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占婆和马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历史是一个崭新的话题。除了利用文献资料以外，作者充分利用史学、文献学、民族学的方法，与占人一起学习、生活，把“死材料”和“活材料”结合起来研究，试图理清占婆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脉络、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关系及其文化交流的基本情况。刘志强编著的《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以文献的丰富性和文献来源的多元性，填补了目前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刘志强编著的《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主要论述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书中所论的“占婆”，是一个泛指的学术概念，它既指存在于公元2世纪至19世纪的占婆王国，同时也指占婆王国灭亡至今，占族及其相关民族。“马来世界”则包括今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南、菲南群岛、新加坡岛、文莱和东帝汶等几个传统马来人生活的地理文化区域。

确切地说，本书是探讨15世纪以来占婆及其相关民族文化与马来世界及其相关民族文化的交流情况。主要内容包括占婆历史文化，占婆与马来世界关系史，占婆与马来世界在语言、文学、宗教信仰、建筑、文字、历法、乐器等领域的交流以及当代占人与马来人的互迁、融合与认同等。《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主要运用史学、文献学、民族学等学科方法，试图理清占婆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文化交流的基本情况。

第一章 导论／1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意义及研究思路、方法等／2

第二节 本选题的学术研究史／13

第二章 占婆历史文化及占婆与马来世界关系史／35

第一节 占婆历史与文化／36

第二节 占婆与马来世界关系史／71

第三章 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在语言领域的交流／85

第一节 占语概论／86

第二节 从语言视角探讨文化关系／97

第三节 最早的《马来语一占语词典》所反映的文化交流／109

第四章 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在文学领域的交流／117

第一节 占婆文学概论／118

第二节 占婆和马来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文化交流／132

第三节 占婆与马来的同源文学作品／144

第五章 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在宗教信仰领域的交流／155

第一节 占婆与马来世界在宗教信仰领域交流的基本脉络／156

第二节 占婆伊斯兰化过程中的马来因素／159

第三节 占人的舞蹈祭祀仪式与马来文化／167

第六章 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在宗教建筑等领域的文化交流／179

第一节 宗教建筑艺术领域／180

第二节 传统民族服饰领域／187

第三节 文字、历法等领域／191

第七章 当代占人与马来人的人员互迁与文化认同／201

第一节 占人与马来人的互迁／202

第二节 当代占人与马来人的融合／207

第三节 当代马来西亚社会对占婆文化的认同／2 15

第八章 结论／221

附录／227

咐录1 占婆宾童龙国世系表／227

附录2 占婆罗摩故事文本原文／229

咐录3 占婆罗摩故事汉译／251

参考文献／256

后记／271

第一节选题的缘起、意义及研究思路、方法等一选题缘起

选择“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进行研究实际上是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的。

首先，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乃至博士研究生的前几年时间，我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研究越南历史文化和中越文化关系史领域，但同时我也很想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可能由于自己是越南语专业毕业的缘故，又曾经在越南留学过，加上我本人喜欢阅读文史哲之类的书籍，对于中国古籍中关于越南以及中越文化关系的记载比较感兴趣，在我到北大读书以前，我的知识结构多局限于越南。2006年，北京大学张玉安教授到广西民族大学讲学，讲学的内容是关于印度的罗摩故事与东南亚文学的关系。那时，我开始阅读张玉安教授和裴晓睿教授合著的《印度的罗摩故事与东南亚文学》一书。在此书的第四章第二节，著者专门论及了越南的罗摩故事文本，而这一节的知识是我很少涉猎的，尽管之前我对越南文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但对于占婆文学，可以说了解甚少。其中有一句话更是启发了我，“越南文本罗摩故事与蚁垤的《罗摩衍那》出入较大，而与马来文本的《罗摩故事》以及泰文本《罗摩颂》竟有不少相同之处……”，我个人对于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喜欢一探究竟，因此很想深入了解占婆的罗摩故事。这是原因之一。

2007年，我进入北大学习，因为导师是专门研究印尼一马来文化的学者，我很希望自己能在与导师沟通时有更多的学术话题，因此，我开始阅读国内有关印尼一马来文化的著作，其中包括梁敏和教授和孔远志教授合著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与社会》，。这本书对我颇有影响。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的老师范宏贵教授是一位专事研究壮泰民族文化关系和越南民族文化的专家，在他的著作中涉及很多具有特色文化的民族，但是《印度尼西亚文化与社会》这本书论述了更多具有特殊文化的民族，这是我以前较少了解的。与此同时，我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个切入点，把越南文化和印尼一马来文化结合起来研究。范宏贵教授的《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一书对我的选题的影响也很大。这本书解释了东南亚大陆国家28个民族的渊源与文化关系。我师从范宏贵教授多年，在学术上受到他的影响较大，一直希望沿着他的学术思路，把文化关系与民族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范宏贵教授说，1956年，他拜读了前辈学者徐松石先生著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粤族考》，这两部专著对壮泰族群的渊源关系做了开创性的论述，使他获益匪浅，很想在徐先生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下去。正是这一想法促成了他选择“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这一领域作为研究对象。于是，我便翻阅徐松石先生的论著，发现徐先生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越南南部的“马留人”有可能是“马来人”。。这令我兴奋不已，如果他的观点成立，那么早期东南亚大陆民族与海岛民族有可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于是，在我阅读文献时，特别关注有关占婆和马来民族联系的记载。

2008年下半年，导师给我们开设印尼语课。我个人对历史的兴趣较浓，于是便开始关注中国史籍中有关印尼一马来语的记载。一次，我在国家图书馆无意翻到一本台湾影印的明代的《华夷译语》，该书的目录显示收录有明代的《满剌加馆译语》（即明代的马来语），因我跟导师学习印尼一马来语，并且自学过占语。经过研究，我发现这本《华夷译语》收录的《满剌加馆译语》实际上就是占语。通过比较研究，我发现明代的占语与马来语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这说明占语与马来语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2008年12月，我将这一发现撰写成论文，获得五年一届的“越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在河内宣读自己的论文，当时参与我的学术报告的包括两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学者，他们说“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研究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并向我介绍这一研究领域的当代著名学者蒲达玛（PoDharma）教授和黄子坚（DannyWongTzeKen）教授，于是我又查阅了这两位教授的相关著作，逐渐发现占婆与马来世界的联系其实一直存在。但这两位教授的论著多集中在历史研究领域，那时我还不能确定是否可以撰写成一篇博士论文。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韩孝荣教授发来邮件劝我放弃这一选题，因为难度实在太大，他说自己以前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长期从事民族问题研究，都没有看到相关的论文，现在到美国十多年了，仍一直在从事东南亚相关民族的研究，也很少发现西方有相关的论著。倒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孙来臣教授一直表示支持，在阅读我撰写的《明代占城译语新版本的发现——兼论占婆与马来的关系》一文之后，他鼓励我尽快刊登，为学术界提供参考。

当然，导师自始至终一直支持我做这样一个题目，因为这个选题虽然有较大难度，但是很有学术价值，它可以把中南半岛和东南亚海岛地区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新的视角进行研究。

2009年3月，我进行了开题报告，选定了这个研究题目。

二选题的意义

国内东南亚文化研究的选题，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论国别文化，即专门论述东南亚国家的某种文化或者东南亚各国具有共性的文化；另一类多与中国文化相关，比如，“中越文化交流”、“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壮泰文化关系”等。当然，这与我们国家学术研究政策导向有关。这两大类的选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容易获得学界乃至各种决策部门的关注。国外东南亚研究学界，更多地也是从自己国家的需要出发，关注与自己国家有密切联系的领域。

从中国和印度文化影响的角度来审视东南亚文化的发展也是早期国内外学术界重要的选题方向，当然，这也是古代东南亚文化发展的客观事实。法国学者赛代斯所著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足以证明东南亚文化所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而越南被称为“小中国”、“小中华”也说明中国文化在中南半岛所产生的影响。近年来，学界也逐渐关注东南亚文化发展的本土特色，这主要集中在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从东南亚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来研究东南亚文化的发展，是国内学界较少涉及的领域，但这类选题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第一，本书选题是研究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从东南亚内部来研究东南亚文化。这一视角与其他从中国文化的影响、印度文化的影响的视角来研究东南亚不一样，有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东南亚文化的内部联系。第二，有利于国内学界进一步了解15世纪以后占婆文化发展的情况。15世纪以后占婆文化的演变一直较少被国内学界关注，本书在论述15世纪以后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时，也将论述占婆文化的演变。第三，15世纪以后，占婆文化逐渐接受马来文化的影响，马来文化还一度影响至柬埔寨等国，这说明马来文化曾对中南半岛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国内学界较少关注的，因此本选题还将为学界评价马来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提供一定的参考。P2－6

占婆是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古国，并已被证实从2世纪末就开始存在。占婆鼎盛时期所统治的沿海地区｝lltla区，包括今天越南的中部地区。在越南人南下政策的冲击下，占婆王国逐渐消失。1832年，越南并吞了占婆领土的最后一部分。

每当提及占婆史，人们习惯上首先想到它和越南的关系，然而这远非唯一的、最久远的关系。抛开那些有关马来世界和占婆关系的口头传说不提，占婆和马来群岛之间的最早交流始于8世纪。事实上，占婆碑铭记载中首次提及，774年，从马来群岛来的人对古笪（Kauthara，今越南芽庄）发起了袭击，随后在787年，他们对位于占婆南部的宾童龙（Panduranga）发起新的进攻。

经历了这两次入侵之后，马来群岛和占婆之间的关系很快得到改善，因为史料中明确指出，9～15世纪，占婆与当时马来群岛南部的两个实力强大的海上王国三佛齐（Srivijaya）和满者伯夷（今泗水的西南部）保持着正常的关系。

1511年，葡萄牙攻占马六甲（Malacca），但对这些关系和贸易往来并未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反之，更进一步刺激了从南中国海至印度洋之间现行的新贸易秩序的形成。因为一方面马来船员在16—17世纪继续频繁穿梭于占婆的海上之路；另一方面，占婆的船只也时常停泊在马来群岛的港口中。

这些政治关系、海上联络吸引了众多的马来人来到占婆．他们发展伊斯兰新信徒的热忱在占婆发扬光大，从16世纪中期起占婆开始出现了伊斯兰教信徒。特别是在17世纪，似乎是在马来苏丹王国——吉兰丹的影响下，这一新教也传播到占婆宫廷。这位马来苏丹是一位活跃的信徒，在印度支那尤其是在占婆积极传播和普及穆斯林宗教。

马来群岛和占婆之间的长期联系对双方产生了相互影响。正因如此，人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其中一些存在着共同的底蕴，而另一些则是相互借鉴了对方。我们可以举例为证，如把（占婆的仪式舞蹈）起源于马来半岛吉兰丹的马来戏剧（占婆的风筝仪式）与马来半岛东海岸的（风筝舞）类似等。此外，如果对古典文学感兴趣的话，人们首先会注意到现今占婆人的六部伟大史诗：《帕狄克和帕拉克传》、《因拉史立比干》、《大林沙》（Dalim．Sak）、《云玛路传》、《因拉帕特拉》（InraPatra）和《德瓦玛努传》。在这六部占婆的代表作中，无疑和两部马来史诗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部史诗是I＇tkayetInraPatra和I＇AkayetDowaMan，它们分别改编自马来同名史诗《因特拉布特拉传》和《第瓦满都传》。

在宗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马来世界对占婆社会的深刻影响。15世纪之前，占婆是一个梵语文化的印度教王国。1471年以后，这个国度忘却了自己的历史基点，将自然观、君主制理念以及源于本土的、不再从属于其他外来文明范畴的社会等级观念作为信仰基础。从17世纪开始，马来人带来的一些穆斯林文化因素又加入到这个基础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占婆文学把伊斯兰教植入占婆的现象，被视为马来文化而非阿拉伯文化的植入，或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种马来化而非伊斯兰教化的现象。

马来人和占婆居民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联系解释了他们对后者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得益于马来语在几个世纪里曾是南中国海通用语的事实。这些联系和影响在占婆人那里更为深远，因为占婆方言和马来方言同属于南岛语族的大家庭，两者非常相近。

尽管有着这些紧密的联系，有关占婆和马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历史仍然是一个崭新的话题，这引领刘志强博士进行了题为《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的研究。无论从内容还是资料翔实度来说，这部作品都堪称优秀。作品的出版能够部分更新我们对占婆和马来群岛之间历史和文化关系的认识，填补了目前中国国内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刘志强博士专门从事东南亚历史文化的研究，他是中国人文科学专家中唯一一位既能读懂用占婆文记录的文献，又通晓现代越南语的学者。他是一位能力出众的研究者，参与了我承担的“马来世界一印度支那世界”科研项目中的多项占婆研究课题，也是我主编的科学杂志《占婆研究》国际编委委员之一。

我赞赏刘志强博士坚持不懈的精神和他的研究方法。从他作品的内容，从他所使用文献的丰富性和文献来源的多元性，我们可以判断，刘志强博士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是一项崭新的研究，历史学家们将成为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我遁入学术之门，纯属偶然，且资质不高，全赖勤以补拙。十年间在学界拜师结友，奔走在大江南北，海陆东西，印迹于小街漏巷，沃野村溪。忙忙碌碌，碌碌茫茫。

回顾往昔，反思自己学术的经历，我发现自己提高的更多是学术技能，而忽视了学术修身，这可能也是当前我们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通病。2011年7月，我博士毕业，得闲暇抽静，开始琢磨四书五经诸书精要，真如朱子所说，为学譬如熬肉，先需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我觉得自己的学问现在是要慢火温的时候了。

《大学》第一章说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我把这段话中的“格物”看成学术，学术的目的之一是“致知”，但“致知”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意诚”，“意诚”又需“心正”，“心正”方能修身。这是我所理解的学术修身。

追溯我这本小书成书的经历，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但自认为“意诚”与“心正”贯穿其中。2006年，在我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偶读到北大外国语学院张玉安、裴晓睿两位教授著作中有关占婆罗摩故事的内容，这一段内容引起我的注意。2006年，我决定报考北大博士研究生。我本科是越南语专业，又曾留学越南，自然想拜在梁志明教授或赵玉兰教授门下，因两位教授都通晓越南语，并都曾留学于越南。惜二位教授因年龄原因已不能再招收博士生。2007年9月，蒙梁敏和教授破格收为门徒，专治东南亚文化，圆了我梦寐以求的“燕园梦”。

导师梁敏和教授专攻印度尼西亚语言与文化，与我原来越南历史文化的学术根基较难融合。虽同属东南亚研究领域，但所谓“隔行如隔山”，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难免于少许尴尬。如何让自己能够在导师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有所建树，是让我“辗转反侧”了许久的问题。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学习印尼语，在导师的亲自授课下，我和史阳、黄轶两位学长一起学习了半年的印尼一马来语。在课程之余，我沉浸于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各个阅览室，且最热衷于搜集各种汉文古籍记载的东南亚史料。2008年，我无意在国家图书馆看到一本明代的《满刺加馆译语》（即明代用汉语相似语音记录的马来语），由于我通晓印尼一马来语，很快判断出这不像马来语，经过考证，我发现原来是占婆语。在明代的记录词汇中，马来语和占婆语存在较多相似性，这一发现刺激了我继续往下研究的心理。于是我“抛砖引玉”，2008年，把这一发现公布于在河内举办的“越南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巧的是此次会议有两位马来西亚的学者听取了我的学术报告，并告诉我马来西亚研究占婆的情况，于是我开始接触马来西亚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在逗留越南期间，我独自去了岘港占婆博物馆、会安和占婆遗迹美山进行调研，调研收货颇丰，意外之中得到了很多资料和信息。

2009年初，我有幸获得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的邀请，赴厦门大学访学，研究越南古代科举。在厦门大学学习期间，我得以搜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大部分有关占婆的中西方资料。2009年下半年，我有幸拜在法国远东学院占族学者蒲达玛（PoDharma）门下。那时蒲教授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他说，我与他有幸结缘，看我又是一个很想学习的书生，遂决心倾其一生所学，传之于我。2009年10月，我有幸赴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参加“占婆与印度支那半岛的历史文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进入占婆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会议结束后，我留在了吉隆坡，跟随蒲教授和在马来西亚的占人学习占婆语言文字，其中苦乐自知。2010年下半年，我再次赴吉隆坡学习和调研。此行收获不少，我对于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历史文化关系认识，开始获得蒲教授的认可。2011年6月，我通过了北大博士论文答辩，顺利毕业。

我跟蒲达玛相识，也出于有缘。2009年，蒲达玛在法国读到我一篇关于占婆的文章，遂发邮件决定赴北大与我和我的导师们见面。记得他当时告诉我将于某月某日早上6点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因为这是蒲教授第一次来中国，我自然答应去接他。于是我早上4点起床，赶往首都机场。但蒲教授的飞机晚点4个小时，10点才到。其间又无法联系，我接到他时，他说，其实我没有必要等那么久，若有急事，他会直接联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我说：“中国有位圣人说：‘与国人交，止于信。”’在北京逗留期间，我开始接触占婆历史文化的前沿知识。蒲达玛见我好学，在即将离开北京时表示，若我肯学，他将毫无保留。这让我深感厚重。

本书可以说是我步入学术界以来第一本较为系统的著作。自提笔撰写至付稿成书，前后经历了六年时间，这也是学术精力最充沛的人生阶段。有些人，有些事，有必要重新勾起，算是对本书成书过程的回忆，也可以说是对自己学术历程的总结。

季羡林先生的人文精神对我影响较大。先生是东语系首位主任，而我的导师梁敏和教授是东语系末任主任，我总觉得要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为将来纪念我在东语系求学的几年光阴。因季先生为目前国内学界唯一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于是我想到了学习“死文字”占婆文，向季先生致敬。其实我内心深处一直想亲眼仰望一下先生，哪怕只是远远的，静静地，踮着脚尖仰望。但自2007年直至2009年季先生去世，这一奢望一直未能如愿。那自然是我与季先生无缘之故，但越是没见过，越激发我向他学习的动力。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我也成为国内学界唯一一位通晓占婆文的读书人，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于向东教授曾多次在学术会议上称占婆文在东南亚研究学界可谓“绝学”，让我愧不敢当。

恩师范宏贵教授对我学术的提携和帮助是我没齿难忘的。我与他的因缘，在我的另外一本小书《中越文化交流史论》中已专门回顾，自不待言。

梁志明教授是对我提携有加的另外一位学术前辈。整理思绪，在我所接触和了解的国内外东南亚研究学界的前辈们，梁志明教授可以说是心系中国东南亚学界，心胸宽广，而且是在退休后不断笔耕的少数学者之一。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悟，是因为恩师范宏贵和粱志明两位教授这一代人经历了诸多历史“运动”之后，仍然能够保持一种与人为善、关心后辈、常思国内东南亚研究发展的心态，这是我忝列“学人”圈子以来所不多见的。

导师梁敏和教授对我的学术成长是有知遇之恩的。他若不愿意收我，我也进不了北大的门。他在学术上对学生的宽松和鼓励政策让我得以“敢想敢做”。

赵玉兰教授对我的学术成长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她在视力不佳的情况下，为我修改了本书的第一稿。此外，她是我研究越南古典文学的引路人，2012年我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19世纪越南古典文学研究”获批立项，这是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小语种创办50年来第一个国家级项目。我倍感欣慰之余，更念诸师授业之恩。

我与张玉安教授结缘于2006年。正是他和裴晓睿教授的《印度的罗摩故事与东南亚文学》一书中关于占婆罗摩故事的内容成了此书发凡之源。多年来，张玉安教授与我可谓亦师亦友，深得其言传身教。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刘海峰教授的治学精神对我这几年的学术影响也很大。我认为，他是大陆中年学者中，能够坚守传统治学精神的代表。刘海峰教授由于在学界首创“科举学”，2005年，他与季羡林等11位文化名人被新浪网评为年度文化人物。他32岁被评为教授，34岁被评为博导，是中国人文学科最年轻的教授、博导之一。其著作《科举学导论》、《中国科举文化》分别获得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目前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级别奖项）一等奖，是全国蝉联一等奖的三位学者之一。

我有幸拜在刘海峰教授门下，也完全出于偶然。由于读博期间经济拮据，抓襟见肘，我不得不卖书度日。2008年，我在全球最大的中文旧书网——孔夫子旧书网开了一个小店“东南亚研究书店”，把暂时不需要的旧书在网上售卖。2008年下半年，本店小书《越南科举教育》被人点击购买，我在邮寄这本书时，上网搜索了一下收件人，发现买家乃研究科举学之大学者。当时我正好撰有《明代的交5止进士》一文，遂寄予他雅正。刘海峰教授对越南科举也颇感兴趣，2009年，我申请的教育部研究生访学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项目获批，在访学导师刘海峰门下研究越南阮朝科举。2009年3月至7月，我在厦门大学接受熏陶。

如果说经历过晚清至民国、新中国这一辈大师们的学问层次是我这一辈年轻学者此生遥不可及的话，以刘海峰教授为代表的具有“77级”背景的中年学者则可以作为我的标杆。刘海峰教授对我的影响是比较深的。首先是他的文笔，演讲才气，感悟较深的是他的一篇《学术之美，一头雾水》的学术散文，对我近年来的学术行文有较大的启发。其次是他的文人风骨。为专攻学术，他曾经放弃副厅级的纯行政工作职位，这让我钦佩不已。试问今日中国，能做到者有几？

法国远东学院的占人教授蒲达玛（PODharma）是我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最关键的导师。法国远东学院（EFEO）成立于1900年，1902年设总部于河内，是法国专门研究东南亚、南亚和东亚文明的国家机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文献学等。在传统人文研究领域，具有百年传统历史的法国远东学院的东南亚研究，可以说是最权威的。近代以来为中国学界熟知的汉学家沙畹、伯希和、马伯乐均出自法国远东学院，被称为新中国东南亚研究学界的“北大三杰”之一的著名翻译家冯承钧诸君都与法国远东学院具有渊源关系。法国远东学院东南亚研究学者的一个明显特点是通晓多门语言文字，以业师蒲达玛为例，他精通英、法、印尼、马来、越南、柬埔寨、占婆、梵诸语言文字，且都能用之流利发言和撰写文章。我深感惊讶与佩服之余，也下决心掌握多重语言工具，用以研究。在法国远东学院吉隆坡中心学习期间，我与他经常夜半起谈，除论及学术以外，也涉及其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反思我作为越南语抑或“小语种”出身的专业背景，多年以来，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或是网子太小，学科平台较低，我们大都疲于学术，乏于自信。诚然，这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问题，但我们每个人是否应多少担负起改变这一状况的历史责任？

除上文提及外，我还得到以下老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与帮助，鼓励与鞭策。他们是：北京大学黄敏中教授、陈炎教授、颜保教授、王邦维教授、裴晓睿教授、李谋教授、姜永仁教授、薄文泽教授、李政教授、王彦副教授、吴杰伟副教授、史阳副教授、成蔓雪副教授、夏露副教授、黄轶、张哲，郑州大学戴可来教授、于向东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国强教授、潘金娥教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钟智翔教授、孙衍峰教授，厦门大学李一平教授，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周大鸣教授、牛军凯副教授，暨南大学张明亮副教授、陈文副教授，台湾朝阳科技大学耿慧玲教授，云南大学贺圣达教授、李晨阳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孙来臣博士，香港岭南大学韩孝荣博士，广西师范大学陈国保博士，越南社会人文大学陈智睿教授＋法国科学研究中心苏尔梦（Salmon）教授，广西民族大学钟海青教授、谢尚果教授、袁鼎生教授、吴尽昭教授、万辅彬教授、黄秀莲教授、周建新教授、王柏中教授、唐晓涛教授、郑一省教授、滕兰花教授、秦红增教授、黄兴球教授、周彦教授、周洁副教授、覃修桂教授、梁远教授、黎巧萍副教授、岑新明副教授、唐秀珍副教授、潘克建副教授、梁茂华博士、李颖听老师，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黄铮教授、古小松教授、农立夫副研究员、马金案副研究员、罗梅副研究员，马来西亚的Karim老师、BaoThiHoa、siti、KuBoonDar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孙鹤云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聂槟副教授、黄慧博士，湘潭大学的周骅博士，日本早稻田大学陈文寿（TranVanrho）教授，越南史学大家潘辉梨（PhanHuvk）教授，语言学大家阮才谨教授。

诸位经常与我一起交流的研究生也让我常常得以启发，他们是：余云、毛玉文、彭茜、何娟、莫明星、刘婷婷、陈新兵、庾茜颖、唐敏莉。

我认为，“家齐”方能“立言”，才能做好学问。感谢父母、岳父母大人，贤内艳凌并小儿儒熹对我多年来的支持。

最后，还要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王莉莉、尤雅对本书出版所做的努力表示真诚的谢意！

却笑刘朗新出洞，临风轻把玉书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