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今山西运城夏县)，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祜元年(1086年)，终年68岁。因其出生地在夏县涑水乡，故世称他为“涑水先生”，称《资治通鉴》作《涑水通鉴》。
司马光少时就喜爱读书，特别是历史书籍。据传他7岁的时候，听人讲《左氏春秋》，回到家中，就能为家人讲述大概。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更是流传至今，妇孺皆知。司马光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20岁时就中进士甲科，任奉礼郎。司马光年少成名，好学和聪慧由此可见一斑。
司马光至孝，由于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在杭州，他请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于侍奉父亲。父母去世后，他守丧如礼。另外，他极重礼义。宦官麦允言死，朝廷赏赐高规格的扈从仪仗队，司马光认为，麦允言是皇帝身边的宠信者，没有功勋，不应赠予三公官，赏赐仪仗队。当大臣夏竦去世后，朝廷拟定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文正”是极美的谥号，夏竦并未达到这个标准，于是朝廷改谥“文庄”。庞籍对司马光有举荐之恩，庞籍死后，司马光如侍奉母亲一般侍奉庞籍之妻，并如照顾兄弟一般抚育其子。
司马光勇于谏议。交趾进贡异兽，说是麒麟，司马光说，其真伪不可知，即使是真的，麒麟又不是自己到来的，不足以称为祥瑞，还是退回去的好。有人称，据推算将有日食，日食在当时被视作灾异，而当时的京城看不到这次日食，值得以礼相庆。司马光却说，别的地方都可以看见而京城见不到，天下皆知晓而只有朝廷不知道，这说明君王为阴险邪恶势力所遮蔽，祸患日益严重，根本不值得庆贺。苏辙每每恳切而直率地答复皇帝的命令，考核官胡宿认为这冒犯了皇帝的威严，要贬退他，司马光认为，苏辙爱君忧国，不宜罢黜。
不仅如此，司马光还积极地参与谏议皇室家事。宋仁宗儿子早天，一些臣子为了迎合宋仁宗，称他春秋鼎盛，会有子嗣继承大统。但司马光认为国嗣问题关涉国家的安危，因而多次冒死劝说宋仁宗册立并非其亲子的赵曙为皇位继承人，故英宗、神宗承续皇位后，对司马光充满了感激之情。宋仁宗女福康公主与驸马李玮关系长期不好，仁宗将李玮贬出外地，司马光劝说仁宗念及亲子之情，善待驸马李玮，让他能在母亲前尽孝。特别是，英宗继位后，欲追尊其亲生父母等，司马光奋笔疾书“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如此的“忤逆”之举，在当时却未被深究。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朝对文人士大夫极其重视和优容，另一方面也因为司马光自身忠孝仁义，政治素养极高，又直言敢谏，是当时士大夫中的杰出代表。
司马光是一名贤臣，但首先他是一个文人。司马光从小就喜欢历史，并认为历史知识对于治理国家十分重要，只是历代留下来的史籍汗牛充栋，难以遍览。于是，他根据《史记》等的记载，将战国秦的历史删节为《通志》8卷献给英宗。英宗十分高兴，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立书局，让他继续编写下去。神宗继位后，赐名《资治通鉴》，亲自写了《序》，并请司马光讲读。此时司马光担任朝廷要职，需要付出极大的精力去处理政务，如果同时还要完成鸿篇巨制《资治通鉴》的话，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历史的机缘眷顾了司马光。
自宋代立国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压力，社会发展中不断积累的问题，加上士大夫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在宋仁宗以后，特别是神宗时期，朝廷上下都在思考如何实现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富国强兵。大凡治国之道，一反一复，这在宋神宗前后讨论治国之策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司马光与王安石则是对立两派的代表人物。
司马光和王安石共事的时间不短，在学术上相互交流，原是较好的朋友。但两人政见不同。神宗继位后，王安石上万言书，指出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改革，并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则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如在对待国用不足的问题上，王安石主张“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而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善理财者，不过是头会箕敛”，设法将财货从民众手中夺取过来，这类与民争利的做法甚至比提高赋税的危害更大，于是，司马光主张“节用”来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
在推行青苗法的问题上，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性质原本是农业信贷，民户可以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借户贫富搭配，lO人为保，互相检查，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二分。这项措施本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但是，怎样执行是制定政策时首先需要予以考虑的。司马光提出，即使是一般民众放贷，都会蚕食那些贫困的民户，何况是官方放贷，往往会挟权力之威获取暴利。百姓一开始只知道贷款的好处，但并不了解还债的艰难，特别是与官方打交道的时候。比如，宋太宗时期，在河东向民众买米，规定一斗米十钱，这在当时价钱还算不错，因此，民众愿意把粮食卖给官府。但是，后来物价腾贵，而官方规定的米价维持不变，强向民众和籴，这项措施反而成为民众的大患。司马光担心青苗法以后也会是如此。正如他所料，青苗法的实际执行出现了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令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P3-5
由胡晓松校长、雷原与王宁宁教授主编的北京开放大学经典读本系列丛书分两辑共二十四本，即将问世。
两辑丛书有一些基本的特点：
第一，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以此体现述而不作的治学精神。对这些经典的阐释有利于奠定文化基础，厚积薄发，使我们的文化永远有一个凭借。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经典著作，并且我们对经典永远保持着一种敬意，使经典著作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根本与源泉，如此，也使我们的文化自始至终有一个中心。
《<论语>导读》、《(大学中庸)导读》不仅加了拼音，还加了注解与导读。《论语》、《大学》、《中庸》被列入《四书五经》，自宋之后一直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今天以这种敬意与温情对待仍然是必要的，民族文化的传承既离不开这种精神，也离不开这种做法，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中，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精神与态度。中华民族即使遇到磨难或灾难，有这样那样的不测，若还有几部经典，我们能朗朗上口地背诵下来，记在大脑里，藏在心中，用在实践，我们的中华民族就必然有复兴之日。背诵和研读经典，有熟能生巧的意义，修身养性，启迪智慧，自觉觉他，这必将对改变人生的气象具有积极作用。
第二，经典条理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读者易于把握并有针对性。诸如《自然的智慧——(老子)》从五个方面解读《老子》，即信仰、常道、常名、贵生与为政。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作者提出自然经济思想，还提出自然财富与人为财富的概念，针对的正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为财富而财富，不惜以毁坏生态环境为日的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在创造人为财富，但同时在毁坏自然财富，创造与毁坏孰多孰少，难以估算。作者认为今天的增长忽略了对自然财富破坏的统计，如果细细计算，可能在很多方面是负增长。真是应了老子无为胜似有为的观点，不能不令人深思。
第三，综合性强，突出了一个“博学”的特点。有对义理类的经典著作的解读，有考据类的历史疏通，有辞章类的文学、诗词、歌赋赏析，有依据艺术独创与影响广泛等标准写成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经典选读》、《台港名家名作选读》、《中国现代诗歌经典选读》，甚至还有体现女性主义倾向的《中国女作家名篇选读》，以及渗透于我们生活各个层面的政治、经济、养生、农村、知识论方面的著述，等等，具有博通的特点。
第四，重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修齐治平的理想，用另一种说法即是重在治道。举例来说，像《(乡村建设理论)述要》，关于乡村建设问题，至关重要，农耕文化在全世界范围而言都应属于基础文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文化可分为游牧、农耕、商业三种类型。在此三种文化中，游牧、商业文化均有向外依赖性，其生产方式必须依靠与农耕文化的交换才能实现，不交换则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的需要。因此，商业文化必须依靠强力促使贸易交换的进行或者依靠强力掠夺农耕文化下的粮食等，否则无以生存。就今日世界来看，粮食生产不仅是人生存的根本保障，也是生态环境不被破坏的根本保障。农耕文化倡导“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在农耕文化下人们崇尚和谐，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入、勤劳、俭朴，这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意义重大。
中国文化自1840年之后，遇到了西方商业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一切被打破，中国文化要再一次在新的形势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设定自己的治理模式，此时的文化侧重在治道方面。本系列丛书正好体现了这一特点，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如丛书中《中国经济思想史撷要》与《(三民主义)导读*等书都有此倾向。
序写到这里，我对北京开放大学编写这样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人文为本”的系列丛书感到由衷的欣慰。欣慰之余，我还真希望能将经典系列丛书像以前我曾经写过序的《国学经典选读》一书一样，继续在通识教育中发挥作用，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能在我们的正式学习和教育体系中得以体现，甚至在建构终身学习体系中得以体现，用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化培植我们的民族元气，岂不更好！
中国教育问题不少，甚至比较严峻，严峻到有人忘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人若丢掉了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何以称得上伟大?在当今商品经济日益深广、物质追求更多的社会，中国人若没有传统文化的精神作为支撑，何以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中华民族若没有传统文化，中国修齐治平的理想又何以能彰显光大？
我不但很乐意为北京开放大学经典系列丛书写序，我还希望北京开放大学以此系列丛书作为素质教育、通识教育读本，列入选修学习内容，向更多的大学生和市民读者推广。改革教育体制势在必行，开放大学或许能成为教育改革的星星之火然后成其燎原之势吧！
凌文超编著的《资治通鉴简编》内容简介：《资治通鉴》是一部伟大的编年体史书。它系统鳊纂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讫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计1362年的史事，全书分为294卷。该书不仅在史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在资政治道，以及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发挥7重大作用。因此，长久以来，无论是文人学者，还是统治者，甚至普通民众，都对《资治通鉴》推崇有加。
《资治通鉴简编》是一本经典的通俗读物。
凌文超编著的《资治通鉴简编》内容介绍：《资治通鉴》重视史实的描叙，往往又在极其重要的史事、人物之后发表议论。这些“论”最能体现司马光的史识，同时，所涉之事，也是为官、为学、为事之人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资治通鉴》共有218篇“论”。这些“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司马光所下之“论”，以“臣光日”开头，共119篇；另一类是司马光援引历代史家的“论”，多以“某某论日”开头，有99篇。这些事、论多关乎治乱、君臣、善恶、礼义廉耻、生民休戚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