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群雄纷争的战国时期，屈原至少可以做一个回到山野的隐士，何苦站在汨罗江边，问天索地，忧国忧民，最后投入滔滔的江水。但他却这样做了，且做得非常彻底，不可逆转。
屈原别无选择。作为正直的屈原，忠贞的屈原，这是唯一的结果。他是在用生命呼唤楚国的觉醒，呼唤历史走向秩序和理性。他是在用生命呼唤他的楚国，能有一个放置爱国忠魂的地方。
一
楚国的始祖高阳氏，是黄帝的孙子。由于当时混战，高阳氏的子孙一步步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移动，逐渐从河南进入湖南湖北，建立了楚国。屈氏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家族，是楚国的三大家族之一，与楚王同宗共祖。但到了屈原父亲这一代已然没落，家族当时生活在湖北秭归。
秭归是相对贫穷的地方，屈原20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此，由父亲口头向他传授诗文，且目睹了连年战乱导致民不聊生，百姓生活贫苦。他20岁时，写下了著名的《橘颂》，表明了自己如橘的节操，心胸宽广而秉德无私，志趣高洁而决不甘于流俗。屈原的一生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诺言。
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打来打去，需要很多谋略家。屈原期盼自己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谋略家，为楚国的强大而奔走呼号。此时，他如愿以偿地被招进了宫廷，担任王太子熊槐的文学侍臣，陪太子读书。屈原自是欣喜万分，长达五年的陪读生涯里，他深入而广泛地研究了各家思想，非常看重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说，还从法家中吸取了富国强兵的进步思想，从而成一家之学。
战国时期，齐最富，楚最大，秦最强。屈原所处的战国后期，正是秦楚并雄之时，“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事实上，年轻的屈原最大的志向就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促使楚国变成天下最强的国家，然后统一天下。至前329年，熊槐接替了王位，就是楚怀王。屈原深受怀王的重视，出任楚国的要职左徒。其地位仅次于令尹(宰相)。就任的当天晚上，楚怀王在宫殿里为屈原举行了隆重的晚宴。屈原接过怀王授予的佩剑，感激地说道：“大王您既然赐予我佩剑，微臣对大王的恩德感激不尽，微臣愿尽己所能，为国家和君王效力！”此刻，典雅的宫廷音乐响起，楚怀王赞赏地看着屈原，屈原也真诚地望着君主，君臣之间已然摒弃了一切世俗的权力与尊卑的隔阂，心灵坦诚地交融在一起。
自此，屈原踌躇满志，“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慢慢地，屈原却发现，因连年征战国家越来越动荡，百姓生活越来越苦。而西方强大的秦国，时常攻击六国，楚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于是，征得楚f不王同意，屈原亲自先后奔赴齐国等诸侯国，决心用联合的力量对付秦国。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郢都，楚怀王成了联盟的统帅。联盟的力量，有效制止了强秦的扩张，屈原更加得到了怀王的信任。
当时有一块土地，即商於之地，曾经是秦国的，后来又落到楚国手里，于是两国为此打了起来。楚国被打得非常惨，商於之地被秦国吞掉。屈原深感楚国的国力开始衰弱，忧心忡忡，便向怀王提出变法。当时楚怀王倒颇思振作，便启用他进行再一次的改革。屈原为此全力以赴，“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希望革除时弊，疗救楚国。可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就是这次政治改革，使他陷入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
当时楚国内部有识之士主张抗秦，还有一些贵族却主张亲秦。屈原尤其强调联齐抗秦，遭到了亲秦派的反对，成了众矢之的。而他本是个心高气傲、个性特强的人，不能容忍任何人犯错误，也容不得他人对他发起任何形式的攻击。绝不容忍对方的个性，在宫廷里自然会受到排挤和打击，何况他和楚怀王关系又那么好，又不懂如何处理人缘关系。
在所有记载中，楚怀王都被描绘成剽悍异常，具有明显的北方人性格特点，又很容易听信他人的谗言。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恨，常在楚怀王面前说他的坏话。屈原奉命制定宪令时，更是寻找机会诋毁他。宪令还没定稿，上官大夫靳尚就代表保守势力要夺去修改，屈原不同意。上官大夫恼羞成怒，就跑去对楚怀王说：“大王叫屈平草拟宪令，可每次宪令公布出来，屈平总要夸夸其谈，说是除了我屈平，谁也千不了！”楚怀王自是信以为真，勃然大怒，当即传令罢免屈原左徒之职，不许他再上朝参议政事。
上官“夺”屈原所制定的“宪令”，是因为他的政治改革，又一次严重损害了旧贵族势力的利益。他们自是群起而攻，就像之前楚国旧贵族势力对待吴起变法那样。屈原失去了楚怀王的支持，其倡导的变法自然泡汤了，其政治生涯从此急转直下。之后，屈原虽再次被任命为三闾大夫，掌管楚国屈、昭、景三大家族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其地位与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正因为屈原盖世的才华和谋略，他曾经成了楚怀王最贴心的人。也正是因为屈原的盖世才华和谋略，他又成了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南后郑袖以及诸多小人眼里的一根刺，谁都想拔掉他。也因此，他的悲剧无可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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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四水灵动多彩，人文湖南惟楚有才。作家彭晓玲以礼敬之心，着力于穿越千百年历史烟尘，发掘人物生平
故事内外的偶然与必然，传递特定地域之中观念文化的独特风貌和精神传统的深层矿蕴，史料与认知价值兼具，思智与文采双显。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白描
彭晓玲是一位喜欢伫立与怀想的文字寻梦者。一种又一种伫立与怀想流连、逶迤于青山、绿水之间，一种又一种伫立与怀想陷入一轮叉一轮清醒与迷离之中，不经意间她就使整个世界静了下来。
——著名散文家杨永康
诚非读书多、涉猎广、搜集大量资料，且下一番苦功夫融会贯通者，不能为也。
——岳麓书社原社长夏剑钦
后记：也说悲凉的力量
就在上次，我与刘绪义教授谈我的散文，我说我希望自己的文字有一种悲凉的力量。刘教授竟笑了起来，你生活那么舒适。怎么会有悲凉呢？我一时语塞。一连几天，我都在问自己。悲凉从何而来，怎样才使自己的文字拥有悲凉的力量？
一开始，我的散文写作只是为写而写，写过庸常生活写过乡村记忆也写过文化游记，总是苦于没有特别的亮色。渐渐地，当我回过头再读自己的文字时，便有些恐慌，乃至陷入深深的思索。我猛然发现，既然无法透彻地写世相人生，也许是因为我的文字与现实生活存在隔膜，缺乏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吧。
事实上，现实的力量是强大的，对普通人有着深刻的影响与冲突，对写作者的影响同样如此。尤其到了1990年代，人们受到了市场经济更猛烈的冲击，不亚于在“文革”中受到的政治冲击。“文革”时代人们容易丧失自己的个性。这个时代同样如此，甚至比“文革”时代还要厉害，这是一种无奈的悲剧。由此，人们不得不面临一种现状：一方面生存环境日渐恶劣，导致厚重的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乃至城市乡村面目目益模糊，渐渐失却记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忽视了人文建设，导致人的精神价值悬空，人们精神空虚，拜金主义盛行，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令人痛惜与不安。
虽说中国每年都要出版3000多部长篇小说，且不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但绝大多数作品很多时候都是简单的自我繁殖，相互繁殖。仍然只是发达的传媒为写作者提供的一场喧闹的舞台表演，准确地说，这些只是在炫目灯光下的秧歌舞表演，无非是热闹一番后，各自离散。然后，再换一个名目，继续热闹，然后呼啸而去。我以为，不管这个文坛多么热闹，如果没有一点探索精神和自省精神，它就是病态的，也是悲哀的。
于是，很多时候文学与现实是隔膜的，写作者更多是生活在书斋里，沉迷在个人的虚构里。文学只是出现在纸上，印在书里，和活在当下的人相互隔膜。历史的，现实的，很多真相在现实生活中都被封存着。身处这样的现实，我认为，人的内心正在被侵蚀，有良心的写作多数时候是缺席的。每每此时，我总是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当读过龙应台的《野火集》，我真的被龙应台所折服，早在二十多年前，她就将在西方世界盗来的火种，带回家乡台湾，无私无畏地承继了盗火者的启蒙角色。扪心自问，我却做不到，未能拥有一种勇气与底气，或许是视野与知识的储备欠缺吧，由此而陷入惶惑与悲凉。
我逃避现实的喧嚣与惶惑的方式，就是去旅行。用旅行这种形式。来磨自己的文学与心灵之剑。波斯诗人穆萨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如果活90岁，就应该用30年来游历，30年来读书，用剩下的30年来写作。我之所以要在旅途中过那种行走的生活，就是想让一种来自大地的真实过滤掉我过去的浮躁、虚妄和忧心。我在寻找我写作的背景。我需要营养，我需要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理解，我更需要一种文化与哲学的底蕴。但我发现，无论是我的行走浏阳河，还是丽江行、古村落行、江南古镇行等等，看到的依然是纷繁喧哗的世界，看到的商业文明对人们平静生活及心态的冲击，乃至使得内心价值观动摇与失衡。
于是，我转而决心去好好读书，至少我得先试图梳理湖湘文化的渊源。在长达两年多的阅读经历里，我的心绪不由为这些湖湘文化名人或与湖湘文化有过深刻渊源的名人的命运遭际而波动。文化的曲折前行由来已久，在我看来，自是与悲凉相伴而行。于是，我试图以自己的观点去观照这些历史人物，关注他们悲剧性的命运，及他们于文化的贡献，如何促进并丰富湖湘文化的内涵。当埋头于历史故纸堆时，我的心总是陷在一种深刻的悲凉里不能自拔，好在悲凉又转化为一种力量，令我于世事于人生于社会的思索得以渐渐深入。当我试图用文字来抒写自己的感悟时，便有了30多篇指向湖湘文化名人的所谓新人文散文。
由此，我豁然明白，散文写作重在“文化自我”，并以此任写作者心灵自由放纵，力图摒弃种种无意义的相互繁殖。为此，应认识到悲凉的力量，力求保持人格上的独立，不为任何外在势力所左右和规定。也就是说，散文写作者身上应带有文化的烙印，并以自由的、审美的视角去观照整个人世间，观照芸芸众生，实现反思及超越。
当然，此种观照应是带有自我特色，自然有种种局限与不足。于我而言，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我的视野由此拉长拉宽。在此感谢《三湘都市报》总编龚旭东先生多次指点我修改策划，帮助我寻找自我叙写的方式；感谢原岳麓书社社长、《湖湘文库》编委会副主任夏剑钦先生不时推荐相关书籍及文章供我参考。挤时间通读全书文稿，勘误其间引用的史料、诗词等，并书写推荐语；感谢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老师、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白描先生、著名散文家杨永康先生阅读文稿，并为此书书写推荐语；感谢湖南文史专家陈先枢先生、浏阳文物专家肖行敏等提供图片及青年画家刘良晟为全书配画等等。
两年多的历练，终于迎来了此书的顺利出版，给予了我继续前行的力量。
彭晓玲著的《苍茫潇湘》为纪实文学作品集。历史上湖南籍及在湖南生活过众多的文化名人，曾在文化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印证，深刻影响并推动过湖湘文化不断深入发展，令人敬仰与爱戴。本书选取了屈原、杜甫、辛弃疾、魏源、曾国藩、齐白石、沈从文等22名湖湘文化名人，选取几个重要节点，尽量以简约悲怆的笔调，叙述其曲折的命运遭际，展示其独特的精神风貌及人格魅力。写作上以叙为主，兼及议论，融故事性与思想性于一体，尽量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不会单纯地追求对历史事实的再现或者矫正，更多的是关注人物的命运、人生的价值以及人性的光辉或者遗憾。
《苍茫潇湘》作者彭晓玲选择与湖湘文化密切相关的古今文化名人为描写对象，但写的并不是大文化散文。她是以优美的笔调，发掘人物身上的人文光彩，于是别有一种吸引力。一种又一种伫立与怀想流连、逶迤于青山、绿水之间，一种又一种伫立与怀想陷入一轮叉一轮清醒与迷离之中，不经意间她就使整个世界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