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后的人生故事
认识冰心老人是在她的晚年。
1983年，我第一次走进她的家门，请她谈巴金印象，兼请她为我当时所在的《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设个人专栏“伏枥杂记”。自那之后几年里，她不时交给我一些新作发表。我很喜欢去和她聊天。现在想来，作为一个世纪老人，每次聊天，其实她是在为我讲述历史。从“五四”时期第一次投稿，到赴美轮船上和梁实秋等人一起办墙报（同条船上还有后来的名将孙立人）；从“文革，，中年过花甲仍被批斗、打扫马路、干校劳动，到暮年为教育、为知识分子待遇大声疾呼……关于自己，关于友人，她有讲不完的故事。
走进晚年的冰心，在写自己新的人生故事。她承认，她过去一段时间里，写过一些今天看来不太有保留价值的文章。五六十年代，她和许多作家一样，真诚地相信一切，把复杂的生活看得单纯而透明。她说她的有些文章是人云亦云，并没有自己真正的独立思考。在自省中她走进了晚年，从而，晚年的创作风格与过去相比，仿佛发生了突变。“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她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
晚年冰心正是因为大胆干预生活的勇气才赢得广大读者的敬仰。1988年，在“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的开幕式上，萧乾发表了这样的感言：“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晚年冰心，对于如何总结“文革”教训，如何不忘历史，一直萦绕于心。1986年，我所在的“五色土”副刊举办过一次“难忘一事”征文，我将其中由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所写的回忆与忏悔文章，编选为《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一书，请冰心写序。她欣然应允。开篇写道：“李辉同志送来十几篇《孩子心中的文革》要我作序。刚好前几天有位上海朋友给我寄来《新民晚报》上发表的巴金的《二十年前》，讲的也是文革十年中的个人经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和一百个孩子笔下的‘难忘一事，都记载着文化大革命中万民涂炭的惨状。”序的最后她写道：“孩子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只要他们把自己的‘难忘一事’永远铭刻在心，英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一段话‘既无法律，又无规则，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的史无前例的怪事才不会重演！，，写下这些文字时，老人已有八十六岁。
随后，冰心一直惦记着《滴血的童心》的出版，写给我的几封信均问及此书。历时两年，1989年夏天，此书终于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我写信告诉冰心，她高兴地回信如下：李辉同志：
你信早收到了。不知遇过了什么麻烦？（这总难免！）
《孩子心中的文革》终于出版，太好了！希望早日见到。我还好，吴青夫妇问你好。
问应红好。
问袁鹰他们好。我为《散文世界》写的一篇东西，他收到没有？能用么？
冰心，1989年8月20日
冰心就是这样以不同于以往的另一种姿态，续写着最后的人生故事。
每次去看望冰心，她都会签名送上新书，但不爱题跋，只有一次例外。1988年6月，她送我一本新出的《关于男人》，是刚拿到的样书，签名之后，她顺手补上：“这是现在我手里仅有的一本。”还开玩笑地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一年，她八十八岁。
想到请冰心题跋，是在1987年。十月，北京举办《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请柬题签由冰心题写。展览过后，我去看她，特意带去请柬请她题跋。她在内页上写道：“说真话，干实事，做一个真诚的人。冰心，1987，十一，十六。”半年后，我去上海看望巴金，请他也在这份请柬上题跋。巴金在请柬封面上写道：“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写，只是因为我的感情之火在心里燃烧，不写我就无法得到安宁。巴金，八八年六月十三日。”时隔二十余年，这一份请柬虽薄，虽轻，却因有两位老人的题跋墨迹，而多了记忆的温暖，多了思想与文学的厚重。
两副题词相呼应，勾画出的恰是我心目中的晚年冰心。P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