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长篇系列之四”

《忠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马丁·弗雷德是一个出生于1900年的建筑工人。小说开始时，弗雷德正要去参加一个瑞典工人代表团到欧洲的巡回访问，他一边准备行李，一边接受某家报纸记者的采访，小说便在弗雷德老人的独白中展开，描述了他眼中的20世纪瑞典工人运动及之后的瑞典社会改造，以“忠诚”为线索探讨社会、个人的归宿问题。

《忠诚》由谢尔·埃斯普马克编著。

《忠诚》简介：

马丁·弗雷德，出生于1900年的瑞典老工人，也是20世纪瑞典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仅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这一运动的发展，而且还把这段历史以文字的方式保存在一个文件夹里，因此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人。小说开始时，弗雷德正要去参加一个瑞典工人代表团到欧洲的巡回访问，他一边准备行李，一边接受某家报纸记者的采访，小说便伴随着弗雷德老人絮絮叨叨绵绵不绝的叙述逐渐展开，一个关于“忠诚”的故事，一个关于“历史”的故事，“一部社会史诗，浓缩在一个单独的、用尖锐笔触刻画的人物身上”向读者娓娓道来。

是啊，我注意到了，当我说“历史”是从一九○九年开始的时候，你吃了一惊。大多数人当然会觉得嘴里说到那个词就已经有点缺德了，不过，我认为你并不属于这种人。有人说，整个事件能够稍微早一点开始就好了，不要偏偏就是一九○九年。说说容易，但是我的材料是从那年开始的。这个文件夹——夹子的脊背上还用印刷字体写着“历史”这个词——没有一页能回到更早的年代。而除了我的资料来源之外也没有任何其他资料来源了。“历史”就是从夹子里的那些文件开始的。在这些文字之前什么都不存在。

我当然明白，在一九○九年之前也一度存在过一个世界，但是那个世界和我们没有同样意义的关系。我们国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我们工人运动的历史——其他的不过是褪了色的军团旗帜，是成了碎片剥落的潘趣酒门廊而已。让我感到有点痛心的是，有关工人运动本身在上一世纪的发展的资料来源都已经丢失了。曾经有人在什么地方谈到过一个叫帕尔姆的裁缝，但是他到底是格林兄弟童话里的人物，还是属于工人运动的传统，并不是很确定的。

因为一九○九年也代表着那个创造的时刻——在那次失败中诞生的是胜利，所以一九○九年其实是个好年份。

我得承认，这种看问题的角度有限，是限制在一种狭窄的本国范围内的。在本国之外其实还有大事情发生，比如在英国、奥匈帝国、美国和比属刚果，但是来自那里的回声只是远远地传到这里，归根结底，要传到我们的被保佑和关怀的这个阶段也还有很长的距离。你也知道，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我们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在这里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典范。事实上，要是我说，就在这一百年中，这种发展的心脏是在我们这里，也不会有任何令人不愉快的反对意见。

我现在是唯一的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人。答案就在这个文件夹子里，当然，也有片断残留散乱在所有这些文件堆里。如果我早知道有这么好的客人来访问我，我会收拾整理一下。不过，就在这个房间里，收集了我们整个失去的历史。我当然也不会否认，还有一部分历史是在我的脑子里。那些生活在离中心比较近的地方的人显然把一切都忘记了，但是我一直让自己处在边缘的位置，还留下了相当多的东西。有时候，记忆的宽带会穿过我的头脑。这就是那些卑贱者的财富。我也会反反复复地通读我自己的笔记本，由此让我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刚才给你讲的布朗廷的那次失败，是那种我自己经常提醒我自己的事情，也就不敢把它叫作记忆了。

此外，自然还有很多日常生活中乱涂乱写留下来的东西，那是我这辈子没法记住的。比如说，这条街道叫什么名字，或者是哪个党此时此刻会以为他们在掌权。但是我还是能够经常出去一小会儿，不是去大门旁边的伊卡超市看看，就是去街角那边的邮局转转，这样我就能让我的生活不散架。

不过，只有到了领退休金的时候，我才敢走那么远。那时候我就把这根线的一头绑在大门的把手上，把另一头绕在我的手腕子上。正好足够长。要不然，我就不出去，就守在我的房间里。

今天我这里有点特别的乱，因为我在收拾行李。这个旅行箱，所有这些衬衫短裤鞋子袜子，还有上帝才知道的所有这些东西，要不是这次重要旅行用得着的话，我都放到一边去了。你可以想到吧，这件事情对我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还得带好我的线。

想一想吧，弗莱瑟要在我出发之前做整整一版有关我的报道。“跟这个世纪同岁的工人”——这可是不错的大标题啊。顺便说吧，我还有几张不错的照片，你也可以拿去用在这篇文章里。这张你得拿着——这是亚尔马·布朗廷，就是我刚才讲给你听的这个人。是啊，你太嫩了，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大名，不过他可是我们第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是我们这个历史里的打开大门的领头人。如今的政治家都是些毛头小伙子。不过这不是我要说的事情。要说这段历史，我也要低调一点吧。这个词当然是禁止上这张报纸的吧。只要弗莱瑟知道我会提到这件事情，他肯定就会火冒三丈的。

实际上，弗莱瑟就是早先的主编呀。不过，我明白，跟他打交道，就和跟很多其他主编打交道一样：要想真正甩开他们是非常难的。到底是什么时候他曾经召我去开会我已经没有任何记录了。不过感觉好像还是不久之前。他一刻不停地盯着我看——他把自己也镇住了吗？到了最后我都有点困惑了。不过他是这么说的：一一一要写出报纸来的，是你，是你的那些东西，是老百姓要来写。你要用你的梦想来写，用你的渴望来写。在报纸上要有你的呼吸，在关于你此时此地的那些新闻中间就要有你的呼吸。P6－9

这个小说系列包括七部比较短的长篇小说，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小说是从一个瑞典人的视角去观察的，但所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应该是有效的。人们应该记得，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最近还把我们的时代称为“遗忘的时代”。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人表达过相同的看法，从米兰·昆德拉一直到戈尔·维达尔：昆德拉揭示过占领捷克的前苏联当权者是如何抹杀他的祖国的历史，而维达尔把自己的祖国美国叫做“健忘症合众国”。但是，把这个重要现象当作一个系列长篇小说的主线，这大概还是第一次。

在《失忆的时代》里，作家转动着透镜聚焦，向我们展示这种情境，用的是讽刺漫画式的尖锐笔法——记忆在这里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这意味着，昨天你在哪里工作今天你就不知道了；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和谁在一起度过的。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你会有疑问：开门的这个女人，会不会是我的太太？而站在她后面的孩子，会不会是我的孩子？这个系列几乎所有长篇小说里，都贯穿着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或情人的苦恼。

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也是指和经济活动纠缠在一起的那种权力——可谓如鱼得水。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你再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出了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这个系列的七部作品都可以单独成篇，也是对这个社会语境的七个不同的切入视角。第一个见证人——《失忆》中的主角——是一个负责教育的官僚，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好像负有部分责任。第二个见证人是一个喜欢收买人心的报刊主编，好像对于文化方面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误解》）。第三个见证人是一位母亲，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中出人头地，还给母亲一个公道（《蔑视》）；第四位见证人是一个建筑工人，也是工人运动的化身，而他现在开始自我检讨，评价自己的运动正确与否（《忠诚》）。下一个声音则是一位被谋杀的首相，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版本（《仇恨》）。随后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巨头，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描述（《复仇》），另一个则是备受打击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妇女，为我们提供她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欢乐》）。

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个人肖像的细密刻画——但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好像一部社会史诗，浓缩在一个单独的、用尖锐笔触刻画的人物身上。这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曾经一度想实现的目标。但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这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而只是想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她展示人的焦虑不安、人的热情渴望、人的茫然失措，这些都能在我们眼前成为具体而感性的形象。其结果自然而然就是一部黑色喜剧。

这七个人物，每一个都会向你发起攻击，不仅试图说服你，也许还想欺骗你，就像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那些人物。但是，这些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穿过这个明显带有地狱色彩的社会的漫游者——其实还是你。

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