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殇：晚清民国 十六城记》谈论了安庆、马尾、天津、香港、澳门、哈尔滨、长沙、上海、北京、南通、杭州、汉口、北碚、天水、南宁、康定等诸多城市。它们是现代中国演变的缩影，更与一小群杰出人物的努力相关。张泉沉醉于这些灿烂却往往短命的英雄和他们的理念。这些故事也映射出他这些年的努力方向——如何重新恢复记忆。现代中国饱受失忆之痛，每一代人似乎都在一片废墟上重新生长，它既容易令人陷入无根之痛，缺乏足够的精神与智力资源；又可能引发盲目的骄傲，以为自己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

本书由著名汉学家舒衡哲、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作序推荐。

晚清民国，神州陆沉。国人意识中的“天下”，已经从九州、五湖、四海，变成张之洞的“亚欧”、袁世凯的“东西两洋，欧亚两洲”、梁启超的“环球”乃至胡适的“绕太阳的地球”。按照传统逻辑，当人们在现世找不到出路，往往会从上古的案例中寻求启迪。晚清以降，这一逻辑却被无情颠覆——从向过去寻找答案，到向外界寻找答案；从反求诸己，到问道于人——从中心滑向边缘的过程，最终摧毁了帝国，却造就了城市。

变局来临之际，城市首当其冲。由长安、洛阳、汴梁、杭州、金陵、北京历经千年构架起来的城市参照系统，终究土崩瓦解；由班固、张衡、左思和张择瑞、仇英、徐扬们用歌赋与笔画为中国的传奇都会编织起来的绵密意象，同样不堪一击。与此同时，国人以城市想象为支点，从市政、民主、金融、失业、军事、文化、宗教等角度所做的诸多探索，却撬动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在关于晚清民国的历史叙事中，城市的意义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城殇：晚清民国 十六城记》富于独创性地从城市群视野出发，全面寻找它们在历史中的基因突变，藉此考察现代中国的历程。安庆、马尾、天津、香港、澳门、哈尔滨、长沙、上海、北京、南通、杭州、汉口、北碚、天水南宁、康定……它们曾是现代中国的起源，终究化为理想年代的尘埃。

《城殇：晚清民国 十六城记》由张泉编写。

前言 城市想象与现代中国

第一章 将军令

 安庆：昙花摧城

 马尾：向海而生

 天津：复兴的幻象

第二章 水月?镜花

 香港：劫墨重生

 澳门：上帝与谁同在

 哈尔滨：永夜的极光

第三章 风暴之眼

 长沙：岁在庚戌

 上海：暗战四马路

 北京：游园·惊梦

第四章 专家治国

 南通：千里涉江

 杭州：破茧之城

 汉口：民主的边缘

第五章 枪炮与矩尺

 北碚：“赛先生”的救赎

 天水：死水微澜

 南宁：梦断德邻路

 康定：孔子与佛陀

结语 失控的摇篮

跋 那些旅行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将军令

打狗港像一朵张开巨蕊的花瓣，把铁轨和火车次第吞进深海。泛滥着腥味的洋流旋即重归平静，一如既往的幽暗、冷漠、心事重重。这些生锈的机车，瘢痕累累的铁轨，都来自海峡彼岸。从上海到高雄，千里迢迢的跨海之路，持续数年的外交风波、权力倾轧，终于尘埃

落定。只不过，旅程的终点是沉没，而不是重生。

这是可以预期的结局。

风波起自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强行修建的淞沪铁路通车，在上海引起轰动。铁轨两边的中国民众“立如堵墙”，但他们最初的好奇心很快就被恐惧与愤怒淹没。南洋大臣沈葆桢和上海道台冯光认为此举侵犯了中国主权，冯光甚至威胁英国人，如果火车继续开下去，将不惜卧轨自杀。

不久，冯光的预言就兑现了。一名中国士兵被飞驰的火车轧死，这起命案很快升级为外交事件。远在直隶的李鸿章被迫介入。

谈判桌上，两国外交官还在进行着漫无边际的交涉，危机已经伴随着谣言，疾速升温、失控。

停开的淞沪铁路边，开始不断出现一些形迹诡秘的中国人，他们频繁地沿着铁轨游走，压低了帽檐，目光机敏却又变幻莫测。后来，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这些便衣的士兵离开后，铁路两侧就陆续驻扎了大批中国驻军。

租界里的传言则更加悚动，英国侨民们渐渐相信，很快就会有中国人前来寻衅闹事，并可能烧毁洋行。

事实上，感受到压力的不仅是西方的侨民。在租界之外，不安的情绪同样在大肆蔓延，据说有两艘英国兵船已从大连港起航，正星夜兼程赶赴上海。

一场因铁路事故而起的战争，似乎将一触即发。

然而，李鸿章知道，帝国已经不堪一战。

谈判马上加速进行，中国决定出资28.5万两白银，将淞沪铁路购回自办。

李鸿章所希望的，不仅是化解这场外交风波，他更试图妥善接管并经营这条铁路，将其经验向全国推广。

不料，沈葆桢已经率先下令，将铁路全部拆毁。无论李鸿章和远在欧洲的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怎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沈葆桢仍决定一意孤行。

问题在于，无论是沈葆桢还是冯光，其实都不算是守旧的大臣，甚至，他们还是洋务派的中坚力量。马尾造船厂和福州船政学堂，都是在沈葆桢的主持下兴办起来的，而冯光则担任过江南制造局总办。

他们对西方科技的态度一向是开明的，不料，这次的举动却异常的武断强硬。是时代变了，还是他们变了？

沈葆桢的自陈道出了其中的端倪——“铁路一事，虽为时势所必趋，然断不使后之人谓中国之有此，乃由江督沈葆桢而起。”他并非不理解铁路的重要性，他也深知兴建铁路是大势所趋，但他不愿在这个保守的帝国里背负激进的恶名。沈葆桢的顾虑，正是困缚这一代人的精神枷锁。

此外，令沈葆桢耿耿于怀的，是李鸿章过于积极地介入此事。尽管这件事属于外交范畴，也在李鸿章的职权范围之内，但它毕竟发生在沈葆桢的辖区。北洋大臣干预南洋之事，有越权之嫌，这让沈葆桢难以接受。

李鸿章、郭嵩焘与沈葆桢、冯光，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分歧。只不过，对声名的计较、对权力的重视，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绑架了理性的判断，由此引发的，则是对现代化的仇恨。

沉入海底的淞沪铁路，就像一则魔咒，不断地警告着后来者，并暗示着帝国复兴的艰难时局。连位居西化前沿的上海都如此保守、偏激，其他城市更是可想而知。

淞沪铁路拆除后，丁日昌要求把材料运到台湾，以助建造台湾铁路。但是此后，由于筹款无方，台湾铁路计划最终不了了之，这些远道而来的铁轨和机车，也只能沦为废物。这迟来的结局又一次激起李鸿章的愤恨，他写信给郭嵩焘抱怨说：“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

返，鄙论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世重科目时文小楷即其根本，来示万事皆无其本，即倾国考求西法，亦无裨益，洵破的之论。……幼丹(沈葆桢)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

事实上，“徒邀取时俗称誉”的事情，李鸿章在十多年以前也做过。1865年，同样是在上海，当时的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为了通商便利，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提出，要在上海到吴淞之间设置电报线。

李鸿章不便明令拒绝，却暗中授意上海县令，鼓动乡民把英商刚刚树立起来的电线杆连夜拔除。只不过，世易时移，现在的李鸿章却主动在总督衙门和天津机器局之间架设了电报线，他还踌躇满志地试图继续兴办铁路，继续打造西式舰队。他宣称：“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功”，在他看来，国家此刻凋敝的时局，未尝不是一个痛定思痛的好机会。李鸿章的强国梦想，自然也掺杂着公德与私心，但是，今日的李鸿章，毕竟已不是昨日的吴下阿蒙。他所看到的世界，已经比他的同代人更远，也更加深入。

曾国藩临终前总结洋务运动的实绩时，将李鸿章、左宗棠与自己并列：“窃思铁厂之开，创于少荃(李鸿章)；轮船之造，始于季皋(左宗棠)；沪局造船，则由国藩推而行之。非不知需费之巨，成事之难；特以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练兵演阵入手，初非漫然一试也。”尽管曾国藩半生致力于洋务，他却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初衷，所谓“经世之道不出故纸之中”。

他始终相信，所有的现实问题，都能在中国漫长而神圣的传统中找到答案。

在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另一位国学大师王运的理解则更富戏剧性。同治八年(1869年)，在点校《汉书》时，王运意外地发现了火车的起源，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点《汉书》半卷。梁孝王欲得容车之道，自梁属长乐宫，以朝太后，此英吉利火轮车道始见于史传者也。”

王运甚至认为，《圣经》中引领众人出埃及的摩西，其实是西方人对“墨子”的误读。王运论证说，墨子当年离开中国，一路向西而去，他的名字被西方人读成了“摩西”，而摩西手中的十字架，其实是墨子随身携带的矩尺。

王运所做的这些牵强附会的臆想，代表了中国的精英阶层对现代化的误解，以及对传统文化偏执的狂热；而在民间，这种情绪则更加复杂。直到1910年，依然有人相信“修筑铁路，必须多数人灵魂镇压，铁轨始得安稳”。

人们甚至认定，朝廷调查户口，其实也别有用心，就是为了把这些写有民众姓名的调查册放进铁轨枕木中，用百姓的灵魂来维持铁轨的稳定。于是，人们不仅对铁路深怀恐惧，甚至满腹仇恨。

流言总是比真相走得更快更远，盛世末世都不例外。一句谣言就足以摧枯拉朽，让帝国长达数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这样一直在反复的类比与猜度、傲慢与偏见之间徘徊，这种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的形态。帝国晚期的改革往往执泥于器物的层面，而无力也无意深入城市内部。城市变革往往浅尝辄止，社会结构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自我调节，城市的真正蜕变也就无从实现。

所以，尽管在晚清被洋务运动和新政青睐过的城市有安庆、金陵、天津、上海、马尾、开平、旅顺、威海……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是昙花一现，只有天津成为几乎唯一残留下来的活化石。正如史华慈(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总结的那样，洋务派的态度其实只是“抽象地赞赏西方”，城市因此也根本来不及发育完善。现代化要在中国生根，需要面对重重的困难—— 国家的沉沦，纵横捭阖的权力斗争，以及文化的傲慢与精神的自卑··它们将这个国家一次次逼入险境，也将中国人的城市梦想一再推向边缘。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这样在起始阶就自相矛盾，并且危机四伏。天津的侥幸胜利，并不能解开帝国的心结，更无法疗救现实的沉疴。

P11-15

寓思于史

舒衡哲(Vera Schwarcz)

历史的真实 被面具遮蔽

如果 一个人试图打碎这些面具

他会发现什么

——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1980)

在这本书中，张泉怀着热情与洞见驾驭了一个极为宏大的题材，对于一个年轻的作者而言，就算再有天赋，也是十分难得的。诚然，他已经通过在那本拥有惊人之美的杂志《生活月刊》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报道而产生影响，如今，他又为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化的写作找到了一幅更大的画布——从晚清到20世纪中期的中国，这段被遗忘抑或被忽略的城市化的历史。这些不仅仅是寻常的城市史，而是像欧洲著名的知识分子史研究者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在其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中所宣称的那样，这些努力意在揭开现代人类的面具，超越那些城市化进程的辩护之声，真实地为活生生的生活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新视角。这无疑更有创意，也更具意义。

《城殇》在很多方面独树一帜。近年来研究中国城市个案的历史书籍很多，相较之下，张泉更加有野心，他探讨更多的主题，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城市的秘密敏锐地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见解。他有意从上海的霓虹灯中转过脸去，转而聚焦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改良者的思想和经历，其目的是帮助我们回溯和还原曾一度被遗忘的道路，它们关乎历史的回声，关乎革新的途径。有多少人还记得作为水利专家的张謇？他的改革家形象深入人心，但他也曾致力于解决困扰南通乃至中国千年已久的水利问题。现在中西方城市的天际线都是被高楼大厦分割的，而张泉通过他的研究才能和栩栩如生的写作，使当代读者能够重新思考那些业已消失的风景。有多少人还记得那些富有远见卓识又极具争议的军人？譬如孔繁锦，在甘肃天水的种种举措；譬如刘文辉，曾以富有创意的措施解决西康的宗教问题……他们打下的基础，无人能出其右。

这些人物和历史细节，严谨地呈现在这本书中，就像重新追忆一场失落的梦境。这正是休斯克倡导的“带着历史思考”，在这种思考方式中，“过去”的素材常常有助于适应和组织“现在”与“将来”。同时，这不仅仅是利用过去为现在服务，张泉像前辈学者休斯克一样，让我们接受挑战——重新思考一切城市发展的叙事范式。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在《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中探讨现代西方和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通过科学勘探，佐以诗意的语言，芒福德认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将权力转换成形式，将能量转换成文化，将无趣的事转换成鲜活的艺术符号，将生物繁殖转换成社会创造”。如今，一个年轻的中国作者已向这一高度发出挑战。

张泉的目的和芒福德一样大胆：当历史健忘症的瓦砾已经覆盖了朱启钤、张静江和卢作孚等城市化先锋之际，张泉也在寻找机会，试图从这些瓦砾堆中挖掘文化和社会创造力的希望。他意识到，革命的飓风曾一再清扫中国的城市，于是，他用书写创造出一个空间，来安放当下对于历史与未来的回声。事实上，这已是罕见的成就。

2011年3月，于耶路撒冷

那些旅行

同花顺

五年前，我带着五张扑克牌，在广州东站的暴雨中跳下火车。

我对这座城市饱含敬畏。

那是第一次一个人长途旅行。不像一次面试，更像一次冒险、一场旅行。并且，用不了多久，我就开始习惯这样的生活。

那时，我仍陷在长达半年的焦虑里。因为所有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一年半载以后，我又将回到本科毕业时险些被设计好的那条路，进党报，做新闻。似乎别无选择。

这导致我在博客上看到令狐磊留言的时候，始终觉得这事听起来简直像一场骗局：一个来自《生活》的邀请？一个来自“令狐磊”的邀请？

那个自称“令狐磊”的人写道：“很喜欢你的文字。现在肆无忌弹地使用古文谈笑风生的入不多矣。但有才华的人无法顺意地找到合适他发展的地方，这是中国当今的最大问题——不知道你是如何看的，是继续在博客上窃窃私语抑或是来到一个优势的媒体，以激昂文字影响更多的人以及这个时代？我是生活杂志令狐磊，有时间的话请加我的MSN……”

五年之后的今天，我重新回到自己荒芜已久的博客，找出这段留言，依然能听到当日加速的心跳。

我用了一天从五角场赶到季风书园去买《生活》，又用了一天来问自己是否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第三天，我去买了火车票。

我相信没有一个年轻人能抵御这本杂志。我读到的是第3期的《生活》，第一辑“大师”专题，文字的力度，骇人的设计感，以及那一连串显赫的名字，足以满足所有年轻人的好奇心，以及虚荣心。

带一份什么样的简历去见以创意著称的令狐磊，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我曾打算继续使用本科毕业时设计的那个小开本的简历，那份简历只用过三次，它帮助我获得过全部的offer。但终于还是放弃了。

最后带到广州的是五张扑克牌，一副同花顺。前四张分门别类地罗列着我的过去，最后一张则是未来一一在硕大的《生活》的Logo上方，我既谄媚而又无比真诚地用马丁·路德·金的语势写道：“I have adream that next card in my life would be Life.”

同花顺拯救了我的沉默寡言，决定性的瞬间则是半个月后在扬州和无锡的采访。然后我到了广州，成为《生活》的一员，从此开始习惯于到各地游荡、采访，在各种交通工具上阅读、写作。我和那些对当地的人情与历史了如指掌的民间知识分子们聊天，在炕头，在战车般巨大、轰鸣的煤炉前，在草垛上，在小酒馆，在他们或狭仄或豪华的办公室。有时，会有狗趴在我脚边打着沉重的呼噜；有时，我们会步着对方的韵脚，用古体诗唱和；有时，会有卖唱姑娘坚持要为我们唱两首歌。然后我再循着他们提供的线索，去寻找更多的人，去开启更多隐匿于民间、沉埋于历史的记忆，把自己托付给茫茫人海，仿佛我就是生活在这里一百年一千年的一棵树。

这是些过于私人化的回忆，却正是这本书的由来。

十字路口

我在这本书中刻意回避了两座在中国近代史上同样影响巨大的城市：我的故乡青岛，以及寓居两年的广州。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勇气叙述它们。总有些东西需要暂时收进抽屉，无论是出于敬畏，出于缅怀，或者其实毫无理由。我选择沉默，但从未放弃追问。

暂别上海的两年里，我才开始建立起对上海的认同感。在此之前，我用了6年去适应这座城市，却每每发现事与愿违。当年填报高考志愿时，好友刘晓光一再告诫我，不去北京你会后悔的。但命运就是如此，没有人知道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究竟会失去更多还是会收获更多。

对上海的认同感，与新的城市参照系有关。  我们很难单向地理解一座城市，往往需要通过比较_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意识形态与民间的比较，自我与他者的比较……在大学时代的旅行中，我从未深入地去体验一座城市，理解那里的人和历史，并且，我总会下意识地拿故乡与它们进行对比，而毫无疑问，故乡永远会占据情感的高点，这种比较其实尚未开始就已经高下立判。从《生活》开始，我不断地去不同的城市、小镇、乡村甚至荒岛，寻找它们的过往与当下。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上海已经变成唯一的参照系。这曾让我极为惶恐，后来只有习惯。

我们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被生活无声地改变着，被城市重新塑造着。我也时常试图对比青岛和上海这两座对我而言最为重要的城市，它们曾拥有相似的历史，面对过相似的机遇，却走上不同的道路。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城市间的差异？因为南北差异？因为齐鲁与江南的文明分野？因为孔孟与基督的冲突？因为德日的军国统治与英法的商业逻辑？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这个命题大概很适合用来写我高考那年的那个愚蠢的作文题目——《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它涉及地理、历史、风俗、信仰、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答案或许千变万化，其实又万变不离其宗。

随着阅读、采访和旅行的深入，更多的谜团逐步显现。中国曾经拥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城市传统与城市评判标准，西安、洛阳、开封以及南京的传统都会格局何以一蹶不振？苏州与杭州代表的“天堂”理想又是怎样瓦解的？时至今日，中国的城市又何以如此频繁而尴尬地“撞衫”？

当我试图寻找答案时，所有的谜底都在指向晚清民国一一中国的十字路口，这个国家从未面对过如此庞杂激荡的思想冲击，如此众多而迥异的选择。那时的每一步不经意间的进退得朱，都构成了我们今日生活的起因。倘若不理解那段刚刚逝去的历史，我们如何理解今日的中国？

那段历史我们极为陌生又很是熟悉。就像一块绝美的绢绣，褪了色，失去了原本的光泽，逐渐难以辨识，甚至被虫蛀出了洞，留下难以弥合的伤痕；后来，又被缝补上一些诡异的花边，俗艳的图案。这块绢绣，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世界。

今天我们在大多数城市或乡村的旅行，都像是故地重游，因为它们看起来实在大同小异。有一次我在北京遇到一个美国记者，他漫不经心地评说中国的城市，他说它们都是一样的，就像一个发育不良的纽约。我告诉他，你真的了解中国吗？你只去过北京、上海和广州。或许等你到过西安、洛阳或者杭州、南京，以及中国更为广大的地域之后，再下结论也不迟。

我这样说，显然不是捍卫所谓的民族自尊心。我承认自己对西安、洛阳或者杭州、南京的样貌，也很是失望。但是，城市间的千篇一律，不应全部归咎于时代。有时，观察者同样难辞其咎。总有诸多微妙的差别、变迁的隐秘，藏匿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如果一个观察者拱手让出了自己的好奇心和独立发现的权利，如果一个写作者只懂得抱怨、人云亦云而放弃思考，那么，旅行是没有意义的，旅行已经被傲慢的态度和迟钝的感官谋杀。

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去验证他的好奇心，或者他仍在酒吧里依靠那些道听途说的信息拼凑着他的中国想象。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就在他面前，他却没有兴趣去发现它们。

当然，在另外一些时刻，我们也未尝不是如此。

刻碑人

我依然记得四年前在云南和北京采访西南联大的老人们。那个夏天颠覆了我对云南的想象。我从瓢泼大雨中推开出租车门，便一眼看见黑色石柱上的白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它那么近的矗立在我面前，我却一步也迈不出去。

让我悲哀的，不是那个巨人时代的退场，而是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态度。

雨中的云南师范大学，石阶上四处积水，从每个方向都映出昆明的天空，蓝得像不瞑的眼睛。在面积并不大的校园里，我花了些时间才找到西南联大纪念馆，因为连续有5个学生都对我的问路感到困惑：“我们学校有个纪念馆？”西南联大纪念馆是云南师范大学斥重金所造，它的开放时间，藏在树阴掩映下的石碑上：每周一三五，除去午休，每次开放六小时。在绞索勒紧的纪念馆门前，工作人员解释说，学校已经放暑假，纪念馆在暑假期间不开放。然而，显然人们都知道，寒暑假会有大量游客拥人云南，尤其对外地的大中学生而言，这是一年中为数不多的机会。

在北京，我遇到了相似的迷惘的眼神。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办公室在北大的一座大楼里，二楼的大教室正在举办一家企业的宣讲会。一个负责接待的女生热情地迎向我，北大的校徽亮得扎眼。“什么西南联大？”她的眼神中带着些嘲讽式的傲慢，似乎我在问的是一个民办院校或者大专。“我们这里是北大。”她说。

同样在那些天里，在一个又一个昏暗逼仄的房间里，我握紧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手。那些手依然在坚定地把力量传递给我，七十年的光阴，倾覆如指间的流沙。当年文化大师们的结局、尚健在的西南联大人对现实的批评，尤其是年青一代出于种种原因对那段历史的漠视，迫使我不断地追问：为什么会遗忘？谁在遗忘？遗忘如何发生？未来又会怎样？……

许多问题，只能欲言又止。

去年3月在重庆，酷热难当，我总也等不到那辆发往北碚的大巴。后来，便和几个人一起挤进一辆空气污浊的小车。半个多小时后，我被卸在北碚的街心公园里，后面的旅程，只能不断问路，并求助于手机里的Google Earth。时至今日，我们只能依靠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自己正生活着的国家和它已被忘怀的历史。

当地人不知道我要找的那些地方都在哪里，似乎卢作孚从未在这地方存在过——尽管在一个世纪以前，正是他一手缔造了北碚，缔造了北碚人现在正心安理得享受着的生活。后来我见到了一个做墓碑雕刻生意的门面，师傅回老家了，门前却留着尚未雕完的几座墓碑。在《北碚：“赛先生”的救赎》里，我写道：“他习惯于把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关的逝者雕刻在石碑上使他们不朽。”其实我同样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刻碑人，在时光的残骸上，重新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

一本书的诞生

每—本书的诞生之路，都不是作者孤身——人可以走完的。

这本书符合我的期待：不是零散的文章的结集，相对的具有系统性；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写作计划，满足一个年轻作者书写的野心；一个有意义的题目，在适当的年龄，经过相对充裕的积累把它完成；由一家杰出并且富于性格的出版社将它变成书籍；由我非常尊重的学者、作家作序。

感谢美国威斯理安大学(Welsleyan University)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舒衡哲教授(Vera Schwartz)，一直给予一个年轻人以亦师亦友的诚挚的关爱，她的充满诗性的学术研究，她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与论证，—直给我以灵感和启迪。

感谢许知远，总是在我写作迷惘的时候，给予慰藉与力量。他第一次见到比他更年轻的年轻人时总喜欢问：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的回答是“雨果”，我还记得他当年毫不犹豫的回复：“雨果好，他有98个女朋友。”好吧……祝他健康。

这本书的视觉呈现，要特别感谢3位好朋友的帮助。

感谢冯鹏，慷慨地分享着他的才华。这本书的封面和内文设计都由他操刀完成。曾在《生活》杂志合作4年的默契，让我们几乎无须过多交流便可彼此领会，我只需像从前那样将一组文章交给他，就可以等候超出期待的版面。尽管他已经离开《生活》，却始终是《生活》的一员。从广州到上海，希望他也能在这座城中，找到精神的归宿。

感谢马岭，封面的照片由马岭拍摄。他记录的是陕西韩城党家村的一座废弃的城堡，它曾在清代盛极一时。在2010年1月的某个下午，我们像两个游魂一样百无聊赖地在那座空旷的城堡中游荡，从倾屺的围墙边寻找旧日的痕迹，被一群野狗追赶。尽管关于党家村的故事并没有在这本书中出现，但它无疑也正是“城殇”的余烬。

感谢黄玉琼，为这本书的开篇精心绘制了地图，她像8年前我刚认识她时一样，聪慧靠谱，并且多才多艺。

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曾刊登在《生活》上。感谢《生活》的出版人邵忠先生，让我们的时代依然留存着理想主义的光亮。

感谢令狐磊，当然我们更习惯于叫他“令狐”，就像是“二战”时的某个神秘的行动代号。感谢5年前在我博客上的留言，更要感谢从我进入《生活》之后一直留给我的极大的空间、宽容、激励与帮助。简单纯粹的工作环境、矢志不移的美学理想与人文关怀、不时进发出的灵感刺激，都是这份工作的迷人之处，而这也大多来自令狐磊的影响。

感谢所有正在《生活》、曾在《生活》的同事们与我分享的所有发现、思考、灵感与喜悦。

这本书中还有一部分文章曾刊登在《锦绣：国家商业地理》杂志上，感谢仲伟志先生、孟雷先生、陈海先生；感谢刘君，我们对人生的困惑，以及对写作的热忱，使我们总是能在交流中获得意外的灵感与启发。

这本书的诞生，还要感谢许多师长学者。

感谢我的导师陈引驰教授，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魏晋文学中心的迁移》，与城市史存在一定的关联。陈老师总是循循善诱，给予我许多思路上的引导和研究方法上的帮助。我在这本书中的点滴进步，都应归功于陈老师当初的教导。如果这本书存在一些瑕疵，那也一定是因为我不够勤奋。

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The 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主任白杰明教授(Geremie R. Barme)，他总是与我们慷慨地分享着他的思想，分享着他对中国长达30多年的关爱与忧虑。

感谢日本京都大学的夫马进教授(Susumu Fuma)，他对中国早期慈善制度尤其是士绅阶层的研究，给予我极大的启示。他的谦和与严谨，同样令人难以忘怀，我依然记得他在谈起学术新发现时那些发自肺腑的孩子般的朗朗笑声。

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欧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在满族军事、城市制度方面，他给予我许多有益的提示与帮助。

感谢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利楚教授(Maurizio Marinelli)，他多年以来对天津的研究成果对我启发很大，他的专注与谦逊，都让我深感敬佩。

在我为《生活》操作这些选题的过程中，还曾分别向张隆溪教授、许纪霖教授、李天纲教授、胡晓明教授、沈弘教授、周秋光教授、黄德海教授、钱念孙先生、张人凤先生、李述笑先生、许水兰女士、林冠珍女士等前辈请教过相关问题，或者获得过重要的帮助，同样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还要感谢我的朋友们，贺林、戴振华、张利、吴比，他们都曾不厌其烦地为我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或是为我的书的出版煞费苦心。

去年夏天，我在西湖音乐节上第一次遇到张向东，我们坐在草地上喝啤酒，听“重塑”那鬼魅般摄人魂魄的歌声。张向东创办的3G门户网早已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他却依然是个阿里巴巴式的“快乐的青年”，怀着骑车环游世界的梦想。如果没有他对新星出版社的那些“芝麻开门”般的慷慨推荐，我很难想象这本书最终会以何种形式诞生。

当然，非常感谢新星出版社副社长刘刚，他以同样的慷慨给予我认可与鼓励。

感谢雨川，针对这些书稿，她总是能一语中的，命中要害，以至于每次与她聊天，我几乎都会误了返回上海的飞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感谢父母和亲人。特别要感谢孙敏，我的爱人。她是这本书所有文章的第一位读者。它们总是会遭到她不遗余力的批评，我的独特的语感或者过于跳跃的思维方式，是我们争吵的焦点。为了这些文章，我们争执不休又言归于好，重归于好又争执不休。这本书正是这样打磨成型。于我而言，这些往事始终拥有更为恒久的温度。

2011年8月20日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将权力转换成形式，将能量转换成文化，将无趣的事转换成鲜活的艺术符号，将生物繁殖转换成社会刨造。”如今，一个年轻的中国作者已向这一高度发出挑战。

张泉的日的和芒福德一样大胆：当历史健忘症的瓦砾已经覆盖了朱启钤、张静江和卢作孚等城市化先锋之际，张泉也在寻找机会，试图从这些瓦砾堆中挖掘文化和社会刨造力的希望。他意识到，革命的飓风曾一再清扫中国的城市，于是，他用体写创造出一个空间，来安放当下对于历史与未来的同声。事实上，这已是罕见的成就。

——[美]舒衡哲(Vera Schwarcz)

《城殇》谈论了天津、上海、香港、哈尔滨、长沙、康定、南通等诸多城市。它们是现代中国演变的缩影，更与一小群杰出人物的努力相关。张泉沉醉于这些灿烂却往往短命的英雄和他们的理念。这些故事也映射出他这些年的努力方向——如何重新恢复记忆。现代中国饱受失忆之痛，每一代人似乎都在一片废墟上重新生长，它既容易令人陷入无根之痛，缺乏足够的精神与智力资源；又可能引发盲目的骄傲，以为自己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

从清末到民国的几代知识分子——面对一个旧秩序崩溃的时代，既茫然、焦灼，义释放出巨大的刨造激情。这些被淹没与遗忘的雄心与挣扎是人类生活中最灿烂的一刻。

——许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