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远游归国的法律学者，《北大三题》作者齐海滨以独特的人文视角回顾自己学术人生的经历，有对患难战友、学术朋友的怀念，有对北大老师、同学的追忆，更有对心目中北大精神的唤醒。作者笔触畅达、凝练，怀想深邃，夹着中西文化交融的火花碰撞感，令人读来既激昂又难以忘却。

《北大三题》是一本散文随笔集，作者齐海滨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大三题》共收录了作者三十年来的文章十三篇，其中包含《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空音》、《黄桷树根深叶茂》和《我的北大，我的沈老师》四篇悼亡之作。虽书名为“北大三题”，但书中篇章大多数主题或主要内容都与北大相关。

1 鄱阳湖畔小松岗

 ——记我与外法史年会的一番因缘

2 我的北大，我的沈老师

3 一个篱笆三个桩

 ——应北大法律系78级博客征文而作

4 空音

 ——纪念那些远行的朋友

 一、断瑶琴

 二、生活在光里

 三、这代人完蛋了

 四、长歌唱罢风入松

 五、青气抱与金情怀

 六、理性度盘

 七、君子以自强不息

 八、丧钟为谁而鸣

 九、BRILLIANCE CHINA

 十、会思想的芦苇

 十一、愿轻举而远游

 十二、魂魄见中华

 十三、我只信我自己

5 黄桷树根深叶茂

 ——忆我和几位已故师长的过往

 一、一船朗月下瞿塘

 二、心泉烛泪俱干时

 三、我有变徵歌

 四、精神的魅力

 五、人间忧乐此心同

 六、山松非比闲花草

 七、落日照桑榆

6 Hi，Girls，Lets Go!

 ——为北大法律系86级2班同学20年

聚会而作

7 Reunion

 ——写于毕业20周年

8 Proclaim Liberty

 ——为沈宗灵老师执教50周年而作

9 寻找童年

 ——记一次旅行

10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纪念一位朋友

11 张文显二三事

12 红叶隔年

13 我们为母校留下什么

 ——致北大77、78级全体同学

跋

1 鄱阳湖畔小松岗

——记我与外法史年会的一番因缘

差不多三个月前，也就是2011年10月下旬，在海口举行的全国外国法制史第24届年会的闭幕式上，会长何勤华教授向与会者郑重发出征文邀请。外法史学会成立于1982年，很快就是它的而立之年了。学会的30周年纪念事项中，计划出版两本文集：一本是论文集，一本是散文集。我当时就和邻座的刘艺工教授说，我倒是可以写一篇。艺工立表赞同，说他也考虑写。接下来在上海参加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年会，见到主持统稿的李秀清教授又说起这件事。秀清恳切地说，齐老师你一定要写的。于是在从上海回武汉的火车上，我就在心里大概钩稽了一下，觉得确实有一些可以写的东西，打算回去后尽快完成。

然而后来一连串的琐事使我顾不上这件事了。其中一件最要紧的事情，是办理社保手续。我自2006年底回国在华中科技大学教书已有5年，一直是签订特聘合同，不属学校人事编制。年内我被北大人事处档案室告知，北大方面已经在一年多前把我以及类似情况其他教师的人事档案移交给劳动人事部的人才中心，而劳动人事部前时发通知说，补交养老保险的手续截至2011年底，我的户口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又进一步规定截止期提前两周。我是1969年下乡到北大荒农场，1989年出国，两年半后接到北大的一纸通知。这样我的档案工龄是22年半，需要补交1992年以后的养老保险，这样退休后才有所保障。我在武汉工作，户口仍在北京，办理这些手续不但两地数次往返多有麻烦，还要急急忙忙筹措一大笔钱。所以一直到年底前，除了日常工作以外我基本上都在操心这件事，而到了年底我与华科的合同也期满了。网上有好事者用旭日阳刚的著名表演将汪峰作品做了戏仿：“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你把我放在，那新闻联播里。”看到这样的段子，心有戚戚焉。我当然不想到了那一天被这样放在新闻联播里。不过我也知道，经过廿余年山水流转，我和农民工实际上只是工种不同，身份已差不太多。

可想而知，这样一番折腾下来，就很难有情绪来勉强写什么纪念文字了。转眼到了寒假，看看邮箱里关于截稿日期的邮件，又觉得不写也不好。毕竟，当初是想写的，是有感而发的；又毕竟，回国5年来与外法史年会结下的一番因缘，对于我确乎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于是就给秀清打电话，询问可否宽限一下，得到秀清厚待，这才重新开始整理那些被社保、合同等等消解于无形的情绪，希望能写出一篇差可对得起初衷的纪念文字。

说到我与外法史年会的结缘，首先应该感谢我在华科的同事李红海教授。那是在2007年10月中旬的一天，红海在学院门口见到我，热情邀我和他一起参加下旬在江西南昌召开的第20届全国外法史年会。那次会议的承办方是江西财经大学。红海邀我同去自有他的考虑，他想在会上争取把下一届年会拉到华科举办，因此希望我能帮他做一下何勤华、贺卫方和高鸿钧这几位正副会长的工、作。我对红海的邀请颇有沉吟。我那时正在给研究生上比较法总论这门课，而据说国内不少院校原来教《外国法制史》一课的老师，都已经把课程改称为《比较法》了，所以我去开会也不能说是师出无名。不过我那时刚从浙大开会回来不久，在长三角跑了一大圈之后，身体有些疲劳，不想出门了。红海鼓动说，齐老师你回国后还没见到这些人吧？这是个好机会，南昌离武汉又不远，你也不需要提交论文，就当去看看老朋友吧。看我有些心动，红海又趁热打铁说，外法史年会一直都有会后考察的传统，这次是去庐山。

就是这最后一句话，如同电光石火在我脑中猛地闪射了一下，也如同废弛已久的古琴被怦然拨动，音尘四散。

P1-3

暑假前交稿的时候，王兰萍编辑向我建议，选书中的后两篇之一作代序，另外再写一个跋。那两篇文章一是《红叶隔年》，一是“建像倡议书”。我觉得，两文皆已事过境迁，收入文集立此存照就行了，代序可能不大合宜。王编辑予以首肯，于是此书就没有序了。无序而有跋，我不知道是否合于体例，不过的确是有些话需要向读者说一下，也只能写在跋里。

第一个要说明的，是关于成书的原委。我在去年秋天参加外法史年会时，有幸结识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王兰萍。今年2月我的导师沈宗灵先生去世后，我隔海赶写了那篇悼念长文，经赵晓力发在悼念网站上。晓力同时也发在了有更多读者的法学创新网上，王编辑看到了，约我在回北京时见面一谈。她说正在筹划一个题为“法律人生”的系列随笔丛书，每本篇幅16万字左右，动员我加入。

我非常感谢王编辑的厚意。但是由于我多年来一直没有出书的打算，所以很踌躇。王编辑坚执不弃，以各种理由努力动员说服。盛情难却之下，我同意了，因为我无法不承认，商务馆这套丛书的构想和我的既有之作确实很搭(这是法律出版社编辑高山后来的评语)；而且我心里大略钩稽评估了一下，发现这些年因缘际会写下的一些散文随笔类文字，差不多就是16万字，也真算是机缘巧合。于是就报了文章篇目，签了出版合同。

既有合同在身，5月间课程结束以后，我开始录入和整理旧作。我在五年前刚回国工作时，因为连续得知一些师长和朋友故去的消息，曾经动笔写悼念文章，但写了开头以后却又因故拖了下来。这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未了之念，我想借助这次出版的压力完成。于是有了《空音》与《黄桷树根深叶茂》两文，由于纪念的故人多，篇幅就都很长。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些朋友和师长没有来得及写到，比如王燕斌和查海生，还有北大的一些老师。由于全书篇幅所限，也就相应地撤掉了原来的一些人选篇目。谨此成书之际，我必须对商务馆和王编辑表达特殊的感谢。一点不夸张地说，没有王编辑的努力，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本书；对于此书，编辑所起的作用远甚于作者。

第二个要说明的，是关于所收的各篇文章。我其实是一个很少动笔的人，不被逼到头上就不写。其实我从小是有写作习惯的，直到当兵头两年都坚持写日记和读书笔记。记得刚当兵时，有一天训练完后，我发现几个战友把我藏在床下的日记本搜出来，津津有味地翻看，还评论说“比字书还好看。”——因为被我制止时，他们还只看到我当兵前在黑龙江下乡时候的日记。回想起来，我之所以后来不怎么写东西．应该和我在《篱笆》一文记述的那一次思想事故有关。从那以后，我更多地选择以旧体诗词作为表达方式。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文革时期的压制环境下，旧体诗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体裁，表达沉郁隐晦，至少篇章短小便于随身，从而减少文字狱的风险；二是我惯于游历，诗词显然比文章更适合旅行，多年以来，我的诗词作品绝大部分是在旅途中产生的。而有了诗词作为情志表达和人生记录，也就愈发懒得写文章。习惯在年轻时既已养成，以后便很难改了。

因此，30年来我多少还能积有一点东西以待这次被王编辑成功发掘，都是各有特殊因缘的。这些写作因缘，有一些在各篇文章的附言中说明了。从正文和附言中可以得知，多数文章是命题或强力约稿之作，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性质。清点目录，本书十三篇文章中，属于主动性质的有六篇，是少数。而在这六篇中，却有四篇是悼亡之作，分别是《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空音》、《黄桷树根深叶茂》和《我的北大，我的沈老师》；另外两篇是《红叶隔年》和《寻找童年》，属于特定情境下被强烈激发出来的怀旧之作。十三篇文章中，多数也以不同形式发表过，见诸者或文集、或报刊、或网站；未曾发表过的只有四篇，分别是《玫瑰》、《空音》、《黄桷树》和《寻找童年》。《玫瑰》一文本拟投给巴哈伊刊物《曙光》，因其停刊而未果。《寻找童年》之所以没有发表，是因为我当时不认为能有适合的报刊。至于《空音》和《黄桷树》，本来就是在此书的出版压力下才得以完成。

第三个要说明的，是关于书名。“法律人生”是编者为丛书所设定的极好主题，我甚至都有些奇怪这么多年何以一直没有人用过这样的选题。至于本书副题，我向编辑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北大三题》，一是《远游》。两题都有来历。后者出自《楚辞·远游》，我在《空音》一文中曾有引述。前者背景复杂一点，是我分别于1998、2002和2006年应约写的关于当年在北大的老师、同学和学生的anniversary纪念文章，各有英文标题，正好构成一个相关系列，我后来将之合为《北大三题》。2007年我受聘华科之初，“华中大法律网”的负责人饶传平看到以后，加了编者按语拟发在网站上，我考虑后还是搁置了。今年2月沈老师去世后，晓力等人建了一个悼念网站，把《受教燕园》放了上去，我看到后，商请晓力换为完整的《北大三题》，传平随后也将之转载到华中大法律网。

我希望以《远游》作书名，因为我觉得与内容更贴切。编辑则选用《北大三题》。我解释说，因为书中还有其他文章涉及北大，比如《我的北大，我的沈老师》，那样就不是三题，而至少四题了。不过我后来还是接受了编辑的决定。理由是，全书十三篇文章中确实大多数主题或主要内容都与北大相关，有些甚至就是当时在北大所写的。与北大无关的只有三篇，是《玫瑰》、《寻找童年》和《鄱阳湖畔小松岗》，而且即便这三篇，文中也都提到了北大。所以这样想来，编辑的坚持也是其来有自。尽管我还是认为，就题旨而言，《远游》更发乎作者内心。

此书文稿承蒙我的北大同学刘歌和校友高山、邓郎、王培、马伯强以及华科同事饶传平、杨昂惠阅或评论。我的学生徐浩、邓龙阔、曹健雄、刘彬彬提供了部分的文字输入和校对等帮助。值此本书付梓之际，我也要向他们表示感谢。当然，应致以感谢者还包括我的妻子晓宁和友人吴冬娜、高健、陈妙芬等，她们于本书也各有推助。

是为跋。

2012年7月25日于大西洋侧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