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是著名作家何建明所著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

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外撤侨行动，政府最高级别动员——国家一级响应，陆海空联动——军机运输——军舰护航，12天，在战乱中的利比亚奇迹般撤离侨民35860人，一个举世瞩目值得铭刻史册的大事件。为了普通公民的安危——外交部、国资委、公安部、安全部、商务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民航局、解放军总参谋部共同行动！为了普通公民的安危——国家派出特别行动小组！

《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外撤侨行动纪实。

《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讲述：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和自信，不能仅看其GDP总量是多少，外汇储备世界排名第几，其中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无论走到哪里，遭遇灾祸或事故时，都能得到自己国家政府积极有力的保护。如果说1940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一个历史奇迹，2011年中国政府组织的利比亚侨民大撤离绝对值得历史铭记。

利比亚内战枪炮四起，战火延绵，流血冲突和暴力抢劫每分每秒都在发生，身处利比亚的三万余名中国公民随时都会遭遇生命危险。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亿万民众热切关注，一场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撤侨行动拉开帷幕……

2011年2月21日——

一个国家决定的产生

黄屏，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在这座扇面式大楼里，他是上百位司局级干部中的普通一员。这一天清晨，他是从办公室那张临时搭起的行军床上起来的。他和副手、领事司副司长兼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主任郭少春等人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了，这仅仅是大战开始的前夜。

利比亚的形势每天都在恶化，其发展速度根本无法预料。从2月19日开始，我驻该国大使馆向国内发来的电文一封比一封加急：

“利比亚政府已经失去对多个地区的控制，局势发展对我在利工作的数万名建筑人员和公民形成万分危急之势……”

“20日晚起，这里已陷入全面动乱状态……”

“形势已万分危急，我在利建筑工地多处遭遇袭击和破坏。有的公司财物被抢劫一空，并有数百上千人被暴徒残忍地赶到荒无人烟的沙漠之中……”

“我们是领事司，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义不容辞。现在几万名在利同胞身处险境，我们必须时刻坚守岗位，全力以赴投入战斗！”黄屏斩钉截铁地说。

对黄屏和领事司的同事们来说，现在他们面临的这场战斗绝对是超级大战：要从远在万里之外的非洲战乱之地，将几万名随时处在生死危急之中的同胞接回来……

“怎么接？”

“什么时候才能接完？”

“要动员多少人力物力？”

“拖上十天八天，要是死了几百几千人咋办？”

黄屏一说起当时十万火急、迫在眉睫的危急形势，语速快得就像连珠炮，脸涨得通红，情绪格外激动。

必须把同胞接回来！接到咱祖国的土地上！必须让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自己的家！

这是黄屏和领事司同志们共同的心愿，也是他们掷地有声的誓言。

“2004年6月，中铁十四局到阿富汗参加援建工作的11名工人被武装分子袭击遇难，是我去机场接的。当时看到排得整整齐齐的11口棺材时，我的心痛啊！你想想看，11口棺材哪，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接机的遇难者亲属也在现场，他们个个哭得死去活来……这一幕我永远忘不掉。”泪光在铁骨铮铮的黄屏的眼眶里闪动。

“这一回是几万同胞啊！他们身处水深火热的险境，利比亚炮火连绵，枪声四起，流血冲突和暴力事件每分每秒都在发生。一旦他们被交火双方当成人质，出现成百上千的伤亡，那可是天大的悲剧啊……”黄屏的嘴唇在颤抖，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他依然激动不已。

“所以，我们外交部、我们领事司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及早把我们的同胞安全地接回来！”黄屏重重地补了一句，“一个也不能少地全部接回来！”

黄屏深吸了一口气，昨天杨洁篪外长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亚非司司长陈晓东汇报利比亚形势：“目前的判断，从利比亚的内部看，卡扎菲高压统治已经四十二年了，政治上四面树敌，经济建树也不多；从外部看，西亚北非政局动荡来势凶猛，虽然卡扎菲本人试图讨好西方，但仍被视为异类，必欲除之。利比亚形势将继续恶化，很可能变成全面内战。”

“我同意晓东的看法，”国际司司长陈旭说，“从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那边报来的情况看，西方国家正在酝酿出台有关利比亚的提案，意在整垮卡扎菲。”

“那么，如果局势恶化，我们人员撤离会不会受到冲突双方的阻碍呢？”外交部党委书记张志军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肯定有困难，但总体上应该不会遇到阻拦，因为中利双边关系还算正常，反对派方面要争取国际承认，也很看重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地位，不大可能得罪我们。目前我们在卡扎菲和反对派两边都有关系，只要工作到位，政治层面应该有保障。”外交部副部长翟隽说。

杨洁篪外长一直沉默地听大家的意见。张志军书记看看他说：“看来，我们要把工作往前赶，也要作最坏的打算。”

“看来要撤人了。”杨外长终于说话了，只听他用低沉的语气道，“人是第一位的，人命关天，首先要考虑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人要安全。现在最要紧的事是，政策司、亚非司把情况搞清楚；欧洲司、非洲司先准备起来，关键时刻要能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把这么多人撤出来需要时间，要尽可能争取时间。”

杨外长抬头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副部长和司局长们，指着财务司司长胡建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先和财政部的同志沟通好，可能需要特事特办。”

“明白。”胡建中重重点头。

杨外长随即宣布：“现在部里需要成立处理我在利公民安全事宜的应急领导小组，请志军书记挂帅，宋涛、翟隽为副组长，黄屏、陈晓东和各部门一把手为小组成员。”

“好，大家按照杨部长的布置行动吧！”张志军书记说。

“听着，从现在起，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除了上厕所，一刻也不能离开岗位！”按照惯例和业务职责，领事司和所属的领事保护中心，毫无疑问是具体行动的主要执行单位。黄屏在领事司说完这句话，又小跑着赶到领保中心重复了同样的话。

“有多少人呀？”

“听说有一万多！”

“何止，少说两三万呢！”

“天哪！这可怎么弄呀？”领事司和领保中心的年轻人近些年也经历过大大小小十余次撤侨行动，但这么遥远，这么多人，又这么紧迫，他们可从来没有遇到过。几万人的生命安危此刻与他们息息相关，亿万民众和数千万海外侨胞在热切关注，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此等事态外交部没有遇到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遇到过。

20日晚，紧邻外交部居住的不少北京市民看到那栋手风琴式的扇形大楼有不少窗户彻夜通明……

21日早，黄屏和郭少春就从领保中心赶到部会议室参加应急领导小组碰头会。平日总是笑容可掬的杨洁篪部长也来到会上，此刻杨部长的脸上已经没有一丝笑意，他用极其深沉的语气再次强调：“继续密切关注利方局势发展，尽快做出撤离我同胞的方案。”

是啊，大战将至，几万人的撤离方案怎么做？谁来做？

“由宋涛牵头，办公厅协助，领事司和领保中心打头阵，其他部门全力配合。”外交部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张志军下达命令。

碰头会用了不到半小时。接下命令后的黄屏和郭少春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最先站起来。

“黄屏、少春！”宋涛叫住了他们，“你们最好中午前把撤离预案给我，下午一上班要开部内协调会，紧接着是各部委之间的协调会。没有方案不行啊！”

黄屏和郭少春会意，这分明是迫在眉睫之上再加四个字：十万火急！

“是！宋副部长，我们一定在中午前拿出预案！”黄屏回答得干脆利索。他拍了一下郭少春，两人一路小跑着往领保中心赶。

“接下去的半天是怎么过来的，我真的想不起来了！”黄屏摇着头说，“反正我和少春的脑子就像开足马力的机器，全速运转。领事司和领保中心的几十号人也都被动员起来，有的收集前方信息，有的研究撤离路线，有的测算运力计划，有的与驻利比亚和周边国家的使馆联系，还有的紧锣密鼓地与商务部、国资委、公安部、民航局等单位沟通。总之，我们以最快速度做出了一份高质量的撤离预案报告。中午前送到了办公厅，送到了宋涛副部长那里……”

这天中午，有人看到宋涛根本就没扒几口饭，办公厅的张明主任都没时间端饭碗。他们的任务是马上把撤离预案改成上报部长和主管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同志的正式方案。与此同时，外交部牵头、有十多个部委参加的部际协调会也在紧张地准备着。

下午2时30分，外交部的部内协调会首先召开。各部门领导参加，并形成七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撤离方案，而方案已经涉及海、陆、空联动，甚至考虑出动军队……

乖乖，这是啥阵势！有人在窃窃私语时瞪圆了眼睛。

4时整，由外交部牵头，公安部、安全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商务部、国资委、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民航局、解放军总参谋部及相关公司负责人参加的部际协调会在外交部大楼召开。宋涛主持，并向各单位布置撤离事宜的相关任务。

会上出现了一些意外，某在利比亚工程建筑公司负责人汇报情况时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我们的工地从19日开始，已经被那边的暴徒们连抢了好几次。他们都是拿着枪的，我们有好几位工人被打伤了，可怜的是那些女同志，个个吓得不知咋办。刚才开会来之前，我又跟那边联系了一次，说他们已经顶不住暴徒们的洗劫了，撤到沙漠的营地里。几分钟前我连续又打了十几个电话，可再也联系不上……这几百号人要出了问题，我可咋向他们的家属交代呀！求求你们外交部，求求政府，快帮忙吧！”

那是位平时说话气壮山河的国企大老板。他的哭求，让会议顿添几分悲忧。

“所以说，局势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大家必须怀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迅速行动，争分夺秒，尽可能地确保我在利公民的安全，顺利完成撤离任务！”宋涛高声强调。

“那就把任务分配给我们吧！”

“对，叫我们干什么，尽管说来！”

“还有我们……”

P6-13

已经很少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后写“后记”一类的东西了。但在这部《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最后收笔时，则感觉有许多东西仍然留在心底没有告诉读者而很不够爽，于是便有了这个“后记”……

在古时，有“补记”之说，我的这个“后记”属于这样的“补记”。因为在创作正文时，有许多内容受到结构安排等因素的影响，故没有进入其中。因而也让我内心深存一份“欠”人情的感觉。

比如，我欠了最早找我谈创作这部作品的外交部原新闻发言人、现为外交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章启月的一份人情。她的知名度很高，我们对她的印象甚好：干练、有风采、有水平，属于那种给国家形象很增色的数量并不多的女外交官。她多次与我深入交流这部作品的创作思路及细节，并亲自出面安排诸多方面负责人与我交流和接受采访。

比如，我欠得比较多的还有一直参与整个采访与审稿过程的王永参赞和郑曦原参赞。特别是郑曦原参赞，他基本上全程参加了我这部书的采访与审稿过程，并且在许多方面给予了我特别的帮助。虽然他是外交部安排协助我完成此书创作的，但由于他的专业能力和个人的良好素养，使得他很快成为了我的朋友。这样的友谊和友情对一个作家完成一部作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通常有些单位是不太了解这些的。这让我在感谢郑曦原先生的同时，必须深怀情意地感谢外交部的这份精心安排——它使我对外交部的整体形象有了异乎寻常的好感。应该感谢的还有帮助过我的孙鹏远等同志。

然而需要特别说到的还有领保中心的诸多年轻外交官们，他们在利比亚大撤离中做了许多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事，当然身处第一线的我驻有关国家的诸多外交官们更是如此。他们的事迹毫无疑问都应当载入史册，而由于采访条件的限制和篇幅关系，在此书中没有对他们的功绩给予适当的叙述，但这依旧不会影响这些人的可敬可爱形象。整个大撤离是以外交部为主体的一场特殊的超越国界的大行动，国资委、商务部、国防部、总参谋部等等单位甚至许多普通国民和外国友好人士，他们都参与其中，他们的贡献同样应当被传颂和载入历史。

我想特别提到的还有两位领导人，一位是外长杨洁篪，另一位是国务委员戴秉国。

与杨外长的交流，可以说是见缝插针。我甚至认为采访日理万机、天天忙得不可开交的外长有一种负罪的愧疚——因为像我们搞写作的，没有哪一件可以同瞬息万变、事事重千钧的国家外交事务相提并论，故而我有什么必要去打扰自己的外长呢？然而杨外长如期相约，并且与我谈得颇为酣畅。之前就听说我的这位江苏老乡特别喜欢苏州评弹，而且能弹一手好琴。弹琴者都是需要超然的恬静心境和非凡技艺的。我曾问杨外长的业余爱好与他得心应手的外交工作是否有某种默契，他笑而未答，但他有些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外交工作就是要牢记国家利益至上，处理任何复杂的外交事务，其基本原则是怎么对自己的国家有利，同时又能实现合作共赢。同时他又强调，必须在做事之前有预断，遇事一定要立体思维，讲究节奏感。外交虽然重视结果，但其过程特别重要，过程恰恰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思想、外交艺术和外交战术的具体体现。做事的标准和结果是必须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同时他特别指出，大国要有气度。

采访国务委员戴秉国超乎了设定的时间和内容。那天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里，我们自然主要谈了利比亚撤离的事，但这位领导人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平易近人和谦逊的风采。他坦诚地谈到自己从四岁半时就跟父母去田间插秧，到学校毕业后如何到了北京，后来又在外交战线四十余年的大半人生经历时说：我一直记得小时候父母常跟我说的，干什么事都要平常心、好好干。也许这就是一位大国外交工作领导者能够运筹帷幄、把握大局的内心的平衡与支撑点。  戴秉国同志有几句话令我记忆尤深：一个人不管担任什么职务，都要不断学习。一个国家强盛了，可以自豪，但不要骄傲；可以豪迈，但不能傲慢。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一定要让世界各国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可亲可敬且可以打交道的民族，当然也是一个不可随便任人欺凌的民族。

写《国家》，有诸多感慨：一感慨我们祖国的执政者务实为民，决策英明；二感慨我们祖国如今的强大和实力；三感慨我们国家制度的优势与力量；四感慨我国外交长期积累的资源与外交队伍的干练、杰出；五感慨我们的人民可爱可敬、无私奉献精神；六感慨整个战役的缜密、完美和巨大成功。

“国家叙述”是我的报告文学创作主要风格。这部以《国家》为题的“国家叙述”，可以说是我一向秉承的创作风格的一次具有新的标志性意义和堪称“非常痛快”的叙事过程。从创作角度讲，“国家叙述”需要驾驭能力、思想高度、情节细腻、叙述生动、人物丰满、结构紧凑、景情如舞台剧或影视剧那样精彩等内在的艺术要求，绝非是生硬、简单、死板的高、大、全。人物和故事必须是整篇叙述作品的核心，思想和主题一定是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故事中呈现。紧凑而合理的结构则是实现“国家叙述”的高度与全局的梁柱，语言与情节显然是依傍在这些宏梁伟柱之间的砖瓦和混凝土。

报告文学曾经是国人特别喜欢的文学形式。但这些年常听到人们在议论它的不足，大家很纠结为什么看不见优秀的作品。其实不是没有，而是好作品常常被纷乱和“杂货”淹没了。人们反感那些冠以“报告文学”的广告宣传式的文章，因此容易把那类东西归结为“报告文学”，实际上让我们这些从事纯粹性的报告文学创作者感到有点冤。我知道，每年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含纪实类作品）的读者远比小说读者要多，影响力也大。中宣部最近一届评选出的“五个一工程”奖中，文学图书类30部获奖作品中有21部是报告文学作品，在20部获奖电影中有8部、获奖电视剧中有六七部，都是根据报告文学（或纪实作品）改编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说明当今时代的广大读者和观众非常愿意看到那些真实反映生活和客观表现历史的非虚构作品。

《国家》是继《三牛风波》后我今年的第二部作品。工作之余进行创作，是件十分辛劳的事，但因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国家有太多值得去记录的事，所以这种“累并快乐着”的事我还要做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

2012年国庆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