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一个政治动荡思想活跃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民国时期，文人从政成为了中国社会颇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民国时期的文人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具有士大夫精神的文人，他们承续着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思想品质和精神风貌，继承了历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道统。当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关键时刻，他们抱持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意识，抱持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英意识和殉道精神，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社会变革之中去。李晓雨专著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民国文人从政高官升迁路线图)》从中华民国时期选出23位有成就、有影响的文人高官，就他们的生活轨迹、政治选择和追求以及他们的成就和影响进行相关的介绍，夹叙夹议，图文并茂，是一本集资料性、知识性、观赏性和可读性为一体的通俗书籍。

中华民国史上文人从政的例子有很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民国文人从政高官升迁路线图)》从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3位予以概括和阐述。这23位文人高官，各有特色。

在文的一方面，他们或者是学术巨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某一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如民国第一法学家王宠惠，地理学家张其昀，著名画家张道藩，清朝状元谭延闺，北大教授胡适、张君劢、朱家骅，中央大学教授陶希圣，上海大学教授张厉生等人；或者致力于教育的革新和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学有专长、卓有成就的学生，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校长张伯苓，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等人；或者致力于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如《大公报》社长吴鼎昌，《民国日报》总编叶楚伧，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商报》主编陈布雷等；或者是留学归来的博士，如留美博士顾维钧和吴国桢，还有医学博士褚民谊等。

在从政的方面，他们有的成了国民政府的高官，有的成了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有的则热衷于政党政治，自组政党，也有的在涉外事务方面做出了贡献，当然也有变节卖国之流。

鉴于这些学者高官有不同的特色，李晓雨专著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民国文人从政高官升迁路线图)》注重以文人的从政经历为线索，来概括评介人物的一生，突出他们由知名文人而成为重要高官的转变过程、为了使叙述更加生动、丰满，在人物评介的过程中，辅之以各个人物的生活轨迹，包括幼时的家庭生活，以及成年后的感情生活、逸闻趣事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与人物的学术生涯、从政经历交相辉映，熠熠生辉。通过这样一个框架，可以使读者更为全面和立体地了解各个高官学者的生活和人生经历。

书中人物的前后次序基本上是按照人物的出生时代予以排列，同时兼顾全书的逻辑结构。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前人编写的专著和学术期刊。

蔡元培：从北京大学校长到监察院长

张伯苓：从南开校长到考试院院长

谭延闿：从清朝状元到国民政府主席

于右任：从上海大学校长到监察院院长

王宠惠：从民国第一法学家到司法院院长

吴鼎昌：从《大公报》社长到总统府秘书长

邹鲁：从中山大学校长到国民党中常委

张君劢：从北京大学教授到民主社会党主席

叶楚伧：从《民国日报》总编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顾维钧：从留美博士到国务总理

王云五：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到行政院副院长

翁文灏：从代理清华大学校长到行政院院长

陈布雷：从《商报》主编到蒋介石“文胆”

王世杰：从武汉大学校长到外交部长

胡适：从北京大学教授到驻美大使

曾琦：从青年党党魁到“国大”主席团主席

朱家骅：从北京大学教授到行政院副院长

张道藩：从著名画家到教育部常务次长

陶希圣：从中央大学教授到《中央日报》总主笔

张厉生：从上海大学教授到行政院副院长

张其昀：从地理学家到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吴国桢：从留美博士到上海市市长

褚民谊：从医学博士到汪伪外交部长

参考文献

后记

蔡元培：从北京大学校长到监察院长

蔡元培为清末翰林，后倡言革命，创立光复会。民国初造，他出任教育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独裁而离职赴法留学。“二次革命”期间回国协助孙中山，失败后再次赴法国留学。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生于人杰地灵的浙江绍兴。蔡元培乳名阿培，入塾后，取名元培。原字鹤卿，后改字仲申，曾化名蔡振、周子余。创办爱国学社时，自号民友。任《警钟日报》主编时，自谓“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于是取《诗经？大雅》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各一字，改号孑民，以后便一直沿用。

蔡元培家世代经商，祖父曾任当铺经理，父亲当过钱庄经理。蔡元培弟兄三人中，属他最聪颖好学，父亲对他着意培养，延聘塾师来家中课读。他11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母亲周氏，克勤克俭，典卖首饰，抚养稚子成人，并经常以“自立”和“不依赖”勉励他们。父母的言行，对蔡元培的性格有很大影响。他一生勤奋，为人宽厚和不苟取，就是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下养成的。父亲去世后请不起家庭教师，他便到别处附读。由于家贫不能经常点灯，他便借炉灶火光映照夜读。有一次，他在楼上读书，宅中起火，举家惊慌，疾呼他下楼，他因全神贯注于书本，竟然毫不察觉。

5岁时，蔡元培入私塾读书，为了应科举考试，他从12岁开始习作八股文。因他在写文章时常用古书中的通假字换常字，用古书中奇特的句法换常调，被人笑称“怪八股”。17岁时，参加小考，文章“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警当，与众不同，诗亦有动日句”，“简洁名贵，滴滴归原”，考中秀才。蔡元培从此结束了私塾学习生涯，在家乡设馆教书，当起了塾师。两年之后，蔡元培到同乡徐树兰家当陪读，并帮助校勘所刻藏书。四年里，蔡元培翻阅了徐家十余万卷藏书，博览群书，学识大长。

1889年秋，蔡元培赴杭州参加乡试，得中举人，同科举人有徐维则、王佐、童学琦、汪大燮、汪康年等。第二年春，蔡元培和徐维则一道北上京城，参加为光绪皇帝亲政所举行的恩科会试。蔡元培榜上有名，在本科录取的327名贡士中名列第80位。会试中被录取贡士后，还需经殿试合格，方可称进士出身。“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蔡元培未参加本科殿试。三年后，蔡元培补行殿试，被录取为第二甲第34名进士。之后，在朝考中列名第一等，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蔡元培通过散官考试，升格为翰林院编修。年仅27岁的蔡元培，已是一名才华横溢，“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士大夫了。翰林院编修是个闲职，蔡元培没有多少事可做，每日足不出户，钻研古文诗词，“都无做官意，唯有读书声”。

年轻的蔡元培在科举仕途上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之时，清王朝却由于外国侵略者的一再打击和它自身的腐朽，正处于风雨飘摇、日趋没落中。甲午战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国势衰微，维新运动随之兴起。蔡元培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幡然觉醒，摆脱仕途，开始涉猎“新学”，思想为之一变，走向革命。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1898年9月，蔡元培携眷回到绍兴老家。

归乡后，蔡元培先后被聘为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这是蔡元培教育救国思想的萌芽，也是他委身教育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蔡元培热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实地考察之后，写成《浙江筹办学堂节略》，主张在省城杭州设一高等师范学堂、一高等学堂、一中学堂，以及若干小学堂和蒙学堂，在县城各设一小学堂和若干蒙学堂，在各乡设若干蒙学堂。

1901年8月，蔡元培应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教授。南洋公学是盛宣怀创办的一所训练洋务人才的学校，是今天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特班于1901年增设，是培养高材生的，其章程第一条规定：“特设一班以待成材之有志西学者。”在南洋公学，蔡元培培养的学生中有黄炎培、邵力子、洪允祥、李叔同等40余位名人。

在教学的同时，蔡元培开始涉足报界和出版界。10月，他与好友张元济合议创办《开先报》（后改名为《外交报》）。同时，他选录梁启超、严复等名士著译文章42篇，编辑为《文变》一书。蔡元培还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负责制定国文、历史、地理三科教科书的编纂体例。

1902年4月，蔡元培和叶瀚、蒋观云等上海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蔡为会长。中国教育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是20世纪初年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教育会成立不久，即创办了一所爱国女校。随后为了接纳南洋公学学潮中的退学学生，蔡元培又创办了爱国学社，并被推选为学社总理。

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以倡言革命为己任，是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蔡元培还和吴稚晖、章太炎等在《苏报》上连续发表鼓吹反清革命的评论文章，“崇论横议，震撼一世”。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兴起，中国教育会与东京留日学界紧密呼应，在上海开展了拒法、拒俄运动，蔡元培是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还创办了刊物《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专门登载俄兵侵犯满洲的消息，并抨击清政府外交的失败，以通过反帝爱国的宣传，激发人们的反清革命意志。

中国教育会在张园举行演说会，1200多人参加了集会。蔡元培首先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接着宣读东京留日学生的来电，当他读到“俄祸日急，留日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结义勇队赴敌，望协助”时，全体与会者列队向东行一鞠躬，以表示对留日学生的支持和敬意。上海《字林西报》对此称赞说：“夫中国立国以来二千余年，其人民有爱国心者，自此次会议开始。”会后，蔡元培以爱国学社学生为基础组成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他本人也剪短头发，身穿制服，与师生同受军训。

张园集会引起清政府的嫉恨，要求江苏巡抚“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蔡元培身处险境，临危不惧，仍热心爱国学社工作。这时，爱国学社学生发生内讧，蔡元培痛心疾首，愤然辞职离开上海前往青岛。十余天后，《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被捕入狱，蔡元培因远在青岛而幸免。

蔡元培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受俄国民粹派的影响，他思想上倾向于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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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时期是一个政治与思想极端动荡的时代，又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很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就是文人从政。民国时期的文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士大夫。他们继承了历代文人“内圣外王”、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传统，尤其是当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社会危难的时候，他们“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精英意识就更加强烈。他们是社会各阶层中受西学影响最深、对现实感觉最敏锐的群体。他们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的理想，总是倾向于社会变革，并且总是扮演激进的角色。他们想与政治权威接近，以实行他们救国富民的主张，这是民国时期许多文人从政的重要内驱力。

同时，由于民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伴随着剧烈的权力转移，从各个分散的地方性组织中汇聚起来的巨大权力要获得有效的行使，必须依靠文人实现合法化。由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内在联系，当文人通过构建新的意识形态进入政治舞台时，都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的政党政治发生了关系。那时的文人，以政党政治为舞台，以意识形态的创建为己任，不断向政治中心移动，扮演了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的重要角色。

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主体是国民党，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文人的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于是多数文人都选择了参与到国民党中。在他们看来，参与国民党不仅是为了发展和振兴国民党，更重要的是通过国民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所以，文人有参与政治、实现理想与抱负的内在需要，而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也需要借助文人实现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政治合法化，这种双方面的需要，构成了民国时期文人从政的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的文人堪称“大师”的有很多，他们或者在学术方面，或者在教育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又“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影响政治或参与政治，由文人学者变成了国民党的重要高官，其中有的成了国民政府的五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甚至国民政府主席，有的成为国民党的中常委，有的则自组政党，也有的在涉外事务方面做出了贡献，当然也有变节卖国之流。

人们会永远铭记这些学术巨匠和教育家的历史贡献，也不会遗忘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所留下的痕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理想与探索，他们的政治选择与困惑，他们的逸闻趣事，都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关注和津津乐道的事情。

本书从中华民国时期选出23位有成就、有影响的文人高官，就他们的生活轨迹、政治选择和追求以及他们的成就和影响进行相关的介绍，夹叙夹议，图文并茂，是一本集资料性、知识性、观赏性和可读性为一体的通俗书籍。

中华民国史上文人从政的例子有很多，本书从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3位予以概括和阐述。这23位文人高官，各有特色。

在文的一方面，他们或者是学术巨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某一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如民国第一法学家王宠惠，地理学家张其昀，著名画家张道藩，清朝状元谭延闺，北大教授胡适、张君劢、朱家骅，中央大学教授陶希圣，上海大学教授张厉生等人；或者致力于教育的革新和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学有专长、卓有成就的学生，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校长张伯苓，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等人；或者致力于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如《大公报》社长吴鼎昌，《民国日报》总编叶楚伧，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商报》主编陈布雷等；或者是留学归来的博士，如留美博士顾维钧和吴国桢，还有医学博士褚民谊等。

在从政的方面，他们有的成了国民政府的高官，有的成了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有的则热衷于政党政治，自组政党，也有的在涉外事务方面做出了贡献，当然也有变节卖国之流。

鉴于这些学者高官有不同的特色，本书注重以文人的从政经历为线索，来概括评介人物的一生，突出他们由知名文人而成为重要高官的转变过程、为了使叙述更加生动、丰满，在人物评介的过程中，辅之以各个人物的生活轨迹，包括幼时的家庭生活，以及成年后的感情生活、逸闻趣事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与人物的学术生涯、从政经历交相辉映，熠熠生辉。通过这样一个框架，可以使读者更为全面和立体地了解各个高官学者的生活和人生经历。

书中人物的前后次序基本上是按照人物的出生时代予以排列，同时兼顾全书的逻辑结构。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前人编写的专著和学术期刊。没有他们的劳动成果，本书是难以完成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加本书写作、校对、资料收集的还有林昉、南丽娜、毛胜、王兵、周守高等人，限于作者学识和资料的限制，书中难免有不足、不妥之处，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和批评。

李晓雨

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