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灿玾，山东荣成人，曾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现为山东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国医大师。

张灿玾先生出身于世医之家。自其祖父张士洲先生创“保元堂”始，至其已三世。他任教山东中医学院之前，已在家乡行医十余年。他承继家学，擅内、外、妇、儿各科，屡救患者于危亡，已成一方名医。他关心中医事业发展，曾多次上书献计献策。他重视中医古籍整理，积极倡言建立中医文献研究专门机构；他从事临床、教学，行政和中医文献研究60余年，著有《张灿王甲医论医案纂要》《中医古籍文献学》《黄帝内经文献研究》等专著及《甲乙经校注》等十余部文献整理著作。他喜爱琴石书画、诗词戏曲，且皆有造诣，被人称为“琴棋书画老中医”。

《走近国医大师张灿玾》这本书为我们讲述的主要就是张灿玾先生的从医经历。本书由张灿玾口述，李玉清和张鹤鸣整理。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医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它一下子跌进了深谷，经过艰难地挣扎，它又迅速发展。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纪。《医学人生丛书》选择中医泰斗级人物及在中医药界具有较大影响者，通过他们的口述，从中医角度将那个社会、那个家庭、那个人的画面展现给世人，通过他们的经历，展现中医的发展状况，通过他们的口述，展现他们平凡而又靓丽的人生——这是历史长河中的水滴，但可折射出两个世纪的光彩。《走近国医大师张灿玾》这本书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为我们讲述了国医大师张灿玾的从医经历。

《走近国医大师张灿玾》由张灿玾口述，李玉清和张鹤鸣整理。

1 黄河泰岱，孔孟之乡，齐鲁文化英才备

2 不夜吉国，鱼盐之地，耕读为本百监兴

3 内忧外患，战火频起，国耻家仇匹夫恨

4 幼承庭洲，继业杏林，医事国事两任之

5 组建诊所，后调国营，中西合作仁为本

6 西下灵岩，进修省校，岐黄大业又逢春

7 金陵城下，秦淮河畔，立雪程门游杏林

8 从教泉城，执鞭杏林，中医高校育新人

9 “文革”期间，中西合并，国医再度遇危机

10 受命重任，置身政务，中医学院待复兴

11 落实国策，整理吉籍，翰墨耕耘有余编

12 生生之道，寿寿之方，三指禅机为苍生

13 行程万里，寻访百家，学艺论道会友明

14 文以寻根，医以溯源，华夏文化培仁术

15 书肆寻宝，鸡窗颂经，黄卷青灯度春秋

16 力排众议，继承发扬，为保国医勤上书

17 风月无边，江山多娇，踏遍青山入未老

18 琴石书画，诗词戏曲，遣兴抒怀娱此生

19 知足常乐，能忍自安，颐养身心度永年

20 穷且益坚，老当益壮，伏枥老骥步来程

李玉清：当时您们家都受过些什么灾难？

张老：这时期，谁也无法预料会遇到什么灾难，滕家集鬼子据点侵占后，要把维持会扩大，增加人员为他服务。大概在阴历二三月时，维持会开会，有人提议，可以请下回头张连三《我父亲的”字”)参加。毕文华先生是我小学老师的家兄，和我父亲为至交，是个好人，替我父亲推辞说：听说连三先生病了，不能出门。他晚上偷偷差人送信给我家，我父亲一听，吓得坐卧不安，心想无论如何也不能给日本人办事，于是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躲过这场灾难。他后来和我祖父商量，决定去威海一家经营药材生意的生生堂坐堂行医，以避此难。家人五月份托我小学老师毕逢三先生(他此时也去往威海避难)联系，联系好后(时正当我大妹刚出生不久)，母亲含着眼泪送走我从未离家的父亲。

从此，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康之家，做的是救死扶伤的事业，也不得安宁。当时，我刚刚读完了四年小学，学校老师也不能按时来校，我也只好辍学在家，干些农活。祖父在家，支撑这个家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为乡亲们看病。

李玉清：在日本侵占区，老百姓是怎样进行抗日活动的？

张老：这时民国县府已彻底垮台了，中国共产党从地下转为地上，承担起抗日救亡的责任，成立了县委和各区区委，组成了抗日民主政府，并拉起了一支队伍，唤起民众，组织民兵，和日本强盗进行斗争。这个时期，日伪还有时到各乡扫荡，在阴历七月初二，日伪军去北乡扫荡，归来时，走到离我村约五里的葫芦山处，被埋伏于此处的县大队打了一次伏击。当时正值中午前后，我村村民站在后山上，不仅听到枪声，还看到一些溃散的日伪军，沿公路奔跑。这次战斗将日军村田小队长击毙。老百姓知道后，奔走相告，无不感受到共产党、八路军才是我们的大救星。

时隔不久，就在阴历七月十三日，又有驻滕家据点的日伪军去石岛领供给归来，行至离我村南约10里路的四大媾，被我胶东区东海指挥部独立二营和县大队，在此打了伏击，击毙日伪军5人，活捉4人，还缴获很多武器及战利品。

因平日民兵对敌据点多次袭扰，再加上这两次战斗，滕家据点已难维持，所以日本人于阴历八月十一日自动放弃，荣成腹地敌据点也大都在这段时间撤退，荣成成为解放区。不久，我父亲也从威海回家来了。但从此以后，他身体一直不好，不能继续应诊了。

李玉清：抗战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都进行些什么活动？

张老：从日伪据点撤离后，各村都建起了新的村政权和党支部。不过那时的党支部还是保密的，支部书记的公开身份是民兵指导员，各条街道也有邻间长。另外还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组织，如各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职救会、民兵、自卫团、儿童团。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站岗放哨，动员青年参军参政。我们家的人，也根据每人的身份，参加了各种团体。政府则利用这些团体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提倡自力更生。号召妇女解放，恢复各种教育，如初小、完小、妇女识字班、农民夜校等，真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了，那种抗战的激情，民族的威力，若不是亲临其境，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加以形容，这些都对我的人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李玉清：在这期间，您还参加些什么活动？

张老：这时我正处于少年时代，仅读过4年小学，还是盼望能继续就学。1941年，春节过后，恰好政府正安排在各地恢复学校教育，除恢复各村的小学教育外，计划在每区成立几所完小，也就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教育(这在民国时期是没有的，当时的村小，只能读4年，要读五六年级只能到外地，一般农户是读不起的)。我区共建四所，恰好有一所就安在我村。这时我虽已辍学一年，但还是考试合格被录取。过了春节后不久开了学，同学到齐有80多人。我发现有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年龄差异较大，年长的有十八九岁，年幼的才十二三岁：另一个是有十多个女同学。我们的校长叫曲学增，老师叫陈建声。开学后，我又发现，这次的师生关系和我上小学时大不一样，校长和老师对学生都十分亲热；另一现象是没有教材，“语文”课就抄些报刊文章来讲，“算术”就是临时出题来学习、演算，还有什么“社会”、“地理”、”历史”等课程。教师不够，还请小学的几位老师来带过。有毕春盛、姜锡鹤、王钦光等先生。那时候的校长和老师都是公派，调动也频繁。开学不到一个学期，校长换了王伯谦先生，教师换了栾汝德和姚来福先生。特别在曲学增校长调走时，全体同学都哭了，校长和我们辞别时也哭了，最后同学们摆队相送，哭泣声仍不绝于耳。送到村头，校长叫学生住下，又指挥我们唱了一首歌后，大家挥泪相别，可见那时的师生之情有多么深厚。曲校长音乐很棒，那时唱歌的机会很多，他亲自教学生唱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歌咏队，我还是全校唱歌的领队。他也常讲他在文登县”乡村第七师范”(简称”七乡师”)学习的情况，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文登七乡师”已是共产党地下活动基地，谷牧副总理曾在那里任过支部书记，曲校长在该校学习时，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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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少逢国难，社稷蒙尘，1937年，入小学二年级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半壁河山，被倭寇侵占。至1940年，读完4年小学，目方识丁。毕业后，不得不再度辍学，此后又两次患病(胃病与膝病)，报国无能，乃继承庭训，悬壶乡里，置身于卫生战线，服务于家乡父老，以尽匹夫之责。身当战乱时期，遗我国仇家恨。八十年来未曾或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杏林大业复兴，岐黄遗术再振。1958年，蒙政府不弃，得就读于金陵。翌年秋，调来省城，执鞭杏坛，不觉岁月荏苒，春秋虚度，昔日青丝，今朝白首矣。在济五十余年，生当八十余载。每感人生之甘苦，或忆往事之浮沉。犹不免感慨系之，思绪由之，诚可谓大道未闻身先老矣。每念及此，自当是身心相许，至其成败利钝，亦有踪迹可寻，吾何敢言是。

吾家从事此业自祖父始，至吾继承祖训已三世矣。回念百年沧桑，中华文化开创之杏林瑰宝，却屡经沉浮，时有所谓“科学名人”，横加指责，甚欲消灭之而后快，似此等蔑视我民族文化之言行，实是令人费解，然而党和政府对待中医的政策，历来是明确的，并倍加保护与支持，特别是2009年，国务院国发【2009】22号文件，进一步阐明了党和政府对中医事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此后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同志，亦相继发表了重要讲话，重申了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指明了中医事业发展的方向。

面对杏林大业又一个春天的到来，吾虽已届耄耋之年，亦难禁欢快之情，去岁有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罗海鹰同志，为完成该社《医学人生丛书·走近国医大师》，特造访寒舍，邀我将数十年之人生道路、社会经历、执业所得等，传于后辈，裨益苍生。吾闻此意后，不禁惶惶然不安，诚恐言有不当，贻笑方家。

张灿玾何许人也，虽承继于祖训，亦仅杏林之一丁耳。况吾生也鲁，学也浅，枉生于齐鲁之邦，复违乎先贤之命，寄居省府，执鞭杏坛，大道未悟，白发苍颜。涉足虽广，而为学也难精，其如是乎。思之再三，勉为从命，遂将数十年之经历，略述行踪；学有所获，聊表浅见。由贤契李玉清及长孙张鹤鸣笔而录之，或有未当，我之误也，亦或可以我之误而发思于他人之不误，于愿足矣，切望同道诸君，有以教焉。

辛卯新正齐东野老张灿坪谨识

20f1年2月于山左历下琴石书屋

2009年12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罗海鹰、包艳燕两位编辑来济南，专程拜访先生，特邀他参加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策划的中医泰斗级人物的访谈录。2010年春，山东中医药大学专门为先生创建“国医大师”工作室，工作室成员中有我及张鹤鸣(先生的孙子)。张鹤鸣既是先生的生活助理，也是学术传承人之一，因此，先生嘱我及张鹤鸣共同参与此书的整理和编撰。

访谈的工作主要利用2010年暑假时间完成。7月至8月，室外或是骄阳似火，或是阴云密布，或是暴雨敲窗，或是清风徐来，先生将他八十余年的人生经历与我们娓娓道来，我们随着他的讲述，或是喜悦，或是悲伤，或是感叹，心情因他的人生经历而跌宕起伏，似是穿越了一次时空，又回到了他经历的年代。时至今日，这些历史犹如电影片断闪回到我的眼前，从先生的口述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变迁、中医地位的起伏。

初识先生，惊异于他的博学与才华横溢。稍后才知，先生少逢国难，仅受过六年小学教育，跟父亲读过半部《论语》，能成长为一位博学的大师是得益于他的勤奋与好学。他自少年时起，就养成了喜读书的习惯，每日读书到夜半。由喜读书，进而喜购书，善藏书。他把读书当成他生平第一需要，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贫贱读之以当友，寂寞读之以当琴，“箪瓢陋室犹无怨，黄卷青灯足可安”。他的藏书约有六千种左右，凡是见过的人，都会为之震撼。他的博学，就是读书读来的。

跟随先生近二十年，每每被先生对中医事业的执著精神所感动。六十余岁时，大部分老人在享受退休生活，他却过着苦行僧式的日子，埋头著述，先后撰写了中医文献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古籍文献学》、汇集了他五十余年学习研究《内经》成果的著作《黄帝内经文献研究》。文献研究之余，还免费为百姓看病。八十余岁时，他身患多种疾病，仍笔耕不辍，将行医的医案《国医大师张灿壬甲临床经验实录》整理出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先生对事业追求的写照。

本书的整理要感谢先生的指导。他虽已八十多岁的高龄，但还亲自拟定了专访提纲。初稿由我与张鹤鸣完成后，先生又在结构上与文字上作了很大的调整，并亲自审阅，以防某些事实叙述不清或不准。最后，我要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罗海鹰、包艳燕二位编辑表示感谢。在此多谢她们的关怀和督促。

我们学识有限，文字不当之处，恳请各位大雅宏达指正。

受业李玉清张鹤鸣拜撰

2011年2月11日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