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中编著的《走读京城角落》讲的是隐藏在京城小角落小旮旯里的一些小故事。

北京这座城市真大。我曾两次以自行车为代步工具，逐条胡同地巡游全城，粗算下来，居然用了三四年间的几乎全部休假日。人都说如此真辛苦，我觉得其实很快乐。帝王宫殿、皇家园林、街巷胡同、寺庙道观、名人故宅、百姓民居……

《走读京城角落》讲的是隐藏在京城犄角旮旯里的一些故事。

北京这座城市真大，犹如一部厚重的大书，帝王宫殿、皇家园林、街巷胡同、寺庙道观、名人故宅、百姓民居，每一处景致，都如同这部大书中的一页，有无数诱人的故事隐含其中。一路读去，何等有趣，何等惬意。

《走读京城角落》由陈光中编著。

自序

1．从白塔寺到法源寺：寻找海云禅师

2．故宫：御花园“火车”之谜

3．北海公园：异相迭出的旮旯

4．颐和园：隐秘角落的玄机

5．香山公园：故人印记

6．北京南站：漂移的老站

7．东四的“条”：彰显老北京风采

8．总布胡同：拨开百年烟尘

9．外交部街：历史风云录

10．崇内社区：中西合璧的文化遗产

11．老寺庙：特殊的博物馆

12．什刹海：名人故居地图

13．莱市口：会馆及名人

保护的前提是保存(代后记)

附录Ⅰ：本书涉及的部分景物及地点

附录Ⅱ：主要参考文献

20世纪末，笔者在白塔寺内发现一尊奇特的塑像，据说是元代著名僧人海云禅师的“肉身”。由此引出一系列不寻常的故事：负责设计元大都的刘秉忠，为何差点毁掉恩师海云的灵塔？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为何多方呼吁保留海云灵塔而终告失败？海云“肉身”是否真实存在？……许多谜底尚未揭开。

法源寺的“海云禅师碑”

法源寺应算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寺院之一了。说到它的来历，那还是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的事情。当时，唐太宗李世民为悼念在东征中阵亡的将士，在当时的幽州城（也就是今天北京所在的地方）修建了一所“悯忠寺”。在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法源寺曾屡遭兴废。唐代时，因毁于火灾而重建；至五代则改为尼寺；北宋时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金兵俘获，在此处囚禁；金代的时候，它作过女真人的进士考场；到了明朝，改为“崇福寺”；至清代雍正年间再次改建，后来更名为“法源寺”。

法源寺坐北朝南，共有六进院落，格局相当规整。山门内钟鼓楼后是天王殿，两侧有铸于明代的四大天王铜像，簇拥着正中那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在弥勒佛背后是护法金刚韦驮——与其他许多庙宇里肃然而立的韦驮像不同，这尊韦驮是正身端坐在那里的。第二进院子的中心自然是大雄宝殿，殿梁匾额上的“法海真源”题词出自乾隆御笔，殿中的释迦牟尼佛与文殊、普贤菩萨都是明初的造像，而两侧木雕的十八罗汉则是清代的作品。大雄宝殿后的第三进院子，中央有一座建于高台之上的殿宇，称“观音阁”，也叫“悯忠台”，除观音菩萨像外，还陈列着有关法源寺历史的石碑、经幢等石刻文物。再往后是“净业堂”又名“毗卢殿”，其中供奉的明代铜铸“五方佛”极其精美：下方是干叶莲瓣基座，每瓣莲叶上均刻有一尊佛像，其上一层是“四方佛”，再其上是毗卢佛，据说这种造型十分罕见。第五进院子的“大悲坛”也称“观音殿”，殿内的千手千眼观音形态相当优美。寺院的最后一座建筑是“藏经楼”，供有一尊巨大的木雕卧佛，头枕右臂，面容祥和，是明代的作品；此外还陈列着自东汉至清代的诸多佛像、石雕、经幢、佛龛等等，都是稀世珍品……

这法源寺实在是宣武门南部区域十分值得一看的地方，其精妙之处难以历数，单说那散布于寺内各处的石碑，内容就十分丰富。细细看去，有许多并非法源寺的旧物，而是来自不同的寺庙，其中的每一座，似乎都隐含着一些悠远而神秘的故事。2005年初冬的一天，我重访法源寺，在观赏天王殿东侧那几座石碑的时候，便有一个令人激动的发现。

那里共有4座古碑，南一北三，分为两排。引起我注意的，是北面居中的一座。

碑的外观并不雄伟，碑面斑驳，裂纹纵横，一副历尽风霜的模样。但碑顶的龙饰图案依然完好，上面的文字也很清晰：“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那古朴的篆体大字在冬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我不禁一阵狂喜：这居然就是我寻找数年而不得的“海云禅师碑”！

白塔寺的海云禅师“肉身”

话题还要从位于北京西城的白塔寺说起。

由阜成门沿大街东行，会看到在一片平房的灰瓦之上浮现出一座洁白的高塔，浑圆的塔身似僧钵倒扣，圆锥形塔顶上有精美的华盖，数十个小巧的风铃轻轻摇荡，发出悦耳的鸣声。这就是我国现存最大的藏式喇嘛塔一妙应寺白塔。

元始祖忽必烈即帝位后，把藏传佛教（即俗话说的喇嘛教）定为国教，选派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设计并主持修建这座白塔。塔成后，以它为中心向四方各射一箭，划定址界，建成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即“大圣寿万安寺”。万安寺香火鼎盛，不料在元末却因为遭到雷击而焚毁殿堂，所幸白塔未曾遭劫；明朝重建寺院，改名“妙应寺”，俗称“白塔寺”，其基本格局保留至今；清朝时又几度修缮，所以专家称之为“元代基础、明代格局、清代风格”。

旧年间，白塔寺是北京著名的庙会场地之一，后来竟沦落为居民众多的大杂院。1978年，国家投资进行大修，在塔顶中发现清乾隆年问修缮时藏入的大量文物。1980年，寺院正式对外开放。后来再次修缮，将中路殿堂复原，并重修了山门。白塔寺是京城名刹，寺内诸殿各有特色，比如那七佛宝殿便很值得一看。天顶的三眼藻井异常精美，是这座佛殿的独有之处。不过，殿内原有的佛像已经毁坏，现在的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及阿弥陀佛三尊佛像来自护国寺，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整堂楠木佛像——经历过“文革”浩劫以后，许多寺庙中的陈设都难免有这种“混搭”的情况，也算是一种奇怪的“时代特色”。

1999年，我曾去白塔寺一游，就在这七佛宝殿的一角，发现了一尊与众不同的佛像。P2－5

这是一本讲故事的书，讲的是隐藏在京城小角落小旮旯里的一些小故事。

北京这座城市真大。我曾两次以自行车为代步工具，逐条胡同地巡游全城，粗算下来，居然用了三四年间的几乎全部休假日。人都说如此真辛苦，我觉得其实很快乐。帝王宫殿、皇家园林、街巷胡同、寺庙道观、名人故宅、百姓民居……每一处景致，都有无数诱人的故事隐含其中。在行走中一路读去，何等有趣，何等惬意。

快乐是需要与他人分享的。这些年来，我陆续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如今重新整理，从中挑选了一些自以为比较有意思的内容，汇成这样一册文集，呈献给读者。

旧文重发，难免有“炒冷饭”的嫌疑，这正是我所力求避免的。所以，有一些问题需要事先说明一下。

其一。当初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很受版面的限制，即使是四开大报，整版文字最多仅能容下五六干字和七八幅图片。对作者来说，无法尽兴发挥；就文字而言，难免流于肤浅。所以，此次整理筛选，侧重于修改补充，并尽力配发更多的图片，以体现“图文并茂”的特点。不过，由于近年来北京的变化太大，我还是采用了许多有资料价值或纪念意义的旧照片，并特地标明拍摄日期，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其二。随时间的推移，许多故事又有新的发展，许多情况发生大的变化。因此，需要根据最新的资料进行大尺度的增删，有些文章甚至全部重写，使老读者能看出新意、新读者能感到新奇；对于将来的读者，也希望能够留下一些可能有价值的文献。

其三。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各自独立。在汇集成书的时候，则不能过度随意，而应注意使全书的内容具有比较清晰连贯的主题。这“走读京城”的中心脉络，便是古城北京的发展历史。

说到这一点，顺便讲一个故事中的故事。

本书中选列的第一篇文章是“寻找海云禅师”。当初发表不久，曾有电视台对我采访；在后来播出的节目中，我是以一个喜欢大惊小怪的“北京市民陈先生”的身份出现的。难为那些认真的节目制作者，从科普的角度出发，“揭秘”海云禅师的塑像里面不可能有肉身存在。这让我有些哭笑不得。“肉身”问题当然很有趣，但我的本意，是想通过解析这位古代高僧的“前世今生”，探究数百年间北京的变化过程。时隐时现的海云塑像屡遭劫难，那神秘而悲凉的经历背后，展示的是历史风云的激荡变幻。对于一个如此曲折的故事，若是仅将它置于搜孤寻奇的层面，未免有些过于浅薄了。

本书选辑了13篇文章，所叙述的故事，犹如散落在京城角落中的残玉碎珠，须要有心者细致辨析，才能将其拼接为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其实，“走读”的真正乐趣，就隐藏在这寻找和拼接的过程之中。

一本书没有“后记”，似乎像是缺点儿什么，索性也用一篇旧文代替，这便是发表于2000年的短评《保护的前提是保存》。北京十几年来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成耶败耶，自有后人评说。保留此文，以为“存照”。

这次依然保持我的习惯：除了少量不可或缺的历史图片取自有关的资料，其他的景物照片均属实地拍摄；书中的那些画像、速写、地图等等，也由我执笔绘制。

借此机会，还要向当年那些热心而认真的编辑致谢。比如《北京青年报》的赵维、简蓉、谢燕辰、张楠，《法制晚报》的陈洁，《文明·北京时间》的李晨，《邮政周报》的乔小兰，《人民铁道报》的傅洛伟、刘华，等等。说来遗憾，我与其中的大多数人仅有信函交往，至今未曾谋面。然而，当年正是由于他们的督促鞭策，才使我不得不克服懒惰趋于勤奋，有时一周要连发两三篇稿子。而每篇稿子无不经过编辑的精心加工：许多标题由他们妙思重构，顿现异彩；不少文字经他们巧手编排，立呈新意。对本书的责任编辑黄新萍而言，从选题斟酌到文字修改、从图片选配到版式装帧，每一细节都颇费思量。所以，如果这些文章能够让读者产生兴趣的话，首先应当褒扬的，是编辑们的功劳。

这篇短文发表于200O年。如今回头看去，当初所担心的许多事情已经成为现实，当初所企盼的许多幻想已经成为泡影。任何一个人都会看到，12年来，北京的变化超过以往百年。这种变化，在哪些方面是“建设”，在哪些方面是“破坏”，历史自有公论。谨以此文作为本书的收尾，“立此存照”，以鉴后世。

今年（注：2000年）我曾数次骑自行车巡游北京城区，看到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大量的老建筑已被拆除，成片的胡同彻底铲平，取而代之的是无数形状各异的大楼。作为北京人引以为自豪的四合院、历代王府、名人故居以及典雅的门楼、精致的砖雕、独具风格的门墩……有的破败不堪，有的荡然无存。对于这样一座历史名城，应当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化的建设，有关方面已讨论多年。一方是“保派”，一方是“拆派”，在争来论去之间，许多东西已经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永远消失了。尽管北京市政府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但往往是有禁无止。前不久市政府确定25片文物保护区，本是一件好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对保护区内的保护对象究竟应当如何“保护”，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次，25片保护区毕竟范围有限，还有大量的重点文物古迹没有包括在内，这不能不让人担心，有人是否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非保护对象”为理由，“合法”地、更大规模地开展他们的“现代化建设”，继续干出有辱先祖、贻害子孙的蠢事！

文物古迹是一种很特殊的东西，既不能复制，也不应脱离它原有的环境，这本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当明白的。人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参观，是指望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希望体验品味那里特有的自然或人文环境。否则，只要花点门票钱去世界公园看看就可以了，何必非万里迢迢地跑到欧洲美洲去呢！然而我们或是在毫不留情地拆除原有的珍贵文物古迹的同时，不惜耗钱费力地造出许多“新景观”、“新古迹”；或是严重破坏了周边的环境、使孤立存在的文物古迹形同泡在药水里死气沉沉的“标本”。这实在是非常可笑而又可悲的事情。

所以，“保护”是必要的，而如何保护更为重要。但是，一切“保护”的前提是“保存”！只有先把那些东西保存下来，才能谈到保护和如何保护。今年定海市民为保护古建筑而与政府部门打官司，竟以失败告终，而那所老屋在判决生效后第二天就被强行拆除，成了一堆垃圾。这不仅是当地百姓的耻辱，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也不要发生在北京。

为了防止演出类似定海的悲剧，为了使我们的北京在一天天变得更漂亮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在历史沧桑中造就的无穷魅力，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应当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其中，既要依靠政府部门的有效控制，也要依靠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还应依靠全体市民的积极参与。

在我们的房前屋后、胡同内外，也许有许多本应珍惜的东西是我们以往视而不见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发现它们、保护它们、阻止任何人破坏它们。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这样一种意识：我们是在为子孙后代守护自己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