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河岸》的灵感来源于巴西小说家吉马朗埃斯·罗萨的短篇《河的第三条岸》，这也是作者林培源对经典的致敬：我们独坐世界一隅，艰辛写作，是为了用写作的光，烛照自身孤独和迷茫，在时间河流的第三条岸上寻觅出口，渴望能被洗礼和安抚。

如果你耐心读完这部短篇集，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清平镇”的地方，清平镇有条清平街，清平街上的男女老幼，就生活在这里，在这里生老病死，繁衍生息；而故事的主角大部分是“少年”。他用小说去虚构丰盛，抵抗现实，以期深入岁月深处，打捞沉寂的光影。

《第三条河岸》是林培源三易其稿、殚精竭虑推出的一部触及灵魂深处的文集，共收录了14篇短篇小说，涵盖了他不同时期的创作。

《第三条河岸》全书由“经典+新篇”两部分组成：精选5篇作者最广为人知的得奖作品，包括《打马而过的旧时光》《我的石头祖父》《最后一次“普渡”》等，其中《打马而过的旧时光》以及《我的石头祖父》荣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最后一次“普渡”》获2011年广东省首届高校校园作家杯中篇小说一等奖，具有极强的代表性；文集另选取9篇作者全新创作短篇，内容丰实，类型多样，风格各异，但题材重点依旧是书写少年成长形象、家庭矛盾等方面，其中《小镇生活指南》和《他杀死了鲤鱼》已刊登于《文艺风赏》，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他杀死了鲤鱼

小镇生活指南

尚德

青梅

邮差

躺下去就好

沉睡者

章台柳

打马而过的旧时光

秦歌

我的石头祖父

小时的父亲

一个青年小说家的肖像

最后一次“普渡”

后记 河的第三条岸

庆喜和张寡妇吵了几次架，最凶的一次，竟然动手打了张寡妇。张寡妇从没被儿子打过，就是揭阳佬生前，也未打过她。庆喜揪住张寡妇，质问她为什么要剪刘晴头发。张寡妇没想到儿子胳膊肘往外拐，被狐狸精勾引了不够，还要来欺负她，越想越难过，就哭了起来，哭声尖得像剃刀，剃了清平街沉闷的空气。张寡妇大概不会想到，她的一时逞快，会给这个家带来如此巨大的分裂。刘晴家人，上门讨公道，张寡妇欺负刘晴时那股狠劲，遇到她家人，一下子焉了。清平街被一颗巨大的炸弹炸响了，母亲摇头叹气，说张寡妇这是何苦呢？再怎么样也不能剪人家头发啊！父亲不同意这个看法，他教训母亲说，有嘴说别人，无嘴说自己，别人家的事你管得着吗？

对啊。别人家的事我们管不着，可是，清平街就那么大，街坊邻里，大家都关心张寡妇，她早年死了丈夫，又一手拉扯大两个孩子，本来就够苦的了。这次呢，庆喜和她翻脸了，女儿和她亲，但到底是女儿，在家里没多少发言权，几番数落庆喜，被他吼一声，顶了回去。

恋爱的事告吹了，刘晴变脸比变天还快，前几日还和庆喜你侬我侬，现在可好了，在编织袋厂当厂长秘书的刘晴把庆喜给甩啦！不管庆喜怎么缠她，求她，她就是不回头，她把庆喜送她的呼机丢给庆喜，让他有多远滚多远。

庆喜恨透了张寡妇，如果不是她插一手，刘晴怎么会和他分了呢？

庆喜的摩托车又坏了，这一次，修不好了，阿强叔说，机器和人一样，使久了就要生病的。

庆喜不相信，新买的车怎么会生病呢，他身强体壮，也觉得摩托车和他一样，不能缺胳膊少腿，可坏了就是坏了啊，神仙也救不了。庆喜苦恼，沮丧的心情如同骑不了的摩托车，眼看着大路坦荡，无法伸展，腿脚被绑了，走一步也难。

而坏事紧接着就来了。

我们清平街的人目睹了庆喜被打残的过程。打人的，听口音是外地的，一共有三个，人不多，下手重，一人一拳，就把庆喜打趴在地。庆喜清早起来，正要去池塘边早点铺吃包子喝豆浆，一脚踏出门，就被人拖到一边，一个踉跄，来不及看对方是谁，劈头遭了一拳。那一拳真够狠啊，目击者说，庆喜的头就像铜锣，手一敲，嗡嗡响。打人的人，用完拳头又出脚，庆喜的胸膛和脑门，伤得最重。他一点反抗的机会也没有，像只皮球在地上滚。皮球流血了，伤口黏了地上的沙砾，疼得他呻吟不止。张寡妇冲出来，像只要保护小鸡的老母鸡，架势是有，一遇上三个强悍的打手，立刻退缩了。她被人揪住，身子瘫软，半跪在地上。母子二人受了刑罚似的，在清平街寂寥的晨光中，如过街老鼠，瑟瑟发抖。庆喜嘴角和睑都流血了，三个外地人，对了一眼，其中两个反压庆喜的手，将他的头按下去，庆喜咒天骂地。第三个人就去扒掉庆喜的鞋子，左脚，再右脚，然后把随身带的刀子亮出来，用的是宰鸡鸭鹅的手法，手起，刀落，庆喜左脚的后脚筋，像鸡鸭鹅的脖子，一下子就断了，血涌出来，惨叫声把清平街从睡梦中喊醒了。

张寡妇见此惨状，来不及喊，一下子晕了过去。

打人的人完成了任务，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了。整个过程持续不到五分钟。事后，目睹这个暴力场景的人回忆起来，形容道，就像一场电影那么久。他们细致描述每一个过程，不放过打人者的表情和动作，他们夸大其词，可没有一个人上前劝阻，也没有人说得出，他们为什么要打人。

庆喜还在医院的时候，清平镇派出所的人来调查，问庆喜，和什么人有过节，庆喜说，没有，我老实人一个，和谁也没过节。派出所的人不满意这个答案，反问道，没过节，他们为什么会打你？庆喜摇摇头说不知道不知道，一群疯子，疯子。

就是这几个疯子，打完人，不留半点口信。他们有谋而来，要给庆喜一个教训，像蝗虫，飞来啄食了庄稼，食得颗粒不剩，飞走了，什么时候饿了，还会飞回来。

清平镇派出所的人下来调查，目击者稀里哗啦说了一堆，派出所的人就问，打人的长什么样，记得吗？描述一下。目击者犯晕了，当时只顾着看，忘了看他们长相了！派出所的人做了笔录，判定这起案件只是寻常的打架斗殴。

庆喜一只脚跛了，落下残疾，又寻不着仇人，又气又恼。出院后，他就整天窝着不出门，喝酒，骂人。他的朋友都不来看他了，恨不得躲得远远的。张寡妇给他买来拐杖，他不用，举起来，把铺头的东西砸了。父母听闻这事，和清平街的人一样，十分震惊，他们猜想，会不会是刘晴一家报复，雇打手干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冲着张寡妇来啊，是张寡妇剪了刘晴头发，何况事情都过去了，该赔礼的赔礼，该道歉的道歉，再苦大仇深也犯不着把庆喜弄残废啊！大家猜来猜去，最后疑点还是落到庆喜身上，他～定在外面得罪了人，(也许是卷了别人的钱走路了，不然怎么有钱买摩托？)躲回来，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仇家寻来，就遭罪了。一定是这样的，在饭桌上，我母亲摇头叹气，告诫我说，做人一定要老实，吃点亏不怕，要紧是别得罪人。我说，庆喜哥也是老实人啊。我妈就生气了，他老窦人，全天下都是老实人！父亲烦了，有你这么教儿子的吗？母亲不服气，搁下碗筷，说，一定是这样的——像之前无数次讨论家长里短，母亲语气笃定，下了结论。

清平街的人现在一谈起庆喜，都改口叫拐脚喜了，平常得就跟喊八仙的铁拐李一样，可庆喜不是铁拐李啊，也不是神仙。他脚残了，摩托车骑不了，再也跑不远了。他的朋友都不来看他，半年过去，庆喜变了个人，他胖了，脸上肉一坨，就像凭空长出来的一颗肉瘤，长在清平街的皮肤上，一走路，鼓鼓的，很是晃眼。时间一久，渐渐接受了拐脚喜的角色之后，他就不再闹了，安心做一个残疾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干活，不挣钱，愁了就喝闷洒。他的头发剪短了，胡子拉碴，目光混浊，像两粒死鱼眼。他白天经常一瘸一拐，走到修车铺，坐下，看别人下棋、打牌、讲占，一窝，就是一天。P36-38

1998年之前，我家住的是平房，那时周边的房屋还没建起来，我家那一栋平房就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仅有的几个邻家孩子，都比我大好几岁。我没有同龄的玩伴。没有人陪我，我就只好自己一个人玩。家里客厅摆着一个盆栽，种的是一棵小榕树。花盆是那种做工很粗糙的瓷器，我用水淋湿花盆的黏土，将它们捏成一个小小的房屋，又抓来几只蚂蚁，丢进去，想象它们困在这里迷路了，找不到出口。蚂蚁在我筑造的屋里交头接耳，像在说些什么，我就代替它们说话——但其实，是我自己和在自己说话。

很多年后，我写起小说来了。我不再是一个缺乏玩伴的小孩。

这几年，我时常会回想起这样的画面：一个小男孩，蹲在盆栽前，自言自语，他的眼睛看见的不是黏土，也不是蚂蚁，而是一整个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冒险，有救赎，有战争，还有和平。

——如果非要给自己的写作找一个原点，这大概就是那个“原点”吧。想象力在我独自玩耍的时候被激发，释放出来。那时我可能只有三四岁，我记不清了，我乐于做这样的游戏。现在一闭上眼，我就能回到那个时刻：阳光从天井抖擞着落下来，照在盆栽的黏土上，我想象中的世界，正熠熠发光。

这么多年过去了，写小说的我还是个长不大的孩童，我用黏土去搭建未知，去勾勒想象中那片天地。我始终相信，只有以最赤诚的心沉浸其中，你所构建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木，才有灵魂。

在最后敲定小说集篇目的时候。我把旧稿和新稿都作了修改。我细细地重读这几年写下的短篇，读完才恍然发现，原来好几篇作品里，都会出现一个小男孩。最开始是《打马而过的旧时光》，接着是《我的石头祖父》，然后是《章台柳》，和《最后一次“普渡”》，以及今年九月写的《消失的父亲》。我惊诧于这几篇小说的“一致”，这种一致令我感到惶惑，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好像我一旦进入小说，就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个孩子有时以人物的身份出现，有时以讲述者的身份出现。他对所有未知领域抱着一种天生的好奇。

这个孩子，其实早就“消失”了，他消失在时间巨大的裂缝中。现在你所看到的，不过是我一厢情愿“造”出来的。正因为他消失了，不在了，我才会一遍又一遍地寻找他，以不同的方式想象他的存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就像穿越一片广袤森林。你有可能会迷路，会陷进沼泽，也有可能被森林中的猛兽咬伤，吃掉。

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找回他，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然而小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徒劳”：打捞时光的徒劳，重访往昔的徒劳。

这几篇小说，缀起来，连成一段长长的线。线的一头，绑在一个小男孩手中，另一头，则被现在的我，牢牢地牵住。我们隔着时光之河遥相对望，从我的眼里，能看到他，从他的眼里，也能看到我，我看到他的笑，也看到他的哭。只是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写小说的人，是不是他一开始就想要成为的样子？

《一个青年小说家的肖像》，是我为自己勾绘的一幅画像。这篇小说写得很酣畅，虽然未免会有太过用力的嫌疑。我在小说里溯流而上，试图去捕捉什么，去探究什么，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审视，审视自己，无异于血淋淋地剖开心，会痛，会撕心裂肺。但倘若没有这样的痛和撕心裂肺，我便无法脱胎，再造一个新的我。在小说里，我写了这几年所遭遇的纠结和困苦。如果你愿意将它当作真实写照，也未尝不可。《一个青年小说家的肖像》是一个分水岭，所以才有了接下来的《他杀死了鲤鱼》和《躺下去就好》，这两篇一前一后，写于今年的6月和7月。

精神上的贫瘠，是世上最可怕的事情。也许我写小说，有意无意，都是为了摆脱这种贫瘠；又或者，是因为我的人生本来太贫瘠，才要用小说去虚构丰盛，抵抗现实。

对我而言，小说和现实之间，就像针与线，你的手法再精湛，技艺再娴熟，没有了线，破碎的衣服就缝补不起来。生活是破碎的，现实也是破碎的，只有以小说这种方式，这破碎的生活和现实，才有了被缝补的可能。我知道纵使我穷尽浑身解数，也做不出一袭华美的衣袍，但起码，我给自己的生活，打了一颗补丁，也许还不止一颗——这些短篇小说，这些我殚精竭虑写下的“故事”，都是人生的补丁。

如果你耐心读完这批短篇，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清平镇”的地方，清平镇有条清平街，清平街上的男女老幼，就生活在这里，在这里生老病死，繁衍生息。“清平街”第一次出现，是在《最后一次“普渡”》。这篇作品写于2011年，那年我刚好大学毕业。我写了一家“迁徙”的潮汕人，写了老家七月半的鬼节。现在将它放在小说集结尾，和开篇的《他杀死了鲤鱼》遥相呼应。因为它们都触碰了一些和神明鬼怪有关的暗角，尽管这些并非我写故事的本意。这批写“清平街”的小说，姑且称作“清平街系列”。

小说集定稿之前，我将写于几年前的旧稿也作了修改。凡出现地名的，一律改作“清平镇”(或“清平街”)。其中最早的一篇《打马而过的旧时光》写于2006年，我读高二的时候，还有2007年的《我的石头祖父》。前者的开篇，是十足的对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第一句的模仿，修改时，我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两篇都是参加“新概念”时期写的，内里的气质相似，收进来，也算是一种纪念。

此外还有《青梅》，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一半在清平镇，一半在大城市。我想写的是一个女人的半生，她是我见过的，又没有见过。我只想老老实实地铺陈她的人生。所以，这是一个笨拙的，没有技巧可言的小说。蓝姨的经历，和我所知道的许多潮汕女人相似。她不是其中任何一个，却可以是她们所有人。

相比之下，《章台柳》和《沉睡者》，则是将技巧和所谓的“实验性”写到极端的作品。本质上，它们是“清平街系列”旁逸斜出的枝节，它们代表了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五年前的作品，我稍作改动，一并放进来。对于旧稿，我有私心，我不忍割舍某些现在看来已经稚嫩的作品。作为读者的你，姑且将它们当成习作来读吧。

小说避免不了要触碰现实，但是以怎样的方式去触碰，每个小说家都有不同的做法。我的习惯是，让故事里的人“自由地”选择和行动，就像《他杀死了鲤鱼》和《躺下去就好》，这两篇几乎写于同一时期，我所迷恋的，是故事中人物的“姿态”。它们，和这部小说集里我最喜欢的那篇《邮差》一样，有着内在相同的气质。

“小说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当我们完全忘记作家存在之时，正是他在文本中绝对在场的时刻。”我想做一个帕慕克所说的，隐身在作品背后的作者。

我无意做一个地方风物志的撰写者，这不是小说作者要做的。小说写的是人生，是迂回曲折背后的那片灰暗地带。我其实只是开了一个头，掀开了那张覆在大地上的网极小的一角。被这张网降伏的巨兽，它的庞大身躯，它身上的毛发和纹路，它的五脏六腑，尚未完全显露出来。

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写下去，但只要我在写，我便不可能绕开故乡。

我的根在那里，魂也在那里。我是身体里住着“老灵魂”的人。我无法将自己连根拔起，去书写其他陌生的物事。这也是我极少写其他题材的原因，我的阅历尚浅，离我太近的东西，反而看不清，所以，我需要拉开一段距离，选一个点来对焦，如此，才能够顺畅而自由地虚构下去。

倘若你想在这部短篇集中读到“爱情”，那么对不起，我要向你说声抱歉了。

这个集子取名《第三条河岸》，其实是向巴西小说家吉马朗埃斯·罗萨致敬。

罗萨有篇小说叫《河的第三条岸》。故事里，父亲脱离家庭，独自坐上一艘小船在河上漂流，发誓永生永世不回家；儿子怕父亲挨饿，总是偷偷给他送吃的；家人想尽一切办法要他回家，可他始终不回来。许多年过去了，鬓角斑白的儿子隔着河对父亲发誓，只要父亲回来，他就代替父亲漂流在河上。可是，当父亲出现时，年老的儿子吓杲了，因为父亲看起来就像“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儿子无法忍受陌生的父亲形象，最终落荒而逃，父亲再也没有出现过。

写小说，对我而言，就是在寻找河的第三条岸，它既不是现实，也不是虚构，而是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某种难以言喻的“存在”。直到现在我还在找，也许一辈子也找不到，不过没关系：“在我死的时候，我要别人把我装在一只小船里，顺流而下，在河上迷失，沉入河底。”

林培源

2013年9月30日

于暨南大学

林培源对文学的执著多年来始终如一，在文字上的实践也是这样。我感谢他对《文艺风赏》的所有支持，感谢他为我们描绘的生动的小城故事，以及关于青春凋零的图景。

——笛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