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7月17日，天气晴朗。我坐在长凳上，出于好奇，便像孩子那样眯起眼睛，我看见一株花园中常见的雏菊随意地横在前面公路另一侧的草地上。

公路如一条平静的河水向前延伸。公路上不时驶过轻骑摩托车或拖拉机(只有此时才出现真正的农村的声音，这些声音最终也像鸟的歌声一样富有诗意。由于稀少，这些声音更突显了大自然的寂静，并赋予其一种人类活动的标志)，它一直通向村子远处的住宅区。这个村庄虽然不大，却总还有几处偏离中心的宅第。在法国，村庄难道不总是某种矛盾的空间吗？在法国，村庄都不大，却集中，且延伸很远。我的家乡很典型，它只有一个广场、一座教堂、一家面包店、一家药店和两家杂货铺(如今，我应该说是两家自助商店)。不过，就好像执意要打破人文地理的表面规律那样，它还有两家理发店和两位医生。法兰西，是一个可以用大小来谈论的国家吗？从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看，我们更可以说：它是一个多方面复杂的国家。

这些画面，就像依照我们把握它们的感知层次那样变化着，我的西南方也在以相同的方式延伸。就这样，我主观地感知到三个西南方。

第一个极为广阔(四分之一法国那么大)，一种顽固的连带意识本能地为我指明了它(因为我并未完整地参观过)：来自于这个空间的任何消息都以个人的方式触及我。仔细想来，这作为整体的大西南方，对我来讲，似乎就是语言，而不是方言(因为我不会任何奥克语)。但是，这种语言带有地方乡音，因为西南方的乡音无疑影响了我幼年时的说话声调。在我看来，这种加斯科尼乡音(从广义上讲)和南方的乡音(即地中海一带的乡音)是有区别的。在当今法国，加斯科尼乡音具有某种值得骄傲的东西：电影方面的(雷米，费南代尔)、广告方面的(食用油、柠檬)和旅游方面的民俗性创作，均坚持采用这种乡音。西南方的乡音(也许更沉重，更不易于歌唱)无法用现在使用的字母来书写。为了显示自己，它只出现15在对橄榄球运动员的采访之中。我自己也没有乡音。不过，我小时候还是有点“南方味”：我说“Socializme”，而不说“Socialisme”(谁知道会不会产生两种“社会主义”呢？)。

我的第二个西南方不是一个地区，而仅仅是一条线，一段经历过的路程。在我从巴黎出发驱车(我已无数次做过这种旅行了)经过昂古莱姆市时，一个信号告诉我，我已经进了家门口，进入了童年时的故乡了。路边一小片松树，院内一棵棕榈，低低的云在地面投影出一副活动的面孔。于是，西南方高贵和妙不可言的灿烂光亮开始了。这种光亮从不灰蒙、从不浅淡(即便太阳不放光彩)，它是一种宇宙之光，不由借以影响各种东西的色彩(就像在另一侧的南方那样)来确定，而是由它赋予大地的极适宜居住的性质来确定。我只能这样说：它是灿烂的光亮。应该在秋天(这是这一地区最好的季节)来看这种光亮(我几乎想说，来听这种光亮，因为它是富有音乐感的)。它是液态的、辐射的、令人怜惜的，因为它是一年中最后的美丽之光，它照出了每件事物的差别(西南方是小气候地区)，它使这一地区抵御所有庸俗、所有群居行为，使它无法随意简单地一游了事，并揭示出其内在的高贵性(这不是一个阶级问题，而是一个特征性问题)。在对此大加赞扬的时候，我无疑是小心谨慎的：西南方的天气，就从来没有令人讨厌的时候吗？

当然有，但对我来说，那不是阴雨天或暴雨天(尽管这种时候很多)，也不是天空灰暗的时候。在我看来，光亮方面的意外不产生任何忧郁。这些意外不影响“灵魂”，只影响躯体：有时身上湿漉漉的，甚至带有绿色的脏东西，有时则被西班牙方向吹来的风搞得精疲力竭——这种风使比利牛斯山变得既显得很近又带着点怒气。这是一种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的疲惫最终包含有某种令人快活的东西，如同每当我的躯体(而不是我的目光)出现紊乱时所发生的情况。

我的第三个西南方更小：这便是我度过幼年而后又度过少年暑期的城市(巴约纳市)，是我每年都回来探望的村庄，是连接这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我为了去城里购买雪茄、纸张或去火车站接朋友而无数次经过的地方。我有几条公路可走，有一条较长，它绕行田野中心，直穿贝亚恩城(Béarn)与巴斯克地区的交汇地带。另一条是美丽的乡间公路，它沿阿杜尔河(lAdour)岸的山脊线蜿蜒攀爬。在河的另一侧，我看见一条林带绵延不断，越远越葱郁，那便是朗德地区的松林。第三条公路是新修的(就是今年)，它傍依着阿杜尔河左岸。除了行程快捷之外，这条路没什么用处，只是有时在某一段时间内，由于河宽水缓而招来某个水上俱乐部的点点白色帆影。但是，我所喜欢和经常愿意赋予乐趣的公路，是那条沿阿杜尔河右岸而伸展的公路。它原先是一条纤夫用的小道，沿途是农庄和漂亮的屋舍。我喜欢这条公路，无疑是因为它具有自然性，因为唯西南方才有的这种极富有高贵与随和的搭配。我们似乎可以说，与其对岸的竞争对手相反，它仍是一条真正的公路，它不是一条只求实用有效的交通路线，而是类似一种可带来多种感受的某种东西。在这种感受中，一种连续的场面(阿杜尔河是一条人们知之甚少的美丽的河流)与对于先辈的实践(跋涉的实践、缓慢而有节奏地深入景致的实践)的回忆同时出现，而这种景致的各种比例从此也就发生了变化。在此，我们又回到了开始时说过的情况，即回到了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所具有的打乱明信片僵化特征的那种能力：不能过分追求拍照效果。为了评断，为了喜爱，必须来此逗留，以便浏览由不同地点、不同季节、不同气候和不同光亮交织而成的整幅图案。

有人肯定会说：您光谈天气，光谈模糊的审美感受——不用说都是纯粹主观18的感受，可是，人呢？人际关系呢？工业呢？商业呢？存在的问题呢？尽管您是位普通的外来住户，您就对这些毫无感受吗？——我是以我自己的方式即以我的躯体进入现实中的这些地方的。而我的躯体，便是我的童年，便是历史所造就的那个童年。这种历史赋予我一种外省的、南方的和有产者的青少年时代。在我看来，这三方面的成分是不易区分的。在我看来，资产阶级便是外省，而外省便是巴约纳市。(我童年时的)农村在巴约纳的腹地，那里是可供游览、参观和搜集故事的网系。于是，在刚记事的那个年纪，我就只记下了那些“主要的现实”所带给我的感受：气味、疲劳、嗓音、路途、光亮，总之，一切现实中无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和后来只构成对往事回忆的东西(剩下的便是我在巴黎度过的童年：由于物质匮乏，可以说，这段童年只保留了关于贫困的一般模糊概念，而对当时的巴黎则“印象”极淡)。我之所以这样说西南方——就像记忆把它折射在我身上那样，是因为我相信茹贝尔说过的一句话：“不应按照感觉而应按照记忆来表白自己。”

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作为进入现在社会学知识和政治分析予以关注19的这一广阔地区的敲门砖。例如，在我的记忆中，没有比尼弗河(Nive)与阿杜尔河之间这块被称为小巴约纳的古老地区的气味更为重要的事物了。小本经营的各种物品随处可见，构成了唯有此地才有的一种芳香：巴斯克老人打编的草鞋绳(这里不用espadrilles一词来称呼草鞋)，巧克力，西班牙食用油，黑暗的店铺里和狭窄的街道上滞留不散的气味，市镇图书馆里所藏的古旧书籍。这一切都像是已经消失了的一种商业活动(而只有这个地方还保留着一点这种古老魅力)的化学公式在运作，或者更准确地讲，在今天就像是这种消失本身的公式在运作。从气味上讲，它这甚至就是我所理解的一种消费方式的变化：草鞋(可悲的是，鞋底上加了一层胶皮)已不是手工所做，巧克力和食用油也不在城里买，而要去郊区超级市场。气味的消失，就好像城市污染的发展正在驱赶家庭的温馨，就好像“纯洁”反而是污染的一种可耻形式。  另一种归纳便是，我童年时认识了巴约纳市的许多有产阶级家庭(当时的巴约纳市有着某种很像是巴尔扎克描述过的特征)：我了解他们的习惯，他们的礼俗，他们的言谈话语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当时充满了偏见，而资金并不雄厚。在这个阶级(坦率地讲，是反动的阶级)的意识与其(有时是可悲的)20经济地位之间存在着某种扭曲。这种扭曲从未被社会学分析或政治学分析所注意，因为那些分析都像是一把大的漏勺，把社会辩证法的“精巧细腻”统统漏掉了。可是，这些精巧细腻——或者说这些历史上的不合常理的事物，尽管当时表达不出，但我已有感觉：我已经在“解读西南方”，已在浏览一种文本。这种文本从一处风景的光亮和被西班牙来的风搞得精疲力竭的一天，一直铺陈到整个的一种社会的与外省的话语类型。因为，“解读”一个地区，首先便是依据躯体与记忆即依据躯体的记忆来感受它。我认为，正是在进入知识与分析之前的这个区域作家得到了确定：他更富有意识，而欠缺能力，他甚至能意识到能力的缺陷。因此，童年便是我们认识一个地区的最佳途径。实际上，只有童年才谈得上家乡。P8-P15

偶遇琐记

出版说明

西南方向的光亮

巴黎的夜晚

偶遇琐记

今晚在帕拉斯剧院

巴黎的夜晚

作家苏莱尔斯

对话

戏剧 诗歌 小睡（1965—1968）

拒不因袭

模式

当前情况

波动

译后记

把这些文章合情合理地放在一起，是为了在写作时抓住直接的东西而进行努力。因此，这里所做的工作，既不是理论研究，也不是批评性的提问方式(“这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很清楚，这并不是因为罗兰·巴尔特曾经认为他有可能对方法、理论和意识形态一窍不通。但是在这儿，他在改变方法的同时，也建议读者与作者(本人)去“认同”——我们这里再次引用“长久以来，我早早入睡”见《语言的轻声细语》(Le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313页。［译者补注：这是法国作家马塞·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Du cté de chez Swann)开篇第一句话，而这句话在《语言的轻声细雨》第313页是一篇文章的标题。］这句话——更确切地讲是与他的“写作欲望认同”。“我把自己置于正在‘做事’的人的位置，而不再是放在就某事发表意见的人的位置：我不是在研究一种产品，而是在进行一种生产活动。我在话语之上取消话语。世界不再以一种客体的形式出现在我面前，而是以一种写作的形式也8即以一种实践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我过渡到了另一种知识类型(爱好者的类型)……见《语言的轻声细语》(Le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325页。”有两部分未曾发表过的文字需要简单加以介绍。《偶遇琐记》是对1968年至1969年在摩洛哥——主要是先在丹吉尔和拉巴特随后在南部的所见、所闻的记录和汇集。这部分文字当时都已准备好付梓印刷，并且罗兰·巴尔特是想在《原样》杂志上发表的。这是一种游戏：其目的完全不是摩洛哥本身，而是“传奇故事”——罗兰·巴尔特非常看重这种类型——例如，在摩洛哥的某种生活可以检验传奇故事的定义。因此，我们在此找不到罗兰·巴尔特对摩洛哥、对其人民、对其文化或对其社会问题思考的任何一种解释(这是必须立即避开的一种误解)。但是，把所遇到的事情即“偶遇琐事”写出来——撇开没有成型的各种性格或人物(无人物支撑的小说片断)，也撇开叙事文本的任何连续脉络(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求叙事文本具有一种“信息”)。这些“偶遇琐事”简直可以构成一部小说的结构，“故事性”从本质上讲，就是片断式的。这一点，也像是一种阅读指导，而且罗兰·巴尔特也希望这种阅读是间断的、活动的，如同短暂的快感。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罗兰·巴尔特自述》一书曾在两处谈到这种文本。在“写作计划”的标题下，9他写到：《偶遇琐记》(短小文本，短信，俳句，笔录，意义游戏，一切像树叶一样落下的东西)见《罗兰·巴尔特自述》(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法文版，153页。。在“这意味着什么”的标题下，他写到：“一本相反的书有可能被这样构想：这本书能讲述无数的‘偶遇琐事’，同时禁止在某一天从中获得意义，这将正好是一本俳句书。”同上，154页。我们注意到，在这里，实际上，体裁通常被对惊奇、对一体性的破坏、对不恰当性的一种特殊的注意锁定。偶遇琐事就是这种情况：它间接地落入那些规则中。

《巴黎的夜晚》是从1979年8月24日至9月17日期间，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写的，那时，他刚刚把《思考》(Réflexion)一文交给《原样》杂志，在那篇文章中，罗兰·巴尔特探讨了当他“主持一种杂志”时信心不足的情况。手稿上写好了题目，编好了页码，甚至——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包含着让主题更明确的某些说明。这就表明，手稿是准备在某天发表的这里所指的练习或第一个片断，从文章下文的一个附注中得到了证实：“一无所获的夜晚到此结束(1979年9月22日)。1)为了不浪费时间和尽快地摆脱备课；2)为了我的那些记录和在此后依据卡片写作一切。”。准确地讲，它不是日记，但——正像题目所指明的那样——却是构成罗兰·巴尔特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方面的唯一叙述。他从不在自己的家里度过夜晚时分，甚至连周末也不在家里度过。10根据《思考》一文的介绍，这些日记曾被多次阅读过：“对于一种‘隐私日记’(作为作品)的辨析，只可能是文学性的——绝对意义、甚至是怀旧意义上的文学性。”见：《语言的轻声细语》，400页。罗兰·巴尔特在此提出了四种“原因”：诗学原因——“提供带有写作个性、带有‘风格’(有人早就这么说过)、带有作者个人习惯用语的一种文本”；历史原因——“一天一天地把一个时代的痕迹、把所有混合的个体事物都分散成尘埃”；乌托邦原因——“把作者变成欲望对象，对于一位使我感兴趣的作家，我想了解他的内心、他每天的造币活动、他的追求、他的情绪、他的顾虑”；情爱原因——以崇拜句子之人的身份去建构“不一定是‘美的’、但却是正确的句子的加工车间，不停地……按照……与激情极为相象的……一种情绪……去完善陈述活动的正确性”。现在，宽宏大度在该词各种意义上都难以做到，某些人便趁机抓住这里所说的情况，有时怀疑现代性之形式，有时则在欲望之中丧失信心。在上面所述之后，我们还需要假装不知道人们都很了解这种缺乏状况吗？在罗兰·巴尔特看来，在写作已经建立，在其已经成为写作之后，他不是那种在陈述活动的危机面前退缩的人。正因如此，这些文章即便从伦理学上来讲也是出色的。

《偶遇琐记作家索莱尔斯/明德书系》作者罗兰·巴尔特。

《偶遇琐记作家索莱尔斯/明德书系》内容提要：这本书包含《偶遇琐记》和《作家索莱尔斯》两部分。

前者由罗兰·巴尔特在摩洛哥旅游时的一些生活散记、通常意义的两篇散文和在“巴黎的夜晚”名下的16篇日记组成，典型的巴尔特式片段写作，赋予了这些作品以独特的意味。

后者包括罗兰·巴尔特在不同时期发表的6篇评述索莱尔斯作品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对索莱尔斯的文学探索采取了肯定的态度，积极评价了这些探索在符号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偶遇琐记作家索莱尔斯/明德书系》作者罗兰·巴尔特。

作者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文学思想界前后辉映,并被公认为是蒙田以来法国最杰出的散文大家之一。罗兰·巴尔特在法国开创了研究社会、历史、文化、文学深层意义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发表了大量分析文章和专著,其丰富的符号学研究成果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从崭新的角度,以敏锐的目光,剖析了时装、照片、电影、广告、叙事、汽车、烹饪等各种文化现象的“记号体系”,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及历史的方式。晚期巴尔特对当代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超越了前期结构主义立场,朝向有关意义基础、下意识心理、文学本质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认识论问题的探讨。罗兰·巴尔特对于西方未来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其学术遗产对于非西方文化思想传统的现代化发展,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他的思想和研究领域宽广,其作品适合于关心人文科学各领域、特别是文学理论领域的广大读者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