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所著的《思想的郊区》是一本“教育”徐小平们的书；一本讨论终极自我管理问题之书；一本人生哲学之书。堂吉诃德、波诺、苏格拉底的表演，思爱情、真理、法国大革命的偶然，想阿马蒂亚·森、鲍勃·迪伦的身份，问阿西莫夫、罗蒂、许倬云、马友友的我们。

刘澜所著的《思想的郊区》一本“教育”徐小平们的书。一本词语之书：表演、偶然、身份与我们，这些词语对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一本人生哲学之书，由四个词语构成的人生哲学。一本管理之书，讨论一个终极的自我管理问题：如何管理自己的人生？一本“轻”口味的学术之书，或者说是一本“重”口味的随笔。《思想的郊区》是一本通往“思想的郊区”的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布罗茨基说：“郊区——这是世界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结束。这是习惯性世界之结束，但这是当然大得多、多得多的非习惯性世界之开始，对吗？原则上思想是这样的，来到郊区你离世界上的一切更远，来到真正的世界。”

序 

第一章 表 演

第二章 偶 然

第三章 身 份

第四章 我 们

后　记

“徐小平们”之书

2011年，在朋友Q的推荐下，我读了哲学家罗蒂的《偶然、反讽与团结》，之后写了几则读书笔记，并分享给一些朋友。让我有些惊讶的是，很久没有联系的徐小平读到这些笔记后，竟然激动地给我打了电话。

朋友Q跟徐小平也是老熟人。他知道这件事后说：你可以专门给徐小平写本书，就叫《罗蒂十讲》，用来“教育”徐小平。

徐小平现在的身份是风险投资家，跟我是半师半友的关系。我没有资格教育他，也没有资格讲罗蒂。不过我想，我也许可以写一本书给徐小平，把他，以及有着与他相似的思想阅历的“他们”，带到我时常散步的“思想的郊区”的一角。

郊区之书

这是一本通往“思想的郊区”的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布罗茨基说：“郊区——这是世界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结束。这是习惯性世界之结束，但这是当然大得多、多得多的非习惯性世界之开始，对吗？原则上思想是这样的，来到郊区，你离世界上的一切更远，来到真正的世界。”。

“徐小平们”通常居住在思想的“城区”之中。他们走在理性主义的街道上，逛着市场经济的购物中心，游着现代性的小区花园，哼唱着来自启蒙时期的歌曲。有些人，比如徐小平，偶尔能听到来自郊区的一两声鸟鸣，但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郊区不是世界之一部分，尽管那是一个“大得多、多得多的非习惯性世界”，布罗茨基眼中的“真正的世界”。

更准确地说，有两个思想的城区，一个是徐小平们居住的“思想的CBD”，另一个可以称之为“思想的天安门”。前者认为自己更摩登、更进步、更现代，比后者的居民更代表历史的必然潮流。

而从“思想的郊区”看过去，这两个城区都只是历史的偶然波澜（其实这两个城区往往离得很近——从天安门沿长安街往东不远，就是北京的CBD）。

中国大部分的城市，都在经历一个城区越来越大、郊区越来越小的城市化过程。城区与郊区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了。 关于偶然之书 这本书是一首偶然的颂歌。 与可以被称为“常识主义者”的徐小平们不同，罗蒂自称为“反讽主义者”，他说：“反讽的反面是常识。”。

所谓反讽，就是对偶然的信仰。反讽主义者就是偶然主义者。

偶然是对常识的反动，对必然的反动。因此，所谓的“必然的潮流”“众所周知的常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视偶然为照妖镜，避之唯恐不及。

著名的“知识分子”萨义德说，偶然主义者“视情境为因偶发的机缘而生成的（contingent），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视情境为一连串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造成的社会事实，而不是社会的或神赋的（因而是不能改变的、永恒的、不可逆转的）”，而他认为“这种知识立场的伟大原型”是哲学家维柯。。

人名之书

这是一本“名字的海洋”之书，因为这是一本读书之书。

“救救我们吧，阿拉，让我们摆脱名字的海洋！”据说，这是伟大的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者伊本·乌尔．阿拉比的诗句。。而这本书却是曾经浸入过名字的海洋的一小块海绵，随便一挤就会有好几个名字流淌出来：罗蒂、布罗茨基、萨义德、维柯……

这既是不得不如此，也是有意为之。本书可以看做一本读书笔记，并且试图在书与书之间、作者与作者之间建立联系。

这本卑微的小书怀着一颗雄心：说明所有的书都是一本书，都是作家博尔赫斯笔下的“沙之书”的一部分，是其中的一个句子、词语、标点，或者一个伏笔、一行眉批、一道折痕……

书只有一本。如同神话学者约瑟夫·坎贝尔喜欢引用的一句印度教经典格言：“真理只有一个，圣贤以许多不同的名字称呼它。”。

尽管本书不曾像朋友Q的设想，开成罗蒂的专场演奏会，但是罗蒂仍然跟邓晓芒、阿马蒂亚·森等一起，作为主线穿起了众多名字的项链。

词语之书

最重要的说法或许是：这是一本词语之书。

本书探讨了“表演”、“偶然”、“身份”与“我们”四个主要关键词，以及引申出的一系列次级关键词，比如“模仿”、“表现”、“真诚”、“真理”、“面具”、“角色”、“自我”、“孤独”、“暴力”、“残酷”……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新词就像是一粒新鲜的种子，播种在讨论的土壤里。”。

这些词语对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们如何在真理的蛛网中相互联结和缠绕在一起？这是本书的主题。P4-8

您热爱文艺，尤其喜欢造诣高雅、不降格趋时的作品，想来您对各种书籍都很重视，因此我冒昧把《思想的郊区》依托您鼎鼎大名的荫庇出版。

我怀着对您的无限崇敬，求您惠予保护。我这部书不像饱学的著作，没有博雅的外表，要依仗您垂庇，才敢出头露面，不怕一般无知妄作的批评家吹毛求疵，一笔抹杀。

把这种小东西作为献礼，实在不足挂齿；也许您明鉴我的一片愚诚，不致唾弃吧。

刘澜

2012年12月

词语是思想的挂钩

2012年8月，我带着两个儿子来到美国。我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新的身份——普渡大学的访问学者。两个儿子分别在当地的中小学读书。

小儿子教室外的走廊上，有一些儿童装饰画。其中一幅是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词语是思想的挂钩。”

这本书用四个词语，以及它们衍生出来的众多词语，挂起了一些思想。没有词语，思想无处悬挂；没有思想，词语失去意义。

关键词

1976年，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在英美同时出版《关键词》一书，作为理解当时的文化与社会的“挂钩”。该书在1983年出版修订版。’2005年，另一群作者推出了与时俱进的《新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就这样被悬挂在某些关键词上。我们是否拷问过自己：我的思想，是挂在哪些关键词上的？

人生关键词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人生关键词。如果你还没有，我把“表演”、“偶然”、“身份”、“我们”这四个词借给你。

我有哪些“偶然”？我的“身份”是什么？我认同哪些“我们”？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生的“表演”。

两种行动

许多思想家区分了行为与行动。比如说，有人重重打了你一拳，把你打倒在地。你的倒地是行为。你倒地之后，你可以躺在地上喊娘，也可以爬起来还击，这就是行动。

行动不一定是表演。在第一章《表演》里，我其实谈到了两种行动：一种是表现，是在自己的生物性、社会性或者文化性的主宰下的行动，比如人饿了要吃饭（生物性）、跟领导一起吃饭要让他坐上座（社会性）、吃饭时用筷子（文化性）。另一种就是表演，是在对自己的生物性、社会性或者文化性具有清醒的自我认知之下做出的选择。第一章讲的贝佐斯的智力炫耀的故事，是表现；而阿西莫夫压抑住自己的智力炫耀的本能欲望，是表演。

个人是时代的普遍化的单数

萨特问：

我们怎么能了解人？因为一个人永远不是一个单数，把他称为普遍化的单数更合适。他是他的时代的总结，被时代所普遍化，反过来，他也以单数形式在自身中延续时代。他是普遍化的，是人类的历史的单数的普遍化；他也是单数的，是他的工程的普遍化后的单数——需要同时从这两端对他加以省察。我们必须找到一个适当的方法。。

我们的表现行动，往往就是我们普遍化的那一面；我们的表演行动，才是我们非普遍化的单数，是我们真正的个性。

蔡洋的故事

2012年9月1 5日，中国许多城市出现了“保钓游行”——因为中国和日本就钓鱼岛的领土争端而发生的反日游行。伴随游行出现的，是针对日系车的暴力。

最引入注目的一起暴力事件发生在西安，受害者为李建利，凶手为21岁的泥瓦工蔡洋。

市民李建利的日系卡罗拉轿车遭游行队伍固堵后，蔡洋开始用一把U形锁猛砸李建利的车。当时，李建利的妻子恳求说：“我们买日本车不对，以后不买不成吗？都是血汗钱，别砸了。”但显然沉浸在宣泄中的蔡洋无动于衷，情急之下，51岁的车主李建利拿起一块板砖拍在蔡洋的头上，鲜血从蔡洋头上流下来。暴怒的蔡洋将手中的U形锁向着李建利头部猛力砸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其中伴随着一声颅骨被击穿的闷响，李建利倒在血泊中。而被砖砸得头晕脑涨的蔡洋用T恤衫捂在头上止血，跟随着队伍继续向前。

蔡洋最终被警方抓捕。他的人生故事也被记者发掘出来。他从小玩着打日本鬼子的游戏；作为乡村的辍学少年，他成为了打工大军的一员；他为挣上了200元一天的工资而高兴，为找不到爱情而烦恼。

他只有必然，没有偶然；只有表现，没有表演；他是单数，但是你往他身上看去，满眼看到的都是普遍性。

求助于“我们”

蔡洋不会认同泥瓦工这个身份，但是他没有别的自我。蔡洋没有能力享受孤独，因此他更加急于逃避孤独。

那些急于逃避孤独、没有自我的人，往往求助于“我们”。终于，他在反日游行队伍中找到了“我们”——所谓的“爱国的中国人”。

制造出来的“我们”

一首歌这样唱：“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是一个制造出来的“我们”，一个命运很少交集的“我们”。

官员和企业主、农民工和下岗工人……这些名词，才代表着更接近于命运共同体的一个个更小的“我们”。但是，这些更加真实的“我们”被一个虚无缥缈的“我们”所掩盖。

制造出来的“他们”

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指出了三种制造“我们”的方法。。最不加掩饰的一种，是说：“我跟你一样，都……（比如，都读过北京大学，都有儿子，都爱吃川菜，等等）”最具迷惑性的一种，是直接使用抽象的“我们”。比如，“我们都要为公司的优良业绩而努力工作。”而比使用抽象的“我们”意图更加明显的一种，是制造一个“他们”。

反日游行者的“他们”，本来是日本人，但是日本人太遥远，于是一个更近的“他们”被制造出来——日系车主。

日系车主并非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我们”——他们中同样包括官员和企业主、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但是在2012年9月15日这一天，他们短暂地经历了共同的命运。

他们亲身体会了历史的轮回。如同坎贝尔所说的20世纪的历史一样，21世纪的历史，同样是“我们”把“他们”找出来痛打一顿的历史。2012年9月15日在西安的李建利，就是第四章《我们》中的1944年在达卡的卡德尔·米亚。

“五岁儿童的心智”

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就是把世界分为好人和坏人的思维方式。心理学家加德纳把这称为“五岁儿童的心智”，因为大多数人在五岁左右就学会了这样思维。但是，年龄大了，思维方式还在——在成人当中，普遍存在五岁儿童的心智。。

所以，制造一个“他们”，往往是把这些“普遍化的单数”操纵成一个“我们”的便捷手段。

老孙的故事

就在2012年9月1 5日这一天，就在西安，还有一个老孙，他本来也是“蔡洋”的“我们”中的一员。

整整一天，西安人老孙和妻子都在游

行的队伍中。亲友圈里，他们是“激进爱国者”的代表，看到日系车被砸、日餐厅被毁，老孙始终表示：“应该砸，就得矫枉过正！”

但是，当他结束游行返家时，正好看见一辆日系轿车朝着人群砸车的地方驶来。就在那一瞬间，老孙透过挡风玻璃，看见了车主的脸。“我也不知道我是咋了”，他迅速伸手拦住了那辆车，并将它引进自己住的小区避险。

“其实都是咱自己人么！”事后老孙低声说起缘由。

老孙不知道自己咋了，我知道。这就是第四章《我们》中所说的关键词“移情”。

因为他看见了一张活生生的脸，一张跟他一样，在为生计而奔波、为子女而操心的中年男人的脸。他看到了一个儿子，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西安人，一个……他通过移情，把这个陌生的日系车主看做了“我们”。

挂钩与U形锁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移情，把蔡洋看成“我们”，为他陷入的悲剧而痛心。

不能说蔡洋没有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没有挂钩。因此，他把自己的思想挥舞在了一把顺手抄起的U形锁上。

你如果不找到自己的挂钩，就很可能顺手抄起一把u形锁——尽管在你身上，它也许是一张文凭、一份工作、一场婚姻、一次IP0，但是对你来说，它就是蔡洋手中的U形锁。

更好的人生

本书原题为《人生就是表演》。但是，如果问“我怎样能够表演得最好”，很可能问错了问题。更合适的问题也许是：我怎样才能表演得更好？

最好往往是更好的敌人。就人生表演而言，这句话有两个启示。第一，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适合所有人的人生标准。是赫伯特·西蒙的人生是最好的人生，还是鲍勃·迪伦的人生？

第二，就某个具体的个人而言，也没有最好的人生的标准答案。这个最好的人生的答案，是在跟自己的对话过程中形成的，也是随着对话的持续进行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跟自己对话，就是问：怎样表演自己的人生，才能比现在表演得更好？

这样的表演需要真诚。而真诚，就是忠实于一个自己对话出来的内心。你需要拷问出自己的内心：我有哪些“偶然”？我的“身份”应该是什么？我想要认同的“我们”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