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院门外渐渐聚集了一拨人。

“别唱了，招狼啊，你。”

娘从屋里走出来，拧了一把凉毛巾给元妮擦脸。

元妮拂开娘的手，一拐一拐地朝院门外走去。

“看什么看！”

元妮站在台阶上，吐痰一样决绝地吐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把地砸了一个坑，溅出细细一缕飞尘。其实，这句话还有一个尾巴。这个尾巴，是一个更为决绝的“滚”字。这个字已经爬到了喉咙口，眼看着就要被前头的那半截话拽出舌尖，却被元妮生生地咬断了，咽回到肚肠里。元妮知道，她刚刚唱的那首歌，是绝对不能跟这个字眼发生任何联系的。她即便再糊涂，也知道有个边界。

众人吃了一大惊。

叫众人吃惊的，不是元妮的话。而是元妮的脸。

县城的人，那一段时间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审美危机。先头的玉环飞燕已经被打倒，踩人了泥里尘里，后来的柯湘卖花姑娘还正缓缓地行走在被孕育催生的路程中。就在这空前绝后的审美断档里，元妮的脸出现了。不需要任何眼神交换，也不需要任何窃窃私语，门外聚集的那群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惊叹。

可是那声长长的惊叹还没来得及完全铺展开来，就被院门夹断了。元妮“嘭”的一声踹上了门——用的是拐杖。门被踹疼了，嘤嘤嗡嗡地呻吟了半晌。门外的人不知所措地站了一会儿，才慢慢消化了震惊和不解，三三两两地散开了。，

“可惜腿瘸了。”有人惋惜着。

“多好看的脸，怎么就是不笑。”也有人感叹。

“妮啊，娘知道你心里不舒坦，可再昨的，也比支边强。你没看你哥写回来的信？还都没敢明着说呢，那个苦，你受得了？”娘走过去，扶着元妮回到了院子里。

娘说的是二哥，年初的时候支边去了内蒙。

“好歹，你还有一份国营单位的工作。”

娘又把毛巾递过去给元妮揩脸。毛巾已经凉了，蒙在脸上是一种滑滑腻腻的难受。裹着石膏的小腿上，仿佛有千百只虫子在蠕爬，却又不能挠，痒得她起了一身的疙瘩，恨不得把一口牙咬碎。她忍不下那个烦躁，一摇头，就把毛巾推开了。

“老七那天走，你也没给他个好脸。”娘叹着气，收起毛巾回了屋。

老七。哦，老七。

李家总共有七个兄弟姐妹，元妮是老六，底下还有个老七，是男孩。元妮和老七只差一岁。元妮几个月大，还趴在娘怀里吃奶的时候。娘就已经怀上了老七。元妮嘴里叼着娘的奶头，手摸着娘日益丰腴起来的肚腹，还有肚腹里那块蜷成一团的软肉。老七知道了，就伸出脚来轻轻地踢着元妮的手掌。元妮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隔着娘的肚皮，和老七说过话了。所以，在众多的兄弟姐妹里，元妮只和老七最亲。

都说父母轮到生幺儿的时候，大多已经耗尽了精血，可是在李家，老七的个子却是最高最壮实的。老七十六岁就已经长到了一米九的个子，在学校里打篮球，一抬手轻轻一跳就能摸到篮板，所以就被挑上当了体育兵。

元妮是在两个星期以前接到弟弟参军的喜讯的，那时她正在省歌舞团的排练场里，排练即将参加八一建军节演出的《洗衣舞》。

小学五年级那年，元妮被歌舞团挑上，到了省城，成为一名舞蹈演员。在学校里，无论是劳动节儿童节国庆节元旦的文艺演出，老师都会找元妮上台。有时唱歌，有时跳舞，有时诗歌朗诵。但元妮永远是混在一堆人里的那一个，并不扎眼出众。可是那一年，歌舞团的人来到学校，依个把宣传队的孩子们都看了一遍，那些比元妮唱得好跳得出色的女孩子，一个也没留下，却独独留下了元妮。进了歌舞团元妮才知道。她被挑上是因为自己异乎寻常的骨骼条件，还有无懈可击的家庭出身。

到了歌舞团，元妮是最肯吃苦的那一个。别人早上五点半起床练功，她五点就已经到了排练场。老师要求早饭前压一个小时的腿，她比别人多压半个小时。别人吃了晚饭就成群结队地出去逛街买零食，她天天呆在宿舍里，一遍一遍地跟着收音机练标准普通话。可是跟在学校里一样，她依旧是混在一群人中问的那一个，永远在场，却从不出众。

几年熬下来，跟元妮一同进团的人，有的就熬成了锅面上漂浮的那层油，成为领舞领唱；有的熬不下去，沉到了锅底，终于被倒了出去，到文卫系统的某个单位，做了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而元妮却始终还在锅面和锅底中问的那个位置里，苦苦地煎熬挣扎着。元妮一天也没敢懈怠，因为元妮知道，她是射出去了的那根箭，她没有退路，她只能闭着眼睛抵力向前。

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原先定为《洗衣舞》B角领舞的那个女演员，在一场演出中被一位部队首长相中，随军去了天津。那个突然空缺出来的B角，就这样毫无准备地落到了元妮身上。当然，毫无准备是团里人的普遍说法，只有元妮自己明白：她已经为这个机会，放上了身上每一丝一两的气力。

但是元妮没有预料到，机会原来是一根涂了蜡的线，她的手不够糙也不够坚实，竟然还是让它在她掌心里滑溜走了。她到底，也没能抓住那根线。

那天她正和B组的所有演员，参加乐队的配器排练。那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排练，目的仅仅是达到舞步和音乐节奏的初步吻合。没有人指望谁会在这样一场排练中使上真刀真枪。

可是那一天，元妮叫所有的人吃了一惊。

那一天，元妮仿佛已经在冥冥之中得到了神谕，知晓了这将是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场舞蹈。

那一天，元妮的心似乎成了一个冒着气泡的泉眼，有一些温热的汁液，正汩汩地流淌到她的指尖、脚尖和身体的每一寸筋骨肌肤。舞步和眼神在这样的汁液里浸润过后，突然就异常鲜活了起来。沉睡了多年的舞魂，就在即将永远沉沦的那一刻里幡然猛醒，癫狂痴蛮热烈地燃烧了起来。一半是水，一半是火，她的肢体在水和火的夹攻之中炼成了一片蓝色的精灵。

那天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看懂了，这是一场李元妮的独舞，所有其他的人不过是背景和陪衬。导演跟乐队指挥轻轻咬了咬耳朵：“疯了，这个人。”

就在这个时候，传达室的值班老头冲进排练场，大喊了一声：“李元妮，家里电报！”

元妮的爹娘，都是初小文化程度，认不了几个字，一年到头很少写信给元妮，更别说是发电报。听到“电报”两个字，元妮心里猛然一沉，眼一黑，就从一个双腿劈叉高跳的动作上摔了下来，一头栽到了台底下。

是右腿踝骨粉碎性骨折。

“至少需要三个月才能恢复。即使完全恢复，也不能再跳舞了，这只脚吃不住力了。”医生说。P7-9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像张翎这样能够把中国的故事和外国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缀连在一起的作家并不是很多。我想这也是张翎作为一个作家的价值和她的小说的价值……我相信，在海外这些坚持着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中，张翎终究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杰出人物。

方方【著名作家】

独在髯乡为异客。张翎用她的乡愁为我们构建了她视野中的世界。她的文字深情而隽永，她的想象丰富而缔丽。我们通过她的富于才情的描述，看到了另一种人以及另一种生活。

严歌苓【著名作家】

张翎是我的多年好友，也是我很喜爱的作家，这些年我一直关注着她的创作。这几个中篇都是她的近作，我觉得她用几个故事突显了一个主题——“等待”，主人公们在等待的快乐中隐藏痛苦，在等待的悲哀后变得更加坚强。阅读这本《一个夏天的故事》，体验张翎为我们设置的一次次等待，是对人性的另一种关照。

张翎的写作得益于她长期旅居海外的生活经历，在这本书的四个中篇里，张翎在题材选择、写作手法和关于原乡与异乡的态度上，都体现了强大的跨时空交错和立化融合能力。尤其是她的语言，可谓锤炼成金。体现了身居异国语境的海外中国作家对于母话审美的深沉体昧和执着追求。她以她的作品构建了一个异常丰富的文学世界，拓宽了海外作家豹表现领域，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廓。

2006年7月末的一天，我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班机。班机因大雨推迟了一次又一次，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我想起了机场里的一家书店。那天书店里人极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将我轻轻地拨过人流，让我一眼就看见了摆在高处的一本灰色封皮的书——《唐山大地震亲历记》，这才猛然想起那天正是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坐在候机厅里，我开始读这本书。周遭的嘈杂渐渐离我而去，只觉得心开始一点点地坠沉下去，坠到那些已经泛黄的往事里去。

地震那年，我还处在懵懂的年岁。北方的消息通过精密宣传机器的层层过滤，终于传到江南小城时，只剩下了一组意义模糊的数字和一些高昂空泛的口号。也为那些数字伤痛过，可那却是山高海远的伤痛，并无切肤的感觉。也为那些口号激昂过，可是激昂的情绪如鸟的翅翼总也无法栖息在一片结实的地面上。1976年的唐山离温州很远。

可是那天在北京机场，那本书三下两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时光和几千公里的距离，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我眼前。我被击中了，我感觉到了痛。痛通常是我写作灵感萌动的预兆。

回到多伦多后我动用了全部资源，考察了包括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以及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那次大灾难的资料，并和居住在多伦多的地震亲历者们进行过多次交谈。我的眼睛如饥饿的鹰，在乱石一样的图片堆里搜寻着一些身体，一些带着某种猝不及防神情的身体(如庞贝古城的遗迹)。可是没有，一个也没有。那个铁罐一样严密的年代成功地封锁了任何带有蛛丝马迹的照片。于是我和那段往事失去了直接的联系，我的想像力只能在一些文字构筑的狭小空问里艰难地匍匐。

在爬行的过程里我远远望见了一些孩子，一些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有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请求护士为他那只不复存在的手臂挠痒。有一个女孩，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嘎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尸体。当然，还有那群坐在开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火车厢里的孩子们。“坚强啊，坚强。”那些孩子被大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鼓励劝说着，他们的眼泪在半是麻木半是羞愧中如同沙漠中的细泉似的干涸了。当栽着他们的火车终于抵达为他们精I心预备的校舍时，他们在老师和护工的拥抱之中走上了汇报演出的舞台。他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两眼干涸却面带笑容地高喊着盛行的口号，而他们的校长却承受不了这样的笑颜，昏倒在舞台之下。

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那些孩子们的后来，只是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所概括。“……成为某某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可是我偏偏不肯接受这样肤浅的安慰，我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

我发觉我的灵感找到了一块可以歇脚的石头。孩子，和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还有那些没有被深究的后来。

一旦我锁定了视点，王小灯作为我小说的中心人物便无比鲜活地朝我走来。我想，这个叫王小灯的女人若死在1976年7月28日，她就会定格在一个单纯快乐渴望上学的七岁女孩形象上。可是，她却活了下来。天灾把生存推入了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中一个七岁的灵魂过早地看见了人生的狐狸尾巴。见识了真相之后的王小灯，再也没有能力去正常地拥有世上一切正常的感情。她那饱满地拥有过一切的童年，被一场地震突兀地震碎了。她纵然拾回了每一块碎片，她也无法重新拼组回来一个童年。她渴望再次拥有，可是地震只教会了她一种方式，那就是紧紧地拽住手心的一切：爱情、亲情、友情。可是她拽得越紧，就失去得越多。王小灯不是浴火重生的凤凰，而且现实世界里火和鸟并不存在着因果关系。天灾带给建筑物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渐渐平复。而天灾在孩子们的心灵上留下的伤痕，也许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之下，暗暗存留得更久、更久。

中篇小说《余震》，就是沿着这样一个思路展开的。这部一气呵成的小说，原发于2007年1月的《人民文学》。从那时至今，这中间又发生了几件重大的事情。

首先是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了天崩地裂的特大地震。那阵子多伦多的电视节目里几乎天天都有让人心碎的画面，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都感觉惠上了轻度抑郁症。又一群地震孤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庆幸的是这一次“心理辅导”的话题被许多人提了出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地震在心灵上留下的余波，也许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再者，《余震》问世之后，有数位知名的电影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将之改编为电影的兴趣。三十年后痛定思痛回首唐山，似乎是许多人的共同心愿。2010年这部小说被冯小刚导演改编成一部震撼人0的l心灵灾难片《唐山大地震》。小说揭示了人被天灾逼到角落时的残酷，而电影则诠释了人性在灾难中的温馨和光辉。小说和电影互为陪衬地反映了大灾难面前人性的复杂多面。我错过了《唐山大地震》在国内的首映，却有幸见证了这部电影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公演，并在首映式上向多伦多的观众介绍了小说的创作过程。开演的两个小时前，购票的队伍已经络绎不绝地排过了一条长街。当时我很担心影片中一些典型的中国式观念和幽默会由于文化隔阂而丢失，可是那天的大剧场里几乎每个人都是红着眼睛离开的，大家的笑点似乎也非常合拍，这使我相信了有些民族的元素也可以成为国际的元素。

这几年里，我也陆陆续续收到了许多读者的反馈，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小说《余震》的留白太多，大家都想知道除了王小灯之外，万家幸存的其他人，是以何种姿态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余震》是一部只有四万字的中篇小说，篇幅给我设立的边界使得我在内容取舍上不得不忍痛割爱，将王小灯独立地剥离出来，给了她多于旁人的舞台聚光灯。这个遗憾，从小说收笔的那一刻便遗留下来了，这几年一直存在我心中，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时刻，如虫蚁似的啮咬着我，催促着我赶紧起身拿笔，尽力修补那些缺失。

于是，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其实早已存在了的身影：婚前的元妮，带着少女破碎的舞蹈之梦嫁入万家；对姐姐愧疚了一生的小达，高扬着他的空袖管行走在广州的夜空之下，立誓要在一层楼上写下他的名字；被作为小登替身的阿雅，在成为妻子的时候，浑然不知她的丈夫早已“被地震吃掉了心”；被灾难夺走了爱妻的沃尔佛医生，用阳光瓦解着小灯身后巨大的阴影；已经完全融入西方文化的小苏西，以她独特的方式，反抗着天灾通过母亲延加到她身上的伤害——尽管她对此一无所知。哀怨和伤痛也许不能完全化解，但是希望它们至少可以找到和余生共处的一个相安之点。

终于，我把这些意象一一化为文字，就有了这部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它基于中篇小说《余震》，却又大大超越了《余震》的篇幅和内容。《余震》是根，《唐山大地震》是从根里长出来的新枝新叶。但愿喜爱我的读者朋友们，能从这部小说里找到不同于《余震》的新感动。

2012．9．21于多伦多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多伦多市，在一家医院的听力诊所任主管听力康复师。

这本《唐山大地震(原著小说最新长篇版)》是由其创作的长篇力作。

《唐山大地震(原著小说最新长篇版)》是最新震撼长篇力作。

海外华文代表作家最新力作，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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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来只是开始，《唐山大地震(原著小说最新长篇版)》(作者张翎)——冯小刚震撼大片《唐山大地震》原著小说，中国人的心灵史诗。

天灾来临的时候，人是彼此相容的，因为天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人们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可是天灾过去之后，每一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