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师，重溯中国崛起道路。

揭示历代由富裕引发奢靡衰败的历史怪圈。

寻找秦、唐、辽、清等走向强盛的内在规律。

为什么宋代经济的繁荣却导致了“举国奢靡，全民腐败”？

王安石为什么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

东北的振兴，为何关乎天下兴亡？

以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中国发展模式，对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为什么说李鸿章等“捐西守东”、“重南轻北”的战略，造成了清朝的崩溃

“延安道路”为何像“关陇府兵制度”一样，为大国崛起奠定基础？

韩毓海的《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增订本）》将一一解答。

韩毓海的《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揭示了包纳“内陆”、“边疆”和“四夷番邦”的“天下中国观”，描述了中国长期历史运动的构造：以诸夏辅京师，以四夷辅诸夏。《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作者以慷慨苍劲的笔触，从多民族视角，总结了北魏以来历朝，对祖国统一、多民族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做出的贡献，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

增订本自序

海国图志

重新开眼看日本

曼哈顿的秘密

无穷花开鸟致院

北国风光

卢舍那

自远方

西北旺

日出西天

大雨落幽燕

亚细亚的心脏

这美丽的香格里拉

香巴拉的中国

消逝的冰川

风雨下江南

几度风雨海上花

叹江南

白银之死

附录1 迎接中国的“欧亚大陆时代”

附录2 2004年版后记

附录3 掌上千秋史

掌上千秋史

答《天涯》杂志社问

载《天涯》杂志，2011年第4期

一，在我看来，您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和《天下》都呈现出一种“光明史观”，它区别于长期流行的中国“阴暗史观”（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专门讨论），特别是，您强调中国的天下制度有其制度优势，而并非仅是专制独裁。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能否最简要地概括中国长期历史的光明面？并简要概括这些因素如何成为中国长期发展的支撑？

从长期历史来看，中国的“天下”制度确有其特殊的优势，我个人以为：所谓中国“天下”，由内地、边疆和四夷这三个部分的互动构成，而针对这三个组成部分，形成了高度特殊而灵活的制度，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以郡县治理内地，以封建治理边疆和四夷。

例如汉代就是这样，所谓“边各自备，内郡专刑赏”，唐代也差不多，“内则诸卫将军，外则节度总管”，中国历代王朝平均下来有二百多年的寿命，秦、汉、唐、元、清更是欧亚大陆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帝国，这种政治奇迹的发生，当然靠的是制度优势，靠的是纲纪和法度，所谓纲纪法度，无非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政治路线、制度优势，而说到底，它靠的就是这种融郡县与封建为一体、融内地与边疆为一体的灵活而特殊的制度。反过来说，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危机，也主要表现为天下制度的危机：比如说，唐把治理边疆的封建制度用于治理内地，结果造成边将权重，遂致末大之患，内地则裂为藩镇，中央无能为力，导致军阀混战；而宋的偏颇恰恰相反，则是以治理内地的郡县制度治理边疆，以文官知州事，一切军事、财政、税收之权归中央，地方和边关陷入无能，于是在辽金的袭击下不能自保。

二，您特别推崇一些历史人物，例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反薄归厚、尚质省文”，更把王阳明的主张与毛泽东联系起来，更可谓“今人之中，独推毛泽东”，为什么？

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就是选贤制度，即通过考试来从平民中选拔人才；这个制度从南朝梁武帝肖衍的时代就已经在尝试，到了唐代，就成为国家正式的制度，这个制度一方面是好，我们历来重视教育、重视文化，自然就是这种制度好的一面的体现，不过这个制度另一方面来说也不那么好，因为如果考试和选拔的内容完全脱离现实、脱离生产劳动，脱离政治、经济、司法，那么选出来的就一定是大批的废物。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总起来说，就是这种选拔机制的产物，由于他们脱离现实、鄙视生产和实践，所以中国就不能产生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因此，晚清的郭嵩焘曾经这样刻薄地说：“故夫士者，国之蠹也。”

今天看来，中国的士大夫，大部分属于乡愿，即他们读书不是为了求真理、求信仰，乃至求知识，而是为了求功名富贵，乡愿的主要特征就是媚世；当然，还有少数一部分是狂生，即狂放不羁者，他们有着磅礴的才气、甚至有着卓越的理想，但往往受到社会压制，怀才不遇，于是就把一腔才华、怒火全部转化为批判，结果他们一辈子都在批判，但却忘记了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更有极少数属于所谓“狷者”，那就是看破功名利禄、也看破红尘，从而转向内心修炼，“冷眼向洋看世界”，幻想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成为世外高人。

这三类人：乡愿、狂生和狷者，构成了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群像，只不过王阳明则是其中例外中的例外。

王阳明不是乡愿，因为他早就当官当的不耐烦了，他年轻时候可以说算是个狂放不羁的大才子，后来也曾经讲过内心的修炼，但是，他非但没有仅仅把才情转化为口诛笔伐的批判，也没有看破红尘而主张无为，相反，他把他的思想和才情转化为实践，转化为事上磨炼和为老百姓办实事。他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于嘉靖七年，即1473年－1520年，阳明享年57岁，并不长寿；但他一生却横跨了1500年世界史的大转折时代，更处于明代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很重要－－因为假如说中国的士大夫都走了阳明那重视实践、重视躬行、重视实事的道路，则可以想象，中国也会产生近代的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

我们知道，康德为欧洲的市民社会设置了道德法则，而实际上，阳明也力图在批判士大夫阶级的基础上，为中国的社会精英设置道德法则，而这种道德法则，归根到底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所精辟概括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从这个角度看去，“去人欲，存天理”的“去”字，其实也就是康德所谓“三大批判”所谓的“批判”，“批判”是两字，“去”是一字，意思相同。不同的只是：康德的“批判”主要是通过纸上推演，而阳明的“去”则更强调事上磨炼而已。故阳明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怎么叫做“百死千难”？廷杖四十、万里流放贵州龙场驿，舍生忘死平定朱辰濠叛乱，只手扶起明社稷，这是生活中的“百死千难”，情感和思想在困厄抑郁的剧烈矛盾中不断突进，这是精神上的“百死千难”。

近代以来，人们服膺这样的看法：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故政治家、改革家中有崇高信仰者是不多的，道与术、正义与权力、知与行的冲突，这方才是研究政治史的人首先必须面对的课题。而王阳明的政治实践与他的信仰一体的，即他的政治实践是有信仰基础的，而对于已经沦为“公务员”的现代“从政者”而言，乃至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而言，要避免成为“乡愿”，重新思考王阳明是有意义的，正如今天重新思考毛泽东、重新思考康德、马克思是有意义的一样。因为现在我们也是乡愿太多，口头的批判太多，冷眼向洋袖手谈心性的太多，而主实践、主事上磨炼、主张“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样的人太少。

所谓“我心即是民心”，与民同心，斯为大同，这就是知行合一，达到这样境地的人物，也就是我们所谓“圣人”。而这样的改革家和革命家，乃是第一流的、或者说是最彻底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他们是有信仰的行动者。在我看来，毛泽东便是这样的人物。

马克思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家必定是某个阶级、某个民族、某个集团利益的代表者，这便是阶级社会里政治活动的一般特点，因此，政治家一定是有敌人的，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C？施密特认为他的这句话简明地说到了政治的实质。有人骂毛泽东、甚至恨不得焚尸扬灰而后快，这一点也不奇怪，毛泽东当然有他的敌人，而且这些敌人一般总是很强大的，只不过毛泽东统统藐视他们而已。而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的那些敌人无一例外都是政治性的，即他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斯？韦伯将“以政治为业”与“以学术为业”作了区分，他的意思是说，政治家一定是有敌人、有爱憎的，政治家是爱憎分明的，而学者只有读者与学生，学者一定是客观的，但实则不然；只要是在阶级社会里，学者一样是有敌人的，马克思是如此，韦伯自己是如此，甚至不才如我等写了几篇流水文章者，竟然也是有敌人的，这些敌人同样未必是学术上的，而往往是出于政治立场使然。没有敌人的政治家不算政治家，那只是乡愿；没有敌人的学者不是学者，那只是个犬儒。

想一想1840年以来中国所遭逢的难局，实在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扭转这个难局，靠的是一群民族英雄在人民群众中起到的先锋队作用，而在这些民族英雄中，毛泽东是打头的；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像毛泽东这样，为新中国牺牲了几乎全部的亲人，而他的后人没有一个做生意、发洋财的，“负衿而有天下，而子孙为庶人”，这样事，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毛泽东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话恐怕也只适合他一个人，世界上的领导人，论读书、写文章和打仗，衡文论武，哪一个能比毛泽东？随便举个例子：毛泽东能够飞鸣镝号令千军万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谁能复现这样的军事奇迹？而今恐怕能说清楚“飞鸣镝”是指什么、语出何典者，也未必有几个人。毛泽东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由落后挨打走向了和平发展，这个世界上，除了毛泽东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历史证明了的。现在毛主席死了，有人就骂他骂的不象话，这就是典型的“打便宜拳”的国民劣根性－－你看美国有那么多无聊分子骂华盛顿、林肯吗？日本有那么多人给天皇造谣吗？人说美国人讲公德、日本人守纪律，有些中国人则心理阴暗，这话不错。所以，在各种场合说一点公道话，这不过是尽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本分，而且，如果以为这只是为维护毛泽东个人那就错了，这当然不是为毛泽东个人辩护，而是维护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包括经济制度、人民币制度、军队制度、多民族共和、政治协商、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作风等，这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公德，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遵守的起码的组织纪律；实际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还要什么人来辩护吗？生固欣然，死而无憾；花谢还开，长河不断；我兮何有？谁与安息？日月经天，何劳寻觅。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无法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美国有华盛顿、林肯，德国有马克思，俄国有彼得大帝和列宁，中国的毛泽东是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知道、都承认的人类英雄；因此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

P393-397

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已经向我们走来了。面对空前的机遇、空前的挑战，正在兴起的中国必须处理好以下两个问题：一，边疆问题，二，民生问题。

从国内看，发展边疆、建设边疆，这乃是基于三大需要：第一，只有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才能真正增加国家能力；第二，只有维护民族团结，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第三，只有切实改善并解决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民生问题，才能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a解决好我们内部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基本的抓手就是建设边疆、发展边疆。

而从国际环境看，一个基本判断是：在核时代，拥有先进核武器技术、太空技术的大国之间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微，但是，利用中国内部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利用历史上的族群矛盾，以制造边疆动乱和民族分裂，从而阻挡中国发展和前进的步伐，这已经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明确的战略。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在于：人口、生产能力主要集中在东部，市场则过度依赖于海外，而资源却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若从黑龙江黑河至云南腾冲划一条直线（简称“黑~腾线”），该线两边的国土面积大体相等。但是，大约90％以上的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集中在“黑~腾线”以东地区；一半以上的资源（如光、热、林草、可垦荒地、水能、煤炭、油气、铜、稀土、镍、钾盐等），特别是能源矿产资源的大部分，则分布在“黑~腾线”以西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和工业加工能力所占比例不足10％。

放眼大好山河，整个中国的一半，尚处于待开发状态。经过30多年的成功实践，东南沿海地区，以轻型出口加工工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历史使命，而与此同时，资源在西部、加工能力在东部和市场在海外的梯度布局，终成强弩之末，上述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全面开发中西部广袤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走新型能源和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走注重科技生态的规模化农牧业的新道路。

“人说山西好风光”。大禹治水，而成太原（《尚书》：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岳阳便是指太岳之阳）。太岳之水治然后平壤出，太原（晋阳）兴而有天下贡赋，有天下贡赋然后有制度文明；中华文明就发端、隆盛于富产煤、铁、盐、铜的陕山黄河转弯处，历史上的山西，是通向恰克图国际贸易的枢纽，是北方边疆的樊篱。2010年，山西获批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今天的山西，作为新型能源和新型工业化的省级特区，已经成为中部崛起国家战略的抓手。

“咱们新疆好地方”。新疆自治区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了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1/6强；如果说西北乃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新疆当然便成为重中之重，新疆的耕地潜力，新疆大地上的光、热、风能资源，地下的油、气、煤、矿资源，举世公认，潜力无穷。更重要的是：新疆人口以少数民族为主，汉族人口占37.52％。新疆地处边境，新疆5600公里边境线，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八个国家接壤。历史证明：只有将发展与稳定紧密结合而不是对立起来，只有将保民生与促和谐紧密结合起来而非对立起来，切实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新疆才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引擎和动力。

边疆问题，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边疆问题，既是现实的挑战，也是历史的课题。“包纳四夷”，这既是中国文明的历史，也是中国文明的现实；而“文明冲突论”既不符合中国历史、既违背了中国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也绝不是我们观察、理解当今世界的方式和出发点。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哈·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指出：欧亚大陆是“世界地理的枢纽”，而整个人类历史便是围绕着这一“枢纽”进行的博弈。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和欧洲的沿海地区构成了枢纽“内部的新月形地带”，其中以朝鲜、印度南部、埃及北部、意大利和法国为桥头堡；而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则构成了“外部的新月型地带”。

世界枢纽--欧亚大陆的核心，就是指中国的中西部、蒙古和俄国的中东部地区。5～16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就是由这一地区的各民族向四周扩张的持续运动构成的，与黑格尔所谓“唯有地中海和欧洲才有真正的历史”的臆断不同，麦金德指出，欧洲文明和欧洲历史，不过就是对来自欧亚大陆枢纽核心区持续压力的回应，正是在这种持续压力的冲击下，欧洲才逐步实现了团结与统一，因此，必须“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

以哥伦布为代表的航海大发现，结束了欧洲的封闭状态，使得欧洲的舰队可以在欧亚大陆“内部的新月型地带”--印度和中国沿海地区着陆，并从欧洲大陆的“后方”对其核心地区展开攻击，航海大发现是划时代的，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主要的政治效果是把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而这种颠倒表现为：船的机动性战胜了马与骆驼的机动性，并被形象地表述为“海洋文明”战胜了“大陆文明”。

然而，在麦金德看来，从长时段看去，这种颠倒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现代铁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大陆的机动性”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他预言说，无论中国、俄国以何种方式通过密集的铁路网重新实现欧亚大陆的联系，并将这种联系扩展到维也纳和柏林，那么，所谓“海洋时代”就会终结，英国、日本乃至美国及澳大利亚就会重新被驱逐回世界历史地理的边缘和外部，而这种新的世界历史地理图景，将会再一次是以欧亚大陆为核心，以海洋文明为边缘的天下别是其国家学说，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问题。按照欧洲的政治学和国家理论，现代国家的基本形式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不是“帝国”，但是，今天的中国既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也包纳了56个民族，并把清帝国的版图接受了下来，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保持了“帝国”规模的现代国家，中国有着广阔的边疆，这在全世界是唯一的。

矗立在黄河之巅、中原大地上的龙门石窟，面向北国的辉煌伽蓝云冈石窟--而它的源头，则在敦煌、在克孜尔千佛洞、在尼雅、在楼兰、在辉煌的波马--在大月氏吐火罗。自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初的伟大“轴心时代”里，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相遇，在此融和，这里是“文明轴心”的轴心，它雄辩地证明：文明起源于融和，而不是冲突。它雄辩地证明：人类文明的辉煌开始于亚细亚的心脏，而广阔的中国西部，就是人类文明心脏的重要构成部分。

踏着先人长征的土地登上万里长城，黄河以它伟大、雄浑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这就是你和我的故乡--可爱的中国。“内陆欧亚”（Eurasia）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大陆，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AsianFrontierofChina），则处于”内陆欧亚“的核心，它包括：东三省、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大部、新疆与西藏，正是这条逶迤奔腾的”北龙“（康有为语），构成了”内陆欧亚“的心脏。我们祖国的文明，就是从这黄土高原上发端，我们英雄的祖先，就是从这里浩歌迁徙，以祖祖辈辈不屈的长征，缔造了天下中国。

19世纪以来，英国殖民印度，提出”欧亚帝国“构想，沙俄南下东进，越乌拉尔山而至大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无论是日本的北上，还是法西斯德国跨过多瑙河的东进，以及当今美国的中亚战略--世界列强锋芒所向，无不在争夺”内陆欧亚“的”陆权“，亦无不剑指亚细亚的心脏。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是中国革命的兴起改变了“内陆欧亚”的权力分配格局；横空出世莽昆仑“--是新中国的诞生、是大三线建设、是屯垦戍边的建设兵团战歌，唤醒了在“内陆欧亚”心脏上沉睡的“北龙”。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大开发，这是又一次伟大的长征，今天，中国在”内陆欧亚“核心的兴起不可避免，而它所昭示着的人间正道，便是以“互惠”、“分享”、“合作”的“天下”秩序，替代、改造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旧世界。

……

韩毓海

2010年12月12日成文

2012年6月19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