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这是个中华民族绕不开的年份，是谋求复兴大业的中国必须直面的历史。这一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年份，因为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

在《1840大国之殇(告诉你一个双重性格的大清帝国)》里，端木赐香以女人的笔调写出了非同寻常的大清王朝史和没落时代的帝国往事。并告诉我们：要复兴中华，整个民族的精神必须脱胎换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导致的最终结局只可能是在断头台上依然画不完心中的圆。

被遗忘和忽略的历史往往会重演。还原历史的真相，是走向进步的第一步，要想防止鸦片战争的灾难重演，必须让后代了解鸦片战争。1840，这是个中华民族绕不开的年份，是谋求复兴大业的中国必须直面的历史。这一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年份，因为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

在《1840大国之殇(告诉你一个双重性格的大清帝国)》里，端木赐香以女人的笔调写出了非同寻常的大清王朝史和没落时代的帝国往事。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复兴中华，整个民族的精神必须脱胎换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导致的最终结局只可能是在断头台上依然画不完心中的圆。

当我们捧读《1840大国之殇(告诉你一个双重性格的大清帝国)》时，会从字里行间读出：教训远比经验宝贵。鸦片战争使我们看到了天朝的“小”；看到了精神不得复兴的民族，永远与强国无缘。中华民族须以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态度反思历史，痛定思痛，谋求真正意义上的强盛。

前言 后鸦片战争时代，别扭的姿态和梦中的自慰

第一章 大英与大清，不是冤家不碰头

 维多利亚女王VS道光皇帝

 英国对中国：“单相思”很久了

 乾隆对乔治三世：你到我身边，带着不怀好意的笑

 威尔士亲王对嘉庆皇上：最后一轮“秋波”

 大清在广州：防火防盗防洋妇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们在广州的闯关活动

第二章 综合国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比较

 西方第一号现代工业强国vs东方第一号原始农业大国

 自由放任主义VS闭关锁国

 热兵器VS冷兵器

 东方式的绝对专制vs英国式的君主立完

 科学的巨人vs科学的儿童

 那边是文艺的春天，这边是文艺的冬天

第三章 鸦片：大清人民就爱这一口

 鸦片：在大清国土上泛滥成灾

 禁烟的“红头文件”何其多

 道光主持的一场禁烟大辩论

 琦善怎么就成了弛禁派

 道光与林则徐，君臣之间有关禁烟的一场嘀咕

第四章 “天朝救星”林钦差Vs英国“佐罗”义律

 钦差大臣林则徐驾到

 英国：义律现身

 义律与林则徐，谁上了谁的圈套

 甘结，两大文明的冲突

 虎门销烟，大清帝国“虚幻的胜利”

 林维禧事件，东西两大文明的再次冲突

第五章 战前热身与战争前奏

 战前热身

 道光耍起了二百五

 林则徐发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封信

 林则徐的夷情判断、战争准备

 虎门销烟后，英国国内所谓的民意

 战争前奏，英国议会关于是否出兵中国的辩论

第六章 稀里糊涂的战争开始了

 战争开始了，英国鬼子怕林则徐吗

 送不出去的最后通牒和看不懂的白旗规则

 定海(舟山)的失陷和林钦差的倒下

 几家欢乐几家愁

 英军来到了大沽口，迎接他们的是直隶总督琦善

 天上掉下坨乌鸦粪：道光命伊里布收定海

 天朝第三个钦差——钦差大人琦善驾到

 虎门之战一：败则败矣，但成全了天朝仨英雄

 琦善和谈：一不小心就成了卖国贼

 虎门之战二：成全了关天培，一个最悲凉的英雄

 广州之战：杨芳的尿桶战术、奕山的“汉奸”观和广州府的白旗

 三元里抗英的故事

第七章 冷不丁的，战争就扩大了

 英国重新洗牌：义律下岗，璞鼎查准备上岗

 厦门之战：颜伯焘的花岗岩和怡良的祸水引流计

 第二次定海之战与三总兵之死

 镇海之战和钦差大臣裕谦之死

 “归国华侨”璞鼎查的老家宁波沦陷了

 扬威将军：天朝卓越的书法家、无能的军事家奕经驾到

 刘韵珂的“十可虑”和伊里布的二次出山

 乍浦之战：满洲兵的顽强和满洲家属们的节烈

 吴淞之战：陈化成，每顿饭能吃一百二十个包子的英雄

 上海“和平沦陷”啦

 镇江之战：海龄副都统是英雄还是狗熊

第八章 战争的结束和战争的果实

 伊里布、耆英、牛鉴与英夷：瞧不懂的媚眼与照会

 道光：一个人的抗战

 中英《南京条约》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虎门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

 中法《黄埔条约》

第九章 鸦片战争余音袅袅

 鸦片问题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所谓民情和天朝的两大“愤青”

 琦善的命运波折

 林则徐死得其时，亦死得其所

 道光的羞愧和阎崇年的苛责

 恩格斯的预言和拿破仑的失望

小的时候，维多利亚总是穿同一套衣服。小姑娘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女人频繁变换服饰不仅是挥霍浪费，而且是一种不良的品行。当然，这个时候她想奢侈也没门儿，因为她出生八个月的时候，她的父亲就死了，给家里留下一屁股的债务。所以小时候的维多利亚，就是一个灰姑娘，当然成为女王后，并不意味着她就变成了白天鹅，因为小姑娘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叫美女。一般的女人，在有了条件之后，可能就要选择做珠宝首饰和美丽时装的展台了，人长得不晃眼，起码那些首饰和衣服可以晃人眼吧。但维多利亚明显缺少这种偏好，做了女王后的她在服饰上仍然很俭朴，至于王冠上价值连城的珠宝，那仅仅是职业要求，此外别无他意。当然，维多利亚想奢侈，硬件也是有限的。英周早在中古时代，就确立了一条基本原则——“国王靠自己的收入生活”。按照这个原则，国王像其他封建庄园的领主一样，所有花费只能出自自己的领地，即自己直接管辖和经营的王室领地。对于王室之外的土地和农民，国王很难从中拔出一根毛来。如果他们得知，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面向全国人民征收土地税，他们会吓傻的。因为英国国王给自己的官员发工资，都得自己掏腰包。按英国的传统，英王只有在爆发战争，或国内出现某种特殊情况时，才能面向全国收税。收税时，还必须向全体征税对象(这些对象的代理机构先是贵族会议，后是议会)说明征税理由，否则甭想拿到一个子儿。比如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借口儿子封骑士、女儿出嫁，要求议会给自己拨九万英镑，议会大哗。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来《乌托邦》的作者、时年仅26岁的莫尔在议会上发表了坚决反对此举的演讲，最后亨利七世手里只搞到i万英镑，羞人啊。亨利八世在位时期，作为国王的他在街上见了商人小约翰的运输车队，竞不无嫉妒地说：哼，这家伙比我还有钱！当然他是白嫉妒，不能像道光的父亲嘉庆那般，因嫉妒和大人，就可以找个罪名把他干翻，然后独吞他的财产。至于英国历史上非常厉害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虽然被自己国内的著名传记作家描述为一只凶狠的老母鸡——“这只凶狠的老母鸡一动不动地坐着，孵育着英吉利民族。这个民族初生的力量，在她的羽翼下，快速地变成熟，变统一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但每根羽毛都竖了起来”——但老母鸡再凶，竖毛再多，也仅是对外，无法对内。伊丽莎白多次向议会要钱，议会多次不批。搞得这个童贞女王不得不缩紧裤腰带干革命，以至于她手下的大臣都嘲笑她是个小气鬼。你说议会把全国人民的钱袋子看得这么紧，英国国王不小气行吗？维多利亚做国王时，好歹可以拿工资了——“王室年俸”。这工资来之不易，需要追溯到英国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后，为了剥夺国王因给军队发薪饷而具有的控制军队的权力，避免军队吃国王的奶就听国王的话的风险，议会决定对国王实行“王室年俸”制度。

王室年俸，英语叫做“Civil List”。“Civil”是“非军事的、文官的”的意思，“List”意为“名单”，合在一起，是指“文官名单”，即从国王那儿领取薪金的文官人员的名单。英国国王只负责发放办公室工作人员、法官、大使、非武装人员的工资，军队的薪饷则由议会负责。这就是王室年俸的由来。最初，议会拨给国王的“王室年俸”为七十万英镑。后来，乔治二世嫌少，议会又把他的年薪增加到八十三万英镑。维多利亚他爷爷乔治三世聪明，跟议会商量：文职人员和武职人员的工资都应该由政府来支付，如果议会同意这样做，他情愿把有关税收，例如邮政税收和“国王地产”的收入如数交给政府，议会只需要每年发给王室一笔足够王室成员生活的费用就行了。

议会采纳了国王的建议，同意每年给乔治三世八十万英镑。这样，王室年俸就变成了一笔政府拨给王室的生活费用，而不再包括文职人员的薪金了。后来，政府发现乔治i世“国王地产”的收入每年只有八万九千英镑，感觉自己亏大了：既要支付文职人员的薪金，又要支付给国王一家八十万英镑的年俸，大大地不够本儿。因此，当乔治三世死后，议会趁新君登基之际，赶紧降了工资，将王室年俸削减到每年五十一万英镑。维多利亚女王登位时，议会借口女王年纪尚轻，且未婚，把年俸又削减为每年三十八万五千英镑。可怜的维多利亚，拿的工资比爷爷大爷们差远了不说，比后任们也差远了，哪有资本奢侈啊？19世纪中期，中国的一两白银约等于美国的一美元五十美分至一美元六十美分，而一英镑约等于五美元。如此算来，维多利亚女王的年薪大约为一百万两大清白银，加上其他收入——领地收入和历代英王相传下来的固定资产，顶多算得上是国王中的小康水准吧。当然，维多利亚女王还有一项特权，那就是，全大英帝国，就女王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但是即使这样，维多利亚还是花钱有限，因为来钱有限啊！

我们道光爷的节俭比上维多利亚，却让人不知说啥才好。道光没有年薪，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时候的大清，年财政收入约四千万两白银，所以，理论上，道光皇上的年薪应该是四千万两白银才是。但是，这么富有的道光，居然把自己整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穿补丁衣服的皇帝。传说道光皇上想吃冰糖肘子，一问御膳房，竟然要五十两银子，可怜的皇上只好作罢；传说道光皇上想喝碗粉汤，内务府的回复是，若做那样的粉汤，得盖一厨房，需经费六万两，若常年喝，还得再加经费一万五千两，吓得道光再也不敢说粉汤的事了；至于道光花在衣服上的补丁费，更是远远超过了大臣们。当时，皇上穿补丁衣服，大臣们也不敢含糊，纷纷效仿，在自己的膝盖上缝块圆绸布当作补丁。比如那个三朝元老、军机大臣曹振镛就实实在在地一直陪着道光皇上穿补丁衣服来着。道光与曹振镛还就补丁及其费用交流过心得体会，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老曹朝服上的补丁花了七钱银子，道光龙衣上的补丁居然花去五两银子。虽然给道光打补丁的内务府很有吃回扣、宰大户的嫌疑，但是身为一个皇上，能关心一碗汤、一个补丁的价格，因价高而不敢吃一盘冰糖肘子，实在是天朝历史上百年不遇的奇怪现象。看看道光皇上的肖像，一张小黄脸瘦得像猴子似的，活脱脱的尖嘴猴腮，明白底细的人应该明白，那是营养不良兼贫血，饿的啊！

日籍华人陈舜臣说：“对专制帝国来讲，皇帝的资质往往左右国家的命运。”这里我们可以下判断了，此话百分之五十正确。皇帝的资质确实主宰着专制国家的命运，但那是在中国的历史循环圈里。这话一旦放到国际大环境之下，放到两种文明两种制度的格局之上，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一句话，皇帝资质再高，如果整个王朝自绝于国际主流，那么面对新世界、新文明的挑战，照样玩不转！

南京条约签订的前一天，道光皇上在寝宫的台阶上散了一夜的步，唉声叹气，懊恼连天。可怜的道光，他不知道，英国对中国，那可是“单相思”很久了！P9-11

按我们的教材，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起点——当然也有怀疑的——比如美国学者孔飞力认为王朝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旧秩序的衰落，而中国旧秩序的衰落至少不会早过1864年，即太平天国失败的那一年，所以他认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至少要推到1864年之后。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如果把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作为近代历史开始的标志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史发端应回溯到19世纪初；如着眼于中国国内旧制度的解体和新制度的萌生，则中国的近代史似应开端于19世纪后半期。这里且不论中国的近代化起于何时何事，单论距鸦片战争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的学者还在研究“中国离现代化尚有多远”、“中国是否已被拉丁化”之类的课题，这种历史的吊诡对我们不能不构成刺激：我们的现代化何时才能完成？后鸦片战争时代何时才是个尽头？！

鸦片战争之后，天朝社会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正像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里唱的那样，“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一切还是老样子。

对政府来讲，鸦片战争只是个“地方事件”(滨下武志语)，仅是“剿夷”或者“讨逆”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战争。道光甚至认为，英夷已达到了目标，以后再不会骚扰他了，自作多情地把《南京条约》认作了“万年和约”。成丰做了皇上，比他老子还要顽固，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派。对外强硬不是什么坏事，一种姿态而已，但是仅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去强硬，最终被打得半死还噘着死鸭子嘴，愣不承认自己比别人落后，就是很大的坏事了。

事件的一些当事人，在条约签订后，随即就把自己参与的这次事件中的对手忘到了后脑勺，被时人称作“雨过忘雷”，对于对手的素质及来头，没有起码的探究兴趣，哪怕仅是战术上的“知彼”要求，他们也不屑去做，或者，做的时候依旧眯着小眼儿甚至干脆不睁眼。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询问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耆英：“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位居大清决策层的耆英找到的一个原因竟然是：“英夷武官四十以内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无所顾瞻，临敌争先。”道光批日：“可恶之至。”真的是很搞笑，君臣两个探讨的结果竟然是英国人都是光棍，没有老婆，所以打起仗来不怕死！

战后，也有几个知识分子，比如魏源、徐继畲等人把探究的目光转向了西夷，但这种探究是有限的，影响力更是有限。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表示了一丝羡慕，重点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提倡，理论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天朝无人接受；二十年后，天朝有识之士接受了他的“师夷”理论，但是在实践上，又始终不知道所谓的夷人之“长技”到底应该包括哪些东西(其实，此后的国人似乎也一直没有搞清楚)。徐继畲写出《瀛环志略》，对华盛顿“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表示了稍微那么一点羡慕，就坏了菜了，被时人怀疑有汉奸嫌疑。史策说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李兹铭认为徐继畲作为一个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为泰西造声势，“轻重失伦，尤伤国体”；稍后的曾国藩也认为此书“颇张大英夷”。这样的世界地理著作既然是长敌人之威风灭自己之志气的，那它在天朝的命运就很不济了，随后被天朝封杀，受了二十年的冷落。

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十年时间，清政府白白浪费了，并等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时间，清政府还想白白浪费，历史老人可能看不下去了，它让太平天国玩了大清一把。而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乃是外国人组织的洋枪队。洋枪洋炮的威力，让天朝的督抚们大开眼界，遂认定了洋枪洋炮就是夷之“长技”，于是，中国的洋务运动终于启动了，而这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二十多年了。可惜的是，洋务运动只学西方的器物，不学西方的制度，这意味着中国近代化的跛足起行和单翼起飞，更印证了杨小凯先生所谓的“后发劣势”理论。罗荣渠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一文中说，直到19世纪末期，清政府愣是“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变所必需的基本认识转变”。对清政府的这种蒙昧，当时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的描述最为形象：“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实际上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盛世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风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大臣们初次会谈，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问题是，英国不理这种警告，很不给天朝的面皮，连着“摸”了大清两回，更可恶的是，与中国的洋务运动起于同时的经过明治维新的小日本也学着西方的小样，前来摸大清了，这一摸可不得了，把大清政府的洋务果实全给摸没了——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全面破产！

按一般的说法，甲午海战时，大清帝国的军事实力排在世界第六至第八位之间，日本海军实力排在第十一位至第十六位之间。为什么小日本能把曾经的师傅——大清揍得鼻青脸肿稀里哗啦？为什么海军实力远不如大清的小日本能在甲午海战中把中国海军揍得一个子儿不剩？关键原因就在于，小日本不只学了西方的器物之精，还学了西方的制度之美。光绪皇上在康有为的忽悠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在他的力主之下，中国终于开启了包含有政治改革诉求的维新运动。而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三十多年了。更可惜的是，慈禧这个老太婆作为天朝那艘破轮船的掌舵人，既没有产生“咸与维新”的内在自觉，更没有发现政治改革的外在紧迫，为了自家的寡妇(皇帝叫寡人，老太后便只能相对应地称为寡妇了)利益，一棍子把这场运动给拍坏了。于是，大清的近代化再次跌盘。

20世纪初，日本在日俄之战中一举打败沙俄，这让一直打算走亲俄路线、希望联俄制夷的慈禧老太吓了一跳，惊吓之余，似乎明白了些什么，遂扭扭捏捏地搞起了宪政，但是，历史已经对清政府的诸般迟钝与扭捏作态丧失了耐心，带着人民意愿的革命派要动手了……

不得不承认，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的伤痛与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沉迷和荒唐与“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愤懑”(费正清语)纠缠在一起，酝酿出一种强烈的鸦片战争后遗症。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鸦片战争，某些国人和学者还保持着一种别扭的姿态：

宏观方面，总体上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后。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军队、中世纪的组织技术，不足以抵抗近代化的西方文明国家。

微观方面，具体叙述上又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只要中国坚持抵抗，只要道光皇上用人得当，只要全体大臣都是林则徐，只要以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不搞破坏，中国就可能获得胜利……

这种民族情绪从表面上看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隐藏在它背后的假设：大清制度的落后是有限的，多几个清官能吏就行；大清的经济落后也是有限的，政府加大力度反贪就行；大清的文化，咳，五千年文明，世界先进文化代表呢；大清的科技落后也是有限的，嗯，只是一时落后，差那么一点而已；大清的军事落后也是有限的，清兵拿出不怕死的血肉筑长城的肉弹精神就行……总之，如此这般，大清这艘破船就可以继续自绝于现代文明与国际世界，顺着自己的老航道，一条道走到黑，用不着回头！其实，有时在前进的道路上回回头，也是一种智慧，因为历史与现实均需要对于走过的每一步做出反思。

保持别扭姿态的同时，中国一些学者与民众对鸦片战争的那种说不完道不尽的絮叨，在旁观者眼里，难免具有了祥林嫂式的嫌疑与色彩。历史的罪恶虽然无所谓有效与无效之追诉期，但即使在鸦片战争那个时代，天朝得到的同情也是很可怜的，或者说是很有限的。正如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亚洲受害者只有有条件的同情。”

马克思对中国大清政权遭遇外来打击的同情，仅相当于对木乃伊遭遇风化的同情，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正因为同情是有限的，所以马克思对鸦片战争的概括便有了一些超然，他在《鸦片贸易史》中对天朝的禁烟作出了如此评价：“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也不敢想象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说得太对了，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中国人·半野蛮人PK英国人·现代人。

中国·陈腐世界PK英国·现代社会。

而且，这场PK赛中，大清注定要被PK掉，“半野蛮人”铁定不是“文明人”的对手！

这对某些喜欢在鸦片战争中寻找安慰的中国学者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们在梦里以各种方式自慰好久了，做了一场又一场的春梦：

春梦之一：他们遗憾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举国一战”。

罗志田先生在他的《“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一文中拿鸦片战争中的镇江一战和甲午中日战争时的台湾抗日让敌方遭遇重创来推断：“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结果会有所不同呢？”对此，暂且不说“举国一战”是否会导致结果有所不同，单说这“举国一战”本身有无可能。国是谁的？张岂之说：“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说：“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怕大家把亡国与亡天下混淆，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某朝某姓的江山！顾炎武这时候还想不到体制问题，更想象不到世界上会出现英国那样的体现民意、唯民意是移的民主政府，他只知道国是肉食者的，与食草之民无干，与吃不起肉的士人无干，与士民全无干，又怎么可能“举国一战”？倒是民众学商纣王的奴隶，举国倒戈还差不多。

春梦之二：他们幻想天朝在与英国的较量中展开游击战争、人民战争甚至持久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臣蒋琦龄给成丰皇帝上了一个《请幸太原疏》，内中提出了类似游击战的战术：“我众彼寡，则分军为三四，仿古人更休叠战之法，或扰之不听其休，或环攻以分其力，我败有援，贼死无继。”他说，北京的“妇孺皆有激昂思奋之意，岂行间遂全无同仇敌忾之心？”他的意思是，大清国军队完全可以“游击”战，但他没有建议实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略。众所周知，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动员，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专制政府最大及最终的敌人，所以腐败无能、欺世盗名之政府的国防思想就是防国民甚于防贼寇。据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奕经的幕僚臧纡青向奕经建议：从山东、河南招丁壮万人，从本地招丁壮两万，让他们分伏宁波、镇海与定海，人自为战，战不择地。各地士绅领团勇伏于城内，大军伏舟港口，声东击西，内外交逼，英夷必败。他的建议当然不会被采纳。新中国的学者胡思庸，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写过一则《论林则徐的思想》，也遗憾大清没有用人民战争来对付英夷。一看写作年代，我们就明白他何以提出人民战争了。另外，他可能看到了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所提出的战术：“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林公这一招，顶多是兵勇壮勇战，与臧纡青一个意思。林则徐比臧纡青还要歹毒的一个意思是，利用民力抗夷，能产生“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奇效，但这并不妨碍当今的学者自作多情地把封建大吏们的这种借刀杀人法想象为人民战争！《林则徐传》的作者杨国桢先生甚至幻想大清沿海官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把英军“牢牢”地“牵制和分割”在各个战场上。这种幻想，已是持久战和人民战争的综合了，他可能把道光皇上误认作真正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了吧？

世界级的天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也提倡民众战争。这家伙1831年去世，他的《战争论》由妻子整理出版，被西方奉为军事圣经。天朝的蒋琦龄、臧纡青和林则徐等人，应该无缘看到此书；马、恩、列、斯、毛对此书都专心研究过；不知杨国桢、胡思庸等先生是否看到过？克劳塞维茨认为，民众战争是对战争的扩大和延续，采用民众战争可以扩大力量，但他并没有忽略民众战争的前提：民心和民意。一句话，政府可以利用民众战争，但是，大清那样一个既无民心又缺民意的极端腐败专制的末世王朝，搞民众战争的前提条件在哪儿呢？而天朝的人民，军事上的组织和技术若能对付得了现代化的英夷，那他们费那事干嘛？直接把天朝推翻不就得了？！  春梦之三：他们遗憾清政府罢免了林则徐这样的清官能吏。

他们幻想，如果鸦片战争由林青天来指挥，那么结局将可能有所改观。这种幻想乃是典型的“拿个人道德之长，来补组织与技术之短”。按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组织与技术短缺，乃中国政府的传统致命缺陷。黄先生的观点，我举三只手赞同。如果说政府有毛病，则中国某些学者更甚于政府，他们动不动就拿个人道德来填补组织和技术造就的巨大空洞。鉴于诸多原因，咱这里就不对这些史者点名了，只想点明，他们这种幻想可能是受了林则徐好友魏源的忽悠，因为魏源幻想得最为典型，他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说：“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老实说，魏源搞出了个伪命题，“沿海守臣”和“当轴秉钧”，怎么能人人都成林则徐呢？林则徐的娘倒是生了两个儿子，但林则徐只有一个。一个娘都生不出俩林则徐来，沿海守臣与当轴秉钧又怎么可能都是林则徐呢？

蒋廷黻先生很厚道，他没有难为林则徐的爹和娘，而是顺水推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假认全国官员包括道光本人都是林则徐，然后在此基础上作第二步的推理：“全国文武官员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

说得对，据时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记载，当时他曾就福建的水师营制征询过林则徐的意见，林则徐的回复是：“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林则徐都没办法了，当代一些中国学者却挤着眼睛愣是不服气，煞是奇怪！至于闽浙总督颜伯焘，起初也是个大大的主战派，下车伊始，即言对英和、抚皆不善，唯有剿而已。甚至有“无敌可剿，恨敌不来之语”。问题是战争一开场，他老先生跑得比谁都快，净身出逃，衣服财物都没来得及拿。过后跟张集馨闲谈，“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这让张集馨感叹老颜前后判若两人。不怨老颜前后判若两人，只怨老颜领教了英船英炮的威力和英军的组织技术，跟林则徐一样，不服不行了。

虽然认定全国官员尽如林则徐也不行，但蒋廷黻先生还是在表示，希望林公不要被罢。不过他的立足点高人一等，他说：“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使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蒋廷黻先生想让大清政府服输，用心良苦，认为天朝服输后就会早些开始维新。不过，果如他所言，不罢林则徐，林则徐战则必败。但是国人会不会因此而服输，则大可怀疑。因为天朝之所以为天朝，就在于它永不服输的那种执拗与蒙昧。天朝什么时候服过输？可以说，天朝直到灭亡的那一刻，都对西方不服输，西方夹着尾巴打天朝，天朝翘着尾巴挨人打。天朝头跌地上了，尾巴依然翘在天上。这就是天朝的风度！天朝一直以来就是这般搞笑，骨子里充满着悲剧与可笑的基因。

战争考验的是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它跟某个官员的道德与能力无关，而跟体制及体制的合力有关。清政府拿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军队、中世纪的经济、中世纪的文化来对抗近代化的政府、近代化的军队、近代化的经济、近代化的文化，时间上讲，那是以过去对抗未来，相当于婴儿战巨人；空间上讲，那是用寡人对抗群雄，相当于只手战群狼，如此情形下，还幻想前者战胜后者的可能性，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现在，让我们咳嗽一声，打断大家的梦境，进入那纷扰的历史现场，去观摩一下这场16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对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