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甲午战争史是具有决定性、全局性和深远性影响的一场重要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在近代的走势。《甲午战争史》是由海内外公认的“甲午战争研究第一人”戚其章先生的代表作，书中史料渊富，考订精严，书中史识不凡，多独到之笔。

在《甲午战争史》中作者戚其章以数十年扎实研究为基础，以极为严谨的态度，广采中日及英文资料、档案及已有的研究成果。《甲午战争史》对战争的背景、过程和影响进行了全面展示，其中揭示的诸多细节和重要结论都成为该领域广为接受的公论，是甲午战争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再版前言

第一章 日本蓄谋发动侵略战争

 第一节 朝鲜东学党起义与中日出兵

一 东学道的创立及其性质

二 东学党起义

三 朝鲜乞兵与清军赴援

四 日军大举入朝

 第二节 中日交涉撤兵与清政府和战两歧

第二章 甲午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 丰岛海战

一 清军增援牙山

二 日本海军准备袭击北洋舰队

三 不宣而战

四 济远和广乙的抵抗

五 操江被掳和高升之沉

 第二节 成欢之战

一 日军进犯牙山

二 安城渡伏击战

三 激战成欢驿

 第三节 中日正式宣战

第三章 中日陆海决战

 第一节 平壤之战

一 四大军入朝

二 平壤的防御

三 日军分兵合攻平壤

四 船桥里挫敌

五 坚守普通江

六 玄武门外的战斗

七 雨夜溃奔

八 日本的军事冒险与清军平壤之溃退

 第二节 黄海海战

一 北洋舰队护航大东沟

二 两军相接一一海战的序幕

三 勇冲敌阵一一海战的第一阶段

四 背腹受敌一一海战的第二阶段

五 力挽危局一一海战的第三阶段

六 转败为功一一海战的第四阶段

七 北洋海军将领对黄海海战的检讨

第四章 日本扩大侵略战争和辽东战役

 第一节 鸭绿江防之战

一 鸭绿江岸清军布防

二 日军攻占安平河口

三 虎山激战

四 清军鸭绿江防全线崩溃

 第二节 金旅之战

一 日军登陆花园口

二 日军攻陷金州

三 大连湾弃守

四 旅顺口的防御

五 土城子迎击战

六 旅顺口的陷落

七 旅顺大屠杀惨案

 第三节 保卫辽阳东路之战

一 清军退守辽阳东路

二 辽阳东路争夺战

三 清军反攻凤凰城失敗

四 辽阳东路争夺战的继续和收复宽甸

 第四节 保卫辽阳南路与规复海城之战

一 山县有朋罢职与日军进攻海城

二 清军救援海城与缸瓦寨战斗

三 金旅日军北犯与盖平失守

四 清军反攻海城

五 争夺大平山

六 海城日军出击

 第五节 辽河下游之战

一 日军袭击牛庄

二 日军占领营口

三 田庄台大战

第五章 日军侵犯山东半岛与北洋舰队覆灭

 第一节德璀琳东渡

 第二节 日军进犯山东半岛

一 威海卫的军事地位和防务

二 威海卫的后路防御

三 日本组建“山东作战军”和进行威海卫作战准备

四 日军登陆荣成湾和荣成失守

 第三节 威海卫之战

一 白马河前哨战

二 南帮炮台争夺战

三 南帮炮台外围战斗和北帮炮台弃守

 第四节 北洋舰队的覆没

一 刘公岛保卫战

二 孤岛援绝与《威海降约》的订立

第六章 马关议和与三国干涉还辽

 第一节 日本破坏广岛会议

一 张邵东渡

二 日本广岛拒使

 第二节 马关议和

一 李鸿章赴日乞和

二 日军攻占澎湖

三 李鸿章遇刺与攻中日停战协定》的订立

四 《马关条约》的签订

 第三节 三国干涉还辽

一 俄德法三国联合的形成

二 日本反干涉的失败和中国收回辽南

第七章 日本割占台湾与台湾军民的反割台武装斗争

 第一节 台湾民主国成立和台北沦陷

一 台湾民主国的成立

二 日军登陆澳底与台北弃守

 第二节新竹争夺战

一 日军南侵和新苗军的成立

二 日军新竹受阻与暂缓南进

三 台北新竹间的战斗

四 争夺新竹城

 第三节 台湾府的抗战

一 新竹日军出击与苗栗失守

二 大甲溪伏击战和彰化陷落

 第四节 台南府保卫战

一 刘永福力撑危局与黑旗军反攻台中

二 日军大举南侵与保卫台南之战

三 台南府城的陷落

结束语 甲午战争的结局及其影响

征引与参考书目举要

附录

 甲午战争示意图

图1 甲午战争形势示意图

图2 辽东战场形势示意图

图3 东半岛清军布防示意图

图4 威海清军兵备示意图

图5 台湾反割台武装斗争形势示意图

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

到了6月3日，朝鲜政府终于命内务府参议成岐运，携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并任命工曹参判李重夏为中国兵舰迎接官，内务府督办申正熙、参议成岐运统辖军务司，负责有关接待中国军队事务。

在朝鲜政府向中国送出请援照会的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奉陆奥训令，也前去拜会李鸿章。荒川所谈与杉村濬“语意略同”，使李鸿章更相信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毫不怀疑其包藏祸心，便坦率相告：“韩请兵，势须准行。俟定议，当由汪使知照外部，事竣即撤回。”这样，日本方面便完全掌握了中国的派兵计划。

清政府既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派兵赴朝，便致电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知照日本外务省。6月6日，汪凤藻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照会发出的当天，日本方面立即有所反映。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日本政府令其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捕二十名立赴韩，并添调一舰护商”。李鸿章电复汪称：“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竟有限，且汉城现安静无事。祈与妥商。”7日，袁世凯亦来电：“大鸟来，虑生事”。李鸿章则复电说：“大鸟不喜多事，伊带巡捕二十名来，自无动兵意。”他坚信日本“必无他意”，不会借机生事。

就在同一天，接连发生了两桩事情：

第一桩：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为“属邦”二字，日本外务省官员与汪凤藻“大费辩论”，日方欲汪“商请酌改”，汪则“正词拒之”。对此，李鸿章的态度很坚决，复汪电云：“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日本之所以提此问题，是为日后扩大事态而埋下的伏笔。

第二桩：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同时，李鸿章亦迭接袁世凯来电，谓已派译员询杉村濬，询问日本“派兵何事”，杉村答以“调护使馆，无他意”。又说：杉村“近颇惊惶自扰，故各国均疑之，谣议颇多。鸟(大鸟圭介)来，或稍镇静。”李鸿章均信之不疑。由于他对日本的险恶用心缺乏清醒的估计，因此只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构想那样干下去。

中国所派军队分三批渡海。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910人，为前锋。6月6日下午6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8日下午6时抵牙山海口。9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1055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8日下午6时启航，10日下午3时抵牙山海口。因无驳船，直至12日上午10时始全部登岸。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100名、旱雷兵l00名及步队300名，乘海定轮渡海，于25日抵牙山县．于是，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2465人。

当中国派兵之先，丁汝昌先期遣济远舰率扬威驶至仁川口，与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及至叶、聂两统领率军赴朝时，以超勇舰护之。又恐其力量单薄，又分扬威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两舰泊仁川口。当时，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口，并派遣汽艇探测牙山湾，显然居心叵测。而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迭阻不听，即听之。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日自息。如有要挟，仍可坚持不许。”

6月12日，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士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本人则暂驻牙山以待命。但是，聂军并没有同东学党起义军直接交仗。聂士成只是派弁兵100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告示共三种：其一，晓谕起义军解散。其中有“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等语。其二，“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其三，申明军纪。有“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自行军旅，纪律严明。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件，照给钱文。如有骚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不稍轻”等语。这三种告示被日本间谍送报日本驻朝公使馆。不久，“汉城饬弁持倭使大鸟圭介来咨，诘问前日所出告示是否真伪”。果然，后来大鸟圭介便就聂士成告示中“我中朝爱恤属国”、“保护藩属”的语句大作起文章来了。

其实，聂士成派人招抚起义军之日，正是起义军退出全州之时。先是东学党起义军攻陷全州后，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又返军攻城，因起义军防守严密，久难攻下。朝王一面处分引起事件的责任者，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革职，流配济州岛，并将古阜郡守赵秉甲革职，系械监禁；一面急发最后的精锐江华枪炮队四百及京城、平壤监营兵二千增援，并命严世永任三南招抚使，同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赴任，与洪启薰协力从事。从派“招讨使”到再派“招抚使”，说明朝鲜政府对东学党起义军的政策已由“主剿”转为“主抚”了。

P15-17

《甲午战争史》原由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9月刊行，迄今已有15个年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它之得以成书，与有关方面和学术界同仁的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

早在20世纪5Q年代中期，我开始对甲午战争史产生兴趣，着手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并展开实地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先后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小书一一《中日甲午威海之战》(1962年4月出版)和《北洋舰队》(1981年8月出版)。曾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写一本完整的甲午战争史?我的回答是：斯事体大，无论资料积累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皆有不足，难当此任。这是我当时的心里话。

到了1982年4月，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先生来济南，住在珍珠泉宾馆，我去看他。他告诉我，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建议，认为我国50年代编辑出版的大型资料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贡献甚大，仅在美国培养的历史学博士就不下于200名，但此后新资料不断发现，《丛刊》已经不能适应进一步研究的需要了，应该组织编辑出版《丛刊》的续编。李老很重视费正清的建议，决定纳入工作计划，责成中华书局组织实施。李侃先生问我：你能否就甲午战争资料部分的续编代拟一份计划?虽然事情来得突然，但我还是应承下来，两天后便将草拟的一份《续编甲午战争资料的设想》交给了他。不想这份《设想》竟得到李老的认可，于1983年1月12日由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发文，正式委托我担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一的《中日战争》主编。我之所以写这本《甲午战争史》，与此事是大有关系的。

其后，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济南举行。分科讨论时，山东师范大学胡滨教授提出：听李侃先生说，甲午战争资料续编已确定由我省担任，作为甲午战争主要战场之一的山东省，还应该编写一部较为系统的《甲午战争史》，作为课题立项。并认为我是承担此课题的最佳人选。最后，会议采纳了胡滨先生的意见，将《甲午战争史》列为山东省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一项课题立项。同年3月，为筹备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事，我去北京与三家会议发起单位一一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编辑部和《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另两家发起单位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和山东省历史学会)商量有关事宜。在京期间，还广泛征询学术界同仁的意见，有机会与人民出版社的张作耀先生相识。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面，他就直截了当地提出，《甲午战争史》要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是一位办事非常认真的人，以后多次询问书稿的进展情况。还有一次开玩笑地说：千万别等到我退休了再交稿!他的不断催询，也使我感到寸阴尺璧，不敢稍懈。到1985年10月，国家教委又将此书列入了《高等学校历史专业教材编选计划(1985--1990)》。笔耕历时几近八年，此书终得面世。  《甲午战争史》的出版，受到了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出版的当年，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通知，为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更好地配合爱国主义教育，特向读者推荐一批优秀图书，在书单中开列人民出版社刊行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著作5种，此书亦名列其中。学术界舆论对此书也表示认同，并作出了肯定评价。1992年，此书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奖。当初由于各方面的推动和鼓励，我才有勇气和决心承担《甲午战争史》的写作任务；今逢此书再版、我要向关心并给予帮助的有关部门、学术界同仁和热心的读者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这次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我对全书又重新做了校订，错字改之，漏字补之。原来书中凡公元纪年、记时及单纯用作数词的数字，皆用汉字，今除引用文献仍保其旧外，余则统改用阿拉伯数字。对西人译名误从近人者，则根据清朝档案更正之，如戴乐尔(william F.Tyler)即是。原先此书梓行后，即有读者认为，书中应插印若干照片和地图，以期做到图文并茂。再版的责任编辑孙瑜先生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这个建议非常好，这就是书中增加地图和照片的由来。另外，书后还附有一份《征引与参考书目举要》，以便于读者查阅。是否妥当，仍请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著者

乙酉仲春于泉城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这次战争是日本蓄谋挑起的。因此，对中国来说，它是一次反侵略战争，其性质是正义的。但是，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战争指导上的失败主义，这次战争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在中国近代史的前80年当中，清政府领导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战争，即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战争。这五次反侵略战争的结局是相同的，最后都是以中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其中，甲午战争失败所造成的影响最为深远。这次战争，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沉沦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甲午战争的爆发，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它是日本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产物。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以实行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日本的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中国。为此，明治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扩军备战活动。1870年，开始推行军制改革，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1874年侵略台湾受挫后，明治政府深感海军力量之不足，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铁甲舰，以充实海军。1886年，发布海军公债令，开始实施第一期三年造舰计划。工888年，中国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明治政府以超过北洋舰队为目标，又提出了庞大的第二期五年造舰计划。并先后向英、法两国购买了6艘大型新式战舰，使它的海军力量一跃而居于北洋海军之上。到1894年，日本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采取欺骗手段，诱使清政府派兵入朝，从而为其大规模出兵朝鲜制造借口，以促成中日直接开战。与此同时，还在外交上纵横捭阖，无所不用其极：一则欺骗、麻痹清政府，以使其相信和局可保；一则分化、拉拢西方列强，以使其默许、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年7月25日，日本海军便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终于挑起了战争。

这次战争打了8个月，中国屡遭挫败，日本也打得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已经精疲力竭了。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其附近海面进行。先有丰岛海战和成欢陆战，后有中日陆海决战的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第二阶段，从9月18日至11月22日，战争是在鸭绿江北岸和辽东半岛进行。主要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第三阶段，从11月23日至1895年3月29日，战争是在辽东、辽南、辽河下游、山东半岛及澎湖岛进行。主要有辽东之战、辽南之战、辽河下游之战和威海卫之战。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宣告了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从光绪皇帝到清政府的多数官员是积极王战的，有些官员甚至主动请缨赴敌。在海军和陆军中，还涌现出众多的誓死抗敌的爱国将士，或奋勇搏战，战功卓著，或壮志未酬，血染疆场，或被困援绝，宁死不降，表现了崇高凛然的民族节操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日军所到之处，当地群众也都自发地展开了抗日斗争。台湾人民所进行的反割台武装斗争，尤为慷慨激烈，可歌可泣。但是，无论帝党的积极主战还是爱国军民的英勇斗争，都未能挽回战争的败局。

经过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战争暴发户。日本向战败的中国索取赔款库平银2亿两，再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和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2.315亿两，约合3.4725亿日元。另外，还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包括舰艇、轮船、汽船、军港设备、机器、枪炮、弹药、金银、粮食等等，约略计之，其价值也有1.2亿日元。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才有8000万日元。这次战争掠夺，使日本发了大财。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踌躇满志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

日本第一次真正地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更加刺激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从此，日本政府便大力扩张军备，为发动新的战争而作准备。早在马关议和期间，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即提出，以“扩大利益线，称霸东洋”为目的，把师团编制加以扩大，以便作为战略单位使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打败俄国远东军队的扩军计划，把师团的建置翻一番，即在原有的6个师团(1个近卫师团除外)的基础上再增加6个师团。并迅速扩大炮兵和骑兵，使其成为能够适应近代化战争的军队。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大将也提出了庞大的扩充海军的计划。“其目标是要在德国或法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时，用以击沉这两个国家能够联合派到东方来的舰队。”据统计，日本队中国昕取得的偿金，用于陆军扩充费为5700万日元，海军扩充费为1.39亿日元，临时军事费为7900万日元，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为3000万日元，共3.05亿日元，占偿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根据《马关条约》第六款，中日两国还进行了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这次谈判历时工年，双方于1896年7月21日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条约》29条。条约规定，日人在中国已开及日后约开的通商口岸有设立工厂企业的自由。本来，通过《马关条约》第6条，清政府已经为日本新开了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商埠。在这次谈判中，中国方面提出对日人所开工厂征百分之十的内地制造税，而日方又以此为要挟，胁迫清政府增辟天津、上海、厦门、汉口四处租界(日在上海设租界的图谋最终未成)。在日本工商界看来，以制造税而换取四处租界的设立，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成功。因为这样一来，日本在中国取得了8处专管租界的设立权，比英国还多3处，其“已达一百万锭并仍在骎骎发展中的各纺织公司的棉纱等各种产品，将滔滔不绝地流进这个巨大市场。”因此，甲午战争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跳板”。“由于巨额赔款的流人，一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获得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资金，也就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日本资本主义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和拥有较多的专管租界，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登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旅程。”

于是，日本的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892年，日本全国有工厂2767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987家，共有31916匹马力；而到1896年，工厂数便增到7640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发展到3037家，共有64429匹马力，翻了一番还多。经济力量也大为增强了。1893年，日本全国共有703家银行，资本约1.1亿日元；而到1898年，便增到1752家，资本3.8亿日元，差不多翻了两番。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中国的赔款中拿出579000元用来发展钢铁，并建立了八幡制铁所，决定扩大炼钢计划，在1896年实现年产18万吨钢的目标。1898年年底，农商大臣曾弥荒助为取得廉价的铁矿石，曾计划向中国贷款，以租借中国的大冶矿山，但未成功。这是日本企图通过资本输出而获得利权的最初尝试。后来，日本政府便逐步确定了“以国家资本为中心而进行资本输出这种日本式的特殊的帝国主义政策”。

对日本来说，占领台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月本首先垄断了台湾利润最大的樟脑业，使台湾总督府财政从日本财政中独立出来。台湾殖民政权又实行所谓“无主地”国有化和进行强制性购买土地，对台湾实行资本扩张。并增加税收，对台湾人民进行敲骨取髓的压榨。连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也不得不承认，从台湾民众的纳税能力来看，其负担太沉重了。日本学者指出：“在台湾内部已经萌发的独自发展的基础，已经被这种征服性的掠夺摧毁了。”台湾完全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商品和原料市场。但更为重要的是，占有台湾使日本有了南进的基地。早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山县有朋即向睦仁奏称：“我国应以本次战争为机取新领地于海外。果如斯，则为其守备必须扩张军备，更何况欲乘连捷之势趁机成为东洋盟主者乎?盖以往军备皆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若欲使本次胜利不致徒劳无效并进而为东洋盟主，则须谋取利益线之扩张。”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睦仁授意伊藤博文：“(辽东)半岛不必急取，此次战守已通晓其地理人情，为时不远，或从朝鲜或从某地再战之期仍将来临，彼时取之亦可。”日本的北进和南进虽有缓急之分，但对大陆的扩张政策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日本资本主义以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是以扩军备战为动力的，使日本迅速走向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于是，日本开始成为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它多次发动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最后终于遭到彻底的失败。可见，甲午战争的胜利也为日本的最后失败埋下了伏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终败亡的起点。

甲午战后日本的崛起，改变了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是英俄的对立和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乎等条约的桎梏。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而为亚洲强国，开始挤进了列强的行列。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沦为受列强支配、宰割的对象。本来，在远东的争衡中，英国是占据上风的。可是，甲午战争后，俄国和法国都加强了它们在远东的侵略活动，德国开始参加远东地区的争夺，美国则先是兼并夏威夷和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继而提出独立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对英国在远东的传统的优势地位的挑战。于是，列强在远东地区的角逐日趋激烈，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到来。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整个中国社会震动之大，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从前只被西方大国打败过，如今竟被东方小小时岛国日本打败了，不仅割国土，赔巨款，丧利权，蒙受奇耻大辱，而且进一步刺激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中国的民族危机愈益深重了。

清政府为偿付日本的巨额赔款，只能向西方列强大举外债。甲午战前的30余年间，清政府曾向英、德各国商人借债25次，总额才4100余万两。到甲午战争爆发时，这些外债绝大部分已经偿清。从甲午战争爆发到中日议和期间，清政府又向英商银行和通过德商银行借了4笔外债，共合4300多万两。以上借款虽皆以海关为担保，但数额不巨，而且其经济性质大于政治性质，对中国的危害还不是太大。清政府为偿付日本赔款而举借的外债，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先后向俄、法、英、德四国三次大借款，总计3亿两，连本带利共6亿多两。其数额之巨大是十分惊人的。这三次外债的偿还期，或36年，或45年，都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如第三次续借英德洋款，合同言明：以海关税收、苏州淞沪九江浙江厘金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本借款起债后12个月内中国保证不向他国借款；偿还期为45年，中国不得提前一次清还或改变其他还法；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通过这次借款，英、德两国便控制了中国部分重要的财政行政权，而且其期限竟然长达45年。列强假此庞大债务攫取了大量利权，使中国处于列强的枷栲压榨下长期不能自拔。

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先是在1895年，德国即向清政府要求设立天津、汉口两处租界，作为还辽的报酬。1897年11月14日，又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1898年3月6日，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其中，规定将胶州湾租与德国，为期99年；德国有权建造由胶州到济南的铁路，并享有铁路沿线30里以内的开矿权。这样，德国终于实现了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不仅把胶澳地区夺取到手，变成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且把侵略魔爪伸向山东内地，从而控制了山东全省，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俄国以“助华”为名骗取清政府的同意，将军舰开进旅顺口，从此赖着不走，并胁迫清政府于3月27日、5月7日先后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这两项条约规定俄国租借旅大25年，并有建造南满铁路的权利，使它实现了长期梦寐以求的对中国东北的控制，从而大大加强了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同年4月10日，清政府与法国互换照会，承认中国滇、桂、粤诸省领土不割让或租与他国，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借口维持大国的均势，强迫清政府于6月9日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承认九龙及大鹏、深圳二湾为其租借地，定期99年；7月1日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中国将刘公岛并威海湾内诸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10英里的地方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1899年8月，日军在鼓浪屿登陆，迫使清政府于10月25日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条款》，取得了在厦门设立租界的权力。并企图占领整个厦门地区，将福建以至浙江划人日本的势力范围。11月16日，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与法国，亦以99年为期。自从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接踵效尤。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或夺占海港，或争划势力范围，把中国的大好河山分割得支离破碎，整个神州呈现出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列强的蚕食鲸吞，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国将不国，何以图存?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如此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豆剖瓜分的危险，给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灭洋!”农民群众最先响亮地喊出了这个口号。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帝国主义列强。早在1894年的夏秋之交，山东、安徽交界一带农民即以“灭洋”为口号而开展斗争。是年10月，有一位官员奏报朝廷道：“外患不除，内忧恐起。近闻山东曹濮、安徽颖亳各地，伏莽欲动，假‘兴华灭洋’为名。”这种斗争，起初主要是以反洋教的形式而出现的，而且范围日益扩大。一个传教士到该地区进行了调查，说起事的农民专“与天主教作敌，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人，思尽杀灭。聚众数万人，在曹县、城仁[成]武县、单县、沛县、萧县、砀山县、考城县、兰仪县所有教堂，烧毀的不少。”其后，斗争发展到山东、直隶交界一带，更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些斗争彼伏此起，最后汇合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到1898年10月24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发动起义，正式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这次起义，可以视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从此，“扶清灭洋”便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但也说明了农民群众没有科学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与清政府的关系。这样，在他们自发反帝斗争的实践中便产生了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高呼“灭洋”口号而盲目排斥洋人洋物；另方面，则打出“扶清”旗帜而蒙受即将沦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的欺骗和利用。可见，几千年来的农民运动尽管到此时增添了反帝的内容，却仍然无法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因此，甲午战后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反帝斗争，从根本上说来并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范围。这正是“扶清灭洋”口号的历史局限性所在。

当农民群众自发反帝斗争方兴未艾之际，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发动的变法运动兴起来了。这个运动的主题是变法图强，即变封建地主阶级之法，图资产阶级之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以期中国臻于富强之境，挽救瓜分的危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公车上书”把维新思潮推向政治运动。因此，可以说，甲午战后发生的“公车上书”，是持续了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让位于维新运动的标志。以救国为宗旨的维新运动，是在批判洋务派旧的“中本西末”论或“中体西学”论中开展起来的。面对甲午战后的瓜分危机，维新志士们痛切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前此所谓西学，只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不过“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而已。维新运动则与洋务运动根本不同，它高举救亡图存的爱国旗帜，反复阐述“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的哲理。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口号，振聋发聩，激动人心，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一时蔚为社会风气，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然而，维新派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在理论上是虚弱的。维新变法学说是以庸俗进化论为理论基础，而其天赋人权论也只是作为论证君主立宪的理论根据，并没有由此得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结论。维新派所学来的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学说，跟中国封建主义只能打几个回合，便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所击败，宣告退却了。

甲午战争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的同时，又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引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还在甲午战争期间，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即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894年11月24日，他在檀香山建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翌年2月21日成立香港兴中会总部时，便在会员誓词里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性口号。《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深悉清朝统治业已腐朽透顶，不可复振，便开始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后，清政府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无遗，成为人民革命的众矢之的。于是，革命终于成为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扬弃了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消极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注入了崭新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把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联系起来考察，认清了清政府的卖国本质，因此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必须同推翻清政府的斗争结合起来。这种认识上的升华，使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二，认为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并严格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这是革命派在政治上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其三，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这是留给我们至今仍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方法和任务提出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这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是一次重大的飞跃。

甲午战争是持续时间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的最重要的一次实践。洋务运动本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富国”与“强兵”相互联系，但重点是“强兵”。洋务运动就是首先从军事工业搞起，而后推衍到民用工业的。在“自强”的口号下，洋务派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如整饬海防、建制造局、设厂造船、筹建海军等等。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远东的国际环境比较缓和，对中国实现自强是个有利的时机。在运动的前期，其效果也是明显的。在此期间，左宗棠取得了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获得大捷；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以日兵配合开化党人制造政变也遭到了失败。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法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一一俄国、英国和中国。”这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洋务派所推行的改革，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引进科学技术和创办新式企业，即改善生产力，却根本不想去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任何真正的社会改革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洋务派的改革却只是浅尝辄止，长期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没有进一步深化下去，因此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时光荏苒，逝波难再。其结果，是使中国失去了这次有可能实现自强的大好机遇。甲午战争的实践，终于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最后失败。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值得后来人进行认真的反思。

《甲午战争史》史料渊富，考订精严，书中史识不凡，多独到之笔。作者把自己的智慧与心血都灌进了书里，这是他奉献给读者最宝贵而真挚的贡品。

一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郭毅生

本书引用的第一手史料，为数甚多，达一百二十佘种，为其一大特色。对于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经过之叙述也十分详尽，可以说是了解战争如何发生的最好参考资料。

一一台北政治大学教授 吴圳义

众所周知，戚其章先生是甲午战争史研究之第一人。……戚其章先生的成果，可以说不仅提高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水平，而且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方面奠定了一个基础。

——日本拓殖大学教授 龟谷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