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创下了两个“第一”：第一次把宏阔的国际历史与精神分析的遗产以及精神分析的理念融为一体，从精神分析在启蒙运动中萌芽直至20世纪精神分析的黄金时代的来临，都是如此；第一次把精神分析置于社会、历史和经济的语境之下，精心梳理，条分缕析。作者伊利·扎列茨基生于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区。

精神分析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知识运动和社会运动之一。《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对精神分析的起源、发展及其蕴含作了透彻的描述和分析，同时首次将精神分析置于历史背景之中，探讨其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可谓精神分析史的拓荒之作。

作者伊利·扎列茨基生于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区，《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已被译成欧洲最重要的几种语言。

鸣谢

引文著作缩写

引论暧昧不明的精神分析遗产

第一部分 迷人的起源：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家庭制度的崩溃

第一章 私人无意识

第二章 性别、性与私人生活

第三章 全神贯注与袖手旁观

第四章 从父系权威到自恋

第二部分 福特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现代性的三重承诺

第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布尔什维克革命

第六章 福特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与现代性

第七章 自治与抵抗

第八章 转向母亲

第九章 法西斯主义与欧洲古典精神分析的毁灭

第三部分 从权威心理学到身份政治

第十章 母婴关系与战后福利国家

第十一章 要超凡魅力，还是要理性化？美国冷战时期的精神分析

第十二章 20世纪60年代，后福特主义与自恋文化

跋 我们时代的精神分析

中外人名对照

译者后记

自问世一个世纪以来，精神分析提供给我们的都是悖论。它几乎总是被人视为解放人类的巨大力量，并在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中，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美福利国家中，在20世纪60年代的沧桑巨变中，在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与此同时，它还成了反传统政治、反女权主义、厌恶同性恋等偏见的源泉，成了一个堕落的专业，成了一门伪科学。它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甚是可疑。本书就是对这个悖论所做的探索。它旨在识别和确认精神分析思想的解放性维度，同时又不否认对精神分析所做的各种批评的有效性，不否认重新审视精神分析遗产的必要性。

这里提供的解释都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精神分析改变了全世界普通人理解自己和相互理解的方式。尽管此类研究甚是丰富，精心的诡辩和偏执的攻击更是汗牛充栋，但我们至今尚未使精神分析历史化。我们显然缺乏大型的社会、历史和知识框架，而这样的框架对于理解这种在我们的自我构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的现象是必不可少的。要把精神分析置于历史的语境之内，仅仅了解弗洛伊德的生平，仅仅了解精神病治疗(或维也纳学派)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尽管了解弗洛伊德的生平，了解精神病治疗(或维也纳学派)的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不论何种历史，都必须首先解释，何以精神分析具有如此强烈的诱惑，何以精神分析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但正是这种影响，使得对精神分析进行历史透视变得困难重重。透视需要距离。最近，特别是伴随着精神分析的医疗实践的式微，这样的距离开始慢慢形成。

历史地把握精神分析，在这方面，已经有人付出过艰辛的努力。这便是卡尔·休斯克(Carl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Fin de SiècleVienna)。〔1〕该书出版于1980年。那时候，精神分析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衰退。休斯克的著作以19世纪中叶伫立于维也纳议会门前的雅典娜雕像开篇。在休斯克看来，那尊雕像象征着启蒙运动，象征着新生的中产阶级理想——理性和自治(autonomy)，象征着对勇气和内在心理结构——教养(Bildung)——的重视，而勇气和教养正是自我治理(self government)所必需的。以此为大无畏的出发点，休斯克追溯了大众政治和唯美主义中的启蒙风气(Enligh ten mentethos)的崩溃，追溯了人们对非理性的陶醉。休斯克认为，弗洛伊德早年立志从事法律和政治工作，但后来放弃了这一勃勃野心，致力于反对19世纪90年代的大众排犹主义。休斯克最后的结论是，精神分析是一种“反政治”(counter political)现象，它反映的是世纪末大撤退，即从理性和公共生活(publiclife)中的撤退。休斯克没有谈及他的这一立论的蕴含，但法兰克福派代表人物菲利普·里夫(PhilipRieff)和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Lasch)等人围绕着20世纪“心理社会”(psychological society)这一概念，提出了与此相关的看法。他们认为，部分地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启蒙运动的自治理想已经沦为某种心理主义的“自恋文化”。〔2〕

休斯克的阐释至今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够充分的。一方面，在多大程度上，精神分析脱胎于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的转型，特别是脱胎于资产阶级中的年轻成员和女性的经验(尽管休斯克没有提到这一点)？休斯克对此做了正确理解。家庭企业的没落，资产阶级家庭结构的松懈，对于消费的强调，而不是对于纪律、积累和自我控制(self control)的强调，为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但是，休斯克没有看到精神分析的双重性。他把弗洛伊德主义简化为反政治的退隐(counter political with drawal)——即从理性和公共生活中退隐，因而没有触及精神分析在探索人类心灵方面具有的解放性之维，尤其是对边缘性的阶级、被盘剥的阶级以及女性而言的解放性之维。

与之相比，现在从整体上审视精神分析，既承认其压制性的一面，又看到其解放性的一面，已经变得可能。关键在于，要把它看成第一个有关“私人生活”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我所谓的私人生活(personallife)，是指这样的体验：拥有一种身份，而且这种身份与某人在家庭、社会和社会性劳动分工中占据的位置截然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拥有私人生活，这样的可能性是人之为人的普遍方面，但这并不是我想说的。我用“私人生活”指的是对单一性(singularity)和内在性(interiority)的特定历史体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特定的历史体验是以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现代进程为根基的，是以家庭的历史为根基的。

以前，家庭是生产和再生产的第一场所。〔3〕结果，个人的身份感(sense of identity)根植于他或她在家庭中占据的位置。不过，在19世纪，有偿劳动与家务劳动(在物质上和情感上)的分离，即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促生了新型的隐私(privacy)、深居(domesticity)和私密(intimacy)。起先，隐私、深居和私密被体验为市场这个非人世界的家庭对应物。后来，隐私、深居和私密与私人生活之可能性和目标联系了起来。私人生活不同于家庭生活，甚至处于家庭生活之外。这一目标在“新”女性或独立女性之类的现象那里，在公开的同性恋者身份的浮现中，在年轻人从热衷于商务活动到沉迷于性实验、波西米亚和艺术现代主义的行为中，找到了社会性的表现形式。〔4〕在那个开启了历史学家后来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约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新型的都市空间和媒介——通俗剧院、杂耍戏院、活动电影放映机——为当时提供了参照系。个人可以依据这个参照系，想象性地建构超乎家庭之外的身份(extrafamilial identities)。结果，对于个人而言，私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成了问题和方案，而不是由他们在家庭或经济中所处的位置赐予他们的东西。于是乎形成了对私人生活的新渴求，而精神分析正是这种渴求的理论与实践。精神分析最初的历史目标是去家庭化，也就是使个人摆脱无意识的权威意象。权威意象原本根植于家庭。

精神分析的基本理念，即动力无意识(dynamic unconscious)或私人无意识(personal unconscious)的理念，折射出对私人生活的这种新体验。依据精神分析的这个基本理念，社会或文化对个人的刺激，并不直接呈现出来，而是先被溶化，并在内心深处予以重构。其重构的方式，是赋予那些刺激以私人的甚至怪异的意义。因此，在人的社会环境与其主体性(subjectivity)之间，并无直接的或必然的联系。同样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表明，在大型、公开的文化符号模型(patterns of cultural symbolism)与隐秘、内在的个人符号世界(symbolic worlds of individuals)之间，并无既定的匹配或融洽可言。〔5〕无意识这一概念标志着公开与隐秘、外部与内部、社会文化与私人之间的活生生的割裂。当然，精神分析还确立了研究文化、道德和历史的一般方法。借助于俄狄浦斯情结之类的概念，它暗示我们，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人类的生活必定与这样的模型相契合。尽管如此，它总是回到偶然和具体的方式，个人就是以这些偶然和具体的方式体验那些普遍的模型的。所以，说到底，精神分析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脱节上建立理论和实施治疗的。

私人无意识(personalunconscious)这一概念是全新的。在传统社会中，那些以宗教迷信等方式给人治病的人是可以手到病除的。但是，这是有条件的：他们只有运用既属内心又可公开交流的符号，方能妙手回春。牧师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驱除魔鬼，是因为被魔鬼缠身之人和他周围的人全都相信，世界上真的有魔鬼。〔6〕同样，法国国王之所以能够通过触摸病人治愈淋巴结核，也是因为他的臣民相信，他真的拥有这样的无边法力。〔7〕在上述情形下，内部与外部、公开与隐秘是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早期的现代形态的自我意识(self consciousness)强调个人良知的隐秘性。〔8〕但是，良知是局部的、以道德为核心的个性(individuality)。而且，之所以赋予良知以优先权，通常是因为大家假定，世上只有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相形之下，个人心灵与文化的脱节(这在19世纪末已经相当普遍)，已经在爱情、友谊和日常生活之类的领域中，滋养了史无前例的、广泛的私人体验。它还带来了人们对人性深度(humandepth)的新感受，而这种感受最终影响了艺术、哲学和政治。P1-5

本书的问世得益于我们的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巨大转型。在我们这代人中(我生于1940年)，弗洛伊德捕获的想象，可与他曾经谈论过的那些人物捕获的想象相媲美。这些人物包括达·芬奇、歌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我卷入了新左翼(New Left)，经历了妇女解放运动。这令我思考资本主义与家庭的关系。在撰写《资本主义、家庭与私人生活》(Capitalism，the Family，and Personal life)一书时，我意识到，不研究弗洛伊德，就无法对这个课题做深入研究。新左翼土崩瓦解后，我再次转向精神分析，教授临床培训课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不仅学习精神分析，而且与之搏斗，与之对抗。本书记录了这场旷日持久、冲突不断却又受益良多的遭遇。在这个过程中，我蒙恩良多，难以细表。

我最大的恩人是南希·弗雷泽(Nancyr Fraser)。尽管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都在思考精神分析问题，但只有在与她相遇之后，这个项目才真正成型。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她提供了大量的道德支持、编写建议和知识引导，有时甚至为此耽误了自己的工作。在她众多的贡献中，她创造了“现代性的三重承诺”(threefold promise of modernity)一语。此语本来只是直觉，但经她多次澄清，终于脱颖而出。

读过初稿的人中，很多是我的密友或家人。这些人包括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亚历山大·埃特金德(Alexander Etkind)、马丁·弗莱舍(Martin Fleischer)、吉姆·吉尔伯特(Jim Gilbert)、约翰·朱迪思(John Judis)、伦纳德·赫尔夫戈特(Leonard Helfgott)、多琳·拉帕波特(Doreen Rappaport)、乔纳森·维森(Jonathan Wiesen)和娜塔莎·扎列茨基(Natasha Zaretsky)。娜塔莎·扎列茨基还校订了全部初稿。我的代理人夏洛特·希迪(Charlotte Sheedy)从未对本书失去热情。我与科诺普夫出版社(Knopf)打交道的经历彻底否定了“出版社只对利润有兴趣”的陈词滥调。我的责编维多利亚·威尔逊(Victoria Wilson)耐心、敏锐地阅读、重读了本书手稿。

没有一本涉猎如此广泛的著作，能够完全依赖于档案资料。我蒙恩于众多在我之前涉足精神分析历史的巨硕鸿儒。这份恩情，我希望能在本书的注释中充分显现出来。虽然我同样蒙恩于研究文化史、社会史及种族史的同道，但我不敢肯定，这份恩情是否同样在注释中显现了出来。本书还蒙巨恩于在我有生之年发生的历史思想革命。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结交了新朋友，巩固了旧友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首次引导我注意葛兰西对精神分析的观察。保罗·罗厄森(Paul Roazen)和罗伯特·沃勒斯坦(Robert Wallerstein)使我免于诸多失误，但他们对本书尚存的失误没有任何责任。马里·乔·布尔(Mari Jo Buhle)、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杰夫·埃斯科菲耶(Jeff Escoffier)、雷纳·福斯特(Rainer Forst)、玛丽·格拉克(MaryGluck)、泰德·科迪契克(Ted Koditschek)、劳拉·基普尼(Laura Kipnis)、丽贝卡·普朗特(Rebecca Plant)和林恩·西格尔(Lynne Segal)审读了部分章节。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拜访精神分析学家。我拜访过的精神分析学家包括：德国的沃纳·鲍勒伯(Werner Bohleber)、赫尔穆特·达默(Helmut Dahmer)和卢茨·罗森库特尔(Lutz Rosenkutter)；奥地利的恩斯特·费德恩(Ernst Federn)；乌拉圭的马尔塞洛·韦纳尔(Marcello Vifiar)；阿根廷的卡洛斯·阿西恩(Carlos Asian)、何塞·菲什拜因(Jos6 Fischbein)和苏珊娜·菲什拜因(Susana Fischbein)。卡门·伊利扎伯(Carmen Ilizarbe)和花子小山(Hanako Koyama)提供了杰出的研究协助。雅典娜·安吉洛斯寻找了图片。我的岳父埃德·夏皮罗(Ed Shapiro)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但最终，我没有使用他推荐的标题《冲击》(Impact)。

多年以来，我得到了芝加哥纽伯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美国学会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Columbia)和纽约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University)研究生部的学术支持。新学院大学研究生部还给予我一年假期，以及大量的灵感。下列机构的热情好客和卓越的研究设备，使本人受益良多：维也纳入文科学研究所(Institut fti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tir Sozialforschung)，伦敦惠康医学历史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 for the History and Understanding of Medicine)，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藏品部(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Collection)，美国国会图书馆弗洛伊德藏品部(Freud Collection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纽约大学鲍伯斯特图书馆(Bobst Library)，设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伦敦、柏林、法兰克福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精神分析学会档案室和图书馆，设在伦敦和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博物馆，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的赖特研究所(Wright Institute)。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双亲——大卫·扎列茨基(David Zaretsky)和葆琳·西尔弗曼·扎列茨基(Pauline Silverman Zaretsky)。他们都是颇有几分精神分析才能的人。毫无疑问，他们对我的思想产生过最强烈的影响。他们会为本书感到骄傲的。不过，即使没有此书，他们也会为我感到骄傲的。我还得到了自家兄弟——艾伦·扎列茨基(Allen Zaretsky)和亚伦·扎列茨基(Aaron Zaretsky)——及其家人的支持。虽然我还不能感谢我的孙子——丹尼尔·扎列茨基·维森(Daniel Zaretsk Wiesen)，但他还是为本书的完成增色颇多。

一

“精神分析”总是令人想到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甚至令某些“正派人”义愤满腔，仿佛没有“精神分析”，就不知道“我本善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这也难怪，精神分析总是令人想到一个名叫“弗洛伊德”的人，想到“神经症”，想到五花八门、荒唐不堪的“梦”，想到藏污纳垢的“躺椅”，想到那些肆意打探他人秘密的“江湖郎中”——西方人称之为精神分析师。而且这样的精神分析师不问别的，总问别人，他们与父亲如何不共戴天，与母亲如何难解难分。问来问去，总以“性”字当头……如此丰富的联想当然与精神分析的真谛毫无关系。了解精神分析的真谛也是一件苦差事，因为不仅要了解它的原理，了解它的历史，还要为其洗涤污名。

尽管存在着异议，但学术界基本上还是达成了共识：精神分析诞生于1895年，至今已有116年的历史。自诞生之日起，精神分析一直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其历史异常复杂，可以用“精神分析”一词指称其历史的任意部分。精神分析内部也是纷争不断。弗洛伊德虽然始终保持其基本理论关切，但也多次转轨，使用的术语及对术语的阐释大多前后不一。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弗洛伊德各不相同，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阐释多有差异。即使弗洛伊德在世时，卡尔·荣格(Carl G.Jung)、艾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等人即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某些要旨表示异议。这些离经叛道之人各立山头，打出自己的旗号。所以，即使在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之前，精神分析的发展已经呈现南辕北辙之势。除此之外，不同的国家建立了不同的精神分析机构(包括学会和研究所)，而这些机构又往往“当仁不让”，把自己信奉的精神分析视为唯一“正宗”的精神分析，这加剧了精神分析的四分五裂之势。二战前后，精神分析从维也纳走向伦敦，又从伦敦走向美国，从美国走向法国。每到一地，总是难逃“本土化”的命运，使不同国家的精神分析迥异：英国的精神分析不同于美国，美国的精神分析不同于法国，法国的精神分析又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地区。

二

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是“无意识”。有人认为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非也。早在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之前，已经有人“发现”过了。但弗洛伊德深刻把握了“无意识”的基本特征与运作机制。弗洛伊德用两个形容词描述“无意识”。其一为“动力”(dynamic)，因为无意识并非死水一潭，而是充满了活力，是人生的“引擎”；其二为“私人”(personal)，因为每个人的无意识都有其独一无二的个体性(individualism)，都有不足以向外人道的私密性(privatism)。

这告诉我们，无意识无共同性和普遍性可言。本书作者以巫医为例说明问题：“在传统社会中，那些以宗教迷信等方式给人治病的人是可以手到病除的。但是，这是有条件的：他们只有运用既属内心又可公开交流的符号，方能妙手回春。牧师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驱除魔鬼，是因为被魔鬼缠身之人和他周围的人全都相信，世界上真的有魔鬼。”也就是说，巫医之所以有疗效(这种疗效当然是心理性的，而非器质性的)，是因为巫医与病人之间存在“共识”，比如都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魔鬼。这样的“共识”虽然荒诞不经，但荒诞不经的“共识”也是“共识”，也能“无中生有”或“以假充真”，发挥一定的心理功能，达到特定的目的。在神经症的治疗过程中，精神分析师与患者之间并不存在共识。精神分析师只能逐一阐释无意识的内容，使患者意识到自己的病源之所在，进而解除病痛。患者拒绝接受精神分析师的阐释，不仅是常有的事情，而且通常也是治疗过程的一部分。

无意识之所以具有个人性和私密性，之所以不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是因为无意识是人类心中最为个人化、私密化的东西，是当事人极力排斥的东西。它不仅不足以向外人道，而且自己都不愿意对自己承认。无意识之为无意识，在于它必须被排除在意识之外。即使通过做梦、失误、神经症、自由联想等形式浮出水面，即使被纳入某种符号系统，或被融入某种叙事形式，无意识依然具有个人性和私密性的特征。我们无法赋予这样的符号系统或叙事形式以普遍的意义。这样的符号系统和叙事形式不同于以前的符号系统和叙事形式。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荀子》：“松柏经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弯，可谓得其贞也。”“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就这样，孔子和荀子借助于“比德”的手法，以松柏象征君子的坚强不屈，形成了公开的、外在的文化符号模型。这与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对形形色色的梦的解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中，这样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符号模型是难觅踪迹的。

使用非普遍性的文化符号模型乃文化进化的一大标志。一般说来，文学符号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自然符号，一类是社会符号，一类是个体符号。自然符号指非人工创造的自然万物所具有的符号。这类符号，由于几乎独立于人而存在，天生地代表它所占有的素质和特征。光芒万丈、赐人以生命的太阳是灵魂、知识、生命、希望的自然符号，大海是神秘与深奥、幻想与无常的自然符号，月亮是静谧与恬静、安详与缠绵的自然符号，鲜花是洁白无瑕、倏忽即逝的自然符号。社会符号指的是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的符号(当然，这样的“共识”常常是不公开声明，而是约定俗成的)。个体符号则不具有这样的“共识”，它是为特定的个人所发现或精巧地创造出来的。爷爷生前喜爱的藤椅，尽管陈旧、破烂、毫无引人之处，但它还是用来代表爷爷对于这个家庭的全部含义，也只有家人才能理解这一点。情人的定情礼物尽管是那么普通，对当事人还是具有那么大的魅力，使双方忠心耿耿，几十年如一日，也只有当事人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在文学史上“墓地社”成员对墓碑、猫头鹰的哀号、漆黑的夜色都赋予了相当特殊的符号含义，这样的符号当然属于“个体符号”。这样的个体符号与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阐释的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参见禾子，《文学象征本体论》，《文学理论研究》1986年第3期。)

这告诉我们，文学创作应该忠于自己的私人生活，忠于自己的独特的私人化感受，而不必刻意寻求读者的认可，受“隐含读者”或“理想读者”的支配。这还告诉我们，文学欣赏同样应该忠于自己私人化的感受，不必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模型，追求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社会解读，寻求与作者或其他读者的“共识”。承认创作与阅读的私人化，割裂创作与欣赏之间的“共识”，不仅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必然趋势，而且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人是独一无二的，人是高度私人化的；由独一无二、高度私人化的人组成的社会，才符合马克思所谓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伟大理想：“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

无意识与梦有着不解之缘。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奠定了精神分析的根基，而且在于它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蕴含。正如本书作者所言：“《梦的解析》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它研究的主体，即梦中之人。”梦中之人与启蒙运动力倡的主体，即理性的主体或“我思故我在”中的那个“我思”，有着天壤之别。梦中之人与外部世界隔绝，理性主体积极介入社会；梦中之人处于一片黑暗之中，理性主体处于澄明之境；梦中之人受下流欲望所驱，理性之人为普遍理性指引；梦中之人是高度私人化的，理性主体是高度公开化的。总之，《梦的解析》宣告了新主体的诞生，至少也是确立了新的主体范式。而且，“梦的解析”四字意味深长。严格说来，“梦的解析”是对梦的阐释(interpretation of dreams)。这告诉我们，第一，它阐释的是梦。只有经过阐释，梦的意义才能呈现出来，才能为人理解。梦是无意识的表现形式之一，阐释梦即阐释无意识。一方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另一方面，梦与现实的直接刺激的关系未必直接。在很大程度上，梦是创伤性经历的复归。创伤之为创伤，就是因为它无法获准进入意识之域，只能进入无意识之域，进入不为主体所知的领域。正因此故，所以才有那句“你知道，只是你不知道你已经知道”的俏皮话。“你知道”，是说它已经进入你的无意识之域；但它受到了压抑，你不敢知道它的存在，所以才会“不知道”。其实，你是知道的，只是你不知道，你真的已经知道。第二，阐释的过程是符号化的过程，是赋予本无意义之物以意义的过程。严格说来，这是对无意识的驯化。但无意识是难以驯化的。因此，无意识只能部分地符号化，或者说，对它的符号化过程总是产生残余，总有你无法符号化的东西。正是这无法符号化的东西，驱使着我们继续“符号化”下去……如此进行下去，最后还是存在着“除不尽的余数”。也就是说，诸如无意识这样的私人化事物，总有其硬核，总是无法彻底地“去私人化”。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作者认为，《梦的解析》“这部开拓性的著作宣告了以梦为核心的现代私人生活的出现”。而《梦的解析》之所以出现在20世纪初年，与私人生活的出现密切相关。私人生活的出现，是发现无意识的前提条件。只有在私人生活出现之后，人们才有可能发现无意识，进而揭示无意识性的个体性和私人性特征。私人生活不仅是特立独行的生活领域或生活之道，而且“指这样的体验：拥有一种身份，而且这种身份与某人在家庭、社会和社会性劳动分工中占据的位置截然不同”。以前，一个人过怎样的生活，取决于他具有怎样的身份；他具有怎样的身份，取决于他在家庭、社会和社会性劳动分工所处的地位。父亲不同儿子，上级不同于下级，工厂主人不同于雇佣工人。现在，人的身份与这些社会联结(bonds)无关，界定人的身份的因素不再是公共生活，而是私人生活。即使人们依然生活在特定的家庭和社会中，只要不再以之界定自己的身份，就会过上私人生活。本书作者指出，“私人生活”指对单一性(singularity)和内在性(interiority)的特定历史体验。“单一性”即独一无二性的特异性，即个体性；“内在性”即无法公开也不必公开的内心体验，即私密性。私人生活的出现，意味着对个体性和私密性的肯定。私密性突显个人隐私的重要性。个人隐私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个人心理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现实上。曾经有位香港朋友告诉我，他个人的所有私密，如他的婚姻状况、财产状况、经济收入、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审美爱好以及性取向，他都不会轻易透露。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比如，他按揭买房，背负着沉重的“月供”，但他不会让自己的雇主知道，因为倘若雇主知道，雇主就会因此加重对他的盘剥。雇主知道，他轻易不敢辞职，所以可以任意增加其工作负荷，而不必支付额外的报酬。

私人生活的形成催生了“新感性”(new sensibility)。这表现在，随着现代主义的滥觞，人们开始对形形色色的心理现象、社会现象和文艺现象产生兴趣，开始关注癔症、自恋、同性恋、“新女性”、现代主义艺术及其流露出来的颓废倾向，开始主张“放松”，并抵制一切道德主张。

私人生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在精神分析之前，尚没有一种理论对这种生活做出积极的回应。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可以视为对这种“私人生活”的消极回应，因为马克思只看到了“异化”的消极面，而没有顾及其积极意义：只有通过异化，人才能转入内心，才能深刻体验自身的个体性和私密性，进而深化对自身的认识。人毕竟不只是经济的动物，人还是心理的动物。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同，精神分析在有意无意之间，把“私人生活”理论化了。精神分析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关“私人生活”的理论和实践。

四

西方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的英国，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它创造了工厂体系(factory system)；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880—1920年间的美国，以电力、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广泛使用、新通讯手段的发明为标志，它创造了垂直性的联合公司(vertically integrated corpmation)。垂直性的联合公司不同于工厂体系，因为它不仅组织生产，而且统筹广告、营销和消费。在本书作者看来，“第一次工业革命从体力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依赖高等教育、科学和脑力劳动”。

与此大致相应，西方经历了两次现代性(modernity)。第一次现代性又称“朴素”的现代性(simple modernity)。在第一次现代性中，人们生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生活的目标是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阶级界限分明，等级观念明确；任何决策都以科学知识为根基；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相信自己无所不知；对工业对自然、健康产生的消极影响，大多熟视无睹；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是传统的，并热衷于集体生活，强调团体的重要性。第二次现代性又称“反思”的现代性(reflective modernity)。在第二次现代性中，人们生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生活的目的不再限于物质需求，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已经相当强烈；阶级界限开始出现松动，等级观念走向崩溃；决策也变得多元化了，责任(responsibility)和问责(accountability)的概念形成了，谁制定决策，谁要承担责任，有可能被“问责”；科学知识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这时的科学充满了矛盾和差异，有时令人无所适从；依然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但又反思知识的有效性和适用性；社会福利制度和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出现。

如果说启蒙运动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是第一次现代性的标志；那么可以说，精神分析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是第二次现代性的标志。精神分析是对启蒙运动的背叛。启蒙运动倡导理性，精神分析鼓励非理性；启蒙运动注重意识，精神分析注重无意识。启蒙运动强调纪律和自制，精神分析主张放任自流。启蒙主义向往秩序，精神分析则肯定失序(disorder)的价值。此外，启蒙运动“认为普遍高于特殊，理性高于情绪，公开高于隐私，持久高于短暂”，但精神分析及其促生的现代主义则把特殊、情绪、隐私、短暂置于普遍、理性、公开、持久之上。仅以短暂为例，在启蒙主义者那里，转瞬即逝、变化莫测的经验毫无意义，但波德莱尔则把转瞬即逝、变化莫测的经验界定为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分析设计催眠法、自由联想法，其主要目的，是在让人暂时摆脱一切“理性”和“自制”的束缚，回归感性和放松的状态。

用本书作者的话说，“启蒙思想家的初衷是阐明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法律原则和道德原则，因此从来没有想到，要建立一套用以解释个人生活的特殊性的心理学。”精神分析则不同，它从启蒙运动推崇的普遍性、公开性、外在性、必然性、静态性、意识性走向了自己器重的特殊性、隐秘性、内在性、偶然性、动态性、无意识性，试图揭示人的精神世界的“黑暗面”。精神分析是对人的绝对自由的肯定。之所以把这种自由称为绝对自由，是因为它摆脱了一切外在因素的束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心理社会”出现了，“自恋文化”形成了。“如果说第一次现代性(即启蒙运动)把主体视为理性得以安身立命的场所，而理性则是普遍的和必然的真理；那么，第二次现代性(人称‘现代主义’)则把主体视为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而具体的人置身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屈从于历史的偶然，拥有独特的个性。”

五

精神分析在第二次现代性中发挥的作用，类似于加尔文主义在第一次现代性中发挥的作用。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早期加尔文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因为它使人们认识到，通过工商业活动赚钱盈利，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事情。加尔文主义促成了信奉者的私人转型(personal transformations)，即对家庭的重新认可。之所以说它是“对家庭的重新认可”，是因为，传统的基督教遵奉耶稣的教诲，纷纷离家出走，加入精神团体。但新教对家庭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家庭是魅力意义(charismatic mean：ing)的容身之所，是日常经济行为的发生之地。新教还赋予日常经济行为以某种伦理品格，认为从事日常经济行是“天职”(calling)。那时，人的生产和生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没有家庭就没有一切。它是“无情世界中的避难所”。自我只能寄身于家庭，若走出家庭，自我就会被异化。但那时家庭并不被视为真正的私人领域，而只是对残酷的社会制度的补偿。但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随着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出现，生产与生活开始分离，家庭的性质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生产的社会化使家庭不再具有经济的功能，使家庭成为私人生活的温床，成为深层欲望和乌托邦想象的温床。

即便如此，精神分析还是鼓励人们认识家庭的危害，勇敢地走出家庭。弗洛伊德认为家庭是一个“童年的古老意象”，督促自己的追随者放弃之，以便确立更为个性化、私密化的纯真的自己。“精神分析最初的历史目标是去家庭化，就是使个人摆脱无意识的权威意象。权威意象原本根植于家庭。”人与家庭的分离，人与社会的疏异，深化了人的私人体验，使人对孤独的人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现代主义的艺术、哲学和政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兴旺起来的。

六

本书作者认为，与第二次现代性相比，以启蒙运动为标志的第一次现代性存在着诸多缺陷。第一，启蒙运动强调自制(self-contr01)而非自治(autonomy)。自制即自我克制，它是达到外在目的的手段；自治则意味着自我决定和自主管理，是自由的终极目的。第二，在启蒙运动那里，男尊女卑意识依然严重。它认定女性在性格和心理方面存在缺陷，无法与男性平起平坐。第三，启蒙运动维护自然等级制和社会等级制，认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正常运作，离不开这样的等级制。

精神分析则反其道而行之。第一，它深化了自治这一宏伟的理想。自治就是自由，“包括天马行空的思想自由和随心所欲的行动自由”。它不受出身、习俗、经济地位和社会等级的限制。第二，它深化了我们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认识。在18世纪，妇女解放意味着男女利权均等，因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是理性的存在物，都具有共同的特性。男人是戴着男人面具的女人，女人是戴着女人面具的男人，男女并无差异。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多数女权倡导者不再强调男女的共同特性，而是强调女性在性别上与男性的差异，并认为女性有其独特的美德。比如，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庭是不圆满的，因为男性通常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缺少女人的温顺，没有女人的折中，所以常常造成家庭的苦难，甚至灾难。女人的温顺、折中，即其独特的美德。女权倡导者还强调女性的性经验的个体性。精神分析虽然具有男权中心主义的倾向，但还是为女权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如，精神分析认为，性别的差异并不在于其解剖学特征，而在于它“对性对象的选择”(sexual object-choice)。一个男人，即使从解剖学的角度看，的确是男人，但如果在性行为中选择了男人，他的性别就有可能是女人。同理，一个女人，即使从解剖学的角度看，的确是女人，但如果在性行为中选择了女人，她的性别就有可能是男人。我们当然未必同意这样的见解，但它至少颠覆了以前的基于生理解剖学的性别差异理论，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两性差异打开了方便之门。

但我们又必须看到，精神分析虽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是第二次现代性的标志，但就其社会意义和社会影响而言，它的二元性十分明显：它一方面深化了启蒙运动追求的目标，一方面又阻碍了启蒙运动追求的目标的实现。比如，尽管精神分析推动了人们对女性和同性恋的文化理解，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它又常常是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的邪恶劲敌。了解了精神分析的历史，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再比如，即使精神分析督促人们走出家庭，在家庭和社会之外确立自己的身份，但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精神分析的制度化和常规化，精神分析还是变成了“顺从文化”(conformist culture)，甚至蜕化成了以母亲为核心形象的意识形态。凯恩斯式福利国家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

这种二元性还表现在，精神分析在维护还是拆解自然等级制和社会等级制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在这方面，它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但它对等级制得以立足的“权威”有着深刻的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们摆脱权威的束缚，走向真正的大众民主政治。传统的权威有四个特征：(1)以“父亲”形象为核心，以家庭为发挥功能的理想模型；(2)具有向心的凝聚力，不乏“超凡魅力”；(3)内外分明，等级明确。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随着第二次现代性的形成，“内外”不再分明，“等级”也不再明确，这是对权威的一大拆解。本来属于“内”的女性开始进入“外”的公开生活。“父亲”虽然逐渐淡出公共领域，“父亲”的超凡魅力也已经丧失殆尽，但“父亲”的名义(“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依然残留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弗洛伊德着力剖析这一“父亲”形象，竭力消除我们对“父亲”的移情。这无异于向古老的父权制秩序(patriarchal order)发起挑战，其进步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其深远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也是无法否定的。

可以说，自诞生之日起，精神分析就充满了反讽色彩。它是解放性的力量，也是压抑性的力量。它是进步的力量，也是反动的力量。它促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艺术，促成了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但也压抑女性，歧视同性恋。它是科学的，也是反科学的。“精神分析绝非为中产阶级量身定作之物。从最终结果看，精神分析对于被边缘化的人群或被排除在主要权力资源之外的人群(在此之前，被动之类的经验，都投射到了他们身上)，意义最为重大。这些人或者被限制在家庭之内，或者生活在同性恋次文化、犹太人聚居区、城市贫民窟之内，或者处于流放、离散和无家可归的状态。”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精神分析虽然使我们注意到了这些被边缘化的人群，强化了我们对这些人群的文化理解，但“这些人几乎没有受益于精神分析。不仅如此，我们稍后还会看到，从长远看，精神分析的命运还要取决于这些无权无势、随风飘舞的群体。有时候，从事精神分析的人也置身于这个群体之内”。

即使如此，我们不可否认，精神分析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冲击力。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精神分析的面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精神分析成了影响卓著的专业，成了社会组织的中流砥柱，影响了精神病治疗、广告和电影。”精神分析对社会有直接的影响，它可以被某些人用来强化控制。在其他方面，精神分析的影响则表现得较为间接。精神分析影响了大众消费，因为它有一个基本假定：人的无意识构成了欲望，而欲望是永远难以完全满足的，“人心不足蛇吞象”。消费也是一种欲望，它同样贪得无厌，因此可以加以巧妙的利用。广告的目的在于挑起消费者的胃口，激活消费者的欲望。广告的过程就是使产品成为商品，进而使商品成为符号的过程。在精神分析的启发下，美国人早在1938年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第一个阶段的广告销售的是产品的名称。在第二个阶段的广告对产品进行详细的解说。然后强调产品的用途。随着广告逐步推进，它离工厂的视角(factory viewpoint)越来越远，离消费者的心智过程过来越近。”他们借助于“口腔”、“肛门”、“生殖器”、“无意识”、“心灵”、“驱力”、“冲突”、“神经症”、“癔症”、“恋父情结”、“自卑情结”、“自我理想”(ego-ideal)、“自恋者”(narcissist)、“裸露症患者”(exhibitionist)、“抑制”、“自我”、“本我”、“超我”之类术语，阐释消费者的欲望，最终以之达到商业目的。

七

启蒙运动时期的精神病治疗与弗洛伊德时期的精神病治疗大异其趣。启蒙运动只知精神病理学(13sychiatry)，只知“疯癫”。与中世纪的暴力治疗相比，启蒙运动时期的精神病治疗的进步意义不言而喻。“现代精神病治疗的奠基者都是民主革命的参与者”，因为他们认识到，精神病治疗旨在使病人恢复理性，也必须使用理性的方法。因此他们拒绝隔离患者，拒绝使用暴力手法，而是使用“道德”的疗法，重置病人的心理联想。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形成，随着科学技术(发电机、钢铁和化学制品)的发展，随着经济组织形式的确立，随着英美及日本政治改革的进行，随着大学之类的科研机构的勃兴，人类对自身心灵现象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弗洛伊德时期不仅有精神病理学，而且有神经学、实验心理学，人们开始研究人的智力结构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如智力结构与犯罪的关系)。人们不仅知道疯癫，而且对形形色色的神经症了如指掌。这样的神经症包括强迫症、癔症、神经衰弱症、神经厌食症、陌生环境恐惧症、乡愁、旅途神经症、妇女幻想症等等。在各类神经症中，“癔症最为重要，这不仅因为它广泛流行，而且因为它表现为瘫痪或昏厥之类的身体病症”。人们不仅从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而且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解释神经症的成因。有人认为现代生活太过刺激，城市街道过于喧闹，狂热行为过于壮大，人们过于固执己见，这才导致了神经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神经症未必是一种可怕的消极现象，一种可怕的心疾，它可能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波德莱尔盛赞埃德加·艾伦·坡在创作时“神经过敏”，即为一例。

观念不同，实践自然存在差异。在精神分析之前，精神病治疗要强化患者的意志，调整患者的理性心理过程，努力使之恢复理性和自制；精神分析之后，神经症治疗主要借助于催眠和冥思，旨在调整患者的感性心理过程，努力使其放松。这无意之中释放出一种主体观：人不再是理性的、自制的、道德的人，而是感性的、放松的、独特的、隐秘的人。

八

在启蒙运动时期，无论是倡导联想主义的人，还是民主革命的参与者，都没有意识到，心灵具有塑形的力量(shaping force)。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运动。本书作者认为，“浪漫主义的想象概念是19世纪后期出现的潜意识概念的先驱。”因此，要理解精神分析的“潜意识”乃其“无意识”概念，就要理解浪漫主义的想象概念；要了解浪漫主义的想象概念，就要对浪漫主义有较为全面的理解。我们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并不全面，甚至充满了误解。比如，笔者一向敬仰的一位先生说过：“古典主义注重形式的和谐完整，浪漫主义注重情感的深刻丰富；古典主义注重纪律，浪漫主义注重自由；古典主义求静穆严肃，浪漫主义求感发兴起。”这位先生似乎把“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与“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alism)混为一谈了。古典主义指古代希腊罗马艺术，或者是以古代希腊罗马艺术为典范所体现出来的美学观，注意和谐、静穆、严肃、明晰、严谨、理想等。新古典主义形成于17世纪的法国。新古典主义以“理性”为至高原则，新古典主义代言人布瓦洛(NicolasBoileau-Despreaux)在《论诗艺》(L'Art poetique)中主张“要爱理性”，“一切文章永远只从理性中获得光辉”。连巴黎圣母院也一度改名为“理性殿”，可见对理性之重视。新古典主义并不像古典主义那样注意和谐、静穆等审美质素。

浪漫主义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学运动。之所以说它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在西方文学与哲学的传统中，理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褒扬，但浪漫主义反其道而行之，转而强调想象(imagination)的重要性。浪漫主义认为想象是人心中至高无上的机能，它不仅帮助人类创造了艺术，而且帮助人类创造了世界。

浪漫主义在强调想象的重要性时，对直觉(intuition)、本能(instinct)和感觉(feeling)也是情有独钟。华兹华斯认为，所有优秀的诗歌都是“强大情感的自发流露”。“强大情感的自发流露”这一短语，对西方文学思想史上的主流文学观念构成了颠覆之势。自古希腊以来，诗歌或被界定为对自然和人生的摹仿，或被界定为对世界的反映，诗歌价值的高低取决于摹仿自然和人生、反映世界的确切程度。现在，诗歌是诗人的“强大情感的自发流露”。也就是说，诗的终极源泉不是自然和人生，而是“人心”，是人的情感。从此之后，艺术的价值与自然、人生和世界有关，但更与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有关。它是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所谓的发光发热的“灯”，而不是反映生活的“镜”。这种观念影响了诗歌的创作。第一人称的抒情诗终于面世，这是先前不曾有过的奇迹。诗歌中的“我”不再像鲁迅的《祝福》中的“我”(“我”在那里只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而是诗人的“真身”。在浪漫派艺术家那里，心灵的旅行和自我的成长之类的题材俯拾皆是。主人公即艺术家，艺术家即主人公，这已经成为浪漫主义作品的定律之一。叙事距离(narrative distance)就这样越缩越短了。读以前的文本，像在听他人的故事，完全可以无动于衷；读此后的文本，感同身受，大有“贴心贴肝”之感。

九

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核心的主体是建立在西方式“严男女之大防”的基础上的。这种主体观假定：男性主体永远理性、自主、积极的公开，女性主体永远感性、依赖、消极和隐匿；男人的性取向永远针对女性，女性的性取向永远针对男性。新女性和男同性恋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一假定。

特立独行的新女性的出现当然是历史的产物。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男女共同劳作于家庭之内，家庭既是生产单位，也是生活单位。正如当时的维也纳女权主义者玛丽安·尼格(Marianne Nigg)所言，那时的妇女是“通才”，管理厨房、酒窖、田间和花园，既享受公开的生活，又享受隐秘的生活。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则使男人走向社会，女人遁入家庭，男女扮演的角色开始分化，女性只能扮演依赖男人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这种性别差异还波及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任何成功都归诸男性，任何失败都归诸女性。西方是男性的，东方是女性的。社会秩序井然，这是男性的；社会出现骚乱，则是女性的。不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剩余，造就了中产阶级，延长了人的婴儿期和童年期，不必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女性开始走出家庭，步入商店、办公室、幼儿园、中小学甚至大学及研究机构，寻找新的职业。新女性不再依赖男人。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本属玩偶的娜拉不再扮演玩偶的角色。像娜拉这样的新女性不仅卓然独立，而且敢于表达自己对性的向往，描述自己的性经验。无论是对性的向往，还是对性经验的描述，都是极具私人性的活动。

男同性恋也在19世纪90年代从地下走向公开。“花花公子、浪荡公子、放荡之人、纨绔子弟、多愁善感之人，都预示了同性恋的到来。”英国1895年对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是一个转折点，那时王尔德勇于表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甘愿受罚。与新女性一样，男同性恋的出现意味着断然否定性取向的“非男即女”的截然二分。人们开始认识到，同性恋也是天赋人性甚至天赋人权的组成部分，道德的束缚和社会的惩罚与天理背道而驰。性学家们向“天赋异性恋”的观念发起挑战。第一，他们发现婴儿之性与生殖器官并无必然联系。在婴儿那里，性是无所不在的，哭泣、吸吮手指均属此列。精神分析进而把神经症与婴儿之性联系起来。第二，他们发现女性之性与生殖器官也无必然联系。和婴儿一样，女人的性冲动不仅强烈，而且分布广泛，它涉及肉体，更涉及心理。第三，他们深化了人们对同性恋和双性恋(或“雌雄同体”)的认识。当然，这里的同性恋主要指男同性恋，因为那时的女同性恋还没有浮出水面。男人之所以为男人，不能根据他的性取向来判断，而是根据他扮演的角色来判断：如果扮演的角色是主动的，则为男性；如果扮演的角色是被动的，则为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任何男人都是“雌雄同体”的，同时具有男女两性的成分。性学家以此消除同性恋的污名，努力把同性恋从刑事犯罪的名单中取下。

十

即使不是同性恋，男人也不再是雄赳赳的武丈夫。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有一句名言：“弱者啊，你的名字叫女人!”其实，男人有时比女人还脆弱。精神分析的崛起与发现男人的脆弱密切相关。脆弱属于“被动性”(passivity)的范畴。发现男人身上的被动性，无异于重新阐释和界定了阳性特质(maseulinity)。  不同的时代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阳性特质理想，都有“当一条响当当的好汉”、“做个纯爷们”的冲动。有的尚武，身强体健乃其理想；有的尚文，理性和自治乃其目标。在弗洛伊德时代，男子汉气概已经奄奄一息。有些男人的言谈举止与女人无异。犹太人的特殊标志(割礼)和消极特征(情绪不稳定和做人不诚实)都被归于“女性特质”。男孩认同母亲而不是父亲，认同被动性，喜欢顾影自怜。卡夫卡的某些作品就揭示出男人的软弱和被动。男人患上癔症，与此有关。弗洛伊德以“鼠人”兰策(Ernst Lanzer)和“狼人”潘克耶夫(Sergei Pankejeff)的发病来说明这个问题。兰策一方面渴望被动地依赖于父亲，另一方面又拼命反抗这种“渴望”，最终导致了病症的形成。潘克耶夫一方面渴望被动和受虐，另一方面刻意张扬自己的“阳性特质”，这令他无所适从。当然，这里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都是无意识性的，当事人觉察不到它们的存在。以前，被动性只被归之于女性、工匠或劣等人、野蛮人之类。现在，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被动性”乃人类的普遍心理特征，女人、工人、劣等人、野蛮人如此，男人、资本家、上等人、高贵人亦然。

第一次世界大战验证了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1914年7月，止于1918年11月，历时四年三个月，战火席卷欧、亚、非三大洲，参战国家或地区多达34个，战祸波及15亿人，几乎是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双方动员的兵力达889个师，共计7400万人，共有840万人阵亡，另有2100万人受伤。索姆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最具象征意味。“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长达四个月，造成50万人伤亡。凡尔登战役长达十个月，造成70万人伤亡。在一个还不习惯于大规模屠杀的年代，一战造成的破坏超乎想象。让当时的人不寒而栗的，与其说是史无前例的灾难规模，不如说是由战壕象征着的攻防僵局。”在这样的残酷战争的背景上，“形成了新的心灵景观或地理景观：地洞、地雷、对被活埋的恐惧、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冲击波、毒气、方向感丧失、弹片纷飞、眼前模糊、昼夜不分、认同敌人、意识窄化”。不仅如此，“攻防僵局还创造了新的逃避意象(images of escape)：飞行员、把伤口等同于鲜花以及对天空的痴迷”。

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一场不分正义与非正义且后果严重的灾难，它改变了西方的一切。昂扬乐观的自由主义世界观荡然无存。参战士兵从此脱胎换骨。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热武器”的大量使用，使“以男性荣誉、自我牺牲和身体力量为核心的陈旧的、贵族的勇士伦理”迅速死亡。从来没有见过成年男性裸体的女性作为护士走上前线，面对士兵们瘦弱而强健的肉体，不仅知道了肉体之爱，而且开始“把男性视为伤痕累累、悲惨可怜、脆弱不堪、吃苦耐劳、稚气十足、自身无法控制的环境的受害者”。肉体之爱预示了性革命和性别革命的到来。男人是脆弱的。“脆弱感走进了精神分析的核心，而且与私人生活的偶然性密切相连。”私人生活有其最黑暗、最隐秘和最早的源泉，即婴儿期的家庭生活。私人生活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私人生活意味着重新审视主体的伦理：勇于面对自己的黑暗面，正视自己，诚以待己，这已经成为基本的伦理法则。即使迫于社会的压力“欺人”，也不能“自欺”。

弹震症的治疗使精神分析名声大振。1914年，英国随军医生发现士兵饱受弹震症之苦。弹震症的初期症状是疲倦不堪、性情暴躁、眼花缭乱、头痛欲裂和精力分散，后期症状是精神崩溃，因而无法继续在前线冲锋陷阵。有人认为，弹震症是由猛烈的炮火所致：猛烈的炮火扰乱了士兵的脑脊髓液，影响了大脑的正常运作。这些士兵一旦离开战场，就会恢复正常。但军方认为患上弹震症的士兵只是想逃离战场的胆小鬼而已。自1914—1918年，英国军队约有8万人(全部军人的2％)患有弹震症。更多自称患有此症的人被认为是“装病”而被重新送上前线。有些被重新送上前线的士兵自杀身亡，有些则当了逃兵，有些因为不遵守军令而被就地处决，有些被送上军事法庭。先被送上法庭，后被处死的士兵共有304人。

1915年，弹震症引起了广泛注意，但精神分析之前的精神病治疗无法正确解读这种心理创伤，因为它并非器质性的疾病，而是心理障碍。正如弗洛伊德的学生恩斯特·齐美尔概括的那样：“人们内心的体验过于强大或过于恐怖，他的意识心灵(conscious mind)无法处置，只好将其置于心灵的无意识深处。”士兵内心的恐惧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有位法国士兵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伪造出来的：伤口是化妆出来的，尸体是从医学院租借来的。一切都是那么真实，甚至比现实还真实，但假的毕竟是假的。这就是所谓的“超现实”的由来。大批精神分析师走向前线，帮助士兵处理包括弹震症在内的各种神经症。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造成的弹震症，“使精神分析踏上了新的征程”。这一点为当时的英国医生里弗斯一语道破：“命运之神似乎眷顾了我们……给我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遇，去测试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看它究竟是真是假。”

精神分析在弹震症那里发现了人性的另一面——脆弱性和被动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男人变得脆弱不堪，痛哭流涕，哀声不绝，与女人无异。男人放弃了抵抗，任人宰割而无动于衷，表现出通常只有女性表现出来的被动性。男女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精神分析师告诉世人，害怕打仗，担心丧命，为此大喊大叫，展示自己的脆弱，以至于精神崩溃……不仅可以接受，而且有益无害。男人不必处处克制自己的情感，“男儿有泪不轻弹”是害人害己的偏见。男人可以胆小如鼠，男人可以一败涂地，男人可以哭哭啼啼。总之男人可以卸下自己的面具，不必一味伪装下去。虽然“装了一辈子好人的坏人，就是好人；装了一辈子英雄的狗熊，就是英雄”，但“装”出来的毕竟是“装”出来的，稍不留神，就会“穿帮”。精神分析撕下了阳性特质的伪装。

十一

精神分析不仅是准治疗性的医学实践(quasi-therapeutic medical practice)，还属于文化阐释学(cultural hermeneutics)的范畴，是一套用来解释人的动机、行为的综合性理论。

不错，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手段。精神分析治疗认为，人的情绪和行为受某些因素的影响，但人对这些因素一无所知。这些因素属于无意识之域。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在于找到这些因素，研究它们是如何影响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的。精神分析会追溯这些因素的源头，并看它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进而消除其消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患者会意识到自己神经症的潜在根源。这种“意识到”不仅表现在“知”上，而且表现在“情”上：在一定程度上，患者要在精神分析师的指引下，重新体验导致了神经症的潜在根源。所以，患者要与精神分析师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只有这样，患者才能重新体验内心深处那些令人痛苦、深感羞辱和内疚的情绪。

精神分析还是一套有关心灵的理论。这套理论不同于一般的心灵理论，因为它是一套独特的心理解释工具，我们可以用它解释无意识、移情等心理现象，帮助人们理解人、人的动机和人的行为。它涉及的领域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政治、法律、教育、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广告和家庭关系等。精神分析对普通人类心理经验的认识相当深刻。“精神分析最大的贡献并不在于它的观念，而在于它的实践——揭示了形形色色的人类经验。”比如，我们知道，普通人常常把领袖、明星之类的权威人物理想化。一旦被理想化的人物令其失望，他就会恼羞成怒，甚至心生报复之意。(粉丝们痛恨陷入性丑闻的明星，就是如此。他们在明星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情感，投射了自己的“幻象”，结果到头来，发现他们崇拜的明星竟然是这样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自然气不打一处来。)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某些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

弗洛伊德一方面强调精神分析的科学性，一方面强调精神分析的“阐发性”。一方面，弗洛伊德多次表明，精神分析属于自然科学。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又指出，精神分析与历史和人文学科

关系密切。他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所有医学学科中，只有精神分析能与心智科学产生极其广泛的联系，只有精神分析能在宗教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在神话科学和文学科学中，发挥它在精神病治疗中发挥的同样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对精神分析的任何评估都是欠完善的。”弗洛伊德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中强调，对于患者而言，“精神分析师是不是医生，这个问题无关紧要”，“至关重要的是，精神分析师应该具有某些使他值得依赖的品质”。但是，如果要建一所理想的“精神分析学院”，如果要为这座理想的“精神分析学院”设置课程，那就必须做双重的考虑：一方面，有些课程由医学院的教师来讲授，包括生物学和精神病症候学(symptomatology of psychiatry)；另一方面，学生还要学习“与医学相去甚远、医生在从医时不会涉足的知识分支，包括文明史、神话、宗教心理学和文学科学”。

十二

说罢正事，再发几句牢骚。

译毕此书，再次深感译事不易。有一位署名“姚远”的上海高校教师在2011年4月12日出版的《文汇报》上撰文，抱怨在高校“译作不算科研成果”，批评高校的考评制度不合理。高校的考评制度对译著的蔑视，亦非一日。究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日环重要，二曰很容易。之所以说它不重要，理由可能是“翻译不包含创新劳动，所以不能算科研”；之所以说它“很容易”，是因为，只要外语好一点，不仅人人可做，而且软件也能胜任。其实这两条，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跟。

第一，译著很重要。没有译著，我们的学术只能在原地踏步，甚至如逆水行舟，不进反退。我们只知道自己的自然科学与西方存在巨大的差距，却不知道我们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与西方的距离，远甚于自然科学与西方的距离。我们的自然科学与西方相比，几乎没有语言的障碍。但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语言已经成为我们发展的瓶颈。在走出这个瓶颈之前，我们中的多数人只能依靠译作，了解西方学术的进展。套用弗洛伊德的名言——“本我走到哪里，自我就会跟到哪里”，我们可以说，“译著走到哪里，研究才能走到哪里”，翻译能走多远，我们的学术就能走多远。看看现代思想史的发展，看看新时期以来的学术进展，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此外，倘若没有国际视野，倘若没过语言关，再不通过译著了解西方的学术进展，那些我们以之为荣的“包含创新劳动”又会是什么东西?无非是闭门造车、自娱自乐而已。凡是我们能够想到的多少又有点价值的学术话题，外国学者几乎全都已经涉足，甚至做了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研究，达到了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水平。倘若是外国的话题倒也罢了，即使中国的话题，外国学者也远远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别人我不知道，我读中国古代文论十余年，只是在读了赵帆声等人翻译的刘若愚(J.Y.Liu)的《中国诗学》之后，才得其门径；只是在读了王柏华、陶庆梅翻译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后，才搞清了一些最为基本的问题(包括文字注释的问题)。相信有类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姚远”先生断定，译著“对于学术发展的价值绝对比许多所谓‘创新劳动’高”。在这样的背景上，任何“创新”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夜郎之举，都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自我陶醉。

而且，翻译有其独特的伦理价值，这也是不可小觑的。翻译是世界上最诚实的学术劳动，因为这里面容不得任何坑、蒙、拐、骗之举，因为译著的对错和优劣，拿来原著，明眼人一望便知。即使难以碰到真正的“明眼人”，无法达到“一望便知”的目的，总有一个用以判断对错和优劣的“底本”，以待来者。“创造性”的学术劳动，大多不乏“藏污纳垢”的空间，为人提供坑、蒙、拐、骗的便利。相信了解学术界内情的人，个个心知肚明，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利益，佯作不知而已。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可以培养‘诚实劳动’的品质，至少做这件事是容不得作假的”。  第二，翻译不容易。即使科班出身，倘若没有多年的修炼，倘若没有强烈的担当(commitment)，是难以承受如此苦差的。以为软件可以胜任翻译，更是无知透顶的谬论。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任何机器或软件都无法胜任这项工作。“根据翻译界老前辈的经验之谈，想成长为合格的译者，100万字翻译量是一道门槛，而这100万字中，作废的译稿可能是几十万字。”在高校，做这样的“无用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意味着“自取灭亡”。因为译著不算“创新劳动”，因为普遍的急功近利，即使在名校的英语系内，“给学生上翻译课的老师，很多都在空谈理论，若让他真刀真枪翻译，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就这样，没人愿意真刀真枪，个个乐意耍枪弄棒，拼命制造论文，而“那些可以计入科研成果的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无非套用一些流俗的翻译理论，找些翻译作品中的例子，拼拼凑凑，无异于生产‘学术垃圾’；而有些人所谓的‘理论创新’，按照严格的学术规则审视，其实离抄袭不太远”。人人都有一堆论翻译的论文，但真正动笔翻译的却少而又少。懂游泳原理、骑车原理的人太多，会游泳、骑车的人太少，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但愿“姚远”先生的苦口良药，能够医治我们的偏见和陋习，进而改善中国的学术生态，促进中国学术事业的真正发展。

十三

感谢金城出版社的王吉胜先生，他的信任和宽容使此书的翻译得以完成，他和出版社对学术译著的慷慨支持，尤其令人感动。在此特向王先生及金城出版社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谢艳芝编辑付出的辛勤汗水，她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令译稿脱胎换骨。感谢袁海锋、王超然和许秀静同学，他们帮我校对初稿，任劳任怨。当然，其中的任何错误，均由本人负责。本书可谓精神分析历史的百科全书，内容极其广泛，知识极其丰富，读来令人拍案叫绝。全书涉及近3000个人物，近2300部(篇)著作(论文)，译来难免错讹，恳切盼望读者批评指正。

“视野开阔，极具权威性。(扎列茨基)描绘了弗洛伊德在漫长的创造性的一生中的多次转型。……清理了笼罩着弗洛伊德及其弟子身上，并在弗洛伊德死后挥之不去的友谊、分裂和敌对的复杂网络。”

——保罗·雷本(Paul Raebrun)，《华盛顿邮报》

令人过目不忘。……不管是谁，只要对精神分析及其社会史和文化史有兴趣，通读此书之后，都会受益匪浅：精神分析与20世纪不断变化的历史走向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一百年间，精神分析随之起伏，可谓长袖善舞，影响深远。“

——西莉娅·布里克曼(Celia Brickman)，《芝加哥论坛报》

“一部诱人的力作。一部开拓性的文化史。……清晰易懂。……扎列茨基博学多才。他剖析了精神分析的复杂性，颇有庖丁解牛之妙。他功力深厚，身手不凡，文字清晰，论证有力，颇收顽石点头之效。”

——《出版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