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为什么法国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憎恨封建权力
在研究之初，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被计划用来废除中世纪制度的残余：但是它没有发生在这些制度保持完整、实际上受压迫最重的地方爆发，相反，爆发在了一个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迫的地方；据此可以推断，在它们的压迫实际上最轻微的地方，反而最难以忍受。
到十八世纪末，德意志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彻底废除农奴制。简而言之，农民们依然像在中世纪一样，被当成了活在土地上的家畜的一部分。玛丽娅·特蕾莎和腓特烈二世军队里的士兵几乎都是由农奴构成的。
到了1788年，德意志的农民们仍然不被允许离开领主的领地，如果他们逃离，就会被武力抓回。他们必须服从于基督教法庭，如果放纵和懒惰就会受到惩罚。他们无法提升他们的职业，也不能改变，没有领主同意他们不得擅自结婚。他们的时间相当大一部分被用来为领主服务。领主劳役的要求十分严格，必须全神贯注，在某些地方，一周要服务三天。农奴必须重建和修理领主的房屋，将领主的物产送到市场，充当领主的马车夫和信使。他年轻时的很多年里都在为领主的庄园服务。农奴可以获得农田，但是他的财产权并不是完整的。他被限定在领主的监督之下，根据领主确定的方向耕种自己的农田；并不得擅自转让和抵押农田。有时候他被强迫售卖自己农田里的物产，有时候被禁止售卖；而他被强制一直耕种自己的农田。他的财产不能全部由孩子继承，其中的一部分要归领主所有。
我不需要翻阅陈旧的法律就能找到这些条文；它们就在腓特烈二世所起草、并由他的继承人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所颁布的法令当中。f
在法国，这样的情形已经早已不存在了。农民们的来与去，买与卖，制造和售卖都不会受到强制和阻碍。在东部一两个被征服的省份、农奴制才得以存在；但在其他地方它都消失了；它消失得太久，以至于人们都忘了它何时消失的了。详细研究最近的记载就知道，早在十三世纪，诺曼底就不存在农奴制了。
但在法国农民身上发生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给予了让他们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尽管这一事实如此重要，却不是人人都理解的，我必须简要地加以论述一下。
一般相信，土地划分始于大革命，是大革命的结果。有很多证据可以推翻这一结论。
大革命爆发之前二十年，农业团体就强烈反对土地的细分。也就是在同期，杜尔阁宣布：“土地的分割如此普遍，原本足够维持一个家庭的土地经常被分给五六个孩子，他们是无法靠独立耕种这些土地维生的。”几年之后，内克已经发现农村小地主的数量非常庞大。
在大革命爆发之前的几年，一份君主的代表给主子的秘密报告上说，“财产被如此平等地分割，这件事需要警惕：每个人都想要一点这个，要一点那个，土地被不断地分成了一小片一小片。”我们的时代也不遑多让吧。
我花费了很多精力来重建土地薄，换句话说，重建旧制度，偶尔我会成功。1790年的法律强加了土地税；各行政区都有义务准备一份辖区内土地的清单。大部分清单都遗失了。然而，我却在某些乡村发现了它们，而且我发现，拿它与我们当前的土地薄相比，土地拥有者的数量达到了当今的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考虑到法国的总人口比那时足足多出了25%，这个发现是多么令人惊讶。
那时和现在一样，乡村的农民们非常狂热地想要获得土地。一位当代有见识的观察家注意到，“土地的价格超出了其价值，这应归因于农民们狂热地想要成为地主。所有下层阶级的积蓄，在其他国家会被存放于私人之手或者投资在公共债券，而在法国则都用来购买土地。”
亚瑟·杨初到法国之时，农民们对土地极大地细分这件事，比其他新鲜事更让他感到惊讶，他评估说，法国一半的土地已经在农民手中。他不止一次写道：“这种状况我闻所未闻”；确实，除了法国的疆域和近邻，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种现象。
在英国也曾经有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但自此之后就没有增加了。在德意志也是这样，各个时代，在国家的各区域，都有自耕农拥有土地。G最老的日耳曼法令中就承认自耕农的存在，并对他们持有的土地作出了奇怪的规定；但是土地拥有者的数量很少，他们的状况是一个例外。
18世纪末，只有在德意志的莱茵河流域，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并且相对自由；h正是在莱茵河周围的省份，法国革命的热情最早传开，并散播得最激烈。而在德意志那些长期抵抗大革命渗入的区域，农村既没有产权，也没有许可权出现，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认为法国土地的划分从大革命开始，这是一种普遍的错误观点。它开始的早得多。大革命的确将教会的土地和很多贵族的土地投入了市场，但检验这些买卖（我偶尔会有耐心来做这个工作）就可以发现，大部分土地都是由它的拥有者买走的，所以土地拥有者的数量不会有太大的增加。使用内克那有野心但是准确的话说，土地拥有者的人数多得数不清了。
大革命并没有划分它解放的土地。所有的小片土地拥有者都不得不承担各种负担，无法逃避这些，导致他们财产的增加受到严重阻碍。
毫无疑问，这类负担很繁重。然而，当存在减轻负担的可能性时，这种负担他们就实在无法忍受了。法国农民得以摆脱他们领主的统治——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这场革命与允许他们成为土地拥有者的革命简直一样。
旧制度离我们还不远，因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旧制度下出生的人，但看起来旧制度已经消失在时代的夜幕当中了。大革命是如此激进，让旧制度看起来已经消亡了几个世纪，这阻碍了人们看清旧制度的真相。因此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如下几个简单的问题：1789年之前的农村地区是怎么管辖的？实际上，除了那时候的官方档案，在任何书中都无法找到清晰和详尽的答案。
我经常听见这样的说法：尽管贵族们停止参与王国政府很久了，但农村的管辖权仍然操控在他们手中，领主们仍然支配着农民。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
P033-037
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摘自央视网《为什么要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经过了社会的激烈的动荡之后，人们普遍认识到必须要告别革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看一看一百多年前的当时还是一位法国年轻的学者所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摘自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何亮亮
导读为什么要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序
第一部
第一章 对大革命爆发互相对立的看法
第二章 大革命的基础和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摧毁宗教、削弱政治权力
第三章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尽管是政治的，却同时推动了宗教革命的进程？
第四章 欧洲如何建立了一样的制度，又如何一起崩溃的
第五章 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是什么
第二部
第一章 为什么法国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憎恨封建权力
第二章 中央集权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大革命或帝国的成果，而是旧制度的成果
第三章 现在所谓的“国家监护者”是一个旧制度下的机构
第四章 行政法庭和官员无责任是旧制度的残余
第五章 中央集权制是怎么进入旧权力，取代它而不摧毁它的
第六章 旧制度下官员们的作风
第七章 巴黎如何获得比外省更多的优势，如何比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占据更多国家中心地位
第八章 法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彼此更加相似
第九章 与以前相比，这些相似的人为何分裂成更加小的群体，彼此之间漠不关心
第十章 为何旧制度弊端丛生的原因是政治自由的崩溃和阶级隔离
第十一章 旧制度下的些许自由在大革命时的影响
第十二章 尽管文明在进步，为何在某些方面，十八世纪的法国农民比十三世纪的状况更加糟糕
第十三章 接近十八世纪中叶时，为何文人成为国家的政治领袖，其后果是什么
第十四章 为何十八世纪的法国人普遍敌视宗教，它对大革命有什么影响
第十六章 路易十六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年代，为何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
第十七章 为何试图减轻人民的负担却激起叛乱
第十八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时，所采用的方法
第十九章 为何大的行政改革先于政治革命，其后果是什么
第二十章 大革命是如何水到渠成的
附录
国家的支出以及朗格多克的特例
根据封建法学家的说法，大革命时期仍存在哪些封建权力
法国在大革命之前的行政支出
译后记
编辑说明
我现在所出版的这本书并不讲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那段历史已经被人写得太精彩了，我没有任何重写它的念头。我这本书仅仅是对大革命的杂论。
1789年，法国人用前无古人的、最伟大的尝试，将他们的历史分成了两部分，换句话说，用一道鸿沟隔开了他们的过去和未来。在他们的蓝图中，他们最关注的是要将过去的糟粕彻底抛弃；他们将诸多的限制施加在自己身上，为的是走一条与先辈们不一样的路；他们也没有忽略任何会蒙蔽他们的东西。
我始终这样认为，他们在这一事业中所获得的成就，比外国人所想象乃至他们一开始的设想都要小。我觉得，他们无意识地保留了旧制度所教给他们的见解、习惯和想法——也正是这些，帮助他们实现了大革命；他们本不打算，但还是用旧制度的废墟作为原料进行新社会的建设。因此，看起来研究大革命更合适的方法，就是暂时忘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法国，而去检验那个已经逝去的、进入坟墓的旧法国。这就是我在这里尝试去进行的工作；但是它比我想象的要艰巨得多。
君主制诞生、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都已经被彻底地研究过了；那些以此为主题努力进行研究工作的作者们，不仅让我们熟悉了这些历史当中的事件，还熟悉了这些历史中的法律、风俗、政府意志和国家意志。但用同样紧密而又细致的方法来研究十八世纪，还没有人做过。我们假设我们熟悉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我们看到了它外表的华彩；我们拥有着名人们的详尽记述，拥有活跃在当时的伟大作家们所做的或精巧、或雄辩的评论。但是对于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制度真正的运行方式、社会各等级相应的真实地位、那些被忽略的等级的状态和情绪、当时的观念和习俗，我们仅有一些混杂不清、常常是错误的见解。
我尝试深入旧制度的心脏。从年代上讲，它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大革命掩盖了它。
为达成目的，我不仅阅读了许多十八世纪出版的有名书籍；还研究了许多相对不太为人所知的文献(本应如此)，虽然这些文献没什么文采可言，但也许对那个时代的本性提供了更真实的直觉。我还尝试让自己熟悉所有的公开文献——在大革命到来前不久，法国人用它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从三级会议——后来是省议会——的记录上，我获得了大量信息。我还顺畅地看到了1789年三级会议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有大开对折的好几卷，它们是旧法国社会的遗嘱，也是它的愿望的最终表达，更是它的最后意志的真实呈现。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文献。
我的研究不止于此。在政府权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思想、欲望、痛苦只有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政府之前，才能显示它的存在。只有以赤裸裸的面貌出现在权力之前，才能引起关注，唤起激情。政府的档案不仅仅显示出它本身的运行，而且显示出整个国家的运行。如果能自由使用内政部和各行省的档案的话，很快就能让一个外国人比法国人更懂法国。阅读这些档案可以看到，在十八世纪，政府权力已经高度集中、非常强大、极度活跃。它不停地资助、禁止、许可这个或那个。它承诺了许多，也给予了许多。它发挥着至高无上的影响力，不仅仅凌驾于商业贸易之上，也凌驾于家庭前途和个人私生活上。这些档案都是不公开的，因此政府中人并不畏惧在其中吐露自己最隐秘的弱点。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收藏于巴黎和各省的档案。
如我之前所说的，我在这些档案当中发现了旧制度中的真实生活，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它的践行。我发现(在档案中)人们用自己的语言自由地表达最隐秘的想法。因此，我获得了许多连生活在旧制度下的人也不了解的资料，因为我的资料来源是不对他们开放的。
随着我的研究的深入，我惊讶地发现，在昔日法国可以看到很多今日法国非常瞩目的特征。我原以为来源于大革命的情感和思想，原以为由大革命产生的习惯，都深植于我们现代社会所奠基的旧土壤上。我的研究越靠近1’789年，就越明显地注意到引起大革命的那种精神。大革命的真实面貌逐渐在我眼前展开。它的特征，它的特别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就在那些档案里。从中我不仅看到了大革命最早的努力这一秘密，也看到了它对最终结果的期望——但大革命明显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法国人似乎想要毁掉所有过去的残余物的阶段；另一个是他们试图拿回自己扔掉的一部分东西的阶段。几年过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变成暗河没多远，水流就又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现在我呈献给公众的这部作品，是要解释为什么几乎同时在欧洲各国酝酿的大革命，在法国而不是其他地方首先爆发；为什么它自发地产生于它所要摧毁的社会之中；旧的君主制为何如此完全、突然地垮掉。
我的计划是将本书继续下去，突破以上设限。如果时间足够，精力足够的话，我意图跟随这场漫长的革命中的起伏兴衰，来看法国人的变迁——在旧制度下，我和他们生活在同样的时代；来看他们扔掉旧制度中的东西，设想新的东西以适应当下，然而却从未有改变本性——有的，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我首先要重温1789年，那时候人frIn9情感都放在了对自由和平等的热爱之上。他们希望建立自由、民主的制度，在摧毁特权的同时，确认和定义权利。这是一个年轻、狂热、慷慨和真诚的激情年代；尽管有错误，但人们会长久地记住它，因为没过多久，它就扰得那些追求腐败和妄图奴役法国的人无法入眠。
简短描述大革命的进程，我将努力展示：哪些错误、哪些失误、哪些令人失望的事情让法国人背弃了最初的目标，忘记了自由，而要去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人；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不受约束的政府，如何窃取并独占了政治权力，压制花费高昂代价才获得的自由，并用空洞的自由取而代之；它剥夺了选民的知情权、集会权、选举权，却声称这是人民主权；当沉默和受控制的议会同意了征税之后，它声称这是自由投票决定；此外，它取消了国家内部的自治政府权力，取消了宪法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这就是说，剥夺了1789年所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却仍旧声称继承了那一伟大时代的衣钵。
我将写到大革命的任务完成、新社会诞生为止。接着，我会检验新社会。我会试着去发现，与旧社会相比，它们在哪些方面一致，在哪些方面不同；去弄清楚我们在这场天翻地覆之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最后我会试着去展望我们的未来前景。
我已经写出了第二部的部分草稿，但是它还不适合公诸于世。我能够完成它吗?谁知道呢。较之国家的命数，个体的命数甚至更加模糊不清。
我相信自己并没有带着偏见来写这本书，但我也不能说写作时没动任何感情。当一个法国人说起他的国家，想到那个时代时，是很难让他平静的。我承认，当研究另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之时，我从没有将视线从我们当前的社会移开。我不仅仅想要搞清楚致病人于死地的是何种疾病，也想发现能够挽救他的疗法。我像一个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不正常的器官中出乎意料地找到至关重要的规律。我的目标是绘制一幅非常精准、同时又很有益处的图画。每当我从先辈身上发现我们非常需要、而又不具有的阳刚的美德——真正的独立精神，追求卓越的品位，对自身和事业的信念——这时候，我就会把它们挑出来。同样的，每当我发现那些摧毁了旧制度，今天仍让我们虚弱的旧时代的法律、思想、习惯以及缺陷的痕迹，我也会特意指点出来。这样的话，它们在过去所产生的有害的影响，会为未来拉响警钟。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承认，我不会允许自己被受伤的恐惧所影响，不管这种恐惧来自个人、等级还是异见、回忆，不管他是多么受尊敬。为实现这一目的，我常常感到遗憾，但绝不后悔。考虑到我的目的是诚实而且公正无私的，请那些可能被我冒犯过的人一定宽恕我。
也许我会被指责在这部书中有着对自由最不合时宜的热爱，因为我会被要求相信，法国人都不再在乎什么自由。
我只能回应这些指责我的人说，我的这种热爱始终如一。早在二十年前，在谈论另一个社会时，我写下的几乎也是这些句子。
在未来的黑暗中，有三条真理显然会被觉察出来。第一条是，今天的人们都被一种未知的力量时快时慢地驱动着——这种力量可能被人控制或者减缓，但是人无法战胜它——去消灭贵族制。第二条是，在所有人类社会中，那些已不存在贵族制和不能再存在贵族制的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反对专制的建立将变得最为困难。第三条是，专制在这种社会中产生的危害是最大的，因为专制政府最能够助长这种社会特有的弊端滋生，会让社会沿着它的固有倾向自然地倾覆下去。
当人们不再存在等级、阶级、团体和家庭的联系，他们就太容易只关注个人利益，并将自身局限在狭隘的个人主义当中，公共品德就会被抑制。专制不会与这种倾向斗争，相反会让它不可阻挡。因为专制剥夺了公民们所有共同的情感、互相的需求、互相的理解以及一致行动的机会：专制让个人主义或者说私人生活瓜熟蒂落。人们原本就倾向于各扫门前雪：专制孤立了他们。人们彼此冷若冰霜：专制冻僵了他们的灵魂。
这种特征的社会中，没有底线可言，每个人都想让自己地位上升，生怕下降。而金钱已成为把人归类，或者区分人与人的主要标志，它不停地波动起伏，不断地易手，决定着个人的等级，让家庭的地位升高或降低。每个人都削尖了脑袋去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财富以及对商业的热衷、对索取的热爱、对舒适的追求和物质的享乐，就成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情感。这种情感弥漫到了所有等级：甚至那些对它们一无所知者也不能置身事外。如果它们不被制止，整个社会都会萎靡和堕落。现在，专制在本质上却助长和促进了它们。虚弱的情感是专制的天生盟友，它们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公众事务上移开，让革命的名声变得非常可怕。只有专制能提供让那贪欲之心感觉自由自在的隐秘和黑暗，鼓动他们用不道德的举动获取不义之财。如果没有专制，这些情感也会很强大；有了专制，就让它们至高无上了。
反之，只有自由能与这种社会固有的缺陷做斗争，使人们不至于堕落。只有自由才能让人离开孤立之境，重新受他们的独立本能所驱使——能促使他们联系彼此，为了达成一致的理解，而去辩论，在他们共同关注的事务上互相妥协。只有自由能让他们从金钱膜拜当中，从他们琐碎的、每天的商业事务中脱身，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感觉到，有一个祖国在他们之上，在他们身边。只有自由能唤醒比热爱享乐更为炽热和崇高的激情，提供比发财更为高贵的事业心，燃起明灯，照亮人类美德与罪恶之间的清晰轮廓。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会富裕、优雅、华丽甚至高尚，而且因为社会大众的举足轻重而变得强大；他们会发展出个人美德，塑造优秀的父亲、诚实的商人、值得尊敬的农场主甚至是好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这个世界，而他们宗教的荣誉就是在最腐败的社会、最糟糕的政府之下塑造好的基督徒——罗马帝国在衰落的时期就有很多好的基督徒；但是我要说，在这样的社会中，有些东西是无法塑造出来的，那就是伟大的公民还有伟大的人民。进一步说，我敢断定，只要平等和专制结合，心灵和精神的平均水平将会一直下降。
二十年前，我就是这么想，这么写的。我承认，在此之后，没有发生什么能让我改变主意的事情。当自由受到热爱时，我知道我对自由的赞美；当自由失宠之时，我不能因为我坚持对自由的赞美而受到指责。
还有，我必须恳切地向我的反对者们保证，我跟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许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大。如果一个人的精神是正常的，他认为他的国家拥有足够的美德去实现自由，却宁愿去屈服于一个同类的好恶，而不是屈服于自己亲自帮助建立的法律，有这样的人吗?我不认为有这种人存在。专制者也知道自由是美好的；但他们只想自己得到自由，而让其他人无法享有自由。因此对于自由，大家并没有不同意见，我们的不同只在于我对人类本身的欣赏。因此严格来说，一个人对专制的热爱同他们对国家的轻视是相辅相成的。要想让我接受他们的观点，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
毫不自矜地说，我认为这本书是杰出的劳动果实。可以说，有些章节虽短，我却为此工作超过一年。我本来可以将注释都放在每页下面，但我仅仅将部分注释这么做，大部分都放在卷末，并将它们的页码都做了标注。它们包含了许多史料和证据。如果本书引发读者的兴趣，想要看更多的史料，我可以额外提供。
《旧制度与大革命》由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著，探讨了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以及大革命变得残酷的原因，并首次探讨了法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产生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托克维尔深入地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相关的文献、档案和历史事件，结合他对自由的认识，回答了下列几个问题：为什么革命首先在法国产生；为什么在旧制度最繁荣的时期却加速了革命的发生；为什么大革命后出现的中央集权是旧制度的延续等等。《旧制度与大革命》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厘清了自由、专制、平等三者之间的关系。
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剖析与解答社会变革的终极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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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阐述正是既得利益者，对社会变革的冷静观察。
这种视角，恰恰是改革者而非革命者的视角，中国改革，官员和学界作用必然在整个社会群体中更为突出，是最需要读懂这本书的两个群体，《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权力执行阶层的启示录。
本书由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