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从来都不缺少隐士，但其中不少人是把隐逸当作终南捷径。隐居是一件不错的外衣，穿上这件衣服乃是为了博得日后的功名利禄。他们在普通人面前是一副高洁不可冒犯的样子，面对权贵则神情摇曳，尊严尽失。这种目的性极强的把隐逸当作外衣来穿的假隐士们，人们见到的太多，这才有范仲淹在文章中“以节高之”的赞叹。
诚然，一个特立独行的隐士想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一个贤明的君主和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是必需的。严子陵能够坚持自己的意愿。是因为刘秀能够理解这位老同学的个性与志向；刘秀数次邀请严子陵入朝为官，并没有因为自己贵为天子，邀请多次被拂逆而心生恶念，能以平常心对待此事，给严子陵足够的尊重和生存空间。两人之间，一个需要有坚持个人信念的勇气，一个需要有宽容尊重他人的雅量。对于一位帝王而言，这种宽容与雅量更加难能可贵。这一方面来自于刘秀与严子陵早年即为同窗，有着深厚的友谊，更来自于刘秀作为一个开国之君的胸I怀。
作为汉室中兴之主，刘秀能最终扫清宇内，颇不容易。他虽然名义上也是汉室宗亲，但实际上已经属于旁支末系，宗室的名义帮不了他多少忙。东汉建立。还是有赖于他自己的奋斗，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感慨：“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指汉高祖刘邦)而尤难矣！自三代(指夏、商、周)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登基称帝之后，天下人口只有之前的“十有二存”，为恢复民力，刘秀下令释放奴隶，裁撤官吏，合并郡县，竭力减轻人民负担。更重要的是刘秀在洛阳修建太学，恢复西汉时期博士之学，身为皇帝，他还经常与学生交谈，官、私办学都开始兴盛。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之下，刘秀褒奖王莽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员。表彰其气节。形成东汉重气节、尚节操的风气，“东汉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为儒学最盛时代。”(《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表彰东汉“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以致东汉末期，宦官外戚乱政时，东汉士人奋起反抗，抗辩激烈乃至殒命不顾，这都是从刘秀这里奠定基础的。
严子陵风节卓荦，当“天下孰加焉”之时，文章说：
惟光武以礼下之。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也。
光武帝刘秀能够礼贤下士，能大得民心；严子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能树立道德的高标。因而，严子陵之品德高洁，出乎日月之上；光武帝刘秀之器量弘阔，包乎天地之外，无所不能容纳。微，假设关联词，如果没有，如果不是。如果不是严子陵，则不能成就光武帝之爱贤若渴、器量宏大；如果不是光武帝，哪能成就严子陵品性之高洁呢！两相对照，贤才圣君之相得，才会有严子陵风节卓荤高洁，流传千古的美名。严子陵的意义，还在于不贪图荣华富贵，不屈服于权势，保有自身独立的品性，从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也”。
范仲淹极言严子陵的高风亮节，于对比之中表现刘秀的贤明。联系到自己数次被贬，因为忠心进谏惹来党争之祸，身处睦州的范仲淹同时感喟高风亮节和圣明君主，是有自己内心想法的。范仲淹终其一生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然而对于一个身处封建皇权社会中的臣子，一生追求的是“得君行道”，自己的志向和抱负都建立在遇到圣明的君主和清明的政治环境基础之上才可能实现。在《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中，范仲淹借表彰严子陵，表达了对圣明君主的深切期待。出现良好的政治环境，才能使“贪者廉，懦者立”，天下士人才有可能施展抱负。使得人尽其才，而有益于社稷民生。P8-9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说：
立身以求学为先，求学以读书为要。
欧阳修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认为人生如果要有一番作为，就要努力求学读书。千余年过去，时至今日，立志向学，勤奋读书，教育强国，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然而读什么书，如何读书，依然是许多人困惑和思考的问题。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又说“好书不厌百回读”，所谓的好书、有益的书，应该指的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何谓经典？瑞士作家赫尔曼·黑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认为，经典作品是“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人文学科都有各自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诸如“哲学经典”、“史学经典”、“文学经典”等等。范仲淹曾经说过：“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上时相议制举书》)儒家把《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尊为“六经”，文人学士研修经典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六经之旨不同，而其道同归于用”。“故深于《易》者长于变，深于《书》者长于治，深于《诗》者长于风，深于《春秋》者长于断，深于《礼》者长于制，深于《乐》者长于性。”(陈舜俞《说用》)范仲淹与其再传弟子陈舜俞都是从造就经邦济世的通才、大才的角度论述儒家经典的。但古人研读经典，由于身份不同、目的不同，取径也不尽相同。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古文家、道学家和政治家一样的宗经，但是古文家于经中求其文，道学家于经中求其道，而政治家则于经中求其用。”
就文学经典而言，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接受和传承，能够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和当代存在性，能不断与读者对话，并带来新的发展，让读者在静观默想中充分体现主体价值的典范性权威性文学作品。“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由于经典之作要经历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所以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读者和作家一起赋予了经典文学的经典含义。即就宋词而言，词体始于隋末唐初，发展于晚唐五代，极盛于两宋。但在宋代，词乃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终宋一代，宋词从未取得与诗文同等的地位。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记载：
钱思公(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
虽然欧阳修之意在赞扬钱惟演好读书，但言及词则日“小词”，且小词乃上厕所所读，则其地位可知。即就宋代词坛之大家如苏轼，在被贬黄州时，为避谤避祸，开始大量作词；辛弃疾于痛戒作诗之时从未中断写词的事实，也可略知其中信息。直至后世的读者研究者，越来越感知和发现了词体的独特的魅力——“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才把词坛之苏辛，视如诗坛之李杜，赋予了宋词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地位。
其他文体中如元杂剧之《西厢记》、章回小说之《水浒传》，也曾被封建卫道士视为“诲盗诲淫”之洪水猛兽而遭到禁毁，但名著本身的价值、读者的喜爱和历史的检验，奠定了它们经典之作的地位。
在一些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读者甚至参与了经典作品的创作。李白的《静夜思》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例。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宋代刊行的《李太白文集》、《李翰林集》中《静夜思》的原貌为：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当代著名学者瞿蜕园、朱金城、安旗、詹瑛所撰编年校注、汇释集评本《李太白集》也全依宋本。但从明代开始，一些唐诗的编选者(读者)开始改变了《静夜思》的字句，形成了流行今日的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所以，经过了历史长河的淘洗和历代无数读者检验而存留至今的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智慧的结晶。那么，在大力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学习阅读自《诗经》、《楚辞》以来的文学经典？古人的一些经典之作和经典性论述可以为我们借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苏轼在元丰七年四月，自九江往游庐山，在山中游赏十余日之后所写的《题西林壁》诗。一生好为名山游的苏轼，在畅游庐山的过程中，庐山奇秀幽美的胜景，让诗人应接不暇。苏轼于游赏中惊叹、错愕，领略了前所未有的超出想象的陌生的美感。初入庐山，庐山突兀高傲，“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移步换景，处处仙境，诗人喜出望外，“自昔忆清赏，初将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庐山幽胜美不胜收，于是诗人在《题西林壁》这首由游山而感悟人生的诗作中，寄寓了发人深思的理趣。苏轼之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诗作给予人们的启悟。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
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
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而苏轼的《题西林壁》正是诗人对于人生对于庐山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带有特有的东坡印记的智慧之作。古往今来，向往庐山，畅游庐山的游人难以数计，而神奇的庐山给予游人的感触各有不同，何以如此呢？因为万千游客，虽同游庐山，但经历不同，观赏角度有别，学识高下不一，游赏目的异趣，他们都领略的是各自心目中的庐山，诚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正如钱钟书《谈艺录》中所说：“盖任何景物，横侧看皆五光十色；任何情怀，反复说皆千头万绪。非笔墨所易详尽。”所以，换个角度看世界，世界会更加丰富多彩：换个角度看人生，现实人生就会更具魅力；换个角度读经典，你会拥有你自己的经典，经典会更加经典。
千江有水千江月，干江水月各不同。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作家正是以独特的眼光观察大干世界，以独到的思维角度思考人生，以生花妙笔写人叙事，绘景抒情，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创造出一部部永恒的经典。“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其要因之一就是经典作家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眼光独到，视点独特，思想深邃，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即以被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为例，作为勇于改革的政治家，思想深刻的思想家，他的诗、文、词创作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宋文选．前言》中说：
王安石的文章大都是表现他的思想见解，为变法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进步故识见高超，态度坚决故议论决断。其总的特色是在曲折畅达中气雄词峻。议论文字，无论长篇短说，都结构谨严，析理透辟，概括性强，准确处斩钉截铁，不可移易。
这一段话是评价王安石散文风格的，用来概括他的诗词特色也颇为恰切。王安石由于个性独特，识见高超，所以喜欢做翻案文章。他的这一类作品不是为翻案而翻案，而是确有独到深刻的见解，其《读史》、《商鞅》、《贾生》、《乌江亭》、《明妃曲》均是如此。即以其《贾生》而言，司马迁《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对贾谊的同情叹惋之意已在其中。李商隐因自己人生失意，对贾谊抑郁失意更为关注，其《贾生》诗日：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咏史诗在切入点的选取上颇为独到，在对贾谊遭际的咏叹抒写之中，蕴含着深沉的政治感慨和人生伤叹，而这种感慨自伤情怀颇能引起后世怀才不遇之士的情感共鸣，给予了高度评价。但王安石评价历史人物的着眼点则跳出了个人人生君臣遇合的得失，立足于是否有用于世有助于时的角度，表达了独特的“遇与不遇”的人生价值观。遇与不遇，不在于官场职位的高低，而在于胸怀谋略是否得以实行，是否于国于民有益：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以人况己，以古喻今，振聋发聩，这样的诗作才当得上“绝大议论，得未曾有”的美誉。无论是回首历史，还是关注现实，抑或是感受人生，往往因作者的视角不同，立场观念有别，而感发不一，所写诗文，各呈异彩。
但是我们在阅读体验中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读者有时所欣赏的并不是作者的得意之作，而有时候作者所自珍的，读者却有微词。欧阳修《六一诗话》有这样一段文字：
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圣俞平生所作诗多矣，然公独爱其两联，云“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又“絮暖觜鱼繁，露添莼菜紫”。余尝于圣俞家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余疑而问之，圣俞日：“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于其间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独知己难得。而知人亦难也。
欧阳修这种阅读体验不止一端，刘牧《中山诗话》记载：永叔云：“知圣俞者莫如某，然圣俞平生所自负者，皆某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称赏。”于是也感慨知心赏音之难。
正因为知心赏音之难，所以古人强调阅读欣赏应该知人论世。于是了解探究历史，就有“纪事本末”类的系列著述。阅读欣赏诗词，即有《本事诗》、《本事词》、《词林纪事》、《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清诗纪事》等著作；阅读唐宋散文，也有《全唐文纪事》、《宋文纪事》之类的著述。对于读者而言，这些著述有助于我们由事知史，由事知人，进而由事知诗，由事知词，由事知文：或者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相关诗、词、文的深入了解。正是从这个视点出发，出于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兰州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故事里的文学经典”、“故事里的史学经典”、“故事里的哲学经典”(统称为“换个角度读经典”)系列丛书，同样出于历史使命感，我们愉快地接受了“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系列的撰写工作，首批包括《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五代词》、《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文》、《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宋文》、《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北宋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南宋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元曲》、《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宋词》。
当凝聚着丛书的策划者和撰著者共同心血的著述即将付梓之际，我们为和兰州大学出版社这次愉快的合作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共同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出好书就成为我们共同的意愿，所以撰写以至出版的一些具体问题，就很容易通过沟通达成一致。参与丛书撰写的同仁均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怎样让经典文学作品走出大学的讲堂，走向社会，走向千家万户，是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而由学者在一定研究基础上撰写的，面向更为广大的读者群的融学术性的严谨和能给予读者阅读的知识性、愉悦性则是出版社策划者的初哀。合作的愉快也为我们下一步自汉魏至明清诗、词、文部分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本事”或者说由“故事”入手诠解阅读文学经典是我们的共识。
那些与诗、词、文密切相关的“本事”，在古典文学名篇佳作的赏鉴研读中，主要是指与相关作品的创作、传播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有关的“故事”，抑或是趣事逸闻，其本身就是最通俗、最形象吸引读者的“文学评论”，许多流誉后世的名篇佳作，几乎都伴随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或传说。这些故事或发生于作家写作之前，是为触发其写作的契机，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或是出于一种自觉的责任感使命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有些诗文本身就在讲故事，史传文学本身就与后世小说特别是传奇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唐宋散文中的一些纪传体散文名篇诸如《张中丞传后叙》、《段太尉逸事状》、《杨烈妇传》、《唐河店妪传》、《姚平伸小传》等颇具小说笔法。即如范仲淹之《岳阳楼记》，王庭震《古文集成》中也记述说：
《后山诗话》云：“文正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日：‘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铡所著小说也。
有些诗歌也是感人的叙事诗，在很多读者那里了解的苏小妹的故事，只是民间的传说，得之于话本小说《苏小妹三难新郎》、近年新编的影视作品《鹊桥仙》等。人们出于良好的心理愿望，去观看欣赏苏小妹和秦观的所谓爱情佳话。让聪明贤惠的苏小妹和苏轼最得意的门生秦观在虚构的小说、戏曲、影视作品中成就美好姻缘，而不去考虑受虐病逝于皇祜四年(1052)的苏洵最小的女儿、苏轼的姐姐八娘，和出生在皇祜元年(1049)的秦观结为秦晋之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苏洵的《白尤》诗即以泣血之情记述了爱女所嫁非人，被虐致死的锥心之痛。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散佚，些研究苏轼的专家对此亦语焉不详，台湾学者李一冰所著《苏东坡新传》即日：
苏洵痛失爱女，怨愤不平，作《自尤诗》以哀其女(今已不传)。
我们依据曾枣庄先生《嘉祜集笺注》收录了《自尤》诗并叙，并未多加诠释，因为诗作本身就为我们含悲带愤地讲述了一个凄惨的八娘的短暂的一生的悲剧故事。苏小妹不是一个传说！
当然，也有一些故事发生在诗作传播之后，如《舆地广记》和《艇斋诗话》都记载，苏轼“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京城，章障认为东坡生活快活安稳，于是又把诗人贬到海南。但是不论诗人是直书其事，还是借史言事，是因事论事，还是即事兴感，与诗作相关与诗人遭际相关的故事，都有助于我们对经典诗文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去读解诠释。
在“换个角度读经典”系列丛书之“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第一批)将要出版发行之际，我们对兰州大学出版社的张仁先生、张映春女士为之付出的大量心血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表示由衷的感佩；对兰州大学文学院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张炳成同志对于丛书的写作出版自始至终的关注支持深表感谢。同时，由于切入角度不同，对于相关诗、词、曲、文名篇的诠解也仅是我们的一得之见，所以我们热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愿读者诸君和我们一起愉快阅读经典的同时，换个角度，读出我们各自心目当中的经典。
庆振轩
二○一三年八月于兰州
雷恩海、王廷鹏、庆振轩创作的《宋文》选取颇具代表性的作家和文章，同时适当照顾文体类别，使读者能够对宋文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宋文》收录了《兴废人间几今古——苏轼前后<赤壁赋>》；《辞达理切，姿态横生——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一点浩然气，千里陕哉风——苏辙<黄州快哉亭记>》；《对此如何不垂泪——洪迈<北狄俘虏之苦>等纪事文》；《一腔忠愤有谁知——宗泽<上乞毋割地与金人疏>》等作品。
雷恩海、王廷鹏、庆振轩创作的《宋文》选取颇具代表性的作家和文章，同时适当照顾文体类别，使读者能够对宋文有一些初步的了解。文章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解文章，在论析文章时，介绍相关背景、写作之事件及对象，剖析文章的整体结构、内在思理、作家的情怀，同时也适当地分析文章论事析理、遣词造句的艺术性以及风格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