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斌如，祖籍浙江宁波。1934年11月(农历十月初三)生于上海。退休前任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史资料研究工作。这本《翰墨缘(文坛琐忆)》收录了关于其的回忆作品，包括《朱雯与罗洪》；《钱君匀》；《赵清阁》；《周而复》；《丁聪为我画肖像》等。

这本《翰墨缘(文坛琐忆)》收录了《戈宝权》；《朱雯与罗洪》；《贾植芳》；《柯灵》；《雷洁琼》；《钱君匀》；《曾敏之》；《施蛰存》；《王仰晨》；《王元化》；《吴祖光与新凤霞》；《萧乾》；《赵家璧》；《赵清阁》；《周而复》；《丁聪为我画肖像》等作品。

《翰墨缘(文坛琐忆)》的作者是萧斌如。

戈宝权

朱雯与罗洪

贾植芳

柯灵

雷洁琼

钱君匀

曾敏之

施蛰存

王仰晨

王元化

吴祖光与新凤霞

萧乾

赵家璧

赵清阁

周而复

丁聪为我画肖像

关山月的“福痣”

怀念胡道静先生

附文：我的父亲萧文康

认识贾植芳先生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事了。记得那天他与复旦中文系几位年轻的老师来上图查阅巴金的资料，由我接待了他们。一见面他就说：“我是贾植芳。”听了“贾植芳”三个字，我顿时一愣。这时在旁的一位老师悄悄地告诉我，他刚被解除监督劳动，现在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的图书资料员，头上仍戴着一顶“胡风分子”的帽子。这是我第一次与贾先生见面。原来大名鼎鼎的“胡风骨干分子”却是一个精瘦的小老头！这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80年贾植芳先生终于获得平反，重返工作岗位，并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他复出时已年逾六旬，但他以充沛过人的精力完成了由其主持的几个重点课题整理项目。如巴金研究资料、外来思潮、理论、流派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和影响，以及闻捷研究专集等。在以后四五年的时间里他带着几位中青年教师，几乎马不停蹄地每天到上海图书馆来上班，查阅一张张卡片，查他们所需的资料，然后抄写、复印，直到“下班”。他总是讲今天又查到不少资料，每次都高兴而归。第二天又继续这样地“上班”，直到完成任务。

就这样我们渐渐相熟了，有时还一起到上海图书馆(南京西路的老馆)对面“又一邮”吃阳春面，记得当时阳春面是八分一碗，鸡粥是三分一碗。所谓鸡粥，实际上滴几点鸡油而已，但味道还是很鲜的。每次午餐后，贾先生总是笑着说：“现在肚皮饱饱，赶快加紧去‘上班’了。”而那时我也正在编辑《郭沫若研究资料》，其间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为此也建立师生般的友谊。

记得第一次去贾先生家，当时他住在校外一间平房，朝北，充满煤气味。但贾先生家里经常会自动聚集许多的朋友和学生，大家正是在他一杯茶、一支烟的清谈中，从他高亢急促的声调里，渐渐地步人现代文学殿堂。师母任敏(1979年返回上海)刚调上海不久。她跟着贾先生颠沛流离大半生，这期间，包括五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她是一位坚强善良、热情好客的女主人，每当我们边吃边聊时，总会对贾师母说声“谢谢”。对她所作的牺牲和高尚品格都敬佩之至！

贾植芳的一生历尽传奇式的磨难，他一生坐过四次牢。早年读书时因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被北平公安局关押了三个月，罪名为“共产党嫌疑犯”；因“抗日”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因是“共产党的走狗”进过国民党的牢房，解放后因“胡风案”的牵连又尝受了铁窗风味。这骇人听闻的经历，不知道贾先生是怎样走过来的，他的瘦小的身躯是靠着什么力量在支撑着的？贾先生曾自叙他的一生说：“总的说来，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实践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我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70多年了，眼看就要进火葬场了，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命的历程，对我说来，也就是我自己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收获就是把‘人’写得还比较端正。”

有人说我运气很好，每当我最困难的时候，总能遇到一位良师的相助。贾植芳先生不仅是作为我事业上的引路人，他更是以他的一生，仿佛在我的面前展示了一部如何做人的教科书。“人”字一撇一捺，相当简单，但要把“人”字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写得端端正正，这又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后来，我因病很少去看望他。2000年9月6日去他家时，贾先生已86岁高龄’了，但见他神采、语气与以往一样没变，唯一变化的是他已戴上了助听器，走路要拄着拐杖。他风趣地说：“我现在扶着拐杖是3条腿，戴着耳机，是3只耳朵，我成了《封神榜》里的人物了！”先生幽默依然，这样一位屡挫屡败、愈挫愈勇的人，豁达大度，真可谓仁者寿也！

那天向先生告辞时，他又赠我一册刚出版的《解冻时节》，在扉页上签上了“斌如老友存念”。回到家中，我立即打开书，作者在《自序》中写道：“本书是我与老妻任敏我们这两个人世界生活的纪念——这是一部个人历史‘档案’，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貌。”当我一页一页翻阅时，发现他的日记中多次出现我的名字，使我非常惊喜。1979年11月27日记：“昨天和一伙人去上图工作竞日，萧同志大力支持，一切有关巴(指巴金)的著作版本都拿了出来，这就使目前进行的工作大为丰富。”1981年5月记：上午8时偕小唐到上图，这里在编现代丛书目(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约好今天代为审阅。1981年11月7日他致任敏师母信中说：“到黄山后，写好信，因为发信地方要爬山，所以没有及时寄出——今天他们爬山去了，我伏在桌上看上图和师大编的郭先生(指郭沫若)著作目录和他们编印的《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前两种都是原稿本，堆在桌上有一尺多高，他们希望我会后提些意见，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编书，内容掇为丰富，我看得很仔细，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也看出一些编辑上的问题，都用小纸条一一注出”。读着读着，我不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组织编辑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并邀请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人士分别负责编选。第一次会议就是在黄山开的，我荣幸也被邀出席。可我们一群人外出游黄山风景区，而贾先生却一人留在宾馆里专心致志地为我们的书籍进行审阅。回来后，我甚感惭愧，如果我不去游玩，坐在贾先生旁聆听他一一指导，那且不更是收获匪浅。这一夜，我既惭愧又兴奋，我有这样一位师长悉心教导和帮助，我心中无比感激，也体味到我的福分。

2002年，上海图书馆建馆50周年，也是我从事图书馆工作50年。在整整半个世纪里我遇上了不少良师益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与自豪，促使我写下了《与文化名人同行》一书，共撰写了巴金、冰心、夏衍、陈白尘、戈宝权等20余篇。我给贾植芳先生一信，请他为我的新书写序。信中我自称：“我一生是这座图书馆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可是我感到惭愧的是自己还不是一个优等生，但我用心了，也努力了。本书的出版，也是我对‘母校’的一个汇报。故请贾先生给我这个编外学生来打个分吧！看看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学生。”p21-23

1996年上海图书馆新馆在淮海中路落成，其时我正面临退休之年，但因工作需要，继续留在原来岗位上发挥余热，达7年之久。直到2003年我年届古稀，终于可以回家歇歇养老了。但心中还有那么多难忘的人和事，使我耿耿于怀、欲罢不能。于是我抱着一种“退而不休”的精神，与往常一样地工作着，不同的是我已成为一个自由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若有人找我帮忙，我也心甘情愿助人。生活上我有一种诸事随缘的心态，任凭别人说三道四，我总忘不了那一份“缘分”。

有一次，我从《新民晚报》上见漫画家郑辛遥一幅漫画中提到：“成功靠四人：高人指点，贵人相助，旁人找茬，个人奋斗。”细细回忆我的一生，在平凡的工作中都很幸运地遇到这四种人，令我终身受益。书缘、人缘造就了我平凡生活的丰富多彩。

有人说，一个人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各人经历不同，但都要付诸辛勤劳动，所得的财富来之不易，所以我非常珍惜！

2002年上海图书馆建馆50年之际，我的一本《与文化名人同行》有幸被馆里列入计划。我在书中撰写了夏衍、巴金、冰心、萧乾、施蛰存、赵家璧、顾廷龙、贾植芳、戈宝权、范泉、钱君□、关山月、黄苗子、丁聪等10余人，讲述与他们交往中的故事。虽是薄薄一本，但由黄苗子题写书名，丁聪为我画了肖像，贾植芳和杜宣分别为本书写了序。贾先生在序文中说：“眼下这部新著应该是她积年累月收集、整理、鉴别与编辑的众多文献性和史料性的专著的副产品，也可以说是她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一个图书馆学者的治学的总结或纪念。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它们不仅具有文献史料价值，作为文史小品，也很值得阅读欣赏，并耐人寻味……。那就算我为萧斌如女士三十多年学术与友情交往的一个纪念吧。”

杜宣老说：“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职位高低，而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工作没有什么平凡和高贵，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那就是高贵。”他还为我书写了一副对联：“一生求理达，半世为书忙。”

我知道这是两位前辈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尤其是许多人看了这本小书，都纷纷赞扬我的努力，半个世纪身在图书馆没有浪费时间，用自己一生勤奋努力，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后来，我能专心致志地做自己喜欢的事，那就是退休这几年。我的家从市区迁入郊区，这里环境幽静，房屋宽敞，我感到最称心如意的是有了独立的书房，使我能将历年来所藏的书，一一列在书柜里，其中不乏众多名家的签名本。更欣喜的是著名画家关山月为我的书房题名为“书缘斋”，而老作家杜宣则题名为“醉书斋”。回顾我与书相伴的一生，由书缘结下了人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正如两位前辈题写的斋名，如同人生坐标，一横一纵，涵盖了我一生的追求。“书缘”浓缩了人和书的缘分，以及由书为缘发生的人和人之间的故事，书与缘是我生命中最为自豪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学历不高，却并不轻视自己。我知道自己并不笨，无论在念小学、中学时，老师都夸我聪明，但不够努力，直到工作后，才后悔奠及。生活教育了我，工作有苦乐，只有尝过苦的滋味，才能知道乐的甜味。

我的书房中挂着一幅老馆长顾廷龙先生以篆体题写的“勤能补拙”条幅。他对我说：“勤是指主观上不懈努力，凡事尽力多做或不断地去做，只有勤奋努力才能弥补不足之处。”顾老这件墨宝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其实，人们有所不知，在我事业最艰难的时刻，是顾老拯救了我。上世纪70年代，我负责编辑《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一书。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编辑大型综合性丛书目录，况且这类丛书的目录，过去无人涉及，我又缺乏经验，也颇感棘手。刚起步，就遇到种种压力，甚至来自上级领导的严厉指责。这气势有望你立即下马，让“熟悉”业务的得力干将来干。当时我面对这种汹汹来势，不仅没被吓倒，相反鼓起勇气，大胆地列举一些丛书，并一一道出其中丛书子目难以归类等问题，而他们听后也无言回答。这天，顾老一直静静地坐着，没说一句话，也使在座的人们感到纳闷。这次会议也就不了了之。事后，顾老鼓励我说：“图书馆就是要编制书目，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哪怕最终是一本账册也好，至少可以为读者、研究者提供检索方便。同时通过编目，对你在业务上肯定大有收益，希望你努力，有困难我会帮助解决的。”顾老的谆谆教诲，使我热泪盈眶。我瞬间感悟到那天他为什么没有在会上发言，这就是表明他的态度。  当《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编成后，顾老又亲自致函上级领导，并为出版奔走呼吁，还鼓励我多作媒体宣传，一再嘱咐介绍文章要写得简要些，语气要谦虚些，以扩大影响。后来我在《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介绍文章，都是经顾老审阅修改过的。从此，在顾老指导下，我陆续撰写了一些介绍丛书的文章，如《毛泽东与<国民运动丛书>》、《恽代英与<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王任叔与<公论丛书>》，以及《<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是怎样编成的》、《<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及其丛书》等，在报刊上发表后，颇有影响。尤其出乎意料的是，上面提到的“上级领导”，就是当时市文化局副局长方行同志，这次在整理书信中，偶然发现方行同志1989年给我的一封信：“大作已拜读(指《<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及其丛书》一文)，深感写得好，顺便提几点意见，供你参考。”他在信中列举了有关苏区、边区，以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等出版的丛书等。他在信件最后说：“此均偶然所及恕难具体，如有不当，作为姑妄言之可耳。”见此信，十几年前的一幕幕情景又重现眼前，这位局长如此关心我，我倒真的要感谢他。在这里我要感谢恩师顾廷龙先生，在我几乎要倒下去时，是他这棵大树背后默默地支撑着我，他的循循诱导，使我抛弃一切杂念，专心致至，勤奋工作。可以说，是顾老这位恩师改变了我的命运。虽一路走下来很艰辛，但他始终一如既往地呵护着我，他是我一生的福星，永生难忘！

2009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化名人与上海》。该书与前一本《与文化名人同行》相比有较大篇幅增加，共收入郭沫若、茅盾、曹禺、姚雪垠、赵朴初、华君武、爱泼斯坦等50余位与上海结下的浓重文化情缘的文化名人，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道出一个个鲜为人知的逸事。

香港著名作家曾敏之在序文中大为赞赏，他称我为“文史专家”，我受之有愧，我仅仅是一名图书馆工作者，做了自己份内的事而已。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从南到北走访文化老人，那时我一无头衔，又无名片，可老人们从不问我的职务，却都会问我是什么大学毕业的？何时进上海图书馆的？我都坦诚相告，自己没有上过大学。1952年我还是一个高中生，偶然机遇考进了上海图书馆。他们听了都笑道：“原来你是‘图书馆大学’的元老，你太幸福了。”而周而复更亲切地说：“我读书、写作利用图书馆，行路、考察参观图书馆，图书馆是一所没有教授的庞大得无所不包的高等学府，我们都是高等学府里的一名学生，你却一辈子在高等学府读书，真为你骄傲。”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说道：“三十年代我来北京求学，而所谓上学就是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那时的书库是可以随便翻阅的。入书库读书是人生一大乐事矣！我很羡慕你一生就读于图书馆这座大学，这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座金矿啊！多少名人、学者，几乎都是以图书馆作为依托而取得成绩的。当然，我也不能例外。祝你事业有成。”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学术泰斗，只是小学毕业，他的一切一切都是他自学的，令我肃然起敬。从他们对图书馆难以割舍的情结，我深深感悟到自己一辈子不就是在这座“图书馆大学”读书么。我情不自禁地说：“那么，我就是‘图书馆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过去怎么没有想到这是我的福分，也是我一生最值得欣慰的。

去年是上海图书馆建馆60周年纪念，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我有很多感慨。当年的小丫头，如今已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了。确实在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间，它给我带来了无数智慧，无数良师，无数回忆。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施人慎勿念，受施慎毋忘。我从心底里感恩这座“图书馆大学”丰富了我的人生，留给我的知识财富，使我终身受益无穷。

今年正逢我80虚岁，老来才真正知道光阴如箭，日月如梭，更加珍惜今天的时间。要用有限的时光，坚持把一些没有做完的事，继续做下去，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催着我。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百余件大家的信函，其中最多者有30余封，每当我一件件翻阅，他们的音容笑貌，以及字里行间渗透着亲人般的温馨都历历在目，瞬间我的眼泪会流下来。这种印象很鲜明地储存在记忆中，永远也抹不去了。

过去曾想出一本书信集，但最后决定将这批书信遴选一遍，每一个人选一二件，并叙述人和书信的友谊，书名为《翰墨缘——文坛琐忆》。我想这是第一本，以后还会继续写下去。故先人选18人，如今健在的有96岁高龄的曾敏之、百岁女作家罗洪。已作古的有雷洁琼、柯灵、王元化、施蛰存、赵家璧、吴祖光、王仰晨等。从这些书信切人，一一道出书信背后的点滴故事。

有人说：“老人的财富是回忆。把过去的事如实道出来，这也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吧！”我有同感，说实在，人老了还图什么呢？只有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把一切事物看清看淡，知足才会健康快乐。钱君匀先生赠我一副对联：“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精辟之句、涵义深刻，这对我们人生不就是最好的启示吗？

在此，我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黄政一同志，如果没有他的热忱相助，本书也难以出版。感谢陈燮君老师在百忙之中，特为老友80岁作油画一幅题名为《大山的风骨》，并赠“寿比南山”墨宝一副。还有60年友谊的恩泽兄，如今他已87岁高寿，他是我们同行中的楷模，能文能武，擅长书法，特赠墨宝：“乐在书中”一幅贺寿。在此我也由衷地向他们致谢！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这篇“序”文，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也许人老了对往事常常耿耿于怀，总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这大概是老人的通病吧！务请各位谅解。

2013年春于书缘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