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萨偶然想到一个问题：那位在《中国海军》杂志上撰文探讨制止日本渔船偷渔问题的“寿生”是何许人也？一查之下的确吓了一大跳。
寿生，真名郭寿生，1916年考入烟台海军学校，当时担任上海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新闻处上校专员，专职负责新闻编译工作，曾担任《海军月刊》社社长。他给《中国海军》撰稿，应该是颇给该刊面子的一件事情，也显示了他在海权方面深刻的认识。
然而，这位“寿生”还有一个身份——中共地下党员，而且资格老得吓人。郭寿生1923年经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山舰事件中那位共产党籍海军局局长李之龙的同学。他在海军中干得最有声有色的事情并不是办杂志和写文章，而是策反——1949年4月，他策反了青岛海校同学、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使其率部起义，这次起义的25艘舰艇，1200名官兵成为人民海军创始阶段的奠基力量之一。
言归正传，国民党海军在追杀日本偷渔船时比较“野蛮”，因为他们真敢开火，而且一开火就往死里打，不怕把事情闹大。
或者说，干脆希望把事情闹大才好。
1948年初，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中国抗议日本渔船偷渔一事做出回应，称空口无凭，查无实据，故此无法对日方进行处罚。这一轻描淡写的回答让中国方面颇感不满，成为中方想把事情闹大的重要原因——你麦帅不是觉得偷几筐鱼不值得大惊小怪吗？那抓几艘日本船你总该知道我们是认真的吧？
恰好，此时的中国海军正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人事变动——由于原海军部长陈绍宽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而且抗战中海军基本被打光，所以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便裁撤海军部，用自己的得意门生、陆军出身的桂永清出任海军总司令。这一变革中，从清末便掌握中国海军的闽系军人开始渐渐离开自己的舞台。
这肯定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桂永清的压力也很大，尤其是一个陆军将领如何在海军中立威，显然是个大问题。
日本渔船偷渔事件对这位外号“睡虎”的将军来说，简直是瞌睡送上枕头来。何况桂永清还曾经带教导总队打过南京会战，损失惨重，其对日本人的感情可想而知。
根据郭寿生所记，针对此事桂永清下令“沿海海军如再发现日本渔轮侵入我渔区时，即行拿捕”。
国军一向不像共军那样令行禁止，几乎没有哪条命令贯彻到基层不走样的。于是，桂总司令这个“拿捕”的命令，到执行的时候烈度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在文章开头描述的那一幕，便是国民党海军追杀日本偷渔船的一次交火。《上海渔业志》记载，引发此事的是上海渔管处所属的“渔皖”号渔轮，1948年5月26日，该船在佘山附近又发现四艘日本渔轮正在偷渔，于是向在上海的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部报告。海军方面核实属实之后，当即派出“中建”号坦克登陆舰前往处理。
“中建”号是美国在青岛移交给中国的第一批LST型坦克登陆舰之一，接舰官兵的体会是该舰设备先进，生活条件尤其优越。曾在“中建”号舰上服役的炊事兵范祥麟回忆自己的工作：“不像我国‘捣锅底’，‘淘米洗菜’，只是将冰箱内猪肉取出，用刀子割成一块块，放在电火铁板上烤，其余，面包只要放置在机器刀上，它便自己一片片地削成功……最感辛苦的要算晚上做面包，当别人在甲板上看着玉腿如林、全身曲线的美女跳舞电影，听着悦耳的音乐时，做面包的却在电火炉旁满头流着大汗呢。”
如此生活，但在当时显然会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羡慕。
“中建”号此时刚从南海执行收复西沙群岛任务返回不久，正在修理汽笛烟囱，但仍迅速出航，前去抓捕。
派出“中建”号执行这一任务，一方面是因为其吃水浅但吨位大（满载排水量4080吨），不但不怕日本渔船朝浅水逃，而且一旦抓住日本偷渔船只有足够能力扣押船员拖运船只；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属于美援舰只，设备比较先进，有着较好的通讯、作战和后勤条件。
“中建”号很快发现了目标，由于日本渔轮不听警告试图逃窜，该舰当即开炮拦截，击中一艘日本渔轮，迫使另一艘停船投降。关于这次任务，《上海渔业志》有这样的记载：“‘中建’舰前往缉捕，当即将日轮‘云仙丸22号’扣留，另1艘‘云仙丸21号’企图逃跑，被击沉，船员12人落海被救，连同‘云仙丸22号’船员13人，共俘获25人。”
这样的记载未免不够准确，实际上，“中建”号的炮火直接命中日本渔轮的舰桥，偷渔的两名日本渔民被当场击毙！
桂总司令只让你抓船，没让你打死人嘛。这些无法无天的国民党海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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