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茂同编著的《中国历代选官制度》为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历代选官制度的著作。书中记载了自原始社会禅让制到奴隶社会世卿制，到封建社会各种选官途径。介绍了选贤任能、军功晋爵、世官世禄、招贤纳上、征如辟除、察举荐举、恩荫承袭、权力赀选、计吏拜官、技艺入仕、九品中正、世家门阀以及隋唐朝以来普遍采用的科举考试制度等等。书的后半篇罗列“君权论”、“宰相论”、“将帅论”、“宦官论”、“外戚论”、“关系论”、“党争论”、“贤材论”、“荐举论”、“科举率”等十大论题，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种官员及与选官制度有密切关系的各种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剖析。本书录引的资料，主要来自各朝史籍文献及有关专著、朝野笔记等；同时，还吸取了古今不者、专家的一些研究成果，以便于论题的深化研究。

一本书知晓，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们有哪些进身之阶。

陈茂同编著的《中国历代选官制度》以中国朝代顺序为线，围绕官员的选拔与任用，逐次考察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有什么样的制度，用什么样的做法，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中国历代选官制度》详细评说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如何挑选社会管理者和治国工具。对中国官员选拔制度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并以大量的事例，描画漫漫仕途上无数为官者复杂的生存状态。

序言

第一章 从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到奴隶社会的世卿制

 第一节 从禅让制到传子制

 第二节 商代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

 第三节 西周的宗法制

 第四节 世卿与任贤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选官制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选贤任能制

 第二节 士的崛起冲破了世官世禄制度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军功入仕和选贤任能

 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养士和客卿

第三章 两汉的察举和辟除征召

 第一节 刘邦的选贤任能

 第二节 察举选官制的确立

 第三节 辟除

 第四节 征召

 第五节 汉代的其他入仕途径

一、任子制

二、赀选制

三、计吏拜官

四、以材力入官

五、以技艺入仕

 第六节 汉代官吏的任用方式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第一节 曹操对选举制度的改革

 第二节 九品中正选官制

 第三节 南朝限年察举的选官制

 第四节 北朝沿袭九品中正选官制

第五章 隋——科举取士制的创立

 第一节 杨坚知人善任

 第二节 隋代废九品中正设分科选举制

第六章 唐——科举选官制度的形成

 第一节 常科

 第二节 制科

 第三节 投卷及其流弊

 第四节 考试与录取

 第五节 复试与授官

 第六节 武举

 第七节 其他

一、南选

二、宗室补官

三、僧道科目

 第八节 滥选

 附 唐、五代登科一览表

第七章 宋代——科举制的完善

 第一节 重文轻武——宋代的基本国策

 第二节 通向科举的重要途径——宋代的学校

 第三节 科举考试的革新

 第四节 反复变化的取士方法

 第五节 进士科的考试

一、三级考试制度

二、新进士的授职

 第六节 宋代的制科诸科和武科考试

一、制科

二、词科

三、童子科

四、武举

 第七节 繁官杂吏

 附 宋代登科总目

第八章 辽金——科举制的沿续

 附 辽金登科总目

第九章 元代——科举制的衰落时期

 第一节 立学校

 第二节 设科举

 第三节 官吏的考核

 附 元代登科表

第十章 明代——科举制的鼎盛时期

 第一节 荐举

 第二节 学校

一、国子监

（一）官生与民生

（二）分堂课业

（三）监生历事

（四）监生种类

（五）贡生

（六）国子监学规

（七）明初监生的任用

二、地方学校

 第三节 科举

一、乡试

二、会试

三、殿试

 第四节 馆选

 第五节 武学与武科

 第六节 科场情弊

一、举子作弊

二、权贵操纵考官的录取

三、以皇帝的好恶决定去取

 第七节 授官制度与官吏考课

一、授官制度

二、官吏考课

 第八节 明代的致仕制度

 第九节 整顿吏治

 附 明代状元、会元、登科人数一览表

第十一章 清代——科举制度的衰亡

 第一节 清初满洲贵族在政治机构中的特权地位

 第二节 选官政策的改变

 第三节 清代的科举考试

一、小试

（一）县试

（二）府试

（三）院试

二、乡试

（一）三场试艺

（二）整肃场规，严防奸弊

（三）试卷评阅

（四）发榜

（五）复试

（六）磨勘试卷

三、会试

四、殿试

五、朝考

六、举子劣迹

 第四节 清代的其他科目

一、制科

二、武科

三、翻译科

 第五节 科举制度的废止

 附 清代各科状元、会元、录取人数一览表

 附 清代武科三鼎甲一览表

后记

编后语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选贤任能制

春秋前期政治形势的特点是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在《春秋》一书记载的242年间，除去周王国以外的一百四五十个诸侯国中，吞并小国最多的是晋、楚、齐、秦以及后起于东南沿海的吴、越等大国。此外，鲁、郑、卫等中等国家也吞并了一些小国。这个时期，各诸候强国的经济已经有较大的发展，人口也在不断增长。这些诸候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大，自然是争霸的重要条件：而正确地选任贤官能吏，也是增强政治和经济实力、富国强兵的重要措施。因此，当时各大国都很注意人才的选用，就像东方的大国——齐，在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即君位，是为齐桓公。

桓公为争夺霸主，首先就注意选拔人才。他接受鲍叔牙的建议，从鲁国迎回管仲，而且不计射钩之仇，很亲切地和管仲交谈了三天二夜而无倦意。从谈话中，齐桓公知道管仲确实很有才能，便决定拜他为相，并诚恳地自省说：“我爱好游猎，又贪恋女色，这会影响建立霸业的。”管仲说：“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君王不能成就霸业的主要原因：一是不知贤能；二是知贤不能用；三是用贤而不能信任；四是贤才与小人并用。好比建造大厦不能只靠一根栋梁之材，浩瀚的大海不能只靠一条河流之水。君王如果决定要拜我为相，请同时起用五个杰出的人才！”齐桓公询问五人姓名。管仲说：“管理官吏，公平升迁，我不如公孙隰朋；管理农业，我不如宁戚，请以为大田；指挥军队，我不如王子成父，请以为大司马；明察狱讼，我不如宾须无，请以为大理；刚直不阿，犯君颜而直谏，我不如东郭牙，请以为谏臣。君王若能任用这五个人，使各居其位，我才服从您的命令，为齐国建立霸业。”齐桓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把他所推荐的五个人，分别拜官，使各治其事。同时，还尊管仲为仲父并通告百官：“凡国家大事，要先告诉仲父，然后再告诉寡人，重要决策由仲父裁决。”在管仲的治理下，齐国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个霸主国，管仲的政绩为天下所传颂。

当人们在赞颂管仲贤能的同时，也对鲍叔牙识才和荐贤的高尚品格大加赞扬。管仲也常自我叹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公元前650年，管仲积劳成疾，在病危之时，桓公握着他的手沉痛地问：“仲父的病太重了，万一不幸，我要把政事委托给谁？”当时，宁戚（管仲书面推荐的饭牛村夫）、宾须无都已先后去世了。管仲叹息说：“可惜呀！宁戚。”桓公说：“除了宁戚，难道没有别人吗？我想委任鲍叔牙，如何？”管仲说：“鲍叔牙是我的恩人。但是，他不能当相国，因为他善恶太分明，不能宽容别人。见到别人有一点过错，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是他最大的短处。”桓公问：“公孙隰朋怎么样？”管仲说：“隰朋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门，公而忘私。但天生的隰朋，只能充当我的舌头，我死了，舌头也不会独立存在，恐怕君王用隰朋不会太久，他的身体比我强不了多少！”桓公问：“你看大夫易牙怎样？”管仲说：“君主即使不问，我也要说。易牙、竖刁、开方这三人都是小人，一定不能亲近！”①桓公说：“为了让寡人尝到鲜美的人肉，易牙把自己的小儿子杀了烹熟，可见爱寡人胜于爱儿子。”管仲说：“人情至深，莫过于爱怜自己的儿子，他对儿子都这样残忍，将来会怎样对待大王呢？”桓公说：“竖刁为了进宫以日夜伺候寡人，自己情愿受宫刑，可见他爱寡人胜于爱自己，怎么可以怀疑呢？”管仲说：“爱护自己的身体，是人之常情，他忍痛损伤自己的身体，为了讨好大王，他一定是有企图的！”桓公说：“开方是卫国的公子，他放弃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太子地位，而做寡人的臣子，父母死了也不去奔丧，可见他爱寡人胜于爱父母，这是无疑的了吧！”管仲说：“再亲的人情，莫过于孝顺父母，他连父母都不孝顺，怎么会爱君王呢？拥有一千辆兵车，是一般人的欲望，他放弃这么大的好处投奔而来，一定是想得到更大的好处。君王一定不要亲近他，否则，国家肯定要大乱。”桓公说：“这三个人在我身边已经很多年了，仲父为什么从来没有和我谈过？”管仲说：“我所以不说，是为了让您生活得舒服、顺心、精神愉快。这三个人好比洪水，我就像堤防，我活着时他们不会作乱，我死了好比去掉堤防，洪水就会泛滥成灾。这三人是惯会拍马的小人，君王一定要远离他们！”管仲与齐桓公在病榻的谈话内容，被人窃听而奔告易牙，易牙气急败坏，挖空心思，要暗算管仲。次日，易牙拜见鲍叔牙，流露出一种不平的神色说：“仲父当相国是你推荐的。现在他病危而君王问他谁可继任相国，他竟然忘恩负义地说你不可以为政，不能继任相国，而推荐隰朋，我很为你打抱不平。”鲍叔牙不以为然地说：“我当时推荐仲父为相，是因为他有贤相之才，并不是为了朋友间的私人交情。我当司寇，驱除奸佞小人，还是有余力的，但不能挑起整个国家的重担。”易牙挑拨不成，尴尬而退。管仲死后，齐桓公遵照他的遗嘱，拜公孙隰朋为相国。果然不到一个月，隰朋也病故了。齐桓公又使鲍叔牙代之，鲍叔牙推辞不掉，说：“我没有仲父的才能，如果一定要委政于我，请远易牙、竖刁、开方三人！”桓公说：“仲父早就嘱咐过了，我怎敢不遵从！”便立即斥逐这三人，不许入朝相见。鲍叔牙谨慎地按照仲父制定的政策行事，齐国仍然保住了霸主的地位。

在齐桓公晚年，西方的秦国逐渐强盛起来。年轻的秦穆公也想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以与中原各国争夺霸主地位，也特别重视搜罗人才①。公元前655年，秦穆公派公子絷代自己到晋国去求婚。晋献公把大女儿许给了秦穆公，还送给一些奴仆作为陪嫁，其中有一个亡国大夫百里奚。可是，行至半路，百里奚偷偷地逃走了。跑了一个奴仆，公子絷完全不在意。在半路上，他又看到一个臂力过人的大汉，就把他招来充数，带回秦国。这个大汉名叫公孙枝，晋国人。秦穆公完婚以后，查阅陪嫁奴仆的名单，发现少了一个百里奚，就问公子絷。公子絷说：“他是虞国人，是个不肯在晋国当官的亡国大夫，在陪嫁的途中逃走，不知去向。”秦穆公再询问公孙枝。公孙枝说：“百里奚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可惜怀才不遇，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穆公听后，马上派人四出打听百里奚的下落。

百里奚半途逃脱后，跑到楚国。开始，他被楚国当作北方诸侯国派去的奸细，大遭凌辱。当楚国人弄清他的来历时，才允许他住下，让他放牛。由于他有一套放牛的本领，凡是经他放牧的牛都很肥壮，因而很快闻名楚国。不久连楚成王也知道了他的名字，并派他去南海牧马。当秦穆公得知了百里奚的下落后，便准备了厚礼，想派使者到楚国，请求楚成王送回百里奚。公孙枝连忙阻止说：“不能这样干，现在楚国还不知道百里奚是个怎样的人物，所以才派他去牧马。要是你以厚礼去请他，这不是公开告诉他们，秦国将要重用他吗？这样，楚国哪肯放他回来？”后来经过大臣们的反复计议，秦穆公按照当时一般奴隶的身价，派使者带了五张黑色的上等羊皮前往楚国。使者遵嘱献上羊皮并对楚成王说：“敝国有个奴隶犯了法，逃藏在贵国。这人名叫百里奚，请让我们把他赎回去治罪。”楚成王不知其中底细，信以为真，便把百里奚装上囚车，交还给秦国使者。

百里奚一到秦国，公孙枝早在途中迎候。秦穆公一见面就亲自为他打开囚车，待以上宾，并向他请教治国理政的大事。百里奚谦逊地拜谢说：“卑臣只是一个亡国的奴才，哪懂什么治国的道理，不值得国君如此器重呀！”秦穆公和悦地说：“这全是虞君的罪过，他既没有发现你的治国才能，又不肯听从你的忠告，所以才落得个亡国丧家的下场。你完全没有过错，一定不要难过呀！”秦穆公这番诚挚的言语，使百里奚感动得热泪盈眶。接着，他们就如何富国强兵、争霸诸侯的谋略进行商讨。经过几次长谈，秦穆公懂得了不少治国安邦的道理，觉得百里奚的确很有才能，便要拜他为相国，但百里奚却坚决推让。他说：“我算什么？真正能治国平天下的人，是我的老朋友蹇叔，他的才能至今尚未被人发现，我必须为他宣扬一番。譬如，我曾想去事奉齐君，就因他的劝阻才没有去成，使我免于在齐国受难；王子颓要重用我，又是他的阻止，才使我免受连诛。后来我要去事候虞君，他也曾反对过。当时，我虽知虞君不可能重用我，但由于环境所迫，也为了贪求爵禄，听不进他的劝告，结果便和虞君一起成了晋国的阶下囚。像蹇叔这样有远见卓识的人，确实难得！您若有诚意要引进人才，最好还是把他请来吧！”秦穆公自然乐于寻访这位贤才，便立刻请百里奚写信，派公子絷到鹿鸣村迎接蹇叔。但蹇叔却不愿意出来做官。公子絷再三央求，最后说：“要是先生不肯去，恐怕百里奚也不会留在秦国。”蹇叔听了叹口气说：“百里奚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一直找不到一个施展的地方，现在总算碰上理想的国君了，我理该成全他。”就答应公子絷，“好吧，我就为他走一趟，但我还得回来种我的地呀！”公子絷又同蹇叔的两个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交谈后，觉得他们也是很不平凡的人物，经再三恳求，把他们两人也一起请到秦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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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根据自己统治职能的需要，建立起一套选拔官吏的制度，以便不断补充和调整各级官僚队伍，保证本阶级统诒意志的顺利推行。这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已成为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都必须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选官制度。

在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中，实行“选贤任能”的民主制度。当时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简单，人们共同劳动，收获共享，和睦相处。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人们便推选富有生产经验的劳动能手和具有指挥才能的英雄，充当本部落联盟的带领者、组织者、管理者和保卫者。人们所信任的英雄，必须能尽心尽力领导人民同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敌人作斗争。如果被推选者不称职，便可以通过民众大会随时罢免他们，另推举在实践考验中有才能的人充任。

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贵族掌握政权，各级官吏都是由国王、诸侯按自己亲属血缘关系的远近，相应地把土地、臣民分封给他们作为食邑，让他们世代相传，称为“世卿世禄”制度。

当封建地主阶级刚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时，由于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封建统治者逐渐改变了世卿世禄制度，采用军功爵位制和养士的办法，来重新组建自己的官僚队伍。封建制度完善以后，各级官吏都由封建国家采用不同方式选拔并加以任用。在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选官制度也相应地随之演变和发展。

秦朝在统一战争中就选拔了许多有实际经验的人才，当时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同时还实行了“王者不却众庶”的政策，大量地引进并重用客卿，终于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在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之后，军功爵位制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有力地发挥作用了，而养士又容易造成分裂势力，不利于统一的集权政治。但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选官制度，才能适应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呢？这个问题，由于秦朝国祚短促，没能解决。

在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封建地主阶级的选举制度才逐渐确立。这种制度包括“任子”之类的“任人唯亲”和“察举”、“征辟”的“任人唯贤”两个方面。察举、征辟这种选官制度，实际上是到汉武帝时代才完全确立起来的，此后，地方上的人才就可以通过这一制度被推荐给朝廷。朝廷掌握了官员的任命权。这种制度的推行，虽集中了官员的任命权，但仍把荐举权交给地方官府和某些高级官员，朝廷对他们所荐举的人才，一般都予以接受。由于各级官员控制了荐举权，便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命权，尤其是在昏庸国君执政时期，往往奸佞得宠，贤能受阻，荐举之制有名无实。

到了东汉后期，由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黑暗，地方上形成了势族豪门世代为官和地方缙绅控制“乡闾评议”、操纵地方选举的局面，使得荐举选官制度走向反面，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封建政治的需要了。东汉末年，曹操针对当时荐举制度的腐败，实行了“唯才是用”的方针。他主张不拘家世出身，不重品德，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才能，便可以任用。曹操采用这种选举方针，把许多中小地主和下层知识分子，都吸收到自己的麾下，从而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采用“九品中正”制度选拔各级官吏，在州、郡、县等地方政府设置大、小“中正”官。这些中正官负责察举本地区的士人，把他们分为九品，然后按品级向主管选官的吏部推荐，吏部根据中正的报告，依品授官。名列高品的可以做大官，下品的只能做小官。这种制度在魏文帝初期，还能做到“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但是时隔不久，由于司马氏建立的西晋政权竭力扩大贵族地主的利益，门阀世族的势力不断增长，中正官大都被他们控制。他们品评人才的标准，单凭门第出身，“高下逐强弱，是非随兴衰”。所谓“强”、“兴”，都是世家大族的子弟。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九品中正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九品中正制和汉代的任子制相比，虽然两者同样都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上层统治者所享有的任官特权，但是任子制给高级官员提供的入仕特权尚有数量和对象的限制，只能保举他们的子弟一人为郎，而九品中正制却使门阀世族的全宗全族都能享受到任官特权，保证他们世世代代占据朝廷的高官显位。所以，九品中正制为世家大族操纵政权提供了保证，堵塞了庶族地主做官的道路。随着封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数比士族地主众多的庶族地主，经济实力日渐增强，便要求占有政治地位，掌握政治权力。因此，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便不断激化。

到了隋朝，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又把选官的权力重新收归中央，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度。

到了唐代，便在全国推行了科举考试的取士办法，这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科举制度的确立，对于摧垮豪门世族的残余势力，扩大官吏来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选官制度保证了朝廷对全国士人的考试录取权和任用权，同时也使朝廷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拔中小地主及下层知识分子充任各级官吏，使这些人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干。以至出现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的现象。这种选官制度可以使封建政权获得更多阶层的支持，有利于提高封建官僚队伍的政治、文化素质，起到强化封建统治的作用。所以，自隋唐至明清，科举制度成为封建国家选官的基本制度。

科举制度虽然是隋唐以后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另有一些官吏则是由保举和捐纳等途径入仕的。捐纳就是用资财买官，这种办法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有，特别到清末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财政空虚，更是广为推行，由此而产生了大量腐败而昏愦的官吏。此外，封建社会中的恩荫制度和残存的世袭制度，也是产生大批官吏的途径。

本书录引的资料，主要来自各朝史籍文献及有关专著、朝野笔记等；同时，还吸取了古今学者、专家的一些研究成果，以便于论题的深化研究。限于本人水平，书中错谬一定不少，希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陈茂同

本书的编写缘起于1962年。当时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论文，题目为《明清科举制度沿革概述》，由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教学》铅印单行本。这篇文章曾经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钱履周（前清秀才）和历史系刘蕙荪先生（《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认真修改并增补了许多材料。文章印发时，我在篇末特署他们的名字，以表谢意。当时钱履周化名为“左尚”，因为他曾是右派（后改正），所以“文革”时就因此酿成一桩公案，“红卫兵”说他“想爬到左派之上”。钱教授说这是《左传》中“楚人尚左我亦左”的意思，“左尚”即“尚左”，就是想靠近左派。但当时“红卫兵”不买这些典实的账，把他惨斗了八场。1981年冬，我在福州见到钱教授，当时他已是八十七岁高龄了，眼睛半瞎。他很激动地给我叙述了这起冤案，并说，今后写自传一定要把这件事作为一生的重要内容写进去。不意自传未写成，他便于次年（1982年）夏仙逝了。我研究古代选官制度与这两位老师的指点和引导有很大的关系。这本书在多年间虽然几经易稿，全书的规模、体例与内容和当时比较已经面目全非了，但这两位老师的“启蒙”之功，使我不能忘怀。故特在书后对刘蕙荪先生表示感谢！对钱履周教授为我而经受磨难致以哀思！

本书在撰写和定稿过程中，得到我的爱人庄丽琴的全力支持，她不但帮助整理资料，还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抄写誊清工作。同时她安排好家务，使我无后顾之忧，能集中精力从事笔耕，拙著问世也有她一份贡献。不幸的是，在此书将要出版之时，她却与世长辞，使我悲痛万分，久久不能平息。

陈茂同泣记

2012年7月12日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