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导演”陈晓卿回眸60年中国市井百态，生动刻画60年百姓民生史！

《甲子(1子年记忆丑年记忆寅年记忆)》用干支纪年的方式记录了历史上一个完整的甲子年，讲述了不同年代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和事件。以央视纪录片《甲子》为基础，以碎片化的记忆，讲述了每12年同一个属相纪年下的社会历史。书中收集了大量报纸、纪录片、个人日记、回忆录等原始素材，真实再现并还原了近60年的人物、场景和社会环境。涉及中国外交、政治、政策、法律、生活、文化、民生等各个方面，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不同历史时期的全景图。

“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导演”陈晓卿回眸60年中国市井百态，生动刻画60年百姓民生史！

回眸甲子岁月，实录市井百态，这是60年间中国社会生活的点滴记录，一部百姓的民生史，也是一部个人视角的家国史。

60年一个甲子，60年一个轮回的干支计时是中国特有的计时系统。本书用干支纪年的方式记录了历史上一个完整的甲子年，讲述了不同年代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和事件。本书以央视纪录片《甲子》为基础，以碎片化的记忆，讲述了每12年同一个属相纪年下的社会历史。书中收集了大量报纸，纪录片、个人日记、回忆录等原始素材，真实再现并还原了近60年的人物、场景和社会环境。涉及中国外交、政治、政策、法律、生活、文化、民生等各个方面，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不同历史时期的全景图。

《甲子(1子年记忆丑年记忆寅年记忆)》是这一系列的第一部分，收录子年记忆、丑年记忆，寅年记忆。

序言 我们没有完全失忆

子年记忆

1948年戊子

1960年庚子

1972年壬子

1984年甲子

1996年丙子

丑年记忆

1949年己丑

1961年辛丑

1973年癸丑

1985年乙丑

1997年丁丑

寅年记忆

1950年庚寅

1962年壬寅

1974年甲寅

1986年丙寅

1998年戊寅

中秋节的长春，黄昏刚到，解放军围城部队就忙碌起来。《解放日报》记者穆青在通讯中写道：“他们把月饼馅儿裹放进了传单，纸烟上印上了标语，并且用刀子在每一个西瓜皮上都刻上了‘反蒋起义’的口号。然后按照敌人的地堡，附上我军的慰问信，一齐送了过去。”

明月初升，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上，到处都敲起了锣鼓，战士们开始做游戏，看文艺表演，胡琴声、歌声、笑声汇成一片。穆青在文童中写道：“一阵阵的歌声、口号声，随着火线的秋风，清晰地飘向长春孤城。而那里，仅仅一线之隔，像旷野的孤坟一样，简直一片死寂。”

前线喊话组向对面的阵地喊道：“蒋军弟兄们，你们在想家吗，你们在家乡是怎样过节的呢？”宣传队则唱起了歌：“八月中秋月光明，照着长春一孤城，解放军过节多欢乐，你们守碉堡多苦情，解放军过节吃的是鱼和肉，你们吃的是酒糟掺豆饼……”第二天一早，对面的182师456团就陆续逃过来23人。

长春围困战已经持续了5个月。国民党第60军濒临绝境，连麸子掺豆饼都难以维持，许多士兵靠挖野菜喝稀粥活命，而同为守军的国民党新七军却还有大米吃。

第60军原是云南地方武装，待遇上与国民党嫡系部队新七军有着天壤之别。一色美式军服的新七军士兵，把60军称为“花子兵”。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讲：“锦州占领后，敌人长春守卫部队面临绝境。曾泽生将军起义，来到我军围城司令部。”10月17日，60军在军长曾泽生的率领下，临阵起义。两天后，新七军也放下武器，长春宣告解放。

半个月后，国民党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据点——沈阳被攻克，东北全境解放。9月开始的辽沈战役，是共产党战略大决战的正式开始。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多人。在城市的各条街道上，人们都在热烈庆祝全东北的解放。

此时，在华北和中原，淮海战役也已打响。

就在辽沈战役期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

此时，距离上一次劳动大会已经过去19年了。1929年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是在上海秘密举行的，当时只有29名代表出席。这一届大会共有518名代表参加，除了解放区的代表，还有国统区的天津、上海、两广等地的代表。代表中，最有名的是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赵占魁。赵占魁同志说：“俺们的天下大啦，俺们是火车头，要带头干！”

大会历时22天，恢复并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陈云被选举为全国总工会主席。他指出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当前的任务，就是积蓄力量，扩大队伍，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 《解放日报》记者穆青在通讯中写道：“在700人的宴会上，各地代表高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此起彼伏。”

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第二版刊载出一条新闻，国民党政府委员、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早在1927年，《商报》主编陈布雷放弃了自己蒸蒸日上的报业生涯，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并逐渐成为蒋介石最信赖的执笔者。他的突然离世，引发多方猜测。几天前，一心贯彻“戡乱”方针的蒋介石，催促陈布雷起草“战时体制”的方案。陈布雷在11月11目的杂记中写道：“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

第二天晚上，陈布雷写下11封遗书，吞服安眠药结束了生命。在写给蒋介石的两封遗书中，只感念知遇之恩，没有一个字提到国其之战，仅在结尾说到，结束自己毫无价值的一生。

陈布雷死于自杀的消息，最终由中央社在11月18日发布。《观察》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这样写道：“……陈布雷敢于在自杀之前以‘停止戡乱，放弃独裁，绝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谏，谏之不从，以死明志。”

11月底，宋美龄前往美国寻求援助。这一次她所受到的待遇和前几次明显不同，没有国会讲演，也没有记者席传来的热烈掌声。半个月后，杜鲁门约见宋美龄，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已经到达极限，除了之前应允的4亿美元之外，美国政府暂时不会给予更多的援助。

刚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东北野战军，来不及休整，迅速南下山海关。12月5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以100万兵力，发起平津战役。半个月后，北平、天津已完全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从12月中旬开始，每天清晨，北平朝阳门都会聚集着来自各个城区的居民。由于从郊外运进城的新鲜蔬菜日见匮乏，攻守双方达成默契，在朝阳门瓮城里开辟一个菜市。所有蔬菜在一个小时内卖光，人们只有去得早，才能买到菜。

12月15日，是北京大学建校50周年纪念日。在城外隆隆的炮声中，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离开北平，前往南京。由于走得匆忙，胡适只给留守北大的同事留下一张便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

蒋介石预感到平津不保，指示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将北平的一批知名教授接往南京。继胡适之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同礼等人搭乘第二架飞机飞往南京。教育部官员特地到机场迎接，却大失所望，“抢救”名单上的教授绝大部分都没有来。P20-22

几天前，在信箱里看到王安先生发给我的《公民纪事五十年(1978～2028)》。彻夜抚读，不禁被它内容之翔实，涉猎之广泛，角度之客观所深深震撼。阅读这些从民间角度记录的文字让我立刻置身于当年的空气之中。王先生是一位学人，他的专栏文章曾经让我折服于“中国大陆财经评论第一健笔”的风采，而《公民纪事五十年(1978～2028)》更让我由衷地敬仰他“双馨的德艺”(老六语)。

此次王先生赐读的是第十四编2003年部分，这一年几乎可以用非典取代它的名称。让我印象深刻异常的原因之一便是在这年非典最猖獗的时候，我们开始了系列片《甲子》的策划和制作。当时由于外出拍片受到了限制而栏目又必须正常运转的缘故，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过去被我们称作“资料”的老纪录片上。因为2004年是农历的甲申年，我们的第一个系列就叫“申年记忆”，选择从1944年开始的5个猴年(分别是1944年、1956年、1968年、1980年、1992年)进行回述，开始了“甲子盘点”的序幕。

起初的想法很简单，即在尽可能多占有素材的前提下，对旧影像进行重新整合，用中国人的传统纪年方式梳理中国60年以来的影像遗存。然而在制作的时候，旧影片中开始散发出一种让我们莫名兴奋的味道，这种味道是许多文字记录格式的东西所无法企及的—真实感、现场感。于是我们又给《甲子》取了一个副标题叫“六十年中国社会生活图景”，想尽可能从民间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角度来展现中国的世俗变迁。我们尝试采用当年的平面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画册和书籍的内容，使节目的叙事能力大大增强。为了使原本单一的事件有了立体的关照，我们努力找到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私人记录被大量使用。这样一来，原本宏大的、嘈杂的、易逝的影像便有了细微的、个人化的视角。

这个想法和王安先生不谋而合。与王先生不同的是，一方面我们做得要浅显平白得多，另一方面我们的制作难度也大一些。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来自于影像资料的匮乏。

有人说过，中国人缺乏用影像记录自己的习惯。20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的电影业已经起步，但当时的社会景象的记录更多是出自于外国人之手，如西方记者、传教士、国外的摄影队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黄埔军校、“五四”运动、“四一二”政变等影像大都是他们留下的。中国当时的影业公司也拍摄了一些纪实影像，但现在的命运大多是“存目”，这给我们在叙事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另一方面，国人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摄影机焦距在一些敏感的事件面前往往变得模糊异常，以至于我们在端详这些事件的时候出现了诸多的“马赛克”：历史链条在影像中断裂了。比如说1994年。这一年有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是被载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的：一个是千岛湖事件，另一个是克拉玛依大火。在搜集素材的时候，关于这两个事件我们几乎找不到一分钟的活动影像，最后只得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口播搪塞了之。当年拍摄到的那些录像在哪里呢？或许在公安局？天知道！

如果你做过文献片，一定对我的痛苦感同身受。每次说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都只能用苏联人1950年组织拍摄的艺术片；每次说到“文革”的经济困难，我们还得把被自己批判过的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搬出来；每次说到“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都无从寻找画面支持，只好用荒芜的田园、龟裂的土地、30年代的难民镜头来替代……

比重大事件发生时“摄影机缺位”更恐怖的，是对记录成品的人为毁坏。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

1997年，因为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我频繁出没于中央电视台胶片库(20世纪6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大部分是用胶片制作的)搜集“文革”初期素材。胶片库位于广播剧场旁边，一进门摆放着十几个麻袋。一次闲来无事和资料工人聊天，便问起那些麻袋里装的是什么。师傅说：“那是咱们台(19)65年到(19)68年的新闻素材。想看看是什么吗？”我便跟着他随意地打开了其中的一个口袋，翻出一条胶片：“看看，这是批斗相声演员×××，看见没有，他旁边的×××脖子上挂的都是破鞋……”他又扯出了一条，是批斗央视老台长孟启予的群众大会。从那些连续的画格上，能够看到孟被一个人一掌掴到了台下。“知道打人的是谁吗？”师傅问我，然后他得意地说出了一个我很敬重的老摄影师的名字……

胶片散乱地缠绕在一起，显然已经被处理过，无法挽救。我忍不住问：“为什么要把这些胶片毁掉呢？”师傅说：“这是好几年前处理的。再说，保存它有什么意义啊？现在稳定是重中之重嘛，干吗还要翻这些陈年旧账！”显然，这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否则谁敢把这些胶片连同负片一起销毁？而发出这个指示的又是谁呢？那天从资料库出来，我后脊梁一阵发冷，不知怎么就想起来电影里国民党撤退时烧文件的情形。

这是在摧毁我们的记忆啊！

从那以后，我对影像资料的认识和情感都进一步地加深了。所以在《甲子》中，我要求导演在不影响片子整体节奏(毕竟这是个媒体产品)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旧影片内容的最大化，突出原来影片的配音、字幕、音乐、特技等带有浓重时代征貌的元素。毕竟画面负载的信息太丰富了，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有个女士读了《兄弟》，她问我“文革”是像余华写的那样吗？我说是，并语重心长解释半天，女士还是不敢全信。我想如果她看过1970年工人体育场批斗遇罗克的纪录片的话，她就不会再有疑问了。在片中，在一个弱小的、瘫软在地的青年面前，70000人高举着拳头怒吼！直到现在我看到这个画面仍然抽搐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当年那个纪录片是成功的。

我和同事们是一群影像至上主义信徒，好的资料即使自己不能保存，也都尽可能地做好记录，知道到哪里能够找到它们。历史可以读解为一次记忆选择的过程，记住什么，遗忘什么，这背后悄然站立着我们的立场。为了完成这个片子，我们成了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影像资料单位的常客，大家皓首穷经地搜寻每一格画面，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证明，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我们没有完全失忆。

王安先生为时代留存档案记录，善莫大焉。尽管我们也有用影像为中国志史的愿望，但客观地说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甲子》在外观上更接近社会生活史，重大历史事件在其中只是叙述背景，由众多记忆碎片组成的百姓生活才是它的主体。我曾经打比方说《甲子》就是一本相册，跟咱们家里的相册一样，有些照片我们很做作，有些照片美化了我们……相片不能展示我们生活的全部，但不管怎样，捋着这些照片我们能看到自己成长的印记。

2004年年初，《申年记忆》播出后反响出乎意料地良好，接着我们又完成了《酉年记忆》和《戌年记忆》。按照当时的想法，《甲子》共计12部，每年年初推出，最后完成应该是2015年。在电视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个工程能否最终完成呢？如果你喜欢今年的《戌年记忆》的话，请为它祈祷。

陈晓卿

2006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