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编著的《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以人物之事，记一代之史。材料取自正史、野史、文集、笔记、方志，熔裁于叙事中，不着痕迹。通过这部别裁体的宋史，宋代的君权与相权、国事与党争、内政与边防、崇文抑武与军力升降等重大关节，也能逐一领会。书中多数章节曾在《美文》杂志连载。

陈峰编著的《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主要内容梗概：北宋一代，物华繁盛，俊杰辈出，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大多从平民中崛起。历朝将相中，赵普、吕端、刘平等风格迥异，寇准、狄青名垂后世，丁谓、吕夷简权倾一时，郭进、张亢、王韶等功勋卓著却又被人淡忘。这些士林将坛人物生于宋代，适逢其时，得以施展非凡的才干，他们个人的成败沉浮也攸关北宋国运的兴衰。

《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以人物之事，记一代之史。材料取自正史、野史、文集、笔记、方志，熔裁于叙事中，不着痕迹。通过这部别裁体的宋史，宋代的君权与相权、国事与党争、内政与边防、崇文抑武与军力升降等重大关节，也能逐一领会。书中多数章节曾在《美文》杂志连载。

自序

 开国元勋赵普

 状元宰相吕蒙正

 “吕端大事不糊涂”

 亲将张琼与杨信

 名将郭进

 猛士呼延赞

 士林豪杰柳开

 名相寇准

 “鹤相”丁谓

 权相吕夷简

 宋庠、宋祁兄弟

 庸将张耆与杨崇勋

 诗书之将刘平

 儒将张亢

 大帅狄青

 边臣王韶

 蓝田“四吕”

附录：

 书中人物年表

 参考书目

后记

状元宰相吕蒙正一

宋朝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出身的宰相吕蒙正，字圣功，先后历仕太宗、真宗两朝，三人相府，可谓一时风光无限。这位状元郎日后得意，富贵至极，不过其早年生活却颇为坎坷。

后晋开运三年（946），吕蒙正降生于洛阳城一个官宦之家，其时距宋朝建国尚有十余个年头。其祖上原籍太原，祖父吕梦奇在五代时曾任户部侍郎的高官，遂定居洛阳，父亲吕龟图也官居起居郎。要说家境自非常人可比，可摊上个风流好色的大人，日子就不好过了。

要说吕龟图，官阶虽然不高，却因出身优越，养成公子哥习性，除了正房刘夫人之外，又置了几房宠妾。如此一来，夫妻感情不和自然难免，儿子连带也受气不少。大致在宋朝初年，仅因一次口角，吕龟图就不仅将刘氏休去，竞还绝情地将儿子蒙正一并逐出家门，这在古时注重血亲关系的年代倒的确不多见。

按照传统门当户对的婚嫁规矩，刘氏想必也属大家闺秀。这位母亲具有典型的传统美德，又性情刚烈，发誓永不改嫁，一心抚育儿子，将一腔怨恨化作希望，都寄托于蒙正身上。因此，离开吕家后，刘氏寡母孤儿举步维艰，连生计一时都成了问题。

人的少年生长环境和经历，必将影响其一生一世，尤其是从衣食无忧跌宕到吃穿发愁的巨大反差，常使孩童迅速早熟起来，对人世间的冷暖有刻骨的敏感与反应。好在吕蒙正天资聪慧，遭此晴天霹雳打击后，更发奋读书，立志出人头地，为母亲和自己争口气。

据说，吕蒙正随母离家后，曾一度寄居于一处叫利涉院的寺庙。佛寺位于洛阳城南伊水河畔的龙门山上，庙里的高僧见到落难的翩翩少年，一眼便识出有大贵之相，于是特别在山上凿出石龛，供其落脚，吕蒙正在此潜心读书，一住就是九年。此为百余年后宋人笔记的记载，不免有些夸张离奇，但主人公徜徉龙门山间，遍览历代石窟寺倒是真的。那些造型高大神奇而又慈眉善目的佛像给了少年不少的心灵慰藉，也多少化解了心中的积愤，或许还在冥冥之中保佑了他。

当年的某个夏日，少年吕蒙正在伊水岸边看见卖瓜人，很想买一个解馋，但苦于囊中羞涩，只得站在路旁怔怔观望。卖瓜郎走后，地头竟遗留了一枚，他怅然取而食之，由此可见其当日窘困之一斑。日后他发迹为相，在洛阳城南置买园林，特意在比邻伊水边修筑一亭，取名“□瓜亭”。

据记载，吕蒙正年轻时曾与张齐贤、王随、钱若水及刘烨等几位同学，拜洛阳当地人郭延卿为师学习诗赋。一天，师徒们结伴渡过伊河找著名道士王抱一算命，不料王道士外出，结果一位和尚出来接待，大家感到疑惑，都好奇地询问为何僧人以道士为师，那位和尚倒是坦然回答：已追随王道士学习相术三十余年。他们不愿白跑一趟，就请和尚算命，僧人却说：师傅告诫自己在相术未精时，须谨言慎行，诸君一定要看相，还请明天问师傅吧。

次日，众人再至，王抱一招呼各位随便入席，吕蒙正坐于道士正对面，张齐贤和王随落座其次，钱若水与刘烨则又次之。王道士一看，抚掌叹息良久，几位连忙请教，主人说道：我曾游历天下，东至于海，西达流沙，南穷岭外，北抵大漠，寻求所谓贵人，以检验相术是否灵验，却总难如愿，岂料今日贵人尽在席上！众人听了都喜出望外，那王抱一却接着自顾自地徐徐道来：吕君科场及第，无人可压得住，不过十年便可为相，十二年后出判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出将入相，坐享三十年富贵长寿；张君过三十年也做宰相，同样富贵长寿告终；钱君能居执政之位，不过只有百日之久；刘君虽有执政之名，却无执政之实。诸位徒弟都被一一说到，唯独将老师漏掉。郭延卿脸面挂不住，愤然指责道士言辞虚妄：难道座上能出许多将相不成？王道士不为所动，依旧平和地回答：我并未收钱，你们一定要问，才如实相告。自今十二年后，吕君出判河南府时，你可通过本地考试，隔年你虽有科举功名，还是做不到京官。听罢此言，郭先生更为恼怒，徒弟们都不安起来，遂作鸟兽散。多年后，吕蒙正与张齐贤等人结局果然如此，而他们的老师郭延卿也确是在吕蒙正的帮助下中举，但不久死去。

以上出自宋代笔记《默记》的这段史料，自然充满附会想象，不可全信，却多少折射出吕蒙正求学期间的生活片段。

还据说，他在读书期间曾游历到邻近一个县城，其学问引人注目，但当地县令的公子胡旦，也就是后面要提到自恃才高而受到柳开教训过的那位，出于文人相轻，对外来的才子极为刻薄。当有人对吕蒙正的“挑尽寒灯梦不成”之句夸赞时，胡公子却大加嘲讽，挖苦为“瞌睡汉”。其实，此句乃是他当年昼夜读书的侧面写照。二

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朝廷举行科举会考，此时宋太宗登基才三个月。新天子不仅亲自主持了殿试，还钦定录用标准，结果录取合格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又对曾参加过15次科考的举子191人予以开恩，合计录用各科人数达五百余名，其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更是唐朝的许多倍以上。

本朝自太祖朝后期以来，革故鼎新，倡导文治，其中科举沿用了许多唐代惯例，包括赐宴、题名之类。这次科考完毕，太宗皇帝特赐每位新科举人一套鲜亮衣装，在城中开宝寺内大摆宴席予以款待，并亲自赋诗二首赐予众人。随后，天子打破常规对他们超等委任官职，像进士中一、二等成绩获得者和九经及第者，都被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的官衔，直接差遣为各州通判，也就是州级政府里的第二把手。史称“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太宗如此厚待文士，连当日的宰相薛居正都觉得有些过分，就反映：取人太多，用人太快。但天子“方欲兴文教，抑武事”，打算扶植大批文臣控制地方，收天下士心以巩固帝位，所以对宰臣的呼吁未加理睬。当新科“天子门生”们赴任辞行时，太宗还亲自在宫中予以接见，又特别告谕各位：到各自治所后，政事有不便的地方，可以立即反映给朝廷。最后再赐给每人20万行装钱，真是皇恩浩荡，前所未有。

此次科考高居榜首的状元便是吕蒙正，被授予将作监丞的官职，差遣到异州（今江苏南京市）做通判。舁州乃六朝金粉之地，又是以前南唐的都城，是故属美差一份，此时他刚满30岁。实在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的夙愿一朝化作现实，往昔的多少困苦也一日尽洗，母子都大可扬眉吐气，光宗耀祖。在此借用唐人孟郊的七言绝句《登科后》可谓：“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吕蒙正毕竟饱读圣贤书，深明人伦大义，故登科入仕后，很快就将父亲接来团聚，不过与母亲同堂异室而居，悉心奉养，因此博得世人的赞誉。而已年过半百的薄情生父，想必既为家门出了状元窃喜，又羞愧难当，正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大喜大悲之下不久即辞世而去。值得一提的是，以后因儿子官居宰辅高位，这位死去的父亲还获得了尚书令的封赠头衔。至于吕蒙正的母亲刘氏，则在世时便已享受到诰命的待遇，死后又被追封徐国太夫人。

吕蒙正步入仕途后一帆风顺，仅时隔三年，就被太宗皇帝钦点为左补阙、知制诰，承担草拟皇帝诏书的职责。随之，又升迁为都官郎中，出任翰林学士，成为天子身边的近臣。到太平兴国八年（983），他超迁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也就是副宰相，此时距其科举入仕不过七个年头，提拔速度之快可谓官场罕见。这一年他才37岁，令无数积压难迁的官员艳羡不已。

当委任吕蒙正执政的诏书下达之日，太宗特赐予京城内宅第一区，并告诫他：士人们未显达时，对当世不合理的事都心存不满，及至身居高位，拥有策划政事之权，就当尽其所能，虽未必每言皆善，也应反复思考加以修正，以贡献朝廷。朕固然不以崇高自居，还是愿听取不同意见。真是眷顾情深，推心置腹，他怎能不心存感激？又如何能不深受鼓舞？

状元可不是徒有虚名，全国几万举人中才出一人，故吕蒙正的学养非常人可比。更难得的是，他历经困苦，一鸣惊人，成为朝野关注的翘楚，却能淡然处之，保持平和的心态，举止毫不得意忘形，这便令人肃然起敬。据记载，他以参知政事身份初入朝堂之日，朝臣们分列两旁，有人不服气地在下面议论道：这小子也能做执政？吕蒙正佯装没听见，径直上殿。同行的大臣为其鸣不平，当下便要追问说话者，他却劝阻说：若一旦知道了此人姓名，则终身不能忘记，不如不知道为好。如此气度雅量，深得众人叹服。

端拱元年（988），吕蒙正入居宰相，与元老重臣赵普共掌中书大权。不用说，这一搭配是太宗皇帝的亲自安排，一个是经验老到、满腹心机的67岁宿旧；一个是学养深厚、明达事理的42岁新人。要说在天子眼里，吕蒙正是亲手选拔的状元和栽培的宰相，其学行备受赏识，故关系要亲近得多；而赵普则是先帝器重过的人，之所以继续任用还在于借重其权威，但关系却不免有些疏远。对于这些关节，吕蒙正自然心知肚明。不过，多年的读书心得及生活阅历，却令他谨慎从事，自甘居后，该尊重老臣之处绝不冒犯，该发表意见之时也坦然说出，这便将以往恃宠轻狂的卢多逊之流比下去了，完全一个谦谦君子的形象，因此不仅深得太宗皇帝的满意，也难得地获得赵普的赞许。P36-41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宋朝可以说相当独特。一方面，从传统武功的角度看，她可归类弱世一代。北宋时期，北有庞大的辽朝，西有强悍的西夏，宋廷在边防战争中落败不少，还被迫签订议和条款。而割据西南的小国大理政权，也能长期并存不废。至靖康之难，徽、钦父子两代皇帝被俘客死异乡；南宋之时，更长时间蒙受巨大的军事威胁，唯偏安一隅，最终不免亡于元军之手。今天昆明滇池边的大观楼内，清人孙髯翁的天下第一长联有“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之句，可谓绝妙的排比，既对历史上云南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作了精辟的概括，又生动地点出了汉唐宋元几代的不同特点。“玉斧”一词用得确实高明，因为它代表了高雅与富贵，玩物的意义大于武器的用途，正与汉代之楼船、唐代之铁柱和元代之革囊的纯粹冷酷装备，形成鲜明的对照，真是再形象不过了。凡此种种，都使许多读史的人感叹宋朝之“窝囊”。

但另一方面，两宋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及科技之发达，在中国历史上又是空前的，其典章文物、制度建设以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更在中国古代产生了具有深刻意义的巨大影响。还有如《清明上河图》展现的丰富多姿的画面，散发出浓烈的市井生活气息，确已标志着中国社会告别了森严的中古时代。近代思想家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史学大家陈寅恪则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颂宋朝道：“谈到11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而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也认定：“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诸如此类，又使治史者无不惊叹宋朝之繁盛。

正是在这样矛盾复杂的历史场景下，由“杯酒释兵权”拉开序幕，宋朝政坛上演了一幕幕文臣武将的表演，或精彩纷呈，或沉闷落寞，或妙趣横生，或悲喜交集，既有华彩乐章唤起的拍案喝彩，也有委婉哀鸣引来的黯然神伤，当然也少不了愤懑之下扼腕的喟叹。诸如开国元勋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悍将张琼强横的代价、状元吕蒙正的一时风光、猛将郭进的跌宕命运、文豪柳开的蜚语缠身、宰臣吕端的“大事不糊涂”、名臣寇准的大起大落、奸相丁谓的投机钻营、文士“二宋”的瑜亮情结、重臣吕夷简的老辣权术、名将狄青的英雄末路、儒将张亢的壮志难酬、边臣王韶的拓疆西陲以及蓝田吕氏的家族影响等等，真个是彼此生涯命运不同，荣枯起伏迥异，又都不过是宋代士林将坛风云的缩影，也无不昭示宋朝的时代变迁轨迹。

中国自古就有传记叙述的传统，其中太史公司马迁更是堪称一绝。《史记》为后世留下了以项羽、刘邦为首的一批秦汉时代人物的事迹，个个鲜活无比，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则以散淡的笔触勾勒出魏晋人物的佚闻逸事，也同样生动有趣，令人读后产生不尽的遐想，甚或大发思古之幽情。与秦汉、魏晋相比，宋代的传世文献典籍极为丰富，正史、野史、文集、笔记小说、方志以及石刻的墓志、神道碑之类，不可胜数，这便为后人了解宋朝人物及其时代背景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依据。笔者不揣浅陋，于读史治史之余，欲追慕太史公之所为，遂选取宋代若干代表性的文臣武将，落笔成文，再汇集成册，是为《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需要说明的是，为读者阅读方便的考虑，本书将所有引文注释省去。如此一来，固有别于通行的学术论著，不过内容材料却皆取自各种史料记载（见书末“参考文献”），不敢妄加杜撰。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历史宛如一条流淌的大河，下游宽阔浩渺，上游狭窄曲折，若要一直往上追溯，便越发感觉到河道的细小。及至源头，往往发现几同游丝，甚或变得模糊不清了。所以古人对华夏大地上最重要的一条大河——黄河的源流，就争论不休，多有歧义。小国的历史如此，泱泱大国的历史也差不多这般。由此看来，越古老的距离今天越遥远，也就越混沌。

今人对历史的了解，凭借的主要是地上的文献记载与地下的出土文物。于是乎历史研究便不能不遵循严谨考证与分析的学术路径，尤其是自上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引入国门后，史学领域日益强调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性，近三十年来更是流派迭出，范式屡变，并形成某种特定的表达语汇与写作格式。必须看到，因此产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不仅澄清、破解了很多困惑已久的具体史实，而且揭示出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内在规律，大大超越了前人的认识。就此而言，历史学成就斐然。

不过也得看到，如今学人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也愈来愈学究气了，其中一些研究著作还不免流露出刻板生硬的面目，令人望而生畏，这便日渐远离社会大众，几乎成为“象牙宝塔”中的僵硬标本。正如友人刘复生教授所说：“有时令专业人士读起来也头痛，难怪有人责怪‘历史’常常被‘遗忘’了。”（见《从历史大拐角处走来的文武群像》，《美文》2010年第6期第86页）

当今，随着整体社会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各阶层对历史读物的需求与日俱增，读者不仅需要了解历史发生、演进的过程，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也有了想要感悟过往人们心灵活动轨迹的诉求。毕竟红尘滚滚千年不绝，世道人心与人间纷扰自古有之，不过是换了场景罢了。青年毛泽东谙熟王朝兴亡，放眼滔滔东逝的湘江，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呐喊；而更多的人关注生活本身，有意在稗官野史、诗赋小说乃至于旧戏间寻觅前代的百味人生，或在传世的杯盘俎豆中揣摩昔日的生存状态，希冀达到“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境界。

在工作与生活压力日趋紧张的时代，历史学除了学术研究之外，的确需要更直接地关照现实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以满足民众“阅读”的需要。早些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之受欢迎，正说明这一点。近年来，大量各种历史题材的读物蜂起，也反映了社会需求的旺盛。专家学者应该也能够一展灵动的文笔，继承我国古已有之的历史叙述传统，写作可读性强的历史读物，因为这是活的历史。

多年来，笔者在研究之余，一直抱有写作散文的爱好，曾有一些文字发表。三年前，承蒙《美文》杂志社穆涛先生的热忱邀约，在该刊上开设“宋朝士林讲坛说”栏目，翻检史籍，用心下笔，陆续发表了有关北宋人物的系列历史散文，受到读者的喜爱，也得到学界友人的好评。前年暑期，因偶然机会结识人民出版社的贺畅女士，她阅读部分文章后建议结集出版。去年冬天，清华大学的老友仲伟民兄不仅热情向三联书店推荐拙作，并介绍认识了该社的曾诚先生，彼此碰面可谓一见如故，于是便有了本书的付梓问世。在此对以上各位的支持关照，深表感谢！

笔者多年的朋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刘复生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李治安教授和王晓欣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贾二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孙家洲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辛德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彭卫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罗家祥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李华瑞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姜锡东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苗书梅教授以及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曹家齐教授等学者，都读过拙文，并给予鼓励和撰文评论，深情厚谊，令人难忘，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最后，还要提到西北大学的许多同事、友人也读过拙文。多有勉励，他们自始至终给笔者莫大的支持，这也是自己坚持写作本系列散文的重要动力之一。在此，因人数众多，无法一一道出大名，但对于他们的厚爱特别致以谢忱！

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现人说：“煮豆燃萁谁管得，莫将成败论英雄。”（柳亚子《题太平天国战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沁园春·雪》）不同心境，有不同的感怀，阅读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

陈峰的历史散文，宛如南山微风，渭水清流，伴送我们轻松走进那段遥远的岁月，贴近那些风云一时的文臣武将。

——幸德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峰教授学术研究之余，偶涉文坛，纵笔于赵宋人物。其性情真率，文如其人，笔力雄健、酣畅淋漓，而少有学究之气。

——贾二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用信史而又传神的笔触，展现宋朝文士、武将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在场”的历史悲欢，颇有中国优秀传统历史传记文学之余韵。

——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虽未征引史料，却是言必有据，不失史之严谨；虽非小说之体，却于人于事娓娓道来，颇有评话之韵味。

——曹家齐（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