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尽管西方的先进文明被裹挟而来时有侵略和殖民的底色，但却在这片古老大地上掀起了现代化浪潮，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而且，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也得到了传播，引发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从此中国文化被合并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之中。
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缓慢。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舰队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战后内外交困的局势使知识分子有了国患危机。较早觉醒的洋务派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他们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挽救清廷危亡，主张仿效西洋文化之先进，实现富国强兵。西方现代文明经洋务运动传人中国。从一开始，洋务和救国的思想就交织在一起，但当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学习并制造洋枪、洋炮、洋机器，具有急功近利的色彩。然而这颇费心血的改革却无力救助民族之患，洋务运动的失败使知识分子终于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
清末民初，中国正处于社会的大变动时期，民国打倒了清朝，共和代替了帝制(图1—2)。知识分子不再囿于器物的仿效，而是深入到制度的层面，对西方的宪政制度推崇备至。但在如何治理近代化国家的问题上，民初政坛呈现出保守与激进两种思潮交锋的混乱现象。随后，护国运动倡导孙中山、梁启超的现代观念，但由于中国的现代性非常薄弱，无法获得社会的支持，各派军事力量很快离叛。1916年，袁世凯上演了一场“洪宪帝制”的闹剧，败亡后中国进入了没有中央权威的军阀混战时期，黎元洪和段祺瑞还发生了喧闹的府院之争。1917年，张勋拥清室复辟，继而失败，段祺瑞再度当政。紧接着围绕以谁执“法统”为主题的争论，开展了护法运动，孙中山提出“救国必先强党”的口号，尽管这场运动最终失败，却显示了知识分子愈加迫切的“救世”心态。毫无疑问，中国的政治方向仍在探索阶段，这必然会带来思想界的空前繁荣，也令拥有强国、强种信念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各种希望。
借西风东渐之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时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牵制，西方各国无暇东顾，对华倾销的商品骤减，反而对中国的物资需求大增，原本被列强控制的中国国内市场得到了自我发展，这为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了春天。因西方经济最先在沿海港口生根，故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少数口岸城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地)。民国初期，东部城市的巨变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其中，上海是最典型的代表，各国租界云集，租界人口占全市人口的一半，人们与外界往来密切，西式商品屡见不鲜。正是这种中西交融的开放环境促使了崇洋心理的产生，小资产阶级特色愈演愈烈，终于形成了海派风格，今天的上海仍然保留着这种特殊而精致的小资情调。
民族资本的大发展有一些重要表象。首先，民族资本家不仅拥有爱国情怀，他们更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以棉纱业为例，在“实业救国”的号召下，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为复兴民族经济发展国产粗纱，受到国人的欢迎，张謇也像社会英雄一样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垄断中国棉纱市场的英、日、美几国产量大减，而棉纱需求仍然很大，在这种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商业资本纷纷投资纱厂。1921年成立的上海振泰纱厂，到后来的崇信纱厂、永豫纱厂等，都证明了“价值规律已在起支配作用”。其次，出现了资本集中的趋势。以面粉业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各国纷纷向中国购买面粉，市场需求的扩大促使面粉厂迅速增加，甚至出现了行业兼并的现象。1914年后，资本雄厚的面粉商荣宗敬、荣德生不断收购其他小厂，形成庞大的荣氏面粉业。再次，民生领域的产业门类逐渐齐全，完成了轻工业的布局。原有产业如丝织业、毛织业、火柴业、食品业等继续发展，同时针织业、搪瓷业、玻璃业、橡胶业也开始兴建。
在西方文明的熏陶下，中国人对社会风俗的态度也在不断转变。剪辫、放足、废除跪拜礼、接受西式婚俗等都是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图1—3)。P14-16
在时装领域里，总有一些永远不会变和永远在变的东西。
多年来，我始终不忘在自己的豆蔻年华里，那些大师们曾经给我和我的学友怎样缤纷的思想撞击。一百多年前发轫于西方的现代设计实践，造就了一流的高级时装设计大师，像夏奈尔那样真性情的时尚女性，不可逆转地影响着现代生活与文化走向。为了准确解读这个主题，我悉心研读过往资料，那种感觉并不仅仅是在收存文案、查询历史，更像在缅怀自己的青春与梦想。与此同时，我清醒并自知传统文化与东方风格才是中国人的设计精神，研究中华民国初期那思维开放、设计活跃的中西合璧服饰以及改良旗袍在传统与时代结合之所保留的文化底色，令我感受到更多实在的快乐。在反复比较的过程中，“设计源于生活”的思想得以深刻验证。设计的真谛，并不仅是美化点缀，更是与生活脐带相连。研究过程，也是痛并快乐的过程。幸福的前奏就必有阵痛，撰写此书让我有机会亲身领悟到了这个道理。在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后，才等到完稿的幸福一刻。当我的导师李当岐先生给予我肯定时，我感受到了心灵的畅快!
写完本书后，我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开始转向传统服饰文化应用研究。但无论走得多远抑或多高，我都会保持最初的好奇心和激情。今年的奥斯卡充满了怀旧，竟然回到默片时代的时光里徜徉，不禁让人去联想那个黄金时代多么的美好；今年的夏奈尔重现万顷碧波之上轻松愉快的户外运动，自信与执著地传承经典；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设计师，不断将传统精神导入一场场中国国际时装周的大秀上，表现出极致的中国情结。无论中国设计师还是西方设计师，心中都有了自己的服装之源。所以说，本书研究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解读的却和以前不一样。
出版这本书之前，我又修改了书名和部分内容。原想追求完美，却不复当初写作时的激情。但我相信，那些“不完美”却是研究过程中的最好印迹。为了更加完整的人生去努力过和拼搏过，一切都值得。
感谢所有对本书出版给予协助的朋友!感谢新加坡的孙嘉蔚小姐对我的多方帮助!
我希望本书能够给你：一种心灵成长的悟性，一个有滋有味的奢华之梦，一份女性的智慧力量，一股能让我们视野更加开阔的激情!写此书的我和看此书的你，一同见证。
李楠
2011年初稿于清华园
2012年5月二稿于中国传媒大学
李楠进入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在高校担任设计专业的教师，期间，她赴巴黎深造学习西方服饰设计与理论，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她是个有毅力的人，对待学习与工作有股执著劲儿。基于自己在中西文化之间的知识储备，她选择了1920年代中西方女装进行比较研究。但要想在短短的时间里论证出一个新的命题，并非易事。
本书选取了192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从多重视角出发，运用平行式与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综合分析和解读了中西方女装的异同及其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就女装现代化进程中的四个主要问题，即：女性身体解放、从重装到轻装的转型、消除女性的社会差异、解放繁重手工劳动问题，从社会文化理念、服装功能意识及女装形态结构等角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并得出结论：1920年代西方女装进入现代化阶段，而中国女装则开始向现代化起步。在深入分析中西女装时代特征的同时，她还对中国女装设计进行了理性反思，并引发了对当代服装文化和服装设计所应有的文化自觉。设计与民生方式、设计的社会责任问题的思考，赋予了当代服装设计更高的社会使命，也提出了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具有引导及推动市场发展的应用价值和实用价值。
在研究中，李楠以“实学”说话，她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善于比较与思考，使中西方服饰文化比较研究走向深层次，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服装理论的研究体系，有很强的理论价值。本书章节观点明确，层次清晰，富有说服力。
书中对传统服饰文化创新设计的探讨，极富前瞻性。今后中国服装文化的发展方向，需要的正是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我希望，年轻的设计师们能够看到更多元、更丰富的传统之美，让传统服饰以新面貌复活，使传统成为时尚和流行，这样，属于中国时装的时代终将来临。
谨以此文为李楠新书作序，与李楠共勉。
2012年5月于地安门
1920年代是中西双方碰撞交流的重要时期。当时的中国处于由近代向现代的过渡期，而西方正是现代艺术的兴盛期。前者成为中国女装变革的重要契机，后者则具备了现代女装产生的时代空气。那么，现代女装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理解中西方女装共同的现代化诉求？《现代女装之源(1920年代中西方女装比较)》运用从1920年代的时代背景入手，通过对服装形态构成、功能意识及着装观念方面的比较，本书探索出中西方女装的共通性。同时选择了女装现代化进程的四个课题：对女性的身体解放问题；服装从重装到轻装的转型问题；排除女装的社会性差别问题；解放繁重手工劳动问题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920年代西方女装实现现代化，中国女装则开始向现代化起步。
《现代女装之源(1920年代中西方女装比较)》有助于读者去思索不失普遍性的现代设计法则。我们发现，一百年前所实践过的这些样式，对今天的影响依然深远。设计如何避免过度浪费人力？设计如何消除社会等级差？设计如何强调社会责任感等前提依然摆在当今的设计师面前，需要不断思索。研究现代女装，认识它的原型，有助于今天的设计师宏观地审视设计对象，勇于推陈出新，增强自己的设计发展观。本书由李楠著。
《现代女装之源(1920年代中西方女装比较)》选取了192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从多重视角出发，运用平行式与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综合分析和解读了中西方女装的异同及其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就女装现代化进程中的四个主要问题，即：女性身体解放、从重装到轻装的转型、消除女性的社会差异、解放繁重手工劳动问题，从社会文化理念、服装功能意识及女装形态结构等角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并得出结论：1920年代西方女装进入现代化阶段，而中国女装则开始向现代化起步。在深入分析中西女装时代特征的同时，李楠还对中国女装设计进行了理性反思，并引发了对当代服装文化和服装设计所应有的文化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