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当代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他们的思想主张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开出的是怎样一副药？《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由资深媒体人萧三匝深度访谈李泽厚、汪晖、刘军宁、许纪霖、徐友渔、萧功秦、华柄啸、陈明、王小东等九位中国当代思想流派代表人，意在融合左右，化解纷争，引爆学界和活跃网民思想争鸣之热度。

萧三匝编著的《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访谈内容多涉及政改、国学、思想争锋等热点话题，文字比专著轻松，可读性强，且兼具专业性深度。李泽厚、汪晖、刘军宁、许纪霖等九位访谈对象都是各个思想流派的代表性学者，他们不仅是著作等身且极具市场号召力的知名学者。

《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部分内容出版前已在《南方周末》、《瞭望生活周刊》等高端媒体上连载。

自序

壹 李泽厚：启蒙尚未完成 改良不是投降

 搞儒学的人是要维护专制体制，这恰恰是我反对的

 企业家才真正是现代社会的基础

 启蒙要走向真正的建设，首先是法治的建设

 中产阶级依附官僚，根本没有独立

 我对学术界不寄予希望

 直面现实，坐实议会——简论社会民主主义

贰 刘军宁：再怎么强调自由都不过分

 保守主义保守的是自由

 谁在伪托传统

 社会民主主义是灾难

 缩小差距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自由

 文艺复兴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为什么说比说什么重要——简论保守主义

叁 徐友渔：我们一点都不排斥合作

 缺什么就补什么是不行的

 社会民主主义属于浪子回头

 90年代社会科学比人文科学重要得多了

 新左派利用哈贝马斯，又要批判他

 我是想一点一滴地建设公民社会

 先实行法治，再实行民主自由

 自由如何落地始终是个问题——简论自由主义

肆 许纪霖：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和伦理

 王元化对任何现成的主义都有反思 /

 切莫把自由主义封闭起来

 狂妄与毛泽东时代及市场经济有关

 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和伦理

 知识分子除了常识，还要有知识

 与其卫道，不如解题——简论左翼自由主义

伍 萧功秦：世俗理性比乌托邦更值得乐观

 高层对我既不鼓励，也不反对

 危机中的变革一定会陷入两难状态

 世俗理性比乌托邦主义更值得乐观

 法团主义对中国是很现实的一条路

 我更担心政府走向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

 权威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简论新权威主义

陆 汪晖：打破新教条，面对新问题

 媒体靠不住

 批判包含着建构

 至少需要讨论五个平等

 代表性的失落是政党政治的危机

 现代资本主义本身就带有反市场的特点

 中国社会是一个取消了阶级范畴但存在阶级现象的社会

 以右为主，以左为辅——简论新左派

柒 华炳啸：最重要的是让宪政运转起来

 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不是一回事

 必须走复合民主道路

 社会要控制国家

 由人大来管国企

 复合一院制是中国创造的新型代议制度

 超越自由主义不是否定自由主义

 提纲挈领，抓大放小——简论宪政社会主义

捌 陈明：“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要把中国人的意志主体凸显出来

 儒教的发展只能自下而上

 儒家可以成为整合左右两派的平台

 我对基督教的态度比较有弹性

 认为中国落后挨打是因为文化不行是错的

 离庙堂远点，离社会近点——简论新儒家

玖 王小东：不要把民族主义妖魔化

 情怀党的东西很可笑

 当牌点转到别人手里去就晚了

 就算让我先承担责任，权力马上就随之而来了

 中东北非问题不是人权和主权谁高的问题

 全球化还有个主导权的问题

 民族主义需要驯化——简论民族主义

后记

直面现实，坐实议会

——简论社会民主主义

一

余生也晚，李泽厚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一代思想领袖叱咤风云的时候，我还不满10岁。而孤陋如我者，在2008年之前甚至都不知道李泽厚为何许人也。我之知道有李先生，是源于朋友牛二波兄的推荐。二波兄沉潜好学，我问他：“当今之世，哪个中国人的书最值得读？”“你可以读读李泽厚。”他答。

我于是当真了，回头就买来了李先生的几本书读。哪知道这一发就不可收，以至于读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以至于在此后一两年我读光了通过各种渠道能买到的李先生的所有著作，而且不是读一遍，他的很多书我都读了两三遍。而此时距李先生成名已经过了50多年时间，距他去国赴美也已经16年了。

让我惊叹的是，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世事变易，白云苍狗，李先生对中国历史、现实、未来的论断居然绝大多数并未过时！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精准把握能力，非一代雄才不能有。中国有多少思想家屡悔少作，以至于在晚岁连一套像样的全集都不敢编呀！揆诸中国近现代以来思想界之风云人物，在思想的原创性、系统性及论断的前瞻性诸方面可与李先生争锋的也不过寥寥数人矣。我以为像李先生这样的思想家，在中国大陆并世实无第二人。

天不丧斯文，我们确实应该更加珍惜李先生。而对一个思想家来说，珍惜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著作。李先生的著作是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而写，如果当代中国还不是一个可以醉生梦死、夜夜笙歌的国度，李先生的著作就还有让我们一读之必要。

我性不喜恭维人，即便是李先生，在此后我与他的多次交往中，我也没有采取仰视他的视角，但李先生的著作确有历久弥新之价值，奈何奈何！

李先生著述宏富，横跨哲学、思想史、美学三大领域。显然，评述、阐发其思想远非一篇短文所能胜任。集中到其政治思想，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他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也可称民主社会主义）。结合中国实际，他主张对中国传统进行“转换性创造”。他为这个社会矛盾开出的药方很明确，那就是“西体中用”。这一剂药非得用文火（渐进改革）煎不可，病人服药也分四个疗程（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当然，这四个疗程是从逻辑上而并非完全从时间上而言的。

二

要说明何为社会民主主义，首先要说明何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潮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直到马克思，社会主义才得到了系统的论述。事实上，此后的世界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每一个大的思潮内部都包含着不同的思想流派，社会主义也一样。简而言之，社会主义虽然也注重自由、民主，但与其他思潮相比，它突出强调的是平等和公正的价值。

如何实现平等和公正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为特征的暴力斗争是实现平等和公正理想的现实途径。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一致，但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双方存在严重分歧。社会民主主义不赞成暴力斗争，主张用民主的方式，也即是通过议会斗争来实现平等和公正。社会民主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渐进改良主义。

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存在的。因为有这个对立面的存在，逼迫资本主义吸纳了社会主义的一些诉求并进而得到了发展。到马克思晚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选制逐步得到落实，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马克思看到了这种变化，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信用制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使资本主义有可能和平发展为社会主义，而不需要暴力斗争这一工具来发挥主导性作用。因此，马克思晚年思想已经蕴含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因素。

把马克思这一新的思想倾向发展起来的是恩格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开始着力研究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阐述了他新的思想成果。恩格斯写道：“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民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做斗争的。”“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颠覆手段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

恩格斯之后，伯恩斯坦、考茨基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并构建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体系。

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列宁选用了马克思学说中的暴力革命的部分，并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从而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此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大多以前苏联为师。

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巨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129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社会党曾先后在30个国家执政，这其中最著名的是俄罗斯的统一俄罗斯党和英国的工党。历史走出了一个“正一反一合”转进的轨迹。

具体到如今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主张，不难发现，社会民主党的主张主要是：经济上实行混合所有制，保护私有产权，欢迎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同时主张经济民主，以此制约资方的权利，大力推行福利政策，一些国家甚至实行“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买单的政策；政治上实行代议民主制，与自由民主主义差别不大。

一个社会要想直线往前走，你会发现只能是一脚左一脚右，而且都是一脚微左，一脚微右，才能往前直线走。如果是一个跛子，比如一直往右拨，走了半天，发现是打转的，你老往右摆，跛到最后是一圈，什么也没动；或者你往左跛，跛了一圈也没用。

因此，社会的理性和进步就表现在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

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型时，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否则就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乱循环，社会就必须死人，最后就会崩溃。

——冯仑

一

要探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举国振奋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具改革共识的时代。政治家有效推动改革进程，理论家积极论述这种改革的合法性，社会大众踊跃地投身改革的洪流。

但改革是一个重新分配利益的过程，它必然带来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博弈。在此过程中，虽然大多数人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权利，但总有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改革向何处去的争论出现了，已有的改革共识开始松动了。

思想界最敏感地反映了这场争论，由此也导致了思想界的严重分化。事后回顾，汪晖最早在1993年发表于韩国《创作与批评》杂志、1997年经修改发表于《天涯》杂志和《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发表于美国《社会文本》和日本《世界》杂志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长文成为了中国思想界分化的导火索。此后，知识分子中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对立逐渐形成。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这种对立甚至发展到了相互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很难想象，中国的左右两派能在今天坐在一张桌子旁冷静地讨论思想问题。几年前，我曾参与过几次思想讨论沙龙，但我无比遗憾地发现，在这些沙龙里，某些所谓名人的表现无异于泼妇骂街。

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不仅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文人相轻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双方对中国社会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认识根本不同。简而言之，新左派认为，改革产生的社会不公正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因此民主和通过民主实现的平等是当下改革的重要课题；而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不公是权钱结合的产物，要消除社会不公，只能让权钱脱钩，政府成为有限政府，公民才能享受充分的自由，而争取自由才是当下改革的当务之急。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原本都是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诉求，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人们很难认识到这几个基本理念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比如，极度的自由其实是排斥民主的，个人的自由为什么需要别人（通过民主的方式）来限制？而极度的民主显然又会压缩个人自由的空间。这两种情况在历史上都能找到例子来证明。

在思想界左右两派渐趋对立的前后一段时期，另外几种思潮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

新权威主义及其后来的新保守主义作为激进的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认为，中国会走向自由、民主、宪政之路，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新权威来主导，否则就会产生政治失序和社会大乱。

文化保守主义即新儒家则认为，儒家思想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力，反而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儒家的内圣即便开不出外王，但它至少可以为中国人提供文化认同和心灵安顿。自由主义要想在中国落地也必须融入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之中，否则很难稳立。当然，新儒家中的个别人反对现代化，明确主张复古。他们的追求也不仅仅是把儒家思想当成社会伦理思想，而是强调其政治思想的现实性。

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主义也逐渐成为了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思潮。民族主义同时反对左右两派，认为左派过于抹黑了西方的邪恶性，而自由主义则过于美化了西方，这两派都过于轻视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乱花渐欲迷人眼，何处寻觅定盘星？

二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倘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现代化元年，中国的民族自新运动至今已经进行了170余年了。按历史学家唐德刚的预想，中国要穿过现代化的“历史三峡”大概需要200年。若果真如此，如今中国离现代化收官只剩30年时间了，而这与中国已经推行的改革开放的时长相仿。在接下来的30年中，改革开放应如何推进才不至于中断？

根据李泽厚先生的研究，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戊戌变法为核心事件）中，“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就已经完整地构成了反封建的启蒙强音”，为何这些启蒙价值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完全落实？

如今，辛亥革命已过去一百周年。在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的宣言早就说过“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列宁也曾盛赞“孙中山的纲领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为何孙中山等人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反而在今天相互打起架来了？

这一切是为什么？这是一组一头联系历史，一头事关现实的复杂问题。对这组问题的任何化约式回答都是浅薄的，但它又是历史抛给大转型时代的中国人不得回避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既是我个人多年来关心的问题，也是许许多多中国人关心的问题，甚至是国外一些学者关心的问题。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重要智囊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的新著《中国在想什么？》（What Does China Think？）不正在西方热销吗？而能够在理论上对这组问题进行回答的自然是思想界，中国思想界确实也没有放弃过对这组问题的思考。

当今思想界到底是如何思考这组问题的呢？

中国久无游学传统，这是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我少也寡陋，无缘请益于名师，今居京师有年，若再不往谒名师以解惑，岂不更为遗憾！遂于2010年秋开始广泛阅读当今各大思潮代表人物著作，而后拟定多个问题并开始对其逐个拜访请益。此书即为这一工作之结集，今以“思想家访谈”的面目呈现。在我看来，访谈录虽然难以全面呈现思想家的主张，但对话体却有学术文章普遍缺乏的生动性。如果一些学术文章存在被专业词汇过度包装因而渐趋晦涩之弊，访谈录显然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知道，称被访诸人为“思想家”一定会引起诸多质疑，但中国文字的表意功能本来就具备极大的模糊性，当今流行的所谓“知识分子”、“学者”，中国传统所谓“士”，殷海光所谓“思想人物”，俗语所谓“读书人”诸概念均非学界及社会公认的有确指的概念。比较而言，我以为“思想家”一词与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更为接近。大略言之，我心中的思想家应该具备几个标准：一、他专注于对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和论述；二、他的思考和论述具备一定的系统性；三、他的论述有较强的代表性。至于其思想的原创性，并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在一个大转型时代，能够被实践验证的原创性思想少之又少，甚至非大才不能为之，以此来要求思想家方阵，未免陈义过高了。

具体而言，我为何选择与书中所列的这些思想家进行对话？

李泽厚：从任何意义上讲，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领袖，李泽厚先生都堪称中国当代当之无愧的思想家。如果算上思想的原创性，李先生可能还是中国当代唯一的思想家。李先生提出的十数个概念（如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情本体、一个世界、两种道德等等）都极具原创性，而且这些提法绝大多数至今并未过时。更为重要的是，李先生构筑了一个较为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他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但其思想中融汇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儒学、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成分，他对本书所列各派思想也均有自己明确的观点。

李先生是本书所列唯一一个年过80的思想家。其他诸人，大多在五六十岁，都是他的后辈。事实上，李先生提出的诸多看法已经成为思想界的共识，并经常得到后辈思想家或直接、或间接的征引。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他诸人的主张都能在李先生那里找到某种或正或反的影子。

刘军宁：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也即古典自由主义，也可称为自由主义的右翼。因极其强调市场自发的作用，因此遭到新左派猛烈批评。

徐友渔：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相对持中，侧重于对公民社会如何建立的论述，而这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在中国能落地的最重要途径。

许纪霖：自由主义的左翼人物，侧重于对社会和伦理重建的论述，而这是当今中国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其后期思想已经部分转向自由主义，而这种转变非常值得重视。

汪晖：新左派中最具理论深度和影响力的人物，反对过度市场化和全球化，强调民主和平等的价值。

华炳啸：宪政社会主义代表人物，认为只有宪政才能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以公民社会为主义。

陈明：新儒家代表人物。与主张政治儒学的蒋庆不同，陈明主张与时俱进的文化儒学，对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较有参考价值。

王小东：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主张国家利益，同时也是极具争议的人物。因为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如何肯定其正面价值，同时警惕其向非理性方向发展值得深究。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个别重要思想家的论述未能收入本书，只能待以后补充了。

三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这是我对各派思想最基本的态度。

但从本书剪裁、对不同思想家所提问题的针对性及每篇对话录后所附简论可以看出，我对各派思想并非无可无不可的乡愿态度。毋宁说，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各派思想在理性对话基础上的融合。因为，改革需要共识，一个能弥合分歧、产生共识的社会才有可能稳步前进。当然，这种融合并非是数学意义上的均量概念。虽然在现实中，以上九位思想家几乎不可能坐在一起进行心平气和的思想讨论，任何社会也都永远存在左右。但事实上，其中一些人正在做的就是融合的工作。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当代思想家的个人品质过于悲观。

思想融合为何具有可能性甚至必然性？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本身就是融合了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读者诸君如果非要问我对以上各派思潮的意见，我只能说，自由、民主、宪政等理念都是当今中国所需要的，它们之间虽然存在某种天然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我们最应该反对的，恰恰不是这几个现代社会的主要价值，而是那些被伪装起来的封建余毒的蔓延。至于中西之争，我以为历来就有被人为夸大化的倾向。在一个实用理性根深蒂固的国度，强分中西本身就是荒谬的。一方面，谁都没有办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另一方面，除了极少数历史学家，有几个老百姓真正能搞清楚中国当代社会哪些物事完全是古已有之的？

“极高明而道中庸。”我愿意化用钱钟书先生的几句话来作为此序言的总结陈词：

左派右派，允执厥中。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载部分访谈录曾在《南方周末》、《瞭望东方周刊》、《同舟共进》等媒体发表，在此，我必须表达对《南方周末》戴志勇、《瞭望东方周刊》牛二波、《同舟共进》郭芙秀等朋友的感谢。

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曾说过：“人特有的功能和最可贵的本领，是用各式各样的观念来解释事物；相反的，人最怕的是无法解释、无法了解的事物。”

2007年，美国政治学家斯劳特（Anne—Made Slaughter）出版了《这才是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坚守我们的价值》，书中总结、论述了美国社会的七项核心价值：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宽容、谦逊、信仰，其中自由和民主是核心中的核心。该书的出版立即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响，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等人都不吝公开表示他们对该书的赞美。中国旅美学者徐贲感奋不已，他热切地希望中国有人能写出一本《这才是中国》。

《这才是美国》之所以赢得人们的广泛赞誉，在于斯劳特用严谨的逻辑讨论了美国人在他们的核心价值出现危机时所普遍关心的问题。斯劳特的成功在于他出色地做到了上引苏珊·朗格的前半句话。

与中国传统文化百年来的崩溃相比，美国核心价值的危机根本不算什么。正因为这种大崩溃来得过于惨烈，以至于震荡余波到现在都未平息，中国思想家要做到朗格所说的前半句话实在不易。相反，朗格的后半句话却戳到了他们的痛处——中国思想家普遍缺乏建构能力，他们看到了问题，但很难提出操作方案。坦白地说，这也不是他们的能力问题，因为中国现代化大转型本来就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未来确实难以预知。

正因为未来难以预知，更刺激了中国当代思想家求解的热情。“子畏于匡，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实乃思想家的幸事！他们大可不必为他们还没有提出关于中国进路的可操作性方案而感到惭愧，因为，“这才是中国”。

“修辞立其诚。”察诸中国当代思想界风气，部分思想人物实应深感愧疚。如果思想界党同伐异、泼妇骂街式的内斗不能稍息的话，当代思想家不仅会被后人看笑话，而且有负于这个时代。在我看来，配称思想家的人至少应该具备如下几种个人品质：历史感、现实感、自省精神。至于思想能力，反倒不是最要紧的。

有人说，文人的笔比武人的刀更有力量；也有人说，文章本是一种游戏，并无实际意义。在我看来，前一种说法未免过于自恋，而后一种说法则难免过于消极了。倘若文章本是游戏，则我与其玩这种费劲的游戏，不如邀约两三好友打牌去。我自然相信文章是会有些作用的，但这种作用究竟能有多大，不是我能够预估的。诚如我在自序中所言，即便此书于社会人生没有太大作用，也不要紧，它至少可以安妥我的灵魂。

我幼时上学，母亲每天都会问我当天学了些什么。自我服务社会以来，母亲从来没有问我这些年都在想什么，都学了些什么，只是不厌其烦地叮咛我要注意身体，不要太辛苦。但我总在想，应该找个机会向母亲汇报一下我这些年来的学习心得，这本书就算我呈给母亲大人的一份书面汇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