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一颗子弹击中我胸膛时，我想到了我的女儿。
至少，我愿意这样想。我瞬间失去了意识。严格从技术角度来说，我甚至不记得自己被击中。我记得自己流了很多血。尽管那时我可能已经昏倒了，但是我依然记得第二颗子弹飞过头顶。我感觉自己心跳停止了，但我仍然愿意这样想，当我要死的时候，我想起了塔拉。
供参考：我看不见光亮或隧道。即使我看到了，我也不记得了。
我的女儿塔拉才六个月大。她正躺在婴儿床里。我不知道枪声是否吓到了她，一定是吓到了。或许她被吓哭了。我不知道她那熟悉却又刺耳的哭声是否能唤醒我，从某种程度上我也不知道是否真地听到了她的哭声。这些我都记不得了。
但我清晰地记得塔拉出生的时候。我记得她母亲莫妮卡用尽全力终于生下了她。我记得她来到这个世界，第一个见到的人是我。我们都知道，人生的道路上到处都是岔路口。我们都知道，当你打开一扇门的同时，另一扇门也就关闭了，生命轮回，季节更替。但孩子出生的那一瞬间非同凡响，就如同步人了星际之门，一个成熟的现实转换器。所有的一切都变了。你也变了，就如同一种简单的元素在催化剂的强烈作用下，变成更为复杂的另一种元素。你的世界已经消失了，至少在此时，你的心里只有这个6斤多的小家伙。
父亲的角色让我很迷茫。是的，我只经历了六个月，我还不算成手。我最好的朋友伦尼有四个孩子：一个女孩和三个男孩。大女儿玛丽安娜已经十岁了，最小的刚满周岁。伦尼脸上的笑容总是那么无奈，车上也总是被速冻食品弄脏。他提醒我，我现在还一无所知，我认同他的观点。当我对养育孩子充满迷茫或恐惧时，当我看着婴儿床里的她无助地向上看着我时，我总是在想是否该做些什么去保护她。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生命。说实话，要是真到了那一刻，我也会放弃你的生命。因此，我喜欢这样想，当两颗子弹穿过我的身体时，当我手里拿着吃了一半的格兰诺拉麦片条倒在厨房的地板上时，当我一动不动地躺在血泊里时，甚至当我的心跳停止时，我仍然试图保护我的女儿。
我从昏迷中醒来。
起初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接着我听到了右面传来的嘟嘟声。我熟悉的声音。我无法动弹，只能听着那个声音。我的脑子好像浸在了蜜糖里。第一个本能的冲动就是想喝水。我从未想过一个人的喉咙竞能如此干燥。我试图喊出声来，舌头却粘到了底部。
有人进来了。我试图坐起来，一股剧痛袭来，犹如掐断了我的脖颈。我的头沉了下去，我又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白天了。一道道刺眼的阳光穿透百叶窗。我眯着眼睛，试图抬手遮挡光线，终因没有力气而放弃。我的喉咙仍然异常干渴。
我听到了挪动声，有人突然站在我的身旁。我抬眼望去，是个护士——与过去的经历完全不同，这种情况竟然会发生在我身上。一切都面目全非。我本该是站着向下看，而不是躺着。几乎呈三角形的白色小帽像鸟巢一样搭在护士的头上。我的一大半时间都是在各式各样的医院里度过的，但我确定除了在电视或者电影里，我没见过这样的护士帽。这位护士身材矮胖，皮肤黝黑。
“塞德曼医生？”
她的声音很柔和，像槭树汁一样甜美。我努力着轻微地点了下头。
这位护士肯定能读懂人的心思，她的手里已经拿着一杯水。她把吸管插进我嘴里，我贪婪地吮吸着。
“慢点。”她温柔地说。
我很想问问我在哪里，但答案不问自明。我正要开口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却又抢先了一步。
“我去叫医生，”她一边说着，一边朝门口走去，“你现在要做的只有放松。”
我声音沙哑地问：“我的家人……”
“我马上回来，别担心。”
我打量着房间。药物治疗后，我视线模糊得如同隔着浴室的遮帘一样朦胧。但仍有些明显特征让我确定我的确身处病房中。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的左边有吊瓶和静脉注射泵，输液管蜿蜒地连在我的手臂上。荧光灯嗡嗡的响声似乎感觉不到，却又很清晰。右上方的角落里悬挂着一台小型电视机。
病床另一端不远的地方，矗立着一扇硕大的玻璃窗。我斜眼望去，却什么也看不到。看来，我很可能被监护着，这意味着我在重症监护室，意味着我肯定发生了严重的事情。
我头皮发痒，我能感觉到有东西扯着我的头发。我确定那是绷带。我试图弄清楚这一切，但大脑好像不听使唤。剧烈的疼痛悄然漫布全身，我甚至弄不清楚疼痛来自哪里。我感觉四肢乏力，胸部沉闷。
“塞德曼医生？”
我轻轻睁开眼朝门口望去。一位刚消完毒的身穿手术服，头戴隔离帽的纤瘦女人走进房间。她的口罩上面没有系住，口罩在脖颈间来回晃动。我34岁，她看起来和我年龄相仿。
“我是海勒医生，”她走过来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露丝·海勒。”
毫无疑问，这纯属职业礼貌。她试探性地盯着我，我努力集中精神，但大脑仍然反应迟钝，我能感觉到它正逐渐恢复正常。“这是伊丽莎白医院。”她的语气低沉而缓慢。
这时，她身后的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尽管视线朦胧，无法看清，但我确信我们素不相识。他两手交叉放在胸前，漫不经心地倚在墙上。我猜，他不是医生。如果你和医生共事很长时间，就能分辨出来。P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