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图书成为人的精神家园和智慧源泉，让高品质的阅读成为人的精神享受与生活方式，这是本书的出版主张。《启蒙的进化(精)》收入邓晓芒教授近年来有关启蒙话题的一系列文章，其主旨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在目前形势下酝酿新的一轮启蒙思潮，本书是奉献给读者的精神盛宴；希望籍由这套书，让知识分子阶层的阅读成为一种风气，让这种阅读提升我们的人文素养与精神境界。

《启蒙的进化(精)》收入邓晓芒教授近年来有关启蒙话题的一系列文章，其主旨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在目前形势下酝酿新的一轮启蒙思潮，内容涉及对20世纪启蒙的理论反思，以及教育和女性、传统与现实、追思与回忆、书与人，以及作者为《南风窗》杂志所开专栏的全部专栏文章。《启蒙的进化(精)》每篇一千多字，讲一个当下发生的现实问题。相对集中的议题，深刻而平易文风，读来尤如醍醐灌顶，代表了一位真正知识分子的拳拳历史责任之心。

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启蒙的进化

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

中国当代启蒙的任务和对象

忠孝立国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

在大学中成长

婚姻、女权与人权

萌萌的“精神”

我与小凯

人性的地狱

张梦阳与邓晓芒的通信

答《经济观察报》马国川问

答《新闻周刊》（Newsweek）中文月刊问

“潜规则”是什么？

谁能代表中国？

从霍元甲到李小龙

周洋和潜规则

大人的幼儿园

民主是要训练的

富士康的“中国模式”

摩罗：从五四到“文革”

浑沌的学界

山寨中国

学界与江湖

对儒家“亲亲互隐”的判决性实验

再谈山寨中国

对强制拆迁的法律分析

后记

然而，我们这一代学人的独特经历注定了我们不可能再无条件地接受任何未经自己思考和认可的观点或信条，而这也正是萧先生特别看重我们这批学生的地方。当年的研究生讨论课上那种几乎每个人和每个人都发生激烈争论的场面，已经不是今天那些循规蹈矩的学生所可以想象。记得当时我对萧先生所提出的一个理论持保留意见。他认为中国文化要吸收西方文化，必须要有一个本土文化的“接合点”或“生长点”，否则嫁接过来的胚芽便不得存活。这实际上是萧先生的夫子自道，他本人就是从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了和西方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思想的“接合点”，并从这种接合点来理解西方启蒙思想的。这个接合点在他看来主要就是中国的道家思想，包括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和魏晋士子的个性自由思想；最后则体现为明清之际儒道佛合流之后的一大批反专制的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它们是我们固有文化中已经出现的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相呼应的本土根芽。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一般地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一定要在本土文化中有自己特殊的基因，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拿来”的，只除了一种基因是必须要有的，这就是共同的“人性”。否则的话，那些没有道家传统或别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例如非洲土著民族)就根本不可能接受甚至了解其他文化(如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了。至于接受了文化的传递之后必然受到本土文化的变形，这只是结果而不是接受的前提。萧先生当时并没有反驳我的这个异议，他似乎还有点欣赏我的见解。不过我们始终没有就这个问题正式展开过讨论，而只是私下里交换过意见。那时他已经以“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这一论点而蜚声于海内外，苏民兄说我给萧先生这一论点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其实真正釜底抽薪的就是这一观点，而不单是他所认为的我对“启蒙”一词的词源学解释(见苏民兄文，载《读书》2008年12期，第79页，下引此文只注页码)。

当然，我这一观点在当时还只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观点，即文化的传播不一定基于文化传统中已有的共同性，而只需基于人性的共同性。但通过80年代的文化反思及我自己对西方文化的更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我把这种消极的观点推到了一个积极的层次：自身文化传统中与异文化已有的共同性总是相对的，它在接受异文化的最初阶段有可能使这种接受在表层上较为顺利，然而在一定时期就会掩盖其中的差异性，成为两种文化更深入一步融通的障碍，甚至使这种接受毁于一旦；这时就需要对这种貌似共同性进行“陌生化”的再反思，发现同中之异，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向异文化学习、使自身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动力的契机。90年代，我基于这一论点又提出了“新批判主义”的文化自我批判理论，试图从我们对西方文化误解而不自知的状况跳出来，反思我们之所以不自知的传统思维惯性，建立文化批判的自我意识机制；进入本世纪，我开始对中国现代的两次启蒙运动进行再检讨，包括对鲁迅思想矛盾的分析，力图让中国启蒙思想摆脱传统士大夫要么用作政治工具、要么用于个人解气的两大陷阱(如鲁迅自我批判的：受韩非和庄子的影响，“时而峻急，时而随便”，“有时只为了和人捣乱”)，而提升到一个真正能够“立人”、即为个体人格建立理性基础的层次。这就是我2007年发表《二十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一文的思想来历。该文在苏民兄的《为启蒙正名》中成了主要批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与萧先生分歧的延续，因为苏民兄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萧先生的观点，我有时甚至把他看作萧先生的学术遗嘱执行人。  显然，我和苏民在继续高举启蒙的大旗、为思想层面的改革开放开辟道路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苏民对拙文的不满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夸大了中国“启蒙”和西方Enlightenment的差异性；因而我对中国这两次启蒙的评价过低，即认为这两次启蒙……

在“乱书渐欲迷人眼”的当下，我们出版人最大的期待就是读者能够向理性阅读回归——同时我们深知，出版人有义务引领这种回归。基于此，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李银河老师主编的《知识分子丛书》。该丛书的作者们是活跃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著名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精选十余万字超出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关注社会、关注思想、关注人生的优秀作品奉献给读者朋友。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作品风格各异，有散文、有随笔、有杂文、有回忆录，或向读者传递他们的知识，或向读者展示他们的思想，或向读者讲述他们的生命体悟，从不同的方面给我们启迪。当然，这些文字是作者们对自己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的私人记录，其中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代表”谁，对读者而言亦是见仁见智之事。

让图书成为人的精神家园和智慧源泉，让高品质的阅读成为人的精神享受与生活方式，这是我们一贯的出版主张。我们相信这套书是奉献给读者的精神盛宴；希望籍由这套书，让知识分子阶层的阅读成为一种风气，让这种阅读提升我们的人文素养与精神境界。

李银河老师为组织、选编本丛书多方奔走，耗费心力甚巨。在此谨致敬意；王水博士、郑红霞老师为本丛书的策划、选编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工作，至为感谢!

本书收入了我近年来、特别是今年有关启蒙话题的一系列文章，其主旨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在目前形势下酝酿新的一轮启蒙思潮，内容涉及对20世纪启蒙的理论反思，以及教育和女性、传统与现实、追思与回忆、书与人，最后是本年度我为《南风窗》杂志所开专栏的全部专栏文章，每篇一千多字，讲一个当下发生的现实问题。文章都是发表过的，蒙本丛书的主编李银河女士不弃，由我集结为一册，忝列其中，并非觉得这是些什么了不起的高论，而是想在今天国人普遍退缩沉默的社会风气里，努力喊出自己一点嘶哑的声音来，以免将来愧对这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