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花瓶》；《砚山与砚屏》；《笔筒、诗筒与香筒》；《宋人居室的冬和夏》；《一肩风雅》；《名刺、拜帖与拜匣》；《熏笼与手炉》……《宋代花瓶(精)》(作者扬之水)汇集了作者与宋代文人精致生活有关的文章11篇，涉及宋代士大夫居室布置及书房的出现、文房清玩、古代文具、文人郊游所用行具、古代名帖等问题。

《宋代花瓶(精)》(作者扬之水)汇集了作者与宋代文人精致生活有关的文章11篇，涉及宋代士大夫居室布置及书房的出现、文房清玩、古代文具、文人郊游所用行具、古代名帖等问题。《宋代花瓶(精)》9万余字，彩色图片320幅。

宋代花瓶

附：宋人与花与香与瓷器

砚山与砚屏

附：文房小品一束

笔筒、诗筒与香筒

宋人居室的冬和夏

附：刘贯道《消夏图》细读

一肩风雅

附：酒樯与酒鳖

名刺、拜帖与拜匣

熏笼与手炉

索引

后记

附：初刊之篇名以及期刊号

宋人的尚古，本是缘自对古今之别的体认。宋《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录有大观年问制定礼仪之际君臣问的一番讨论，其中徽宗的意见很耐人寻味，即“礼缘人情，以义而起，因时之宜，御今之有，故商因于夏，所损益可知；周因于商，所损益可知，而不相袭也。善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之意而已”，而“世异事殊，衣冠器用，其制不同。弁笄组鱿、篚箧簟筵，皆古人之常用，其制度非今人之所见，品官之家，岂能遵行。可改用今人器用，制礼具令，将行天下”，总要使今礼“简而易行”。它的引人注意，即在于有此明确的古今之别，才能够把所谓的“古”从作为“今”的现实生活中独立出来，而安放在可以从容涵泳的艺术世界中。“古”于是有距离，有魅力，所谓“古鼎”、“古瓶”的古为今用，比如焚香，比如插花，方见出它典雅雍容的艺术气息。葛绍体《韩氏与闲即事》“古瓶竦牖下，怪石小池旁”；舒岳祥有诗题作《十一月初三日插梅花古县洗中因成四绝》；又洪咨夔《夏初临》句云“铁饔栽荷，铜彝种菊，胆瓶萱草榴花”；张炎《三姝媚》词前小序称：“海云寺千叶杏二株，奇丽可观，江南所无，越一日，过傅岩起清晏堂，见古瓶中数枝，云白海云来，名芙蓉杏，因爱玩不去，岩起索赋此曲。”诗词中的“古瓶”、“古基洗”、“铜彝”，都是对上古铜器的并不严格的泛称，而同时代的绘画也常常把此尚古之情化为具体的形象，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听琴图》，又南宋册页《瑶台步月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汉宫图》[1·16～18]，等等。不过审美情趣之外，古铜器的插花，也包含着宋人的养花经验与知识。宋赵希鹊《洞天清禄·古钟鼎彝器辨》：“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铜本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它既可作为植物体内参与氧化还原过程的多酚氧化酶的辅基，又可以使植物因铜素营养充足而增强抗寒能力。此外古铜器表面因水和二氧化碳的长期侵蚀而生成的铜绿，乃是碱性碳酸铜，原有杀虫、杀菌和防腐之效，铜瓶插花，瓶里的水因此不易变质，瓶里的花则可吸收铜离子以为营养。当然“谢则就瓶结实”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洞天清禄》所举即便是实，也只是特例。

至于铜瓶，其称很早就已经出现，不过在北宋以前，所谓“铜瓶”，以指净瓶，又或汲水之瓶、温酒之瓶为多。皮日休有诗咏栽植药草事，句云“铜饼尽日灌幽花”，此则汲水浇花之瓶。宋人说到铜瓶，方才涉及折枝插瓶，便是插花和养花，而以北宋末年直至南宋为盛。黄公度《对瓶花独酌》“红红白白两铜瓶”，杨万里《瓶中梅杏二花》“折来双插一铜瓶”，赵孟坚《安吉州赋牡丹》“铜饼分插递参差”，又晁公迦《咏铜饼中梅》：“折得寒香日暮归，铜姘添水养横枝。书窗一夜月初满，却似小溪清浅时。”刘克庄《出城二绝》之一：“日日铜瓶插数枝，瓶空颇讶折来稀。出城忽见樱桃熟，始信无花可买归。”刘过《沁园舂·赠王禹锡》句云：“自注铜瓶，作梅花供，尊前数枝。”举出的这几例诗和词，本来都各有背景，各系着作者的身世，这里不去细论，只看宋人拈出铜瓶和花寄意抒情言志，都写得很家常，很亲切，而鲜花插瓶差不多就是每天的清课。所谓“古瓶”、“铜瓶”，南宋时候已经是很常见的商品，因此南宋末年的《百宝总珍集》特从商家角度讲述二者之间的区别。其卷六“古铜”条前面四句口诀云：“古铜元本出周时，旧者花粗人眼稀。丁角句容花儿细，此物应当价例低。”下面解释道：“古铜坚者颜色绿，多犯茶色，多是雷纹，花样皆别，今时稀有。鼎、花瓶、雀盏之属，丁角、句容及台州亦有新铸者，深绿色，多是细少回文花儿，不甚直钱。”雀盏，即爵盏，亦即仿古爵杯。这里所说出自新铸的“花瓶”，便是诗词所咏养花插花的“铜瓶”。铜瓶的式样或是最为通行的胆瓶，或四方瓶、八方瓶，如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数件[1·19]。又或仿古式而作成铜觚，即后世所谓的“花觚”、“美人觚”，前举《瑶台步月图》、《汉宫图》所绘即是。福建南平市区大桥工地出土一件南宋铜觚，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样式[1·20：1]。与此同时，瓷花瓶的仿古，古铜礼器之外，也多取铜觚为式，如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址出土的青瓷觚，其时代约当南宋初年[1·20：2]。

“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诗·邶风·绿衣》之句，断章取义，这意思便很教人喜欢，近年即常常引以为言，以表趣向与心境。所谓“古人”，原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它是占据着时间与空间的真实存在。当然也可以说它就是我们近年频频挂在嘴边的“传统”。在一个迅猛“现代化”的时代里，实在需要努力保持一份对传统的了解、体认和珍爱。不过如果单单举出“古人”，“传统”，“文化”之类的词汇，它仍然只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我们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因此也很难有什么具体的意义，总要有一根时问的横竿，然后把大大小小的各种事件挂上去，方才可见可感。相对而言，小的事件比大的事件更不容易复原，这小的事件，便是以衣食住行为中心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细节。这些生活细节里更有人的存在，这里又有雅和俗的分别，或日雅和俗的不同趋向与共同趋向。总之，所谓“传统”，所谓“文化”，总要靠把无微不至的细节一点一点挂到时间的横竿上去，才能够有血有肉。

当然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是“怀旧”。旧，有近的旧，有远的旧。关于“怀旧”这个词本来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并且在不同的解释下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文章。此际用到这个词，是取一种很远的“旧”，当然它的面貌就更模糊，甚至是汰去了一切的不好，只剩了好。它是依靠古诗文而复原起来的某一个生活场景，然后用物来把它填充得具体，能够具体而微，就更好了。所谓“怀旧”，自然不是旧的总要更好，或凡旧必好，对于怀旧者来说，它是渗透在日用常行中的生命的痕迹，而读者从中看到的，则可以说是一种生存的痕迹。一个时代的风气，多半是嵌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事过境迁，它便嵌在对细节的记忆里，而这些教人怀念不已的细节，本来是经历了精雕细琢，以缓慢持久的渗透方式一点一点酿出来，因此总有着无所不在的精致和悠长的余韵。而一个社会群体的气质，大是大非的节操之外，大概相当程度表现在对舒适的体认，对精致的赞美与呵护之心。P20-23

与卷三相同，这一卷的讨论，也以两宋为主。于是想到近年经常遇到的提问：如果让你选择，你愿意回到古代的哪一个朝代?其实哪一个朝代都有它的光明与黑暗。我们在选择某一个朝代的时候，多半是先过滤掉了黑暗。在说着诗意的时候，其实先已带了诗意的目光。我对两宋的兴趣，特在于它的承上启下，由这一个点，可以四下放射开去，看到它的前后左右。而对日常生活的关照，原是这一时期诗笔与画笔的共同指向，读宋诗，观宋画，及目于宋人为逝者营造的世界，我们如坐听宋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癸巳小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