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

这本《刘勰评传》(作者杨明)是其中一册，是一部研究他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说的专门性著作。

《刘勰评传》(作者杨明)叙述了刘勰、钟嵘的生平事迹；通过对其著作《文心雕龙》、《诗品》的剖析，全面地论述他们的文学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对于刘勰的佛学思想、史学和诸子学思想以及钟嵘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也作了介绍。《刘勰评传》的特点，一是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加以认识和表述，阐释文献力求符合原意，对于一些概念、用语作了较细致的解释；二是对于两位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努力追溯其历史渊源，考察它们与时代风气的关系，并与后世的文论进行比较，从而论述它们产生的必然性，评论它们的历史地位。《刘勰评传》努力吸取学界已有的成果，同时也有作者自己的心得体会。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刘勰评传》

前言

第一章 刘勰的生平

第一节 在定林寺中：人仕之前

第二节 从入仕到出家

第二章 捍卫佛法的《灭惑论》

第三章 不朽的文论著作《文心雕龙》

第一节 《文心雕龙》的性质和全书结构

第二节 文之枢纽：关于文章写作的基本思想

一、论文章的本原

二、论学习经书

三、论学习《楚辞》和酌取纬书

第三节 执正以驭奇，为情而造文

一、提倡风骨，反对讹势

二、以情纬文，反对繁滥

第四节 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论创作思维

第五节 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论作家个性与文章风貌

第六节 论文辞修饰

一、论声律、对偶、用典、用字等

二、论比兴、夸饰、隐秀

第七节 批评理论与实践

一、论批评原则

二、评论历代各体文章

第八节 论文章与时代的关系

第九节 刘勰的思想方法与《文心雕龙》的历史地位

一、刘勰思想方法的一些特点

二、《文心雕龙》在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地位

第四章 刘勰论史书和诸子书

第一节 刘勰的史学思想

第二节 刘勰论诸子书

附《钟嵘评传》

第一章 钟嵘的生平

第二章 《诗品》：我国最早的论诗专著

第一节 五言诗创作和批评风气之盛

第二节 《诗品》论诗歌的产生和作用

第三节 《诗品》的诗歌审美标准

一、以情感动人为美

二、“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

三、要求“自然”、“直寻”，不以用事为贵

四、关于兴比赋、深浅、雅俗和永明声律说的议论

第四节 《诗品》的批评方法

一、品第比较

二、推究源流

三、描述风格

第五节 结束语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语词索引

后记

说来惭愧，接受《王矗丘处机评传》的撰写任务已经十年了，今天才交出书稿。

出于在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讲授宋元史专业课的缘故，我对传主有些兴趣，谈不上研究。一九八七年，因编撰《中国十大名道评传》一书，才对中国道教进行系统了解，并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有爱不释手之感。一九八八年，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伍野春先生介绍，我斗胆向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申请本评传的撰写任务。没想到，“中心”看到了我的材料后，从培养青年学者的目的出发，经编委会讨论，真的把这个撰写任务给了我。这样，以评传为纽带，我和“中心”结下了不解之缘。

接受这一任务后，面对这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面对高标准的评传撰写要求，我又深感自己理论水平有限，功底浅薄，能力欠缺，恐难高质量地完成这项工作，有点灰心丧气。这时，“中心”《丛书》常务副主编蒋广学教授多次给我来信，阐述评传撰写工作的意义，介绍同行的经验，鼓励我努力学习，克服困难，写好评传。于是，我避开了当时掀起的高校教师“下海淘金”的浪潮，自甘寂寞与清贫，躲进了图书馆，静静地“啃”起了历史文献。为了提高自己，一九九三年我考入了杭州大学，投师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梁太济、徐规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开初，拟以本传作为学位论文，但考虑到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是生活在历史社会的大系统中，与之相连的社会研究显得更为重要，更具基础性，便放弃了原先的想法。开始用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综合的方法集中精力研究宋元道教。三年时间里，我一边完成庞大的学位论文计划，一边向国内外广泛地搜集有关传主的资料，且将原有的和新获的资料一一进行编年与考辩。同时利用休息时间与张兴武博士一道，经常往来于杭大对面葛公岭上的抱朴道院，与道长和道士们谈经论玄，了解道教的变化与道士的生活，也顺便松弛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一九九六年，我带着有关传主的十二纸箱资料来到广西大学，安定后，方才正式动笔写作。这期间，“中心”一直以通讯的形式指导着我的工作，周群博士曾两下杭州与我蒙面未遂，又多次打电话，写信交流、介绍撰写经验，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评传酝酿写作过程中，广西教育厅、广西大学科技处在经费上给予了一定的资助，或多或少缓解了我复印和购买资料时的羞涩窘况，尤其是周怀营教授还给予热情地精神支援。恩师梁太济教授，不顾眼疾的痛苦，详细为我的写作计划提出了指导意见，并对我提出的疑问给予了认真、详细地解答。中国社科院宗教所钟肇鹏研究员，多次来信鼓励我，并在关键时刻给予耐心地指导。如原定王矗为附传，写作过程中因时间先后，思想继承等问题总不易理顺，改为王矗丘处机评传即是钟先生的建议。我的朋友，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柳立言博士，多次为我购买、复印海外有关传主的资料。香港中文大学苏基朗博士帮我购书，几乎跑遍港岛。四川师范学院蔡东洲教授为我借阅、复印传主的材料，花费不少时间。四川大学舒大刚博士、烟台师院樊文礼博士，亦曾为我复印过资料。四川大学李勇先博士，西南财大史继刚博士，在他们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也为我提供一些传主的资料信息。由于自己摄影的失误，天津师大杜勇博士不辞辛劳，又专门到北京为我拍摄传主的有关照片。对上述为本传写作提供过帮助与方便老师与朋友们，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初稿草成，《丛书》副主编蒋广学、洪修平等教授，本书责任编辑周群博士以及评审委员会的各位专家，对本传的写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尤其是如何从历史的高度认识传主的思想发展和社会影响，如何评价传主的历史地位等方面的建议，使我深受启发，茅塞顿开。定稿后，李忠清教授又为本书编撰了人名、文献、词语索引，使其增色不少。对他们的无私帮助，我将铭记在心！

太上曰：“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本评传的写作，虽然力图博览群书，广寻例证，用新的观点，从不同角度探讨传主的生平与思想，但毕竟只是初探，无经验可寻，无范本可参。故，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还望同仁不吝赐教。P12-14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刘勰居定林寺十余年，未曾出家，可是做了不少与佛教有关的工作。如为某些僧人、寺庙撰写碑铭。除上文所说超辩碑铭外，延兴元年(494)定林寺僧柔法师卒，也是僧□立碑，刘勰制文。超辩、僧柔都是著名高僧。《高僧传·僧柔传》称柔法师乃佛门“元匠，四远钦服”，齐文惠太子和萧子良“并伏膺人室”。他比僧□年长十余岁。僧□少年时入定林寺后，即长期与他一同生活、修行，并得到他的教诲。按齐梁时高僧卒后，撰碑文者多为著名文士，有的还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其事是十分慎重的。比如僧□之师法献卒后，即请一时文宗沈约撰写碑铭。如今由刘勰来写超辩、僧柔的碑文，足见刘勰的文笔受到器重，非同一般。此外，他还写过《定林上寺碑铭》、《建初寺初刨碑铭》等。

这一期间刘勰所做的有关佛教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协助僧□整理佛家典籍，编制目录。僧□在收集、整理佛典方面有重大贡献，建初寺、定林寺的经藏都是他所建立。他整理群经以后编撰的《出三藏记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藏目录，不但历来为研究佛学者所宝重，而且在目录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刘勰在这部书的编撰中，可能也有相当的贡献。《梁书·刘勰传》云：“依沙门僧□，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既然说“录而序之”，则《出三藏记集》中各部分的序，或许就有刘勰的手笔。此外，僧韦占编撰有《释迦谱》、《世界记》、《萨婆多部师资记》、《弘明集》等等，总题为《释僧．佑法集》。这些著作的编撰和序文的撰写，可能也有刘勰之力。明朝人已发此论，如徐□《文心雕龙跋》即认为《僧□法集总目录序》及《释迦谱序》、《世界记序》等文，“全类勰作”。清人严可均也认为“僧□诸记序，或杂有勰作，无从分别”。现代中、日学者，也多有持此意见者。按《高僧传·僧韦占传》云：“初，□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那些著作主要是自群经、文集中抄出编纂而成。其创例构思当出自僧裙；抄录之功，自可委之他人。刘勰参与其事的可能性当然很大。至于各种著作的序文，或许也有刘勰代笔者。但其观点、内容，必出自僧□。即以上述刘勰为诸寺庙及僧人所作碑铭而言，僧□已明言“文自彼制，而造自鄙衷”，其内容应也是僧韦占所提供。

这些整理佛典、编制目录、抄录群籍并加以编纂的工作，当然提高了刘勰的佛学修养，而且对于锻炼、提高他的思辨能力也一定很有益处。当时寺中所藏佛典，数量浩瀚，颇有杂乱，还有伪作混淆其间，进行整理，当然须花费大量比较、鉴别、选择、归类等考订功夫，所谓“沿波讨源”、“原始要终”、“辨始以验末，明古以证今”，这本身可说是一种思维能力的训练，何况佛学理论富于思辨性、逻辑性，深入钻研，当然会大大提高思辨能力。

上述刘勰所作僧人和寺庙碑铭，今已亡佚。留存至今的佛家文字，作于齐代者，有《灭惑论》一篇。那是为反驳道教徒攻击佛教而作的论文，其内容下文再作介绍。这篇论文，收录在僧裙编的《弘明集》中。该集载录古今人士(包括僧人和未出家而奉佛者)捍卫佛教的文章，其序为僧□所作，有云：“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刘勰作品也被选录，可见僧□对他的重视。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在依托僧□的十多年内，刘勰最重要的业绩，乃是撰写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刘勰本人对这一工作的重视，也必定远过于整理经藏等。南朝时寺庙每富于资财，定林寺为当时名刹，当然更是如此。因此除僧□苦心建立的经藏之外，当也收藏有大量经史子集四部图书。事实上，僧□自述其整理佛典的工作时就曾说：“钻析内经，研镜外籍，参以前识，验以旧闻。”整理“内经”(佛典)是需要“外籍”作为参考的。刘勰自幼好学，一定充分钻研、利用了这些图书资料。这些图书，为他写作《文心雕龙》提供了很好的客观条件。

刘勰、钟嵘这两位文学理论批评家的评传已经写完。感谢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给予这样一个机会，让我把学习中的一点体会呈献于读者面前。能够有机会参与匡老亲自规划、主持的这项重大工程的工作，在我是深感荣幸的。

刘勰、钟嵘都说文学的起源很早。刘勰举出上古葛天氏时的乐辞，认为是最早的诗歌；钟嵘则举出舜时的《南风》和《卿云》。其实他们同时代的沈约也已经说过，“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确实，在人类的幼年时代，就有了文学，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成长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那么，有关文学的思想理论，本身也就是人类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等一样，有它独立的存在价值和自身的发展逻辑。文学思想的发展当然会受到其他社会现象、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决定其发展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因素，还是文学创作的实践。我国古代文论，尤其具有实践性的品格。本着这样的认识，我首先是努力“就文学而文学”，也就是从文学内部把刘勰、钟嵘的思想、观点讲清楚，同时也努力注意这些思想观点与时代风气、哲学思想以及其他艺术门类之问的联系。在谈这种联系的时候，力求谈得具体、实在。至于他们其他方面的观点，如刘勰的佛学思想、史学和诸子学思想，钟嵘在政治活动中的某些言论，也尽可能作了介绍，但他们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当然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在文学思想方面的建树。上面这些想法对还是不对，我的努力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那是要请专家和广大读者评判的。

对于这两位大家的研究，可说若干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都取得了重要的、丰硕的成果。本书的写作，实深受我的导师王运熙先生的影响。从基本观点到对一些概念、语词的理解，都运用、吸取了王先生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的态度、方法上，也力求遵循王先生一贯的教导，实事求是，尊重并努力探寻历史的本来面貌。在写作过程中，也得到王先生的许多关心、指导。当然我也努力吸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是见闻有限，特别是台港和海外学界的成果，了解得不多，颇觉遗憾。书中自然也有一些个人的想法，则期望得到学界的指正。

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