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传》是W.L.贝尔斯经过多年研究而撰著的左宗棠传记。全书简述了左宗棠时代清朝政府所面临的危机，以时代大背景为铺垫，完整详细地叙述了左宗棠从少年读书、科举、自学到委身幕府、带兵平乱、成为军事统帅的个人成长经历，并客观、平实地叙述了左宗棠戎马一生中所参与的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

《左宗棠传》由W.L.贝尔斯编著，讲述了：

晚清名臣中唯一一位大战无不胜的“不败之将”！

青年时不务科举之业，醉心于地理和历史研究；

家境窘迫，却娶富家女，还是“倒插门”女婿。

武力收复新疆，震惊英、俄，西方将“西征”看作晚清中国唯一的真正军事胜利。

不屈于外界舆论，不惧于内部困境，却在温柔的慈安太后面前老泪纵横、难以自已。

晚清的“左宗棠定律”：晚清帝国每一次重大事件，“只要有左宗棠参与其中，就都有成功的结局”。

第一章 天朝的危机

第二章 青年左宗棠

第三章 “教主”洪秀全

第四章 从幕府智囊到带兵将军

第五章 血战江西与浙江

第六章 1864年之后的太平天国运动

第七章 捻军在北方

第八章 晚清回民运动真相

第九章 陕西的危险人物

第十章 攻克甘肃

第十一章 来自中亚的投机者——阿古柏

第十二章 开赴新疆前的备战

第十三章 伟大的西征

第十四章 暮年伤心事

第十五章 左氏功与过

参考文献

突如其来的衰落

中国在19世纪初的时候，依旧是一个繁盛的伟大帝国。然而到了世纪末，中国却无可奈何地衰败了下来。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公元前2世纪末时，就将本国历史的规律总结为：分合相替、盛衰循环。这种兴衰交替的历史现象，已经在司马迁之前的时代出现过多次。公元11世纪，中国历史上另一位伟大的作家、历史学家欧阳修，则认为不是天意而是人自身左右着朝代的兴衰。这样的衰落时期，在19世纪的中国再次上演。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正在垂死挣扎，这样一个王朝解体的时代总是带着悲剧性的。它能够挺过19世纪，简直可以称为奇迹。而正是少数伟大的英雄人物造就了这个奇迹，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将军，就列身于这些伟人之列。

1644年，趁着明朝的软弱和决策失误，大清王朝凭武力和阴谋在衰落的中国诞生。新王朝经过几代才干过人、精力旺盛的皇帝的治理，使得中国再一次强盛起来，到乾隆时期，强盛达到辉煌的顶端。乾隆皇帝登基于1736年，因为不想比他伟大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时间更长，他于1796年退居幕后，将皇权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嘉庆皇帝。实际上，在乾隆于1799年去世之前，整个帝国始终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随着乾隆皇帝的逝世而终结。但是，大清帝国得益于乾隆皇帝开拓性的治国才略，从而拥有了强大的根基，可是，这位伟大的统治者没能把他的雄才大略传给他的继承者们。一个几乎必然的规律就是，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会逐渐失去活力，而现在，这个规律正在上演。乾隆皇帝所拥有的特殊精神遗产和坚韧性格，被后来的满人阜帝丢失了．

乾隆皇帝去世时，中华帝国的版图处于最辽阔的时期。如今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中国所有区域，包括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其时都包括在内。当时的中国还拥有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一片地区，其面积不小于满洲，甚至更大。新疆的领域向西则可以延伸至巴尔喀什湖，而中国还有权分封浩罕国或费尔干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还被尼泊尔、缅甸、安南、暹罗所承认，虽然对于西南亚的事务，当时的北京更多的只是名义上的影响。这个强盛帝国的疆域，大致形状为等边三角形，底边为一条海岸线，自南边的印度支那延展至北边的鄂霍茨克海，而中亚的浩罕是其顶角。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人口最多、财富最丰的国家便是中国。

嘉庆皇帝真正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她正处于相对安定的时期。当然，不安定因素也部分地存在于国内一些边远地区，以及一些政府从未曾真正控制过的土著部落中。四川、贵州、云南以及广东等省境内，分布着这些土著部落。然而这个帝国的人口是如此众多、疆域是如此辽阔，就总体而言，局面依旧可称安定。虽然乾隆皇帝也进行过征战，可清帝国的国库还是充足，且并无公债。当时中国入的物质繁荣程度很高，同时期的其他任何国家的生活水平都无法与中国媲美。像19世纪初的其他国家一样，当时中国政府有着结构严密的国家机器，并且运转正常。

在海外，中华帝国声望很高。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评价完全不同于半个世纪之后。通过早期天主教传教士，欧洲人认识了中国文化。而这些传教士对于中国人获得的成就印象极为深刻。在18世纪，他们的著作就已经广为传播，到了19世纪初，当时的欧洲人普遍高度评价中国。这些著作的作者训练有素，对中华文明的文化及精神特点，也能有所记述和讲解。而在物质文明方面，此时的欧洲人也无法同中国人相提并论。在这个时期，机器时代的快速发展还没有在军事力量和工业效率方面将欧洲和中国的差距拉开。随着19世纪欧洲跟中国的接触日益增多，两种文明才逐渐表现出了双方的差距。后来来到中国的观察家们，也不同于早期那些学者般的耶稣会会员，他们是头脑精明的商人，将中国描绘成另一个样子。但客观而言，两者之间的军事力量在1800年时并没有很大的差距，无论哪一个欧洲国家，在当时都不可能成功地打败中国。

可是，创造性活动尤其是机械生产线，极大地刺激着西方国家，而中国人却故步自封地满足于现状。于是，在关乎战争成败的极为重要的领域，中国很快就被西方国家甩在了身后。随着日渐频繁地接触西方国家，显然中国已经处在了不利的位置上。中华帝国之所以很快地衰退，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西方影响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中国人不愿意承认帝国衰退的夜郎自大的心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乾隆皇帝所拥有的文治武功的才干，是嘉庆皇帝所不具备的。这个男人性情软弱，在宫廷享乐中沉溺着；他心胸狭隘，不能容忍批评性的言论；他没有将精力放在帝国治理的大业上，却费尽心机地对让他不愉快的官员给予处罚。很快，暴乱相继发生在国家中距离遥远的一些地方。同时，清朝统治者始终无法消泯的不和谐因素，也大量地存在于汉人之中。

快速增长的人口，进一步使局势复杂化。根据统计资料，中国的人口在乾隆皇帝登基时的1736年为1．25亿，1812年则暴涨到了3．62亿。对于这两个统计数据的精确性，我们尽可以商榷，然而中国人口在这段时间内异常迅猛增长的事实，则是毋庸置疑的。欧洲国家在19世纪时也出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然而工业革命带来的供应增加缓冲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可中国没有这种缓冲。中国没有一个新的生产领域应对快速增长的人口。过多的人口和有限的生存资料间的矛盾，一直以来决定性地影响着国家的秩序和安定。随着越来越多的饥荒发生，帝国内部抢劫和动乱事件也相应增多。P2－4

左宗棠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出身寒门的他，历经磨难和艰辛，通过自学而具有了卓绝的才干。踏入仕途时，他已是人过中年；凭借过人的才干，最终他登上了高位，获得了清政府能够给予汉人的最高职位。他是同时代中堪称翘楚的军人，虽然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人训练和教育。他不但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将军，在同侪之中拥有显赫的地位，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努力安抚和重建惨遭战争蹂躏的广大地区，且成就斐然。

左宗棠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进入西方观察家的视线，他也没跟外国人打过多少交道。西方观察家没有充分重视他在大清帝国的西部战争中取得的骄人战绩，而仅仅是偶尔有所提及。他曾被人评论为“排外”，对于在19世纪末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个词有着特殊的意思。或许就是由于这个评价，使得人们没有兴趣探究他的生平。

左宗棠逝世后仅25年左右，大清帝国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左宗棠为了挽救这个帝国所做的巨大努力与功绩，显然也因此而被低估。

当清帝国覆亡之后，人们将焦点转移到了与当时形势关系更为密切的事件上去，那些为了已经失败的事业而做出显赫成绩的名人们的努力便被淡化。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便很少再注意到左宗棠，乃至将之完全遗忘。

左宗棠个人的生活及努力未被当时的中国人所重视。在1885年他逝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被整个帝国所赞颂和缅怀，然而，当旧政权被推翻之后，社会舆论也随之转向。在汹涌澎湃的革命热潮之中，左宗棠这位伟人因为服务于异族这一“罪名”，而被大肆攻击。

辛亥革命颠覆了清朝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将这次起义当成是完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未竟之功。很难指望将清王朝打翻在地的这一代人对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人予以褒奖。可是，虽然从某些方面说，辛亥革命确实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延续，可两者的理念之差极为显著——太平天国并没有想过推翻一种体制，其目标仅仅在于推翻一个朝代。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一种趋势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对于上个世纪的这位领袖人物，中国人能够给予较为冷静的评价了。人们越来越关注诸如左宗棠、曾国藩这样的清朝末年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丰功伟绩。

作为一名儒家学者，左宗棠穷其一生都在努力研究儒学，并按照儒家的生活范式要求自己。他为之奉献一生的对象，并非大清王朝，而是“忠君爱国”这一理念。从孔子时代就流传下来的中国儒学体系，已经进入了中国文化的骨髓，没有任何其他思想体系能够比得上它对中国的影响，无论从时间上还是深度上都是如此。我们无法预见未来，却能够大致断定一点，无论是哪一位历史上的中国人，只要他是在儒家学说的鼓舞及规范下生活、奋斗，人们就不会将之永远打上耻辱的标记。

我对左宗棠产生兴趣，源于对中国西北及新疆南部、中部相关文献的偶然翻阅。在收获季节，他通过一系列战斗，收复了清国大西北的领土。为了留下足够的时间让部队播种及收获粮草，他没有急切地再次进军。而是选择了按兵不动。可是，在英语文献中基本找不到关于这种奇特战法的资料，有关西征比较完整的资料，只能从汉语文献中翻查。为了申请学位而提交给北平中文学院的论文，构成了本书的部分初稿，论文的标题是《左宗棠与平回》。

论文较少涉及左宗棠早期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主要是研究其在西北的战争。以该论文为基础，本书较为详尽地研究了左宗棠早期的战争生涯和生平，对论文中不足的部分进行了相应补充。

我同时增补了一篇引言，对19世纪中国的财政体系、军队、科举制度及政府进行了大致描述。还增加了其他章节，对初期太平天国运动、中国的回民及阿古柏政权予以介绍。另外，还改写了关于“平回”的部分内容。谨以这本书，纪念左宗棠这位伟大人物。

不管怎么说，本书都不能算作对左宗棠进行了彻底研究。关于左宗棠生活的时代背景、他的生平、他所参与的事件，相关中文资料可谓汗牛充栋，非经过多年时间不能有一个系统研究成果。这些资料以《左文襄公全集》最为完整，而本书的叙述形式即类似于《全集》中年谱里对于左公的文章摘录。这套文集根据杨书霖撰写左宗棠《年谱》时所搜集的资料编辑而成，编纂时间长达4年。而最终有10卷之多的《年谱》，虽然系统记载了左宗棠从1812年出生到1885年逝世期间的生平和事件，但是仍然存有缺漏。本书则依据大清典史馆编纂的左宗棠官方传记进行了增补，此外，本书还随机参考、节录了很多其他的中文资料和相关外国著作中的研究成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威廉·詹姆斯·黑尔的杰作《曾国藩与太平天国》对于本书的撰写有很大启发，特别是在本书的创意、构思和取材方面，本人获益良多。限于题材，关于左宗棠值得叙说的人生和事件，黑尔博士的著作里无法进行详细描述，他只是对左宗棠的生平进行了简略的描述，因此，我也希望本书对于左宗棠生平的详细研究有益于黑尔博士的研究。

说到太平天国运动，在本书中我仅记述到了1860年。1860年之后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的这段时间里，我更关注左宗棠本人在这一时期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的处理方法当然无法照顾太平天国运动的整体情况，不免忽略了太平天国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然而这几乎是所有传记作品都难以避免的先天缺陷。大多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英文作品中，都以某些特定时间及其中的特定人物为焦点。而某些外国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在1860年之后跟一系列事件都有关系）则吸引了早期研究者几乎全部的注意力。而且，他们过于夸大了外国人对结束这场战争所发挥的作用。直到最近，研究者才渐渐有所改变，开始逐渐关注参与这场战争的汉人的作用，只是要让他们客观评价汉人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目前来看显然还不切实际。

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左宗棠的角色无疑是重要的。越是深入地了解这场战争，就越发感觉到左宗棠的重要。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如果湖南官方当局对曾国藩湘军的援助少那么一点，都可能让帝国的事业受到致命性的打击。而这个时期在湖南当局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正是尚处在准官员位置上的左宗棠。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极大地支持了湘军对太平军的作战。

为了真实反映左宗棠的性格和脾气，以及体现他对当时中国各种形势的判断，我摘译了左宗棠的部分奏折和书信。就我所知，这可能是首次对左宗棠的奏折和书信进行的英文翻译。译文虽说较为随意，但我认为绝对没有歪曲作者的本意。当然，我一个人完成了书中所有的翻译，当然要承担其中的讹误责任。另外，雷先生虽然已经将李秀成在1865年的记述以《忠王自传》为名翻译成了英文，但这个极为罕见的译本我并没有见到。因此，本书中关于太平天国初期的文摘，都是由我自己翻译的，责任也由我来负。

本书所涉及的很多中国人名和地名，在罗马拼音化过程中并没有前后统一的标准。因此，在翻译人名时，我选取的标准是北京方言的发音，即所谓的国语发音；在翻译地名时，我则尽量选用丁格尔编撰的《中国新地图和地名辞典》里的拼法。

借着这个机会，我要对中文学院院长W．B．佩图斯博士表示感谢，他慷慨而长期的鼓励是我难以忘记的，该院图书室和中文教研室给予我的宝贵帮助，我也无法忘怀。中文学院的图书室主任F．D．舒尔西斯博士审读了我的手稿，并给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约瑟夫·W．史迪威上校则很关注这部作品，对于中国和中国人，他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因此，他的诸多建议让我获益匪浅。我要特别感谢他们给所予的帮助。

我对中文学院的老师王楚明先生的感激之情，只有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才可体会。他是一位来自中国的老师，魅力非凡，性格坚忍，对于自己祖国的历史，他的见解非常深刻，他抱着世间罕有的热情带领人们走进伟大的中国的历史。他以极大的耐力、兴趣和热情，帮助我理解汉语文献，从而为本书的撰写奠定了基础。本书若能得到些许赞赏，都应归功于王先生。另外，王先生对于英语丝毫不了解，因此本书存在的大量缺陷与他毫无关系。

本书仅仅是一个开始，开始探索一位伟大政治家和军人的人生历程。他的整个生命，处于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关口。随着人们更多地了解左宗棠的一生和其奋斗经历，将会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左宗棠的性格底色属于传统的中国，但他却有着同时代人所不具备的新的人生观。在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法则中，他一直顽强地奋斗并坚持着。以现在的眼光看，或许我们会觉得左宗棠的功绩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看，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经历仍具有重要意义。也许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结论就会改变。

左宗棠一生最景仰的榜样就是诸葛亮，虽然诸葛亮一生的成就同样受到了时间和空间标准的限制，但他的一生仍然被无数中国人认同。以儒家的标准来看，人生最重要的成就，是那些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努力赢得的功绩。左宗棠的标准显然与此差距不大。我本人希望这本浅显的书能作为引玉之砖，让更多对此主题感兴趣的读者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将来写出一部更好的关于左宗棠的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