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家之绝唱屈原》由无眠编著，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灿烂的巨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其代表作《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千古流芳的奇葩。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世家，早年深受楚怀王信任，参议国事，主张选号任能，彰明法度，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推行“美政”。在屈原的努力下，楚国国力增强，但由于性格耿直加之他人的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后被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

《诗家之绝唱屈原》由无眠编著，屈原在流放期间，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天问》《招魂》《离骚》《九歌》《九章》等，其作品文词华丽， 想象丰富， 比喻新奇，内涵深刻，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作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不谙权术，对强权不退缩，不妥协，以国家兴衰为己任，执着地追求“美政”的理想。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为理想殉难的高尚人格受到后人的尊崇和景仰，为构建中华民族精神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诗家之绝唱屈原》全景式再现了屈原这位世界文化名人可歌可泣的一生。

第一章 无悔的青春

第二章 初露锋芒

第三章 变法与改革

第四章 流放汉北

第五章 放逐沅湘

第六章 屈原的精神

第七章 屈原作品的历史价值

造化无为功，天意最机巧。一个人能否有所作为，在古人看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天意。在殷商时代，人们靠占卜来决定重大事情，小到出行，大到战争等，而占卜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是星象。据殷墟甲骨卜辞显示，当时每天都要进行占卜。即使是帝王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如果“龟筮共违于人”，就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活动。“天道不可违”，他们把占卜的结果视为上天的旨意。占卜活动在先秦时代很普遍，当时的人们都相信天意。

在古代，人们相信，他们的出生日期也自然对应着天上的某种星象，此所谓“天人感应”之说，因此出生日期也就有吉利与不吉利之分。人们甚至相信，一个大人物的诞生，天地、四野都会有异常景象出现。《史记》中就特别地记载着很多大人物出身时的特殊天象。屈原出生时天象也是异常特殊而吉祥的。屈原出生在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他在《离骚》中写道：“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意思是说，我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在我国古代的天文历算中，以“人生于寅”为吉祥，而屈原生于“三寅”，自然就吉上加吉了。屈原出生时，屈原的父亲伯庸正在抗秦前线，他得到家书，知妻子生了个儿子，而且儿子出生在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寅年寅月庚寅日，这使他兴奋不已，他想，这个得天地之正中的良辰吉日是个好兆头，说不定他将来能成大器呢！伯庸不久从抗秦前线归来，抱着孩子，久久凝视着襁褓中的婴儿，好像凝视着一位从天而降的天神，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他多么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承担起兴盛楚国的重任。

屈原的母亲是一位出生秭归本地的美丽女子，而他的父亲高大英俊，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因此，这两者的完美结合，使得屈原一出生后就显得很健美。孩子出生时的第一声哭喊，声音洪亮，震天动地，涵盖天宇。这样健壮而响亮的哭声，屈原的母亲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看着襁褓中的孩子，心里异常激动。想到孩子出生时的特殊时间，她兴奋地对丈夫伯庸说：

“我们的孩子出生在三寅，据说要好几百年才能遇到这么一个最吉利的日子。这样看来，我们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伯庸高兴地说：

“这孩子既然有着奇特的天象，那我们干脆叫他屈平好了，给他取字为原。”

孩子的母亲点点头。

于是，屈原也就有了与天象相对应的名字。按照出生时的天文星象，伯庸给儿子起名叫平，字原。《离骚》中有两句说“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正即公正的法则，隐寓“平”字之义；灵均指高而平的沃土，隐寓“原”字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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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上，伟大人物实在太多，但像屈原这样产生深远影响并被人民所永远怀念，古今历史上屈指可数。屈原投江自杀的日子，人民定为端午节，并在这一天隆重纪念屈原，两千多年来习俗不变，这表明了屈原在人民心目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因此，把屈原列入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最伟大的文化人物之列，亦是当之无愧的。

屈原，名平，楚之王姓贵族。屈原之所以能成就与日月齐辉的伟大业绩，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屈原具有历史眼光，他抓准了时代机遇。春秋战国时代迫切需要文学巨人产生，需要开创文学艺术在社会上与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力，这必须要有足够重量级的文化巨人来承担。也就是说，在屈原那个时代，出现像屈原这样的文学巨人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而屈原正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诗经>被“淹没”几百年后，重振诗风，使诗魂重新飘荡在华夏大地上，并延续两千余年而不朽。如果说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那么，屈原则是“文起百代之首”，为百代文章之宗祖也。即便是李白、杜甫这些历史上一流的伟大诗人，其历史地位也远远不能与屈原相比的。

春秋战国时代，文学的繁荣成为必然。因为在当时，口头诗歌已经成为人民所喜爱的艺术主流，渐次取代了神话传说、壁画等艺术形成的地位。口头诗歌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些诗歌虽然不高雅，但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与精神的慰藉。如在祭祀、集会等场合就是以诗歌的说唱来表达情感和目的。不但口头诗歌兴盛起来，而且由于封建制度渐次开始在各诸侯国中建立起来，也要求新的文化繁荣，以j中击旧的奴隶制度下的死寂，新的文化迎合了进步历史与政治的需要。另外，由于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社会生产力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某种改善，较之野蛮的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封建制度这一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情感，人们更加重视内心情感的抒发，而不再含蓄地将这种情感以壁画、神话等方式作抽象表达。同时，战国时代战乱频繁，人民生活苦难重重，迫切需要能抒发内心的苦难，已经非壁画、神话等所能承载，能够生动、真实、自由地表达人民内心感受的诗歌，其繁荣就成为必然。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诗歌走向繁荣。所以无论从历史需要、人民需要还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趋势来看，屈原进行诗歌运动，都是符合历史文化的发展潮流的。也正因为符合历史文化的发展潮流，屈原才能获得空前的成功。

屈原文学成就斐然。他在诗歌上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如果说《诗经》是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那么《楚辞》则开浪漫主义的先河。屈原继承楚文化的优点，在艺术上积极创新，他开创的楚辞体和风骚并称的诗歌传统，突破了《诗经》四言式的形式，运用长诗的表达优势，广泛运用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又运用神话、幻想与现实交织等表现手段，使诗歌显得雄浑、博大而神奇，扩展了诗歌的题材，表达了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诗歌有完美动人的艺术形象和美的艺术氛围，构成强大的艺术吸引力，把一个神奇而美丽的艺术世界带入了人们的生活，开创了一条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对后世的文学、戏曲、绘画等艺术门类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屈原不但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且在政治追求、人生理想及人格魅力上都堪为万世楷模。

在政治追求上，诗人屈原的一生中，自由与仁政是他的终生追求，是他永远不变的目标，屈原在这种追求中寄托了一生的所有梦想，也是他一生悲剧的根源。

“文以载道”。屈原在诗歌中还积极揭露楚国君臣政治的昏庸，并表达其自由与“美政”的政治理想。屈原在被放逐的途中因忧愤幽思而作《离骚》《天问》《九歌》等诗，这几首或气势宏伟、波澜起伏，或情真意切、缠绵悱恻的抒情诗中，屈原对楚怀王的昏聩多变、善恶忠奸不分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对旧贵族们的嫉贤妒能、结党营私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历史的兴衰更替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对个人的不幸遭遇进行了详细述说，表达了诗人对自由与仁政的追求。因为有在政治上不得实现其目的的深刻体验，所以才有在幻想中对自由与仁政更加执著的追求。正所谓苦难越深，追求也就越强。“虽九死其犹未悔”，就是屈原对自由与仁政的追求执著精神的表白。

屈原对自由与仁政的追求，主要表现在积极推行变法上。但屈原的变法主张不同于商鞅变法。商鞅推行战争从来就不讲仁义，没有什么正义之战与非正义之战的观念。在弱肉强食的年代里，他认为天下就是霸道的天下。屈原与商鞅虽然同是改革家，但屈原像后世那些儒家学者一样，竭力倡导战争的正义性，反对不义之战。竭力倡导仁德，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因此，屈原的变法强调的是正义与道德，道德压倒强权，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天下必将统一于仁义至上的王道。于是在变法中，限制旧贵族集团的利益，与民休养生息，就是屈原推行的“美政”。

屈原的理想中还特别强调了发现与培育贤才的重要性。屈原在《离骚》中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这里是借种植香草来比喻精心培育贤才。屈原曾经执掌楚国公卿贵族子弟的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他深感人才是立国之本，强国之策，又看到了战国时代思想家辈出，辩士如云，政治家从谏如流，群英璀璨，贤臣明君风云际会，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英雄剧。而这其中关键是人才在历史舞台上发挥着作用。“合纵则楚王，横成则秦帝”。屈原从统一中国的高度出发，劝楚怀王培育人才，发现人才，积聚人才。屈原的思虑可谓高屋建瓴，意义深远。但屈原的这些“美政”主张都没有被楚怀王采纳。

尽管屈原在政治上屡受挫折，屈原的人生观仍是积极入世的。他有很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以国家危亡为己任，与危害国家的言行进行不懈的斗争。他在精神上的要求远胜过物质要求，他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以道德与历史功绩建立不朽的名声。正因如此，屈原终生都保持了耿介的品格，清廉的操守与独立的人格尊严，像橘树那样“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很少能有人像屈原那样保持内心的高洁直到最后仍然不放弃的。一个人在顺境中保持高洁品质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在艰难困苦中仍然保持高洁，这需要有深厚的道德素养和强大的人格魅力。屈原不但在顺境中保持了自己的高洁品质，在遭受流放的逆境中更加如此，最后以死捍卫了这种品质。这样的持节守身，是只有圣贤一类的人才能做得到的。

屈原一生所经历的苦难可谓无穷尽矣。从政治的巅峰状态跌落下来，最终至流放的地步，从精神到肉体，都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和打击。这种一落千丈的巨大反差是常人难以承受的。但经历了一次次宦海沉浮的屈原，并没有逃避苦难，而是以一种浪漫的激情积极地面对，把坎坷化为悲愤的吟唱，化不幸为诗歌的琼浆。这种面对坎坷的激情为后世的许多人所效仿。

至于屈原的死，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屈原在危难关头以身殉国，为国家与民族树立了一个样板。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屈原自杀殉国中感悟到了他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吸取到了宝贵的精神勇气，从而更加坚定地塑造了他们的灵魂，塑造了中国人民传统的爱国心理。岳飞、文天祥、谭嗣同等一代英杰都深受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的熏陶。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一千古名句，两千多年来激励着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在求真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百折不挠，向着真理的目标迈进。屈原及其诗歌对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与精神的塑造，是独一无二的。屈原作为一座民族精神的丰碑，不但在文学上“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而且在思想上更是如此。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说到，“于中国诗人中独取屈原”，认为他是过去时代少有的具有抗争精神的诗人。这一评价是最为公允的。

有缘如此，著写《诗家之绝唱·屈原传》一书，主要是希望对屈原这样一位伟大诗人的一生进行科学的分析、归纳与总结，探索这位伟大诗人的曲折人生道路，以及他独特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使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这位诗人，了解他的成就、个性与生平，了解属于他的那一个时代。写这部书，力求历史资料的真实，实事求是地对屈原一生在立志修身、爱国忧民、自我奋斗、诗歌的开拓创新等诸多方面作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重新进行整理、归纳、评价，以给读者一些启迪。在著书的过程中，著者力求做到科学严谨，又通俗晓畅，雅俗共赏。这一标准或许有些高，但欣慰的是为此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努力。

无 眠

2012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