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德，我来试一试罢——也许我能够起来的呢……如果你早上就烧起火炉来。”
“那是，玛沙，自然……这样的日子……那自然，早上就烧的。”
洞窟的上帝渐渐平静，退缩了，终于停了响动，只微微地发些毕毕剥剥的声音。听到楼下的阿培志绥夫那里，在用石斧劈船板——石斧劈碎了玛丁·玛替尼支。那一片，是给玛沙看着粘土一般的微笑，用珈琲磨子磨着干了的薯皮，准备做点心——然而玛丁·玛替尼支的别一片，却如无意中飞进了屋子里面的小鸟一般，胡乱地撞着天花板，窗玻璃和墙壁。“那里去弄点柴——那里去弄点柴——那里去弄点柴。”
玛丁·玛替尼支穿起外套来，在那上面系好了皮带。(洞窟的人们，是有一种迷信，以为这么一来，就会温暖的。)在屋角的小厨旁边，将洋铁水桶哗啷地响了一下。
“你那里去，玛德？”
“就回来的。到下面去汲一点水。”
玛丁·玛替尼支在冰满了溢出的水的楼梯上站了一会，便摆着身子，长嘘了一口气，脚镣似的响着水桶，下到阿培志绥夫那里去了。在这家里，是还有水的。主人阿培志绥夫自己来开了门。穿的是用绳子做带的外套，那久不修刮的脸——简直是灰尘直沁到底似的满生着赭色杂草的荒原。从杂草间，看见黄的石块一般的齿牙，从齿牙间，蜥蜴的小尾巴闪了一下——是微笑。
“阿阿，玛丁·玛替尼支！什么事，汲水么？请请，请请，请请。”
在夹在外门和里门之间的笼一样的屋子——提着水桶，便连转向也难的狭窄的屋子里，就堆着阿培志绥夫的柴。粘土色的玛丁·玛替尼支的肚子，在柴上狠狠地一撞，——粘土块上，竞印上了深痕。这以后，在更深的廊下，是撞在厨角上。
走过食堂——食堂里在着阿培志绥夫的雌儿和三匹小仔。雌头连忙将羹碟子藏在擦桌布下面了。从别的洞窟里来了人——忽然扑到，会抓了去，也说不定的。
在厨房里捻开水道的龙头，阿培志绥夫露出石头一般的牙齿来，笑了一笑。
“可是，太太怎样？太太怎样？太太怎样？”
“无论如何，亚历舍·伊凡诺微支，也还是一样的：总归不行。明天就是命名日了，但家里呢……”
“大家都这样呵，玛丁·玛替尼支。都这样呵，都这样呵，都这样呵……”
在厨房里，听得那误进屋里的小鸟，飞了起来，霍霍地鼓着翅子。原是左左右右飞着的，但突然绝望，拼命将胸脯撞在壁上了。
“亚历舍·伊凡诺微支，我……亚历舍·伊凡诺微支，只要五六块就好，可以将你那里的(柴)借给我么？……”
黄色的石头似的牙齿，从杂草中间露出来。黄色的牙齿，从眼睛里显出来。阿培志绥夫的全身，被牙齿所包裹了，那牙齿渐渐伸长开去。
“说什么，玛丁·玛替尼支，说什么，说什么？连我们自己的家里面……你大约也知道的罢，现在是什么都……你大约也知道的罢，你大约也知道的罢……”
留神！留神——再留神些罢。玛丁·玛替尼支亲自收紧了自己的心，提起水桶来。于是经过厨房，经过昏暗的廊下，经过食堂，出去了。在食堂的门口，阿培志绥夫便蜥蜴似的略略伸一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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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弥亚丁(Evgenii zamiatin)生于一八八四年，是造船专家，俄国的最大的碎冰船“列宁”，就是他的劳作。在文学上，革命前就已有名，进了大家之列，当革命的内战时期，他还藉“艺术府”“文人府”的演坛为发表机关，朗读自己的作品，并且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于文学是颇为尽力的。革命前原是布尔塞维克，后遂脱离，而一切作品，也终于不脱旧智识阶级所特有的怀疑和冷笑底态度，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
《洞窟》是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译出的，并参用尾濑敬止的《艺术战线》里所载的译本。说的是饥饿的彼得堡一隅的居民，苦于饥寒，几乎失了思想的能力，一面变成无能的微弱的生物，一面显出原始的野蛮时代的状态来。为病妇而偷柴的男人，终于只得将毒药让给她，听她服毒，这是革命中的无能者的一点小悲剧。写法虽然好像很晦涩，但仔细一看，是极其明白的。关于十月革命开初的饥饿的作品，中国已经译过好几篇了，而这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
淑雪兼珂(Mihail Zoshchenko)也是最初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一员，他有一篇很短的自传，说：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未毕业。一九一五年当了义勇军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当了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名成绩回籍。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上。
但他的作品总是滑稽的居多，往往使人觉得太过于轻巧。在欧美，也有一部分爱好的人，所以译出的颇不少。这一篇《老耗子》是柔石从《俄国短篇小说杰作集》 (Great Russian Shott Stories)里译过来的，柴林(Leonide Zar"ine)原译，因为那时是在豫备《朝花旬刊》的材料，所以选着短篇中的短篇。但这也就是淑雪兼珂作品的标本，见一斑可推全豹的。
伦支(Lev Lunz)的《在沙漠上》，也出于米川正夫的《劳民露西亚小说集》，原译者还在卷末写有一段说明，如下：
在青年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中，最年少的可爱的作家莱夫·伦支，为病魔所苦者将近一年，但至一九二四年五月，终于在汉堡的病院里长逝了。享年仅二十二。当刚才跨出人生的第一步，创作方面也将自此从事于真切的工作之际，虽有丰饶的天禀，竞不遑很得秋实而去世，在俄国文学，是可以说，殊非微细的损失的。伦支是充满着光明和欢喜和活泼的力的少年，常常驱除朋友们的沈滞和忧郁和疲劳，当绝望的瞬息中，灌进力量和希望去，而振起新的勇气来的“杠杆”。别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一接他的讣报，便悲泣如失同胞，是不为无故的。
性情如此的他，在文学上也力斥那旧时代俄国文学特色的沈重的忧郁的静底的倾向，而于适合现代生活基调的动底的突进态度，加以张扬。因此他埋头于研究仲马和司谛芬生，竭力要领悟那传奇底，冒险底的作风的真髓，而发见和新的时代精神的合致点。此外，则西班牙的骑士故事，法兰西的乐剧，也是他的热心研究的对象。“动”的主张者伦支，较之小说，倒在戏剧方面觉得更所加意。因为小说的本来的性质就属于“静”，而戏剧是和这相反的……
《在沙漠上》是伦支十九岁时之作，是从《旧约》的《出埃及记》里，提出和初革命后的俄国相共通的意义来，将圣书中的话和现代的话，巧施调和，用了有弹力的暗示底的文体，加以表现的。凡这些处所，我相信，都足以窥见他的不平常的才气。
然而这些话似乎不免有些偏爱，据珂刚教授说，则伦支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的最伟大的法规制定期，登记期，兵营整理期中，逃进‘绥拉比翁的兄弟们’的自由的怀抱里去的。”那么，假使尚在，现在也决不能再是那时的伦支了。至于本篇的取材，则上半虽在《出埃及记》，而后来所用的却是《民数记》，见第二十五章，杀掉的女人就是米甸族首领苏甸的女儿哥斯比。篇末所写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见的俄国初革命后的精神，但我们也不要忘却这观察者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中的青年，时候是革命后不多久。现今的无产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和那色黑而多须的真的神，面目全不相像了。
《果树园》是一九一九至二十年之间所作，出处与前篇同，这里并仍录原译者的话：
斐定(Konstantin Fedin)也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中之一人，是自从将短篇寄给一九二二年所举行的“文人府”的悬赏竞技，获得首选的荣冠以来，骤然出名的体面的作者。他的经历也和几乎一切的劳动作家一样，是颇富于变化的。故乡和雅各武莱夫同是萨拉妥夫(Saratov)的伏尔迦(Volga)河畔，家庭是不富裕的商家。生长于古老的果园，渔夫的小屋，纤夫的歌曲那样的诗底的环境的他，一早就表示了艺术底倾向，但那倾向，是先出现于音乐方面的。他善奏怀亚林，巧于歌唱，常常出演于各处的音乐会。他既有这样的艺术的天禀，则不适应商家的空气，正是当然的事。十四岁时(1904年)，曾经典质了爱用的乐器，离了家，往彼得堡去，后来得到父亲的许可，可以上京苦学了。世界大战前，为研究语学起见，便往德国，幸有天生的音乐的才能，所以一面做着舞蹈会的怀亚林弹奏人之类，继续着他的修学。
世界大战起，斐定也受了侦探的嫌疑，被监视了。当这时候，为消遣无聊计，便学学画，或则到村市的剧场去，作为歌剧的合唱队的一员。他的生活，虽然物质底地穷蹙，但大体是藏在艺术这“象牙之塔”里，守御着实际生活的粗糙的刺戟的，但到革命后，回到俄国，却不能不立刻受火和血的洗礼了。他便成为共产党员，从事于煽动的演说，或做日报的编辑，或做执委的秘书，或自率赤军，往来于硝烟里。这对于他之为人的完成，自然有着伟大的贡献，连他自己，也称这时期为生涯中的Pathos(感奋)的。
斐定是有着纤细优关的作风的作者，在劳农俄国的作者们里，是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但在这文字的最普通的意义上)。只要看他作品中最有名的《果树园》，也可以一眼便看见这特色。这篇是在“文人府”的悬赏时，列为一等的他的出山之作，描写那古老的美的传统渐就灭亡，代以粗野的新事物这一种人生永远的悲剧的。题目虽然是绝望底，而充满着像看水彩画一般的关丽明朗的色彩和绰约的抒情味(Lyricism)。加以并不令人感到矛盾缺陷，却酿出特种的调和，有力量将读者拉进那世界里面去，只这一点，就证明着作者的才能的非凡。
此外，他的作品中，有名的还有中篇《Anna Timov—na》。
后二年，他又作了《都市与年》的长篇，遂被称为第一流的大匠，但至一九二八年，第二种长篇《兄弟》出版，却因为颇多对于艺术至上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赞颂，又很受批评家的责难了。这一短篇，倘使作于现在，是决不至于脍炙人口的；中国亦已有靖华的译本，收在《烟袋》中，本可无需再录，但一者因为可以见苏联文学那时的情形，二则我的译本，成后又用《新兴文学全集》卷二十三中的横泽芳人译本细加参校，于字句似略有所长，便又不忍舍弃，仍旧收在这里了。
雅各武莱夫(Aleksandr Iakov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于做漆匠的父亲的家里，本家全都是农夫，能够执笔写字的，全族中他是第一个。在宗教的氛围气中长大；而终于独立生活，旅行，入狱，进了大学。十月革命后，经过了多时的苦闷，在文学上见了救星，为“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一个，自传云： “俄罗斯和人类和人性，已成为我的新的宗教了。”
从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端说，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的。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而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这篇《穷苦的人们》，从《近代短篇小说集》中八住利雄的译本重译，所发挥的自然也是人们互相救助爱抚的精神，就是作者所信仰的“人性”，然而还是幻想的产物。别有一种中篇《十月》，是被称为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作品的，虽然所描写的大抵是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铁似的革命者在内，但恐怕是因为不远于事实的缘故罢，至今还有阅读的人们。我也曾于前年译给一家书店，但至今没有印。
理定(Vladimir Lidin)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墨斯科的。七岁，入拉赛列夫斯基东方语学院；十四岁丧父，就营独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毕业，夏秋两季，在森林中过活了几年，欧洲大战时候，由墨斯科大学毕业，赴西部战线；十月革命时是在赤军中及西伯利亚和墨斯科；后来常旅行于外国。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因为是大学毕业的，所以是智识阶级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读者颇多，算是一个较为出色的作者。这原是短篇小说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从村田春海译本重译的。时候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约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饥饿，待回来时，故家已经充公，自己也下了狱了。就以这人为中心，用简洁的蕴藉的文章，画出着革命俄国的最初时候的周围的生活。
原译本印在《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有几个脱印的字，现在看上下文义补上了，自己不知道有无错误。另有两个×，却原来如此，大约是“示威”，“杀戮”这些字样罢，没有补。又因为希图易懂，另外加添了几个字，为译原本所无，则都用括弧作记。至于黑鸡来啄等等，乃是生了伤寒，发热时所见的幻象不是“智识阶级”作家，作品里大概不至于有这样的玩意儿的——理定在自传中说，他年青时，曾很受契诃夫的影响。
左祝黎(Efim Sosulia)生于一八九一年，是墨斯科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他的少年时代大抵过在工业都市罗持(L，ody)里。一九。五年，因为和几个大暴动的指导者的个人的交情，被捕系狱者很长久。释放之后，想到美洲去，便学“国际的手艺”，就是学成了招牌画工和漆匠。十九岁时，他发表了最初的杰出的小说。此后便先在阿兑塞，后在列宁格勒做文艺栏的记者，通信员和编辑人。他的擅长之处，是简短的，奇特的(Groteske)散文作品。
《亚克与人性》从《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Dre—issig neue Erzahler-des fleuen。Russland)译出，原译者是荷涅克(Erwin Honig)。从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篇“奇特的”作品，但其中充满着怀疑和失望，虽然穿上许多讽刺的衣裳，也还是一点都遮掩不过去，和确信农民的雅各武莱夫所见的“人性”，完全两样了。
听说这篇在中国已经有几种译本，是出于英文和法文的，可见西欧诸国，皆以此为作者的代表的作品。我只见过译载在《青年界》上的一篇，则与德译本很有些不同，所以我仍不将这一篇废弃。
拉甫列涅夫(Boris Iavrenev)于一八九二年生在南俄的一个小城里，家是一个半破落的家庭，虽然拮据，却还能竭力给他受很好的教育。从墨斯科大学毕业后，欧战已经开头，他便再入圣彼得堡的炮兵学校，受训练六月，上战线去了。革命后，他为铁甲车指挥官和乌克兰炮兵司令部参谋长，一九二四年退伍，住在列宁格勒，一直到现在。
他的文学活动，是一九一二年就开始的，中间为战争所阻止，直到二三年，才又盛行创作。小说制成影片，戏剧为剧场所开演，作品之被翻译者，几及十种国文；在中国有靖华译的《四十一》附《平常东西的故事》一本，在《未名丛刊》里。
这一个中篇《星花》，也是靖华所译，直接出于原文的。书叙一久被禁锢的妇女，爱一红军士兵，而终被其夫所杀害。所写的居民的风习和性质，土地的景色，士兵的朴诚，均极动人，令人非一气读完，不肯掩卷。然而和无产作者的作品，还是截然不同，看去就觉得教民和红军士兵，都一样是作品中的资材，写得一样地出色，并无偏倚。盖“同路人”者，乃是“决然的同情革命，描写革命，描写它的震撼世界的时代，描写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四十一》卷首“作者传”中语)的，而自己究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员，所以见于笔墨，便只能偏以洗炼的技术制胜了。将这样的“同路人”的最优秀之作，和无产作家的作品对比起来，仔细一看，足令读者得益不少。
英培尔(Vera Inber)以一八九三年生于阿兑塞。九岁已经做诗；在高等女学校的时候，曾想去做女伶。卒业后，研究哲学，历史，艺术史者两年，又旅行了好几次。她最初的著作是诗集，一九一二年出版于巴黎，至二五年才始来做散文， “受了狄更斯(Djckens)，吉柏龄(Kipling)，缪塞(’Musset)，托尔斯泰，斯丹达尔(Stendhal)，法兰斯·哈德(．Bret Hart)等人的影响”。许多诗集之外。她还有几种小说集，少年小说，并一种自叙传的长篇小说，日《太阳之下》，在德国已经有译本。
《拉拉的利益》也出于《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中，原译者弗兰克(Elena Frank)。虽然只是一种小品，又有些失之夸张，但使新旧两代——母女与父子——相对照之处，是颇为巧妙的。
凯泰耶夫(Valentin Kataev)生于一八九七年，是一个阿兑塞的教员的儿子。一九一五年为师范学生时，已经发表了诗篇。欧洲大战起，以义勇兵赴西部战线，受伤了两回。俄国内战时，他在乌克兰，被红军及白军所拘禁者许多次。一九二二年以后，就住在墨斯科，出版了很多的小说，两部长篇，还有一种滑稽剧。
《物事》也是柔石的遗稿，出处和原译者，都与《老耗子》同。
这回所收集的资料中，“同路人”本来还有毕力涅克和绥甫林娜的作品，但因为纸数关系，都移到下一本去了。此外，有着世界的声名，而这里没有收录的，是伊凡诺夫(Vsevolod Ivanov)，爱伦堡(Ilia Ehrenburg)，巴培尔(Isack Babel)，还有老作家如惠叠赛耶夫(V．Veresaev)，普理希文(M．Prishvin)托尔斯泰(Ale-ksei Tolstoi)这些人。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这些，离无产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绍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
但已经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了，就招来了两标军马的围剿。创造社竖起了“为艺术的艺术”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现”的口号，要用波斯诗人的酒杯，“黄书”文士的手杖，将这些“庸俗”打平。还有一标那是受过了英国的小说在供绅士淑女的欣赏，美国的小说家在迎合读者的心思这些“文艺理论”的洗礼而回来的，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唤和呻吟，就使他们眉头百结，扬起了带着白手套的纤手，挥斥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官”里滚出去！
而且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小说，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阅者不欢，打断他消闲的雅兴。此说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军，就不约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
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生长着。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库普林，蒲宁，安特来夫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绥夫和梭罗古勃之流的沈默，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了勃留梭夫，惠垒赛耶夫，戈理基，玛亚珂夫斯基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此外也没有什么显着的新起的人物，在国内战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至一九二○年顷，新经济政策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
这一派的出现，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勒“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场是在一切立场的否定。淑雪兼珂说：“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这不很好么？自己说起自己来，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维克，和他们一同布尔塞维克化，我是赞成的。……但我爱农民的俄国。”这就很明白的说出了他们的立场。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给他们支持的。托罗茨基也是其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然而，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们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绍介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译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现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译，我相信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内，使这本书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译或重译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记”里，读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鲁迅记于上海。
《竖琴(精)》是鲁迅先生编译的苏联“同路人”作家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三年一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为《良友文学丛书》之第一号作品。
《竖琴(精)共收录十篇短篇小说，有札弥亚丁的《洞窟》、淑雪兼柯的《老耗子》、伦支的《在沙漠上》、斐定的《果树园》、雅各武莱夫的《穷苦的人们》、理定的《竖琴》、左祝黎的《亚克与人性》、拉甫列涅夫的《星花》、英培尔的《拉拉的利益》、凯泰耶夫的《物事》等（其中《老耗子》和《物事》系柔石译，《星花》系曹靖华译）。鲁迅的介绍、翻译外国文学，表现了始终一贯的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明确的政治目的性。他的翻译强调忠实原文，有时甚至连原句的结构也不加改动，以“硬译”风格闻名。他热情于介绍、翻译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文学作品，对当时的中国读者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坚定了他们反抗压迫，追求平等自由的决心。
《竖琴(精)》是鲁迅先生编译的苏联“同路人”作家短篇小说集，为“良友文学丛书”第一号作品。“鲁迅先生译笔的忠实，是全文坛所共知的事实。
读了这册书，胜过读了数十册苏俄的小说集。”
