闭目臆想着湮灭的年代里无形的唱诗班，以及队列中一张张梳着刘海的女孩子的脸。城南啊城南，就是门楣上张贴的褪色的红纸春秋、门两边蹲坐着的青石狮子以及狮子脚趾间一堆散发火药味的鞭炮碎屑，就是门槛上跨坐着穿红棉袄、戴瓜皮帽的胖小子（他的乳名如今谁也不记得了），就是一副怎么摇也摇不响的生锈的大铁门环，我们就这样被往事拒之门外了。岁月才是落叶堆积的庭院里隐姓埋名的户主。
城南原本没有城，没有城墙也没有城门。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的范围相当于如今的地铁环线（即只有内城），因蒙古鞑靼屡次跨越长城，兵临城下，守军怯于迎敌，只好在九座城楼高挂免战牌。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均在九门之外，屡因边警而延误祭祀，因此圣上命令增筑环包内城四周的外城，将城郊诸坛圈入高墙。由于人力、财力所局限，最终外城只修筑了环包南郊一段，使北京城构成倒写的“凸”字形。因为天坛祭祀必须皇帝亲临，其他诸坛可令大臣代祭，而天坛坐落于南郊，首先将南郊并入外城——城南或称南城，就这样在地图上诞生了。内城之中皇城占据了中心区，剩余的范围多被衙署、兵营等割据，北京被锁闭在铁笼子里。增筑外城，给商业活动提供了市场与保障，城南便成为新兴的商业区。惜命的皇帝，无意间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天坛在城南，天意与民心在城南，皇帝也不敢漠视，我深深记住了这一点。这恐怕是城南旧事里的旧事了。
如今，北京的老城墙几乎全拆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座城门楼了。但一出大前门，我便恍然有强烈的回到城南的感觉。前门大街是不逊于王府井的老商业街，譬如全聚德烤鸭店就在这里。读书不妨再往南步行，去琉璃厂逛逛老古玩店和旧书市，你会遗憾无法换一袭灰布长衫踏访，而西装革履很明显会冒犯琉璃厂的温文尔雅。城南我最向往的是天桥一带，天气好的时候，街头能看见玩杂技的江湖艺人，当他们手端着草帽伸到我胸前，我能不掏几张毛票吗？我简直怀疑他们整整表演了一个世纪，多辛苦呀！一个世纪了，围观的人群在变，但艺人的表情没变，江湖义气没变，世界在变与不变之间。天桥更著名的是戏园子，我估计四大名旦全在城南披挂上阵过，至少梅兰芳老板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天桥唱过《贵妃醉酒》，许多名流曾去亲耳聆听。当然再后来，城南上演得更多的是《沙家浜》与《红灯记》了。
在城南走得累了，可以随便挑一家挂旗幡的茶馆歇歇脚。和南方人不同，老北京爱喝的是茉莉花茶，但对茶具则很挑剔，最好是电影里清末遗老遗少捧的盖碗，旁边有高举大肚铜壶的跑堂殷勤地兑水。我浅浅地呷一口，忍不住左顾右盼：那些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在哪里呢？拉二胡的唱小曲的在哪里呢？拉车的骆驼祥子在哪里呢？京腔京韵的城南，怎么读都像一部毛边纸的线装书，都像老舍的小说。
清朝的北京，内、外城实行满汉分治分居，清军圈占了内城东、西、中三区的民宅，将汉民全部迁往外城（即城南），内城变成拱卫紫禁城的八旗军营，按八旗序位驻防。京西另设了圆明园护军营、蓝靛厂火器营和香山健锐营，合称三大营。直至今天（仿佛一种传统？）京西仍有许多部队大院，东城与西城仍为政治机关和国家中心，有学生之城雅称的海淀是学院区，东边则有涉外饭店、商厦林立的使馆区。那么城南怎么样了？城南依然是城南，它的概念贴近于老百姓，有的是小市民、信用社、公共汽车、大杂院、龙须沟、廉价的日用百货、蜂窝煤、二锅头、菜篮子工程、祖传的手艺和乡野风味的集贸市场。城南是与上流社会权力、财富、政治、贵族相对称的半壁江山，是民俗的源泉，换句话说，城南是平民化的北京，布衣诗人的北京。
我恰恰是一位怀旧的布衣诗人，我最喜欢骑一辆老牌的凤凰牌自行车，模仿东南飞，恨不得回到汉乐府时代、民歌的时代，像背着锦囊的采诗官在寻找陌上桑。回到城南，我就觉得自己在微服私访，在深入民间。我更愿意作为挑着扁担走街串巷的货郎，作为吆喝着“磨剪子来抢菜刀”的有手艺的师傅，而不是以诗人的身份回到城南。我穿过长椿街的红绿灯，车轮滚滚，热泪滚滚，一直往南去。我经过回民聚居区的牛街，正赶上牛街小学放学时间，一群群服饰鲜艳的小穆斯林鸟一样喧哗着拥出校门；而路边牛羊肉摊档的气息，带给我游牧草原之上的错觉，这也是极幸福的错觉了。再往前就是白纸坊了，明清两代造纸厂所在地，你能肯定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写在它出产的纸上的？城南有陶然亭，陶然亭没有亭子，但陶然亭的雪是京都一景。城南有大观园（坐落在白纸坊附近），虽属仿建，但贾宝玉的梦还没醒，多少人还在接着做。城南啊城南，诗人的梦乡，古典主义者的温柔之乡，我的朴素的乌托邦。
再说几个城南老地名给你听听。蒲黄榆，磁器口，虎坊桥，金鱼池，校场口，枣林前街，半步桥，教子胡同，南菜园以及菜市口，有的古拙，有的空灵，念起来也朗朗上口。它们不用演绎就是一段城南旧事。所谓的城南，就是由星罗棋布的这一个个地名组成的。没去过城南，没去过城南的老胡同，等于没来过北京，城南是北京的另一半。它代表官方的北京，却象征着民间的北京，土著的北京，老北京。北京话和普通话还是有区别的（土话和官话？）。诗人啊，长安街虽好，但长安米贵、洛阳纸贵，咱们还是回民间去吧，否则你的民歌唱给谁来听呢？乡下没有霓虹灯，但城里也没有信天游呀！在城南租一所四合院（最好有枣树和辘轳水井的那种），左邻右舍都是勤勉的工匠与菜贩，天井每天清扫，这就是我诗歌的别墅。
归去来兮，田亩将芜。城南的法律是朴素唯物主义。城南是一面怀旧的镜子。哦，我是爱你的，草莽英雄的北京，布衣诗人的北京——诗人的北京，布衣的北京！我作为北京城里的土著部落，聆听着民谣里的北京，白话文的北京，方言的北京。
北京的城墙虽然都拆除了，我依然按老习惯把它叫做北京城。仿佛不这样就不足以突出其特征：它既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城市（政治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在民族历史中占据极重要地位的古老的城池。或者说，它既现代又古典，既豪放又婉约，既古老又年轻。我热爱的北京城哟。
北京的老城墙都拆除了，只剩下几座孤零零的城门楼子，在一片钢筋水泥的新型建筑中守望遥远的风景。它们就像被剪除了羽翼的稀世之鸟，在人们的视野中是飞不起来的；那忧郁的神情注定属于历史的回眸。幸好前门楼还在，想到老北京，我脑海里首先浮现出饱经沧桑的大前门，小时候我常从某种老牌香烟商标画上瞻仰它的容颜。大前门，老北京表情丰富的面孔，最富于象征意味的标志。夸张点说，城墙的历史几乎就是北京的年龄。根据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燕都故址的考古成果以及专家的共识，文物部门正式宣布公元前1045年为北京建城之始。3000年以前，原始的北京城就建立了，并砌起它最初的城墙。想起来真让人感慨——哦，3000岁的北京城。今天晚上，我要给3000岁的北京城唱一支情歌。
我很喜欢来北京流浪的巴蜀诗人李亚伟的一篇旧作《月光照耀四川省》。和亚伟在长安街上喝酒时我告诉他：那首诗的内容我记不清了，唯独这标题总忘不掉。某一天我要借用过来写一篇散文。朋友们公认亚伟的诗有太白之风，他一向是拎着酒瓶（现代化的酒葫芦）上路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行吟诗人的酒葫芦，斟满月光。我姑且把今夜的情歌，命名为《月光照耀北京城》。在我的感觉中，阳光象征着白昼与现实，而月光则是属于记忆的，它揭示的是那些在暗夜中掩盖的事物。红星照耀中国，月光照耀——照耀我的北京城。北京上空的月亮，与图腾的华表、盘踞着九条大龙的回音壁、祈祷江山社稷的五色土、残缺的城门楼子同在，照耀着四合院与胡同地带，照耀着城南旧事，也照耀着徘徊在历史长廊的行人。今夜，我是月光下最年轻的一个夜行人，一个诗歌的守望者和城市的哨兵。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岁月蹉跎，只剩下遍地月光和磨损的秦砖汉瓦，甚至，连完整的城墙都拆除了。岁月的老诗人，瘪着一张掉光了牙齿的嘴巴，喃喃自语。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利于作为首都的北京发展，决定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只保留东南角楼和南面前门、北面德胜门的城楼，当然，紫禁城则受到严格保护。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仅保留紫禁城是不够的：“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7公里的城墙，人称‘俄国的项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毁于战火，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做‘中国的项链’，而应该是‘世界的项链’。它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支持拆墙派则认为：这些城墙是封建帝国的防御工事，在新时代已经毫无用处，还妨碍交通并限制城市的发展，拆除了它则可用于建造房屋或成为铺设马路的砖头的来源。当权者拒绝了梁思成的建议：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在每座城门两边打开一个车辆出入通道，这样交通堵塞问题能得到缓解和控制。“在以后的20年中，城墙整个被毁。护城河不见了，城市的扩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墙的轮廓……（引自《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北京的城墙都拆除了，我依然按老习惯把它叫做北京城。但每喊一声，都一阵心疼——北京城啊北京城！
元朝的城墙是土筑的。北京有几处元大都城墙遗址，不像城墙，不见砖瓦，顶多算一道土筑的堤坝。残存的城垣上已种了柳树（无情最是台城柳）。芳草萋萋的斜坡上有幽会的恋人们长期践踏出的羊肠小路。恋人们总喜欢钻树林，躲避别人的眼光。恋人们约会所选择的地点，在一座城市里，常常是最僻静的地方，或者叫被遗忘的角落，它被生活遗弃了，却唯独未被爱情遗忘。这是古城墙的幸运抑或不幸呢？
翻老照片，明代的城墙是最华丽的。我还去西安、南京等古都比较过，莫不如此。这应该归功于朱元璋的政治信条：“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朝是一个擅长修城墙的朝代，缺乏创造的工匠式朝代。有人说，明朝修了100多年的长城，照样没能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明修长城，清修庙”，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遗产（包括富贵堂皇的大城墙），不再担心外虏侵袭，高枕无忧，城墙在他们眼中没有实用价值，只是傲慢的贵族生活的装饰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清一代，没有修过长城，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一代又一代的老北京居民，在城墙下生老病死，熟视无睹。他们从未把朝夕相处的城墙，当成一道风景。然而在今天，它可真是价值连城、不可再现的风景了。安定门、西直门、朝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广渠门、永定门……北京的地名中依然有那么多门，而大多名存实亡，我们再也找不到那形貌各异的城门楼子，取而代之的是高速公路、地铁车站、红绿灯、斑马线和立体交叉桥。北京的城门哟。我们这一辈人，对北京的大多数城门楼以及城墙，已经没有福气亲眼目睹了。下一代人更是如此。或许有一天，人们会对城墙毫无印象。在他们的感觉中，北京城这个旧式概念是空洞的。空洞无物。他们只知道北京，却不知城为何物，如此推演、如此想象下去是很可怕的。
可是对于我却不一样。每想起北京城，我就热泪盈眶。我对它的城门、城墙乃至一砖一瓦都是有感情的。这是一种诗人（而非历史学者、政治家、武士、小市民、工匠、建筑师）的感情。据说诗人顾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极其怀念故乡北京的风物人情，特意用北京各城门的名称作为小标题，写了一部长诗，总题就叫做《城》。他能够理解北京城这个概念，何其博大、温馨、古朴且富于包容性。在他的回忆中，月光照耀北京城，照耀千里之外的北京城，照耀纸张与文字，照耀一纸之隔的北京城。月光照耀，照耀你也照耀我，照耀在郊区写诗的一张沉思的脸。这整整照耀3000年的月光！在回忆的月光中，被拆除了的城墙重新浮现，像时间之手在搭积木。城门可能推倒，墙壁可能拆除，甚至砖瓦都可能腐烂，唯独月光是不朽的。照耀秦砖汉瓦，照耀唐诗宋词，照耀着古人也照耀着今人，照耀草莽英雄也照耀芸芸众生……
北京的城墙都拆除了，我依然按老习惯把它叫做北京城。每喊一声，就一阵心疼——北京城啊，我所热爱的北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