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东的这本《中国知青部落》是一部描写非常时世知青群体悲壮命运的纪实性长篇小说。小说塑造了穿行于革命风暴又在边缘行走着的青年群像。他们历经苦难但永不气馁地奋进。这是每一代青年的心灵偶像。

小说试图以更深邃的眼光，更宽广和深长的时空意识，对知青文化的正、负两个方面进行较为清醒的观照，对“知青人”返城以后的生存状态和不同境遇以及他们的思考和追索作出有深度的反映。

《中国知青部落》系著名作家郭小东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为“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的第一部。小说以1979年云南知青请愿、逃亡，促成中央发文件，知青大规模回城为故事背景，真实地记述了那个年代旷世的一幕。由红卫兵而知青的一代人，他们卧轨上京，五万人集体下跪刺血宣誓回城，三千对知青夫妇集体离婚。他们以种种原始的方式实现理想，而在回城时刻，成千上万的知青走下专列，奔赴越南参战，染血沙场。在逃亡时分，他们有的结伴参加缅共游击队，进行世界革命，浪迹天涯；有的弃婴回城；有的在战争中自伤溃逃……

序 追寻“知青人”的精神家园/ 陈骏涛

人物档案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一章

孤独的破船淤在海滩，野鸟在残缺的舷上筑窝。潮水涌过去，野鸟扑地腾空飞起，双爪钩着静止的空气。浑黄的江水是烫的，无声地融入海角。欲望着雨，然而没有。

它抓举着空气，却想托起一个天空。瞬间的构图给方炜什么启示？

南方最炎热的时候远未到来，穿过大街小巷的已经是热流。全球性气候大异变。夏天提前，冬天推迟。方炜害怕夏天，夏天使人想起荒原，回到荒原上永远被雪山崩溃淹没了神话般消失了的小镇，连同那一代人最后的热情。

长得无聊的荒原，长得无聊的夏天。童年盼望夏天，在珠江戏水，去南湖和森林公园度队日、夏令营。那时夏天太短，冬天太长。狭长的小街是冬天的象征，阴冷而又灰色。穿堂风呼呼地叫，拖着木屐在青石板街石上“沓沓沓”地走。红灿灿的木棉是夏天的女神，它举着火炬烧红一江碧水。江上拖船没现在多。小艇如织，长堤行人疏朗，沙面红楼幽幽。夏天太短了。

从荒原溃逃回来。他不再盼望夏天了。小屋里，楼道上夏天的煤烟似乎比冬天难嗅，公用澡间从早到晚总散发着廉价香皂的味儿，拥挤不堪，哗哗的水声击着耳膜。屋里像蒸笼，脱光了膀子写文章，背上溜溜地一层油汗。

烦死了夏天。

南方的热流席卷广州，街上的尘土扬起来。因为缺电，街心花圃的喷水暂停了。

人的烦躁全是鬼天气引发的。方炜在心里无端地诅咒着。他看见荒原板结如青铁板一般的地表。茅草芽子硬得像钢锥。

到处都是呼呼的电风扇，嗡嗡地叫，仿佛为世纪末唱一首最后的颂歌。

肖湘要死了。得了癌症。乳腺癌。

在这帮知青中，她自然不是最早一个，更不是最末一个，可她毕竟还年轻。方炜昨晚接到肖湘母亲代笔的信。肖湘希望见见他。回城七八年，他们几乎没什么来往。城市很自然地把昔日的知青朋友疏远开来，城市太大了，城区还在不断扩张，人显得渺小。

他一直不知道这个圆圆脸的女知青肖湘爱过自己，一点也没有觉察。现在她要死了。听说她回城之后境遇很不好。

方炜1979年末考上中国社科院当研究人员，不久调回广州。从北京回来，有一天知青们在一起聚会，肖湘也来了。人太多，他几乎没顾得上和她说什么话。她神情淡然，坐在屋角和几位女友好

像也没什么话说。淡淡地啃着瓜子。方炜只觉得在云南时，肖湘是挺活泼的一个。也许因为车剑洪，他去了缅甸。给她留下个孩子。车剑洪也许死了，也许活着。总之一点音讯也没有。她还苦撑着。为他守节？中国妇女真正可怜。他们没有说上话，后来就各自走了。方炜只知她白天到郊区小学代课，晚上上夜大。过得很苦。她那当大学讲师，“文革”中受惊中风的父亲对子女管得很严，却又无能为力。整天坐在破藤椅上，不停地摇晃着歪斜的脑袋，口水不住地流，濡湿了胸前的大围脖，说话也含混不清。

方炜骑着车子，横穿了整个广州城，在三元里一条小街上找到肖湘家。那是一座法国式的红砖小楼，她和父母住在一起。他敲响了一层的铁门。

手气不错！娘的，再来一局然后走人。黑屋里一盏鬼火似的电灯，灯泡早已油烟斑斑。牌桌上十几只手，各自按在自己的钱码上。那些手，一概在极度静默中痉挛战栗，有的钩曲多毛，指甲乌黑嵌满汗泥；有的苍白圆润，诡诈奸巧；有的如铁如钢，透着残暴的乖戾；有的筋弛力懈，瘫在那儿，作死亡的最终期待。等待着石破天惊的最后瞬间。何亚义今晚手气很好，已经赢了不少票子。见好就收，他时刻在做着退却开溜的准备，嘴里不停地喊着：“最后一盘！最后一盘！娘的，将令不如屎尿急。”一手捂着屁股，做着恋战又因为要拉屎不得不暂离一会儿的情状。他不得不如此，否则他赢了这么多钱脱脚就走，说不定就倒在门口起不来。那晚他刚到这黑屋，推门一看，桌下倒着一个赌友，满脸是血，大腿被戳了一刀，地上几张脏极了的钞票。其他人早已做鸟兽散。这是一个倒霉的赢家。何亚义先踢了他一脚，然后臭骂着这个窝囊透顶的赌友一通，把他拖出来，叫一辆三轮，给20元。“给拉去医院收拾！”他说，然后扬长而去。这种事见得多了。放点血算什么？死人都是常事，赌起钱来，个个都是疯子。

何亚义摸起三块牌，贴在掌心。憋着气，运足冬藏力，把吃奶的力气也使上。神情紧张地、庄严地绷紧脸上的肌肉，用食指和拇指捏住牌角，一点一点地往外抻，第一张牌露出一个小黑点，半边K、全K，第二张牌又是一个黑点，半边K。他兴奋得脸膛发紫，双眼像两道闪电放着血红的光芒，粗黑的眉毛紧紧地凑到一起，在眉毛即将相碰瞬间，他“啪”地一弹纸牌，亮相，大叫：“哈！三K！”雷鸣一般的吼叫威震黑屋，所有的人都怵然，颓然。所有的手都死了，瘫了。何亚义赢了全局，他把三张纸牌甩在桌上，并不去拢钱。却一只脚踏到牌桌上，双手叉在腰间，敞开的牛仔装，露出一壁热汗涔涔的胸脯，那胸脯在向众人示威：这儿可顶得上千军万马的践踏呢！他必须先镇一镇满桌的鼠辈。

有人不屑一顾，有人愤愤然，有人讨好地谄笑，有人脸色惨白，有人简直死了一样靠着点男人意识撑持才不致号啕大哭……

何亚义开始拢钱，他的手毫不犹豫地把对面一个面相凶残的矮个儿的钱堆刮过来。好家伙！足足有几百块吧，都是50元一张的大票子。这家伙做银元生意，何亚义几年前和他交过手，大打一场，把他制服了。他面不改色，额上几道皱纹蓄着春光，幽幽的，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亚义笑嘻嘻地对着他看看：“行！老哥够气魄。暂借小弟花几天。赢家轮流做，小意思！”何亚义知道如何对

付他，给他戴高帽，他一点办法也没有。酥了。收拾了他，其他人都好办。何亚义又在其他钱堆里有选择地拈了几张大票，然后非常气概地宣布：“小弟今日特来向各位好汉借几张票子，老农友得了绝症，缺钱花。我代老农友向诸位作揖。后会有期。”说罢一个鹞子翻身，从条凳上腾空而起，直扑黑屋门外，消失在茫茫夜中。

这是郊区一间花农看花守夜的小屋。夜夜开赌。它远离市区，警察已多次光临扫荡，但山高皇帝远，隐患依旧。他凭手感，估摸口袋里至少有千余元。除去本钱，大约赢了六七百，与昨夜拉平，不输不赢。昨天林大川找了他，告诉他肖湘得了绝症，没得救了。其他话没说。何亚义手头正有千余元，刚刚与人做了一批手镯形电子表生意，本想给母亲凑钱买屋的。心想何不去赌上一回，轻车熟路的，赢上千儿八百，给肖湘送去。也算尽了农友的情分。他与车剑洪是铁哥儿们，回城之后，他在心理上时常扮演肖湘保护人的角色，只是自惭出身低微，不敢太常去上大学讲师家的门。车剑洪生死未卜，看她苦捱着，何亚义曾打过肖湘的主意。论相貌自己不敢恭维，但论钱财，论其他，他何亚义足可以让肖湘过得舒坦。他曾几次怀揣着大把钞票兴冲冲去找肖湘。他知道她苦极了，带着个孩子。到了她家门，即退缩，大骂自己存心不良，乘人之危。朋友妻不可欺呀！垂头丧气转回来。他每每想送钱给肖湘，又送不出手，怕有什么嫌疑。人家是大学讲师的女儿，你算什么？下九流。

P8-10

追寻“知青人”的精神家园

陈骏涛

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界的四五天，我一直沉浸在电脑上阅读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第三部《暗夜舞蹈》。这是我此生第二次在电脑上读这么长的东西。过去读小说都是捧着一本书，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或靠在床上看，如今却只能用一个姿势，死劲地盯着电脑屏幕，一边看一边还得不断地删除那些与正文无关的各种符码，才能顺当地读下去。坦率地说，这对于一个早已过“耳顺”之年的人来说，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我还是认真地把这部30余万字的长篇读完了，而且我庆幸我这四五天的辛苦并没有白费，因为我读到的是一部真正用自己的心血浇灌出来的，而不是靠技巧编造出来的好书。同时，我为郭小东终于完成了他的《部落》三部曲而感到高兴。这是他耗费了12年时间完成的一个浩大的工程(约100万字)，无疑是作为“知青作家”的郭小东的一部最重要的作品。

对郭小东的《部落》三部曲，我是一个跟踪阅读者。大约在10年以前，当《部落》第一部《

1979·知青大逃亡》初版的时候，我就读了它，稍后还看了根据这部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1994年，当《部落》第二部《青年流放者》出版的时候，我还跟郭小东搞了一个长篇对话，当年的《作家报》曾用几乎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对话全文。在那篇题为《精神的守望者》的对话中，我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除了应该有物质作为基础，作为依靠以外，还必须有精神的支撑。特别是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如果没有精神的追求，灵魂就无所依附，生活就没有意义，生命就会枯萎。所以，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人正在或已经成为物质的奴隶，物质追求压过了精神追求的情况下，《知青大逃亡》和《青年流放者》的出现是很难得的。这两部小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表现了作家的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映射出一种理想的光华。书里面的人物，大都有一种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成功者中的一类人如肖邦，他是一个名作家了，但并没有陶醉在成功之中，甚至淡泊名利，非常不满自己的生存状态；成功者中还有一类人如林尤福，他腰缠万贯，身上也有一些劣根性的东西，但他还极力想做一点好事情，为知青朋友做贡献；失败者也不甘心成为失败者，如那个修单车的罗隆基，他流落街头了，但他内心深处的那种自尊自贵是谁也不能去侵犯的，他依然钟情于文学，还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即令是退隐者，如那个看守公墓的麦灿辉，表面上看，他似乎已经淡出喧嚣的尘世了，但其内在的精神火花并未熄灭，依然充满着道义感和良知，在许多知青人的心目中，他还是一个精神领袖。

这些言论在欲望膨胀、弥漫着商业主义氛围的今天，似乎是很不合时宜的，对于某些人来说，什么精神，什么理想，通通都是空洞抽象的东西，只有抓住机会、实现个人的欲望才是最实在的东西。然而我如今读郭小东的《暗夜舞蹈》，分明又感到有一种精神的幽灵在游荡着，他似乎并没有抛弃他多年以前的“知青情结”和“古典情怀”，他还在书中怀想着什么，追寻着什么，他始终被一种叫做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忧患意识、人格力量和宿命感所纠缠着。这突出地表现在书中的主人公李斯特身上。从《知青大逃亡》的方炜，到《青年流放者》的肖邦，再到《暗夜舞蹈》的李斯特，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那种矛盾、痛苦和忏悔，他们的道义感和良知，他们的人道精神和体恤情怀，他们苦苦地追寻着以往曾经珍惜过，如今却变得有些茫然了的精神家园，但这种追寻的结果依然是一片茫然。郭小东说，他写作《暗夜舞蹈》时就像是“在暗夜里跳舞”。我想这就是一种茫然的精神状态。李斯特的失踪，正是一个具有出众才华和孤傲情怀，又怀抱着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茫然的、悲剧性的结局。“应该消失和行将消失的东西，是谁也无法阻挡的。犹如那残阳如血，它以无比雄壮的沉落告知我们旭阳是如何诞生的。我们没有理由吁叹这种辉煌的沉落。生命将以它最后的呐喊，把自己归于平静，归于无声的奔腾。我走了，但是我走了吗？”李斯特这样写道。整部小说贯穿着一种悲伤的基调，弥漫着一种悲剧性的氛围，我在阅读过程中，就这样地被这种氛围所裹胁而欲罢不能！

小说的基调和氛围是受到作者创作情绪的制约的，尤其是对于像郭小东这样主观情绪比较强烈、感情色彩比较浓重，具有某种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来说，作者的创作情绪是很容易在他的行文中表现出来的。郭小东不是一个为文造情的作家，而是一个因情生文的作家，即令在虚构性的作品如长篇小说中，亦是如此。以我的阅读感受，在《部落》三部曲中，作者的创作情绪是有一个发展轨迹的。在写作《知青大逃亡》的时候，作者是充满着激情的，他激情地回望过往苦涩和艰辛的知青岁月，整部小说笼罩着一种苦难感和悲壮的氛围，作者还不时地站出来代替人物发表激情的言说。到写作《青年流放者》的时候，这种激情有所减退，尽管他也回望过往的岁月，但他着重表现的是知青返城以后各种不同的命运和遭遇，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追寻，反思的成分显然加强了。而到写作《暗夜舞蹈》的时候，他的情绪显得沉静、淡泊了，似乎在用一种淡定透彻的眼光反视、省思过往的岁月，以及当下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暗夜舞蹈》在结构上有一个很精心的安排，即在每一章的末尾都穿插了“另类档案·追寻昨天的传说”，用知青后代的视角来追寻、省察他们当年父母的情感历程，而不是像作者以前喜欢做的那样，以知青当事者的身份出来现身说法，这也是作者的情绪转向沉静、淡泊的一个证明。我现在还不能充分地阐明作者的创作情绪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的深在原因，我只能笼统地将其归因于这是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生活的演变在作者的创作心路上所留下的印痕。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在大约1700万的未成年人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正需要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的时候，这场运动却整个改变了他们以及他们家庭的命运，从而造成了一代人的精神创伤和中国文化的断层，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由于错误的决策所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郭小东以未满15岁的年龄就到海南岛黎母山区落户，在那里生活了整整7年。知青生活给他的人生刻上了永不磨灭的印记，他说：“黎母山给我的全部爱情和屈辱，几乎是均等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郭小东始终钟情于知青题材的写作，他是少数既从事知青文学创作，又从事知青文学批评的“知青人”之一。1988年，在《知青大逃亡》出版之先，他就出版了关于知青文学的研究专著《中国当代知青文学》。这部本应写成类似专题文学史那样的著作，实际上却如饶芃子女士所说，是“郭小东以其体验对新时期知青文学的论证和解释”(《中国当代知青文学·序》)，灌注着相当浓郁的作者个人的人生体验和主观感情色彩。他的文学批评是如此，他的文学创作自然就更是如此。

有些青年朋友可能不理解，为什么郭小东这一辈人会有如此深重的“知青情结”，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翻老皇历呢？还是面对此时此地的生活吧！这也许正是两代人的一种隔膜。对于郭小东这一辈人来说，知青历史曾经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给他们留下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要他们忘掉这段历史，抹掉这段记忆，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具有“知青情结”，可能还正是“知青人”良知的一种表现呢！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段经历写下来，这对死者是一种祭奠，对生者是一种抚慰，对后来者也可能提供某种启示。这也是“知青作家”与“五七作家”相近的地方：他们的创作都背负着历史，都有或轻或重、或多或少的“负重感”，而不像某些没有经历过那些岁月的年轻作家那样，可以很轻松地宣告自己与历史的断裂，并且不承担某种责任或使命。这大概也正是两代人所不同的地方。

当然，毕竟这场运动已经过去了30年，如果再停留在或诅咒或缅怀的初级水平上，就远远不

够了，应该有所提升，应该以更开阔的视野面对当下和放眼未来。从这一方面来说，提出“告别知青情结”(张抗抗)又是适时的。郭小东本人也提出过“要从一种对自伤、自恋、自命、自怜的情结中蝉蜕出来，这是一种痛苦的蝉蜕。”《部落》三部曲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因为它既不像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那样，主要在陈述“知青人”的不幸和灾难，也不同于某些持“青春无悔”主张的知青作品那样，主要在缅怀逝去的知青岁月、搜寻美好的记忆，它不是孤立地、脱离全民民族的境遇去表白一代人的苦难或崇高，而是尽量超越知青个体的境遇，试图以更深邃的眼光，更宽广和深长的时空意识，对知青文化的正、负两个方面进行较为清醒的观照，对“知青人”返城以后的生存状态和不同境遇以及他们的思考和追索作出有深度的反映。郭小东是个感情型兼思想型的作家，《部落》三部曲在灌注着作为“知青人”作者的浓郁的感情色彩的同时，又是充满着理性思考的，这种理性思考突出地表现在它的反思倾向上。当然，这也带来了这部小说一定程度的理念化的倾向，包括作品中的某些不必要的议论(主要在第一部中)以及略嫌缠结的语言(这一方面在第二、三部中渐趋淡化)。我这里无意于对《部落》三部曲的理念化倾向作或褒或贬的评价，我只是说出我的这种感觉。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路数，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读者群，这种长期形成的创作路数是很难改变的，事实上也很难作出绝对的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2001年1月20日凌晨写毕于北京天命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